而来自生活史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理论知识可以来自于对个人生活故事的研究：因为宏观的社会过程会以不同的方式投射到不同的个人身上，从而影响个人的生命历程，并反映在个人的意义建构上。

因而我认为，透过被访者的讲述，我们可以“以小见大”，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社会意义的理论推论。

田野点的选取本研究选取北方大学和南方大学开展田野调查，主要是因为这两所学校都是建校历史百年以上、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以其极高的招生标准，吸纳着全国范围内最优质的生源。

在这两所学校，学生能力及其家庭背景基本同质，毕业生的升学就业处境和实际去向也大致相仿。

再者，这两所学校处于同一个意识形态环境中，学校官方推行的价值导向也相当一致。

更重要的是，这两所学校在学科特色和文化传统上各具特色，堪称当代中国精英高校的两个典型：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北方大学在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重点为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才”；而南方大学则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全国重镇”。

此次院系调整奠定了两所大学后50年学科发展的基本格局和师资基础。

后来两校都将学科门类扩展至10个以上，但各自的公开数据显示，工科门类至今仍占北方大学一届本科生的80%以上，人文社科类则占南方大学一届本科生的40%。

其次，北方大学位于北京——全国的政治权力中心，而南方大学位于上海——全国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

地缘优势为两所大学提供了各有倚重的就业机会，这也可能影响学生对于各种职业路径的选择。

而京沪两地底蕴深厚的地域文化无疑也为两所大学的精神气质奠定了一抹底色。

北方大学校长在2001年的校庆致辞中称，有300多位杰出校友担任过或正在担任着国家副部级以上的领导职务。

而南方大学校友中的政界英才则远少于北方大学，历届南方大学的毕业生进入非公有制经济部门的比例大大高于北方大学。

更重要的是，两所大学在精神传统上大相径庭。

1949年以来，北方大学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其本科教育的培养理念则是“培养具有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的人才”，在精神传统上与爱国政治立场联系紧密。

据新华网报告，在该校百年校庆的标志设计中，“主色调源自其大礼堂建筑的砖红色，被发布者解释为寓意‘又红又专’的文化传统”。

“又红又专”，即倡导政治觉悟与专业素养并重，是最常见的对北方大学文化的描述。

相比之下，南方大学被校友津津乐道的则是其“自由而无用”的情怀，即保持对现实功利的疏离，保持精神自由。

南方大学十分倚重宽口径的通识教育，本科培养理念是“培养具有人文情怀、科学精神、国际视野、专业素养的领袖人才”。

在一次毕业典礼讲话上，校长如此阐发南方大学的教育理想：“我们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一颗自由而严谨、真诚而脱俗的心灵”。

由此可见，两所大学百年历史所积淀的大学文化在价值内涵上各有千秋，一者被赋予了浓郁的集体主义精神，一者则以个体倾向的人文情怀为盛。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时代背景下，这两所大学可谓是普遍特色之上生发出的两种典型。

表1 院校特征速览说明：表格中的数据来源于两所大学2014—2016年发布的官方数据，数据为概数，并非确数，用以供读者了解两校概况. 个案的选取在个案选取上，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purpose sampling)策略。

访谈资料的收集大致分为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访谈时间为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以滚雪球方式在两所大学各邀请到18位和20位访谈对象，对他们进行了首次访谈，并依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追访。

在38个个案里，家境优势者居多（非一代大学生24位），研究生居多（29位）。

在这一阶段中，考虑到重要的非核心变量可能会增大分析难度，在初期样本选取过程中考虑对学生的部分特征进行控制。

具体控制原则如下：(1) 仅 选 取 男 生 ， 以 控 制 社 会 性 别 的 影 响 ；(2) 仅 选 取 本 科（曾）就读于该大学或同层次高校的学生，以保证被访者均受到同质的精英高等教育；(3)仅选取学分绩点位于同班前50%的同学，以控制被访者的学习态度和勤勉程度。

同时运用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的思路，围绕分析过程建构理论框架的需要，在关键特征上增加个案的差异性，着重选取能够带来最大理论潜力的个案。

具体差异化原则如下：(1)在个案的院系或学科背景上力求差异性；(2)在个案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上力求差异性；(3)在个案内化学校主流价值观的程度上力求差异性；(4)在个案的毕业去向和预期职业路径上力求差异性。

第二阶段访谈时间为2017年暑假至2018年暑假，在初步确认两所大学的受访者所浮现的共同特征后，有目的地从南方大学的本科毕业班中选取24位被访者进行访谈，其中有17位贫困学生、10位女生，以平衡前一阶段女生、本科学生和弱势学生个案不足的问题。

在增加了样本的异质性之后，前一阶段得出的结论仍能够较好地适用于每个样本的情况。

下表简要描述了62位被访者的背景信息。

本研究的个案在家庭背景、性别、学科大类、学段和就业去向各类别均有比较均匀的分布，这种将类别进行系列分解的策略较好顾及了大学生群体内部的异质性，有助于提升研究结论的可外推性。

表2 个案基本情况描述续表访谈设计与资料分析深度访谈设计为半开放式，由研究者围绕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访谈提纲进行发问和追问。

要真正理解被访者的叙述，必须在了解他/她的个人生活史的前提下，站在他/她的立场上去理解他/她的观念与策略，达成对他/她意义世界和行动逻辑的“深入的理解”和“同感的解释”p.56。

因而，本研究在访谈设计上采取“渐进式聚焦法”(progressive focusing)p.18 ：第一部分先从被访者的个人生活史入手，了解其大学前的成长经历、教育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可能对他/她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和事（比如父母的培养模式、家人的期待等等）;访谈第二部分聚焦至被访者的“大学过程”，包括入学时的心境、是否存在适应困难、四年学业表现，以及详细回溯大学期间投入过的主要活动，以及在求学过程中意义感和价值观的变化。

第三部分再进一步聚焦到被访者的毕业选择，包括他/她对眼下毕业出路的看法、家人的意见、自己的打算，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愿景、中长期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其中可能存在的矛盾和张力，并追问至我感到自己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被访者的出路选择策略为止（访谈提纲详见附件）。

虽然事先准备了访谈提纲，但访谈提纲的目的仅仅在于备忘——即确保谈话覆盖到了准备询问的议题。

实际的访谈是根据具体情境，以开放式的问题为主导的，目的是让被访者感到放松，并且使得分析性的概念能够在被访者的主动讲述中涌现出来。

整个访谈一般用时2.5—3.5小时，最长用时6小时。

访谈过程以录音方式记录，并使用手写日志记录下研究者所观察到的重要细节。

访谈结束后，将录音转录为文本，文本累计字数超过150万字。

在转录文本的基础上，按照理论建构的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编码归类，将资料整理为一个有一定条理和内在联系的编码集。

另外，为了达成对分析对象的快速熟悉和深入理解，本研究还使用了以下辅助资料来源：(1)访谈前事先请被访者填写“背景信息问卷”，涉及个人及父母籍贯、教育程度、学业成绩等基本信息，也包含了他对大学的认同感、价值目标的测量（详见附件）;(2)实地调研所观察到的校园文化风景、标志性器物及其说明；(3)两校官方网站、开学/毕业典礼实录与典礼讲话；(4)两校校友在网络论坛中描述的大学文化和个人经历的描述。

考虑到本研究旨在阐释和理解毕业出路选择的建构逻辑，并据此探索一种解释不同阶层大学生出路优势、差异的理论性假设，因而在资料分析方法上，本研究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方法(constructive grounded theory)。

建构主义者相信意义和分析都是在具体的情境中由被研究者和研究者建构起来的，而并非如同扎根理论的客观主义观点坚持的那样，认为意义内在于数据中等待着被发现。

因此，虽然在访谈过程中我尽量悬置自己的常识和先入之见，但必须承认，我是带着自己的前见和理论关注点进入分析过程的。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理论演绎法和现象归纳法循环往复的分析方法，即不断地将个案的鲜活体验和理论之所述进行碰撞和对话，并持续不断地试图整合所有的发现，直到形成一个有良好解释力的理论模型。

在分析的过程中，反复阅读访谈文稿以理解被访者的处境和观念是第一步的任务。

其次，在个案经验的基础上寻求理论性命题或假设，对个案所代表的群体呈现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是第二个更具挑战性的任务。

具体来说，就是不断地通过个案涌现出的规律来提出分析性概念和理论猜想，以此来确立编码的类目；而当一种猜想被新涌现出的现象所推翻时，则放弃原有的猜想甚至推翻原有的编码类别，重新建立新的猜想和类属，如此循环，直到所建立的理论命题能够兼容所有个案的经验——这最终导致了“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两种“上大学”实践模式的区分。

为提升资料分析的内部效度，本研究采用了三角互证法，通过访谈、观察得出的结论和基本信息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对照。

研究过程中还采用了人员校验法，通过本人与被访者的不断对话，每当被访者陈述完毕一个重要观点后，我都会用自己的话复述一遍与被访者确认，以确保对被访人所建构的现实和行动意义的准确理解。

本人对研究的潜在影响陈向明认为，质性研究者必须对自己的个人因素及与研究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进行审视，才可能使自己的“主观性”获得一种比较“客观”、严谨、自律的品质p.118。

虽然我在进入访谈现场时并未特意整饰，作为一个天然带有个人预设和前见的认识主体，我也意识到自身的个人身份对研究过程和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1)我的身份是一位来自西部的单亲家庭、同样面临出路选择问题的女性非一代大学生，性格直爽热情。

优劣势参半的家庭背景可能会使我既容易理解非一代大学生的想法，又能获得家境劣势的被访者的共情。

从访谈的实际体验来看，大多数被访者容易对我产生信任、倾心吐露，被访者在访谈过程中动情而泣的情况时有发生。

不过，性别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影响因素——女生在我的访谈中往往更容易推心置腹，而对自己出路不满意的男生则往往在讲述他们所遭遇的困境时显得生涩，我通常用会意的目光和坦率的大笑来化解尴尬的气氛，但也不免因顾及被访者的感受而咽下到嘴边的追问。

(2)我对南方大学的被访者而言是“局内人”，通常很容易获得信任和理解，访谈也更加深入，但缺点是我很容易不自觉地将南方大学的地方性常识视作是理所当然，譬如对高薪和国外雇主的偏爱。

在没有接触北方大学的被访者之前，我甚至对此毫无察觉。

在北方大学进行访谈之后，我开始觉察到一些原本习以为常的观念仅仅是我自己的偏见。

而对北方大学的被访者而言，我则成了“局外人”，在访谈初期常常深感难以理解北方大学的地方性常识。

为了尽量克服作为一个“外人”的陌生感，我试图与一些对本研究议题感兴趣的被访者进行访谈之外的非正式对话，跟他们讲述我的观察，聆听他们的反馈和评论，也浏览了大量的校友网络讨论。

总体而言，根据一些被访者的事后反馈，我在他们的认知中大概是“一个朴素的、没有其他目的，学位论文以‘人生理想和出路选择’为主题的同学”。

因为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是通过熟人介绍的方式联络到的，因而我和被访者大都事先并不相互了解，熟人在当中制造了基本的信任。

这使得我可以在一个适当的距离外观察和了解被访者。

为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我会在访谈之前先介绍自己的背景（特别是不那么光鲜的一面），并坦言自己面对职业路径选择时的纠结体会，以获得被访者的了解和共情。

再者，因为跟踪访问的需要，我与每一个被访者都建立了社交网络中的朋友关系，在网络空间中的互动为后续联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根据质性研究者的共识，质性研究报告是研究者与被访者双方参与的结果，因而“研究者在作品中应该有自己的位置”p.98 。

因而，在后文的分析过程中，本书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对研究报告进行个人化的描述与阐释。

正如访谈前对每一位被访者的承诺，为保护被访者隐私，后文所用个人信息全部经过匿名化处理，人物均为化名，甚至对一些容易暴露真实身份的个人真实信息（如专业、籍贯、详细去向等）进行了轻微的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