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社会学家看来，生涯选择者不尽然是理性选择框架下所假设的“工具人”。

即使多数人通过理性计算追求世俗成功，仍有人不遵循这样的工具性效用计算模式，而在选择中遵循其他的价值观或无意识，并且这种“特殊情况”在人群中可能并非随机分布的。

无论如何，工具理性之下的效用计算模式远不能概括生涯选择的全部合理性。

韦伯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分已经清楚地表明，他认为很有必要引入一种基于非工具性的效用计算模 式 的 行 动 理 性 。

理 性 选 择 理 论 家 雷 蒙 · 布 东 (RaymondBoudon)在晚年的著作中提出，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硬伤在于将人类行为禁锢在了工具性行动上。

思想、信念、情感、价值、信仰，行为模式等，这些内在化的人类思想生活，和利益一样对于理解人类行动是不可或缺的。

在这个意义上，将分析框架从工具理性拓展到价值信念的必要性清晰可见。

那么，价值信念在生涯选择行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这一问题触及了文化社会学领域的一个经典争论——文化究竟是如何影响行动的。

回答此问的一个经典范式肇始于韦伯，认为理想、信仰、价值观通过塑造动机(motivation)来驱动人类行为。

韦伯的著作暗示：行动对于行动者的意义或者说行动者赋予行动的必要理由，应该被视为行动的原因。

这里的理由可以是为了达成一个既定目标，也可以是非目的-手段的考虑（比如从价值观念上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好的”）。

换句话说，文化通过定义“人们想要什么”来塑造行动。

这个观点被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继承，他提出行动者的自愿选择受制于客观条件、并被手段和目的的规范所支配，正是在互动中作为共享符号系统的“文化传统”(cultural tradition)提供了“个体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取向中做出选择的尺度或标准”p.7 。

由此看来，固然行动者在追求目的实现的行动或许是理性的，但因为信奉或认同某种规范和价值才有了行动目的，行动者的动机恰恰是由文化来塑造的。

而以斯威德勒(Ann Swidler)为代表的当代范式则认为，文化与行动并非紧密衔接的因与果，而可能是脱钩的，人们对事物抱有的观念在很多情况下难以连贯地解释他们的行动。

与其说文化为人提供了愿望、偏好或动机，不如说文化是一些松散的、甚至可能互相矛盾的风格、技能或习惯，如同一个“工具箱”(tool-kit)供人理性地选取和利用，帮助他们理解周遭的事物，为他们在实践情景下采取行动策略提供正当性(justification)。

在这种视角下，行动不是由价值观导向的目的所决定的，更大程度上文化是一种可以被“使用”的能力(competence)，使人可以在不同的情景下灵活地选取行动路线。

她发展出“稳定生活状态”和“不稳定生活状态”两个模型，在前者中文化为人们组织多种可能的行动提供正当性理由，而在后者中多种强有力的外部观念对行动可能有直接的控制，但其长期影响有赖于哪种观念在竞争中得以生存。

文化与行动之间成了一种松散的“弱耦合”，文化作为动机对行动的驱动力被很大程度上抽去了，变成了理性人用以实现一个事先确定的目的(predetermined ends)而建构行动策略的工具或资源。

不过，这个事先确定的目的又是从何而来呢？斯维德勒似乎认为这受到能力的限制，“人们最终会去追求与其文化能力胜任范围内的目的”(p.277)，但并未作详尽解释。

总之，一个灵活熟练、审时度势的“文化运用者”(users of culture)在这一视角下影影绰绰，似乎在与工具理性和理性选择假设遥相呼应。

目前，“工具箱”范式已经在许多议题上成为主流框架，但争论并未平息。

来自认知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的实证依据表明，文化作为动机驱动行动的作用是存在的，并提出文化图式作为一种认知结构，其内化程度依其深浅程度不同而存在多种 American层次。

2009年，Stephen Vaisey在《美国社会学刊》(Journal of Sociology )上撰文，试图调和这两种范式：两种范式实际上都存在，但不在同一个意识层次发挥作用。

Vaisey援引吉登斯和布迪厄的观点说明，“工具箱”范式的问题在于假定了文化与行动的关联必然在意识层面进行。

事实上，动机或习性完全可能是无意识的，而认知科学早已发现人类的认知包含两个过程——其一为有意识的、较慢的处理过程，可以对认知对象进行解释、计算和表现；其二为快速、多情况下无意识的自动反应过程，是个人深层认知层面的实践意识(practicalconsciousness)，难以被临时操控(p.1683)。

而人对于文化图式的认知内化程度有深浅之分，个人可以在前一个浅层内化层面利用文化工具为自己辩护，而处在深层内化层面的文化对个人的情感、理性和行动图式有着强烈的驱动力p.1685-1686。

由此观之，关于价值信念与行动之关联的两种理论路径——价值观驱动范式和文化“工具箱”范式，其实有论无争，甚至互相补充：价值观驱动范式的解释重点在于人的行动目的是如何确立的，而“工具箱”范式强调了人如何像使用工具那样使用文化去达到预先确立的目的。

抑或说，文化-行动的二元路径模型，连同斯维德勒对于两个文化时期的区分提醒我们意识到，价值理念的影响固然在人类行动的全过程都存在，不过在毕业出路获得的具体语境下，文化在学生的生涯决策中发挥什么角色，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两个要素：(1)学生的行动目的生成状态——内化的价值观念是否帮助学生树立了自洽的、明晰的行动目的；(2)学生作为理性行动者使用文化“工具箱”的能力。

这一理解为本研究提供了分析思路。

基于上述三种理论脉络，本研究尝试将“大学过程”college process()概念化为“学生在就读大学的经历中树立生涯目标、获得毕业出路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学生参照大学内外的多种价值观念，建立起区分好恶、高低的象征边界(symbolicboundary)，对出路选择形成自己的价值权重系统，从而作出对毕业出路的选择”。

在上述三种理论洞见的启发下，本研究建构了一个“大学过程”的概念框架，由“资本化过程”(capitalizing process) 、 “ 投 入 过 程 ”(engagementprocess)和“价值选择过程”(valuation process)组成：“资本化过程”来源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指家庭赋予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在大学场域里被转化为竞争优势或劣势的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学生的社会出身对他们的文化资本及习性的模塑；“投入过程”来源于汀托和Kuh的投入/融入理论，指学生主动投入到大学的各类教育性实践活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学生入校后发挥能动性的努力；而“价值选择过程”则来源于文化社会学中关于文化与行动之关联的两种理论路径——价值观驱动范式和文化“工具箱”范式，指大学生为自己的毕业出路树立价值目标，从而对自身的毕业去向作出选择的过程。

由此，“大学过程”这一概念既考虑了结构性位置对行动者的制约，又兼顾了行动者发挥能动性的可能，为本研究从过程角度理解出路获得机制提供了统领性的框架。

核心概念与分析框架本研究力图通过理解精英高校大学生选择毕业出路的三个关键过程，来解释家庭背景的差距仍然在学生的毕业出路及预期职业发展上继续维持的原因。

因而，本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在理论上称为学校-工作转换中的个人选择(individualchoice in school-work transition)，在日常用语和后文中则等同于毕业出路决策、毕业选择、毕业去向选择等等。

但对于精英高校的本科生而言，毕业出路不一定意味着学校到工作的转换，因为他们很有可能选择升学。

由此引发了一个分析的困难，即升学者和就业者的出路优劣势不具有直接的可比性。

不过，虽然有些选择不一定直接面临就业，但无论是选择读研还是暂不就业，大多数选择最后依然对应着对进入某类职业的考虑。

因而，虽然本研究在形式上关注学生的毕业出路选择（比如保研还是找工作），但更关注个体如此选择对于自身学校-工作转换的实质性用意（比如现在保研是为了日后找到什么样的工作）。

因而，有必要区分毕业去向与职业预期两个概念，前者在本研究中意指毕业生在几条不同形式的毕业去向之间的选择 ， 包 括 国 内 升 学 、 出 国 留 学 、 求 职 、 创 业 和 间 隔 年 (gapyear)等，这些去向有别，种类各异，却无优劣之分；而后者则在本研究中意指毕业生通过选择某类毕业去向而有意为进入某类职业做好准备的预期，虽然职业有分类（如从政、从学、公司白领等），但职业声望、前景与待遇优劣仍具有可比性。

因而，本研究所指的学生在毕业出路中的弱势/优势均指向现实或预期的职业地位这一概念，并非毕业去向概念。

本研究的另一大难点在于，大学生出路的优劣势并非显而易见的，这增大了横向比较分析的复杂性。

譬如，客观地说，一个远赴基层的选调生和一个推免直研的升学者，其职业地位孰优孰劣几乎无从判断。

因而，本研究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从被访者主观意愿（比如该去向是否本心所愿、本人是否满意）的角度来判断其职业地位的优劣势，即当事人究竟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了自己的出路。

虽然不同去向的职业地位难以直接相比，但转化成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就比较容易判断其职业发展道路上的“势头”，由此使得横向比较成为可能。

本研究的另一核心概念是社会出身弱势学生(studentsfrom disadvantaged social backgrounds)，简称弱势学生，即来自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出身或家庭背景。

根据既有研究所积累的共识，本研究所指的社会出身弱势主要指以下四个维度上的劣势：(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属于低收入群体或较低阶层（例如父母职业为工人、体力劳动者或无业）; (2)来自农村的学生; (3)来自西部偏远地区的学生; (4)第一代大学生，即父母双方均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

根 据 “ 累 积 不 平 等 理 论 ”(cumulative inequalitytheory)，逆境或弱势背景常在多个维度交叠存在，如农村学生往往也是第一代大学生。

如马太效应一般，交叠的方面越多则处境越困难，如西部地区的农村学生则可能比东部地区的农村学生面临更大的挑战。

因而，本研究中的学生背景并非优劣二元分类，而是一个有强弱差异的连续统。

符合上述一个方面（及以上）的学生均属于本研究的“弱势学生”之范畴。

若一个学生同时陷入弱势的维度越多，则认为他的背景弱势程度越高。

若一个学生存在上述三种及以上的劣势，则在本研究中被统计作“明显劣势”；存在两种劣势，则视作“部分劣势”；存在一种劣势，则视作“轻微劣势”；若完全不存在上述四种劣势中的任何一种，则视作“明显优势”。

另外，本研究中的精英大学，并非指名义上的制度性认证，也非指学生生源的精英性构成，而是指在一个社会的高等教育系统中位于顶层的、享有最高声望的高等教育机构。

在我国，虽然高等教育系统内并无国家政策认证的“精英大学”，也无专收上流子弟之所，但高等教育机构事实上仍然在资源配置和声望上存在显著的层级分化，处于顶层的是被国家列入重点发展计划的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如“985”工程计划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双一流”大学计划）。

本书中的“精英大学”、“精英高校”或“名校”概念正是指代这类高校，本研究的实地调研所选取的北方大学和南方大学都属于首批入选国家“985工程计划”和“双一流计划”的全国著名学府。

图1表明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并将细化的研究问题循着研究思路展现出来。

在图中，“大学过程”是三个由内而外的嵌套过程，以此来体现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互动性联系，以及学生从进入大学到毕业之际选择出路的逻辑顺序。

分析框架中的黑色字代表本研究中所涉及的概念，灰色小字代表此概念在经验议题中具体指代的对象，与定量研究中的操作化指标类同。

至此，本研究的理论视角、问题思路、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至此都已澄清。

本章的下半部分将介绍本研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

图1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研究问题研究方法鉴于本研究旨在理解学生选择毕业出路的缘由，在认识论上遵循了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而非实证主义范式，在方法论上采用了韦伯意义上的诠释学(Hermeneutics)路径。

其主要目的不在于变量关系的判定，而在通过对行动主体的意义阐释，从而发现看似随机的个人选择背后所显现出的某种规律性机制。

韦伯和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一致认为，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社会学的基本任务正是“对以意向为取向的行为作解释性的理解”p.41，以探究人们行事与信仰的原因所在。

毕业出路选择无疑属于韦伯意义上的“社会行动”的范畴，而其背后的缘由即是行动者的“意向”。

因而，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对精英大学62名处于学制最后一年的毕业班学生进行跟踪式个案研究。

所谓“深度访谈”，即“深入事实内部”，要求访谈者首先“悬置”自己头脑中的知识体系和成见，在被访者的日常语境中理解对他对自身行动意义的建构，然后再考虑研究者的意义情境和解释需要。

跟踪式个案研究是指研究者与被访者的联系并非在一次访谈结束后即终止，而是以当面或线上的方式保持联系直至被访者最终确定其毕业去向后才宣告结束。

这样做一是为确保观察到个案的实际行动，以检视被访者在访谈中所叙述内容的真实性/可靠性；二是为跟进理解受访者对最终选定这一去向的原因阐释，以确认其访谈中叙述的意向与该选择行为之间的关联。

个案研究方法最常受到的质疑是其代表性。

对个体行动者的意义研究能否进行推论，达到一种普遍化(generalization)的知识，向来存在争议。

有学者认为，深度访谈的目的是获取意义，样本应当少而典型，普遍化并非研究者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