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呢？再想想。”我继续追问。
“我那时在想着其他事情，没法专心和他讲话。他能感觉到，但似乎也并不在意。”王鹿说。
“你呢？”王鹿问我。
“朋友。我们聊了朋友和友谊。”我现在又想起更多。我们在水边，在浅滩上，太阳迟迟没有升起来，那真的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始终都在交谈，有时候是他在讲，有时候是我在讲，一点都没有厚此薄彼。水面吹过干净的风，虽然有很多云，但光线透亮。我的饼干渣都掉在地上，麻雀过来，在我们脚边走动。后来张宙说起京的跳海，于是我断断续续地说着我的朋友，怀着显而易见的骄傲和快乐，他也说起他的朋友，但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段胡作非为的被荒废的时光。
我和王鹿走出广播大厦的时候，外面的人群仍然没有散去，还不断有人加入进来。下班的人和放学的人，他们把包放下，坐在台阶上。于是我们也加入他们，气氛轻松散漫，不像是道别，却仿佛所有人都在等待一场冬日派对来拉开序幕。这时有人拨开人群，张开双臂朝我和王鹿大步走来。
“潇潇！”王鹿大叫，继而跳起来抱住潇潇。天冷得要命，潇潇只穿着运动衫和牛仔外套，和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一贫如洗又绝对纯洁，本该出现在美国，而不是这里。我也想拥抱潇潇，但我迟疑了，然后那个时刻便过去了。潇潇坐下，从口袋里掏出烟分给我们。
“我那天听完张宙的节目就跑来电台了，想要当面和他道个别，但我想他应该是已经离开了。”潇潇说。
“这几天你一直都在这里？”王鹿问。
“前天来了，昨天也来了，今天刚刚过来。我想即便见不到张宙，也能见到你们。”潇潇说。
“我不知道你来上海了。”我说。
“说来话长。你们知道防风林转手了吗？”潇潇说。
“谁要接手那样的地方啊。”我说。
“有说要改造成书店，也有说要改造成游戏厅。”潇潇说。
“里面那些人都去哪里了？”我问。
“他们中间不少人已经离开南京了，而且他们总有可以去的地方。”潇潇说。“你呢？”我问。
“防风林的老板搞到一笔日本人的投资，在上海开了一个演出俱乐部，设备和技术人员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我跟着他来到上海，已经是去年夏天的事情。你走之后，我就去北京了，在那里待着等签证，但那段时间里，送到美领馆的签证整个房间都被拒签。我颓废了很久。后来就来了上海。”潇潇说。
“你早就可以联络我们的。”我说。
“我知道。来到上海以后，张宙的节目和你们的节目，我一期都没错过。”潇潇回答。
“张宙在节目里最后说了什么？”王鹿问。
“他说再见。”潇潇说。
“没了？”王鹿问。
“没啦。但他那样说，你会觉得，你们再也不会再见。”潇潇说。
“其实我们都没再继续听张宙的节目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说。
“那真不错。我想是因为你俩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那段时间。”潇潇说。
“是吗？”我问。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呢？”王鹿问。
“我嘛——我想先对生活负起责任来。”潇潇这么说，怀着乐观和忧患。我想他和以前多么不同，他在担心很多事情，但我又想，他只是在说梦话。
我们三个离开广播大厦以后一起走了很长的路，我感到潇潇走在我身边又长高了一截，也可能是更瘦了，肩膀撑住薄薄的外套，看起来像是那种随处可见的忧心忡忡的年轻人。某些时刻或者角度，非常不像他。但我想，我不应该总是拿过去的事情作为参照物，而且我很久没见到潇潇，变得陌生，也是极其自然的。后来我们来到河边。风无遮无拦，又野蛮又刺骨。我们遇见桥就翻过去，一会儿在岸的这一边，一会儿在岸的另一边。有些地方极其破败，防洪堤底下散发着尿味，天稍稍暗下来以后，水鸟和蝙蝠便在低空徘徊。路上结冰，我们走得极其小心，而且总是被棚屋、绿化带以及突然出现的路障阻断，不得不绕过小片小片的居民区，再想方设法回到河边。河流湍急，眼睛就能看见浅浅的浪和漩涡。我们交谈得越来越投入，对于周边事物变得毫不在意。
河对岸的楼房渐渐亮起灯，枯萎的芦苇大片大片倒在河边，我们在中间穿来穿去，又累又渴，终于不得不停下来，坐在防洪堤上喝水和抽烟。风小了，气温却变得更低，空气里始终有冰冷的泥煤味。我们不时站起来，跺脚，原地转圈，跳来跳去，不让自己冻僵。附近不知道哪里有篮球场，能听到叫喊和球撞击水泥地的声音，还有夜钓的人在电鱼，啪啪直响。
“苏州河里有人游泳吗？”潇潇问。
“从没见过。以前河水太脏了，现在慢慢好起来了。”王鹿说。
“那有人划船吗？”潇潇问。
“没有。”王鹿说。
“皮划艇呢？”潇潇继续问。
“你的想法都过分浪漫了。”我打断了他。
“据说有游船码头，船会沿河道行驶一段，但没人见过，也不知道是哪一段。”王鹿说。
“我们也可以这样做，自己划船，游览两岸风景，我肯定没人这么干过。”潇潇憧憬，“小时候我家有个充气艇，用打气筒充气的那种。你还记得以前有段时间吗，好像人人家里都有充气艇，暑假里我爸和我带着充气艇去水库，特别管用。”
“河里可以划船吗？”我问。
“不知道，没人想过这样的问题。”王鹿说。
“我不是在说着玩，我是认真的。”潇潇说。
“我知道。你想要对生活负起责任。”我这么说，像是在嘲讽他，但其实完全没有。
“是啊。我也觉得艰难，但我会这样去做的。”潇潇说着，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而我看着河水，感到就快下雪了，河面有些地方结起薄薄的冰。我不知道潇潇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他又陷入忧心忡忡的状态，为了一些我所不能理解的事情。但是我对他说：“我明白。我理解你，我也是这样想的。”
五点半以后天便彻底暗了，我们爬下防洪堤，穿过瓦砾和杂草，在附近的公交站等车。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走了多远，站牌上全部都是不认识的路线。随意跳上一辆开往人民广场的车以后，车上没什么人，我们占据了整个后半部分的车厢。沿途荒芜，一路都是巨大厂房，衬托着冬日的无边无际。司机有时候接连几站都不停，有时候又在一站停很久。车再次停下的时候，潇潇突然跳起来，说他要下车，然后他便真的下车了。下车以后他没走，车也没有开，我觉得那是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我和王鹿看着车窗外面，除了夜晚宽阔的沥青道路，和几株不知是否能熬过冬天的小小树苗，什么都没有。我想潇潇根本不住在这里，他只是非常擅长以各种方式道别。后来车终于开了，引擎振动着，潇潇站在原地点了一根烟，朝我和王鹿挥手。我又扭头看他，很快就看不见了。
春节之后我和王鹿振作起来，试图自己去解决广告和钱的问题。然而这次面对的困难与以往不同，我们向来对更为庞大的系统和结构不屑一顾，缺乏基本认知，因此付出的努力毫无章法和方向，幼稚可笑。每次与专业人士沟通之后，挫败感都在加剧，写给各类唱片公司和文化公司的邮件也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回复。我们陆陆续续去了一些酒吧和俱乐部，有时与那里的人开怀畅聊，结果他们往往比我们更需要钱和帮助。这种情况持续着，直到潇潇工作的俱乐部正式开张，邀请王鹿和乐队去演出，回来以后他们对那里赞不绝口。据说俱乐部老板野心勃勃，想大干一场，一口气签了不少乐队，给的条件相当优厚。他对我们的节目也很感兴趣，说好等到三月份，日本那边的投资人过来，我们再一起谈谈赞助的事情。但他希望我们在此之前能做出两期分量重的节目，作为谈判的筹码。
我和王鹿不喜欢准备筹码或者被人当作筹码，但张宙的节目停播激励了我们，怀着决心，与沉重的东西作战，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正逢罗大佑在广州开完演唱会以后来到上海，三月初要在同济和华东师范大学做两场音乐讲座。我们向欧老师申报了选题，同时联络唱片公司进行采访。
采访被安排在同济讲座之前，我和王鹿提前到达，在教学楼的一间会议室里等待。罗大佑准时推门而入，跟随着两三位工作人员。他穿着朴素的深色夹克，精神抖擞，两手空空，我却立刻辨别出一些难忘的东西。他坐下之后又起身，打开窗户，窗户对着操场，他问我们能不能去那里采访。
于是他撇下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穿过操场，在领操台上方的看台坐下。我和王鹿重新支好了录音设备，从耳返里能听见远远的欢呼声和口哨声。罗大佑说话的声音像一只从低空掠过的大鸟，舒展着翅膀。那段时间他搬到北京居住，往返于北京和香港之间。王鹿和他聊起北京的事情，城中村的奇崛，四处都在挖掘和建造的大型工地，但是冬天的北海公园总是那么美。说到这里，我们每个人都点了一根烟。风有一点料峭，有一点暖和。
“你还记得二〇〇一年上海的那场演唱会，结束之后你做了什么吗？”我问罗大佑。
“我坐车回酒店，经过衡山路，听到路边有人在合唱《未来的主人翁》，非常想要加入其中。”他回答。
“我俩是在那天认识的，在那场演唱会上。”我说。
“真的吗？友谊万岁。”罗大佑说。
“友谊万岁啊。”我们说。
直到我和王鹿离开学校，才感到自己做了一场庞大的好梦。我们内心澎湃，无法平静，于是回到电台彻夜剪辑录音素材，最终剪出上中下三集节目。除了有罗大佑的采访之外，我们还将在台湾录制的素材也加入其中。那些素材里有大安森林公园里的演出片段，朋友们在排练房和露台的聊天记录，音像店里播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民谣，荒野里飞机引擎的轰鸣。等我和王鹿从剪辑室出来，清晨的马路上空空荡荡。我们在高架桥下走了一段路，没有车，工地的机器仍然在休眠中，王鹿大声唱着——
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
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
这期节目在全国广播大奖赛中获得了十佳节目的奖项。小皮将节目压制以后上传到论坛，在其他各个网站和论坛间被转载无数。有一间新成立的唱片公司因为从节目里听到台湾乐队的小样，通过我们联络他们，很快与他们签订了唱片合约。正好他们没能在那场重要的乐队比赛中获得头奖，与奖金失之交臂，于是干脆卖掉了摩托车，三个人搬到了北京，住进鼓楼附近的胡同，一边录制唱片，一边演出。正好我和王鹿要去北京领奖，便和他们说好在北京见面。
然而到了四月，SARS在北京全面爆发，学校停课，部分工厂停工，颁奖晚会取消了。接下来上海也受到了影响，政府借此对全市防空洞进行整治，扫除顽疾，驱逐了大量地下人口和设施。服装厂因为非法运营和劳工问题被整个端掉，一百台缝纫机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陈浩趁机用极其低廉的价格盘下服装厂被清空的几间房间，改造成排练房。他预言从现在起，直到奥运会，将迎来一场文艺复兴。
然而不久上海所有乐队的演出和排练都停了下来，不少俱乐部和酒吧因为生意惨淡而歇业，也包括潇潇工作的俱乐部。
据说日本方面已经撤资，值钱的设备被连夜运走，之前签下的乐队除了预付款之外，没有拿到任何演出费用，滞留的员工也被拖欠了两个月工资。王鹿和其他几支乐队接连几天去俱乐部催讨演出费，但老板始终不见踪影。僵持几天之后，大家撬开了酒柜，合力喝空了那里最贵的几瓶酒。
我和王鹿也失去了原本说好的广告赞助机会，但电台领导依然重视节目所得到的奖项，几次找我和王鹿交谈，数个小时，讨论未来构想。我们做出一些计划，结果却并不理想。我想，在与商业和体制的冲撞中，我们完全暴露出最软弱和虚幻的部分。不久之后，电台作出决定。首先，加大投入，将节目打造成电台青春品牌。从暑期开始，每周一三五在黄金时段直播。其次，由广告部专门负责节目的广告合作和冠名。并且，与王鹿签署正式员工合同，接下来会有另外一位有经验和声誉的主持人与她搭档。与我的临时合约将在八月底节目改版前到期，之后我不会再参与节目的制作。在正式发布通告之前，欧老师将这个决定转述给我和王鹿。她的表达相当谨慎，不断停顿，但我感激她没有对我表现出遗憾或者同情，她的温柔和决断一如既往。
“我们其实早就讨论过关于结束节目的事情。但不是以这样的方式。”王鹿说。
我和欧老师都保持着沉默。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节目凭借好运，横冲直撞，不知不觉已经穿过重重险滩。然而我们所以为的无畏无阻终究还是幻觉和扯淡。
“是因为钱的问题吗？”王鹿问。
“钱肯定是一部分原因，还有其他考虑。”欧老师说。
“什么样的考虑？”王鹿肯定不愿罢休。
“我和你一样，不认同这个决定。但我是站在节目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电台想要打造的是一个青春品牌，却在决策的过程中切割掉了青春中重要的部分。摇摆，傲慢，对具体事物的漠视，还有自蹈死地的热情。这样是不对的。”欧老师说。
“那个切割掉的部分，你说的是我吗？”我说。
“我说的是你们啊。但我想，对于你们个人来说，这样的决定无所谓好坏。你们可以再考虑一下，然后再作出你们自己的决定。”欧老师说。
“你们还记得那个得一等奖的西北男孩吗？”我问她们。
“记得啊。”王鹿说。
“有时候我遇见困难，便想象他去的地方，想象人生的其他可能性。风是怎么样的，草又如何翻滚成浪。但我现在觉得，我其实从没遇见过真正的困难。或者也有可能，最困难的时候确实已经过去了啊。”我这么说，想要安慰她们。
“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阶段性的吧。困难啊快乐啊。”欧老师说。
“是的。我明白。”我回答。
SARS的阴影消失殆尽之后，陈浩的预言得到应验。那段时间各地疯狂举办音乐节，新组建的乐队前赴后继，他刚刚改造完成的两间排练房突然档期全满。排练房虽然装修简易，但设施齐备。一部分是京留下的，一部分是从Ebay买的，都是便宜的二手进口乐器，对没有演出经验的年轻乐队来说已经足够。四十块钱一小时，学生有折扣，比在外面唱卡拉OK便宜很多。
小皮在论坛上开设了一个租赁板块，交换排练房的租赁信息，询问价格和设备。置顶的帖子里强调了排练房的规则，禁止吸烟，禁止明火，禁止私拉电线，禁止留宿。其实根本不管用。后来有昆山和苏州的乐队坐火车过来排练，一百块通宵。排练房里终日乌烟瘴气，留宿着各种流浪儿。防空洞的气氛很快变了，涂鸦覆盖了通道，更不用说遍地的烟头和啤酒瓶。有时候我们早晨回到指挥部，要穿过外面的呕吐物和烂醉的乐手。有过几次斗殴，最严重的一次从地下打到地面，招来警察和救护车。渐渐论坛里有人称陈浩为地下摇滚教父，后来大家见面都这么叫他，我们也跟着叫，觉得又好笑又讽刺。
后来有记者过来采访，拍了很多照片，让陈浩谈谈将来的规划。陈浩自嘲，说他不要做教父，他要做防空洞国王。记者也采访了其他人，但我们每个人都在扯淡。他问我们是否知道情境主义，没人听说过，以为是一种环保概念。他解释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欧洲，年轻人放下各种社会关系，在城市和乡村中进行漂移实践的活动——“但这里的人不是什么主义，他们只是耗着，等待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建议。”陈浩打断他。我能理解他在说什么。那段时间里我和王鹿始终回避说起与节目相关的事情，不断推迟作出决定的时间，并且不约而同地开始重听张宙的磁带。
采访接近尾声时，整片区域停电。外面哄闹叫嚣，大家打着手电，陆陆续续从防空洞里出来。我们送走记者，买了一个西瓜，坐在马路旁边吃。小皮提起她收到一份工作的录取邀请，我们都有些意外。应届毕业生受到SARS影响找工作都很困难，招聘会全部取消了，小皮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再投放任何简历。
“有几个程序员正在一起开发一个新的网站。如果真的做出来可能会非常了不起。所有音乐、书和电影，都能够在上面搜索到条目，也能够分享自己的感受。”小皮说。
“牛啊。你还迟疑什么？”陈浩说。
“因为办公在北京。过完暑假我就要去北京了。”小皮说。
“这样啊。”陈浩说。
“你还记得你和我们打的赌吗？冬天早就过去啦。”小皮对陈浩说。
“京嘛，这个浑蛋。”陈浩说。
“我也很想他啊。我们应该给他打个电话。”小皮说。
“俄罗斯现在几点？”陈浩问。
没有人知道，但我们还是给京打了电话，那头立刻就接了起来。
“X。”京骂骂咧咧。
“你在干嘛？”我们问。
“我刚刚起床，在做早饭呢。”京说。
“你早饭吃什么呢？”我们又问。
“香肠、面包、腌蘑菇和酸奶油。”他说。
“那你吃完了要去哪里？”我们继续问。“我要和朋友去贝加尔湖，我们要去裸泳。”京说。
“有女孩吗？”陈浩问。
“废话。”京说。
“哈哈哈。吹牛。”陈浩说。我想象夏天的贝加尔湖，一道浪总是连接着另一道浪，感到心都要碎了。
录制最后一期节目前的一天，我和王鹿打电话给潇潇，约在人民广场见面。之后我们辗转几间大型体育用品商店，终于买到一艘充气艇，热心的店员询问我们要去哪里，又附赠了划桨和救生衣。我们从出租车下来，拖着充气艇，穿过一片建筑工地，来到苏州河拐弯处一小片杳无人烟的绿汀。时间还早，我们翻过桥到对岸踩点，观察水的流向，规划了线路，给小艇充气，然后等待天黑。水鸟也陆陆续续从四处飞回，扑进水里捕捉小鱼，站在树枝上吃，不久便纷纷消失在树阴里。
“今天的天气好像我们去紫霞湖的那天。”我说。
“是啊。我最近常常想起那天。”王鹿说。
“我告诉过你们，你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潇潇说。
“那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知道什么是高兴。”王鹿说。
“那竟然是你最高兴的一天。太可悲了。”潇潇说。
“不是最高兴，是从那一天起知道什么是高兴，知道了以后，就再也不想不高兴了。为了不要不高兴，我想我关闭了与其他很多人共情的通道。”王鹿说。
“你怎么会发现那么好的地方？”我问潇潇。
“紫霞湖吗？张宙带我去的，我没告诉过你们吗？”潇潇说。
“没有。你还有多少事情没告诉过我们？”我和王鹿说。
“张宙当时就住在距离紫霞湖两公里的地方，有一天我和防风林里另外一个人去他家里找他，忘记为了什么。晚上十一点多从他家里出来，他带着我们去紫霞湖游泳。也是现在的季节，风都是烫的。湖里就我们三个人，灌木丛里都是萤火虫，头顶能看到银河。另外那个人好像是诗人之类的，所以张宙一直在和他谈论诗歌。我一个人游泳，没有加入他们的对话。上岸的时候，我的一只鞋在草丛里找不到了，可能被狗叼走了。我光着脚走下山，坐公交车回到学校宿舍。你们说，经历过这样的夜晚，是不是会对人生造成一些影响？”潇潇说。
“当然了。”我说。
“我也希望夜晚再去一次。”王鹿说。
“别说过去的事情了，今天可能也是永恒的一天啊。”潇潇说。
于是我们在岸边等到晚上十点，直到对岸楼房里的灯渐渐熄灭，穿上救生衣，脱下鞋子，一起将充气艇推入河道。潇潇先跳了上去，然后是王鹿和我。小艇剧烈晃动，等我们调整好自己的位置。接着潇潇执桨，很快便找到了节奏和方向，带起有力的波纹，小艇笔直驶向河道。夜晚的水流相比白天更浑浊和湍急，我们三个的重量把小艇压得不堪重负，船舷紧紧贴着水面，小小的浪就能把外面的水灌进来。两岸是低矮的仓库和厂房，我们经过一座桥，被台风刮断的树还没有来得及被拖走，遒劲粗大的树枝卡在桥墩底下，一艘河道垃圾清洁快艇驶过我们身边，停了下来，甲板上堆着从河里捞出来的水草，堆成一个个小坡。工人蹲在船舷抽烟，招呼我们说：“你们从哪里搞来这玩意儿？”
“买来的。”潇潇说。
“可真不错。”他说着，驾驶员也探出脑袋，朝我们嘿嘿直乐。
“那边的人好像是在喊你们。”工人伸出手臂，左侧的岸边有人打着手电照向我们。但是光束太微弱，中途便消逝在黑暗的河面，只能看到两枚白色光点在灌木里舞动。有人朝我们喊话，但快艇的马达太响了，我们也得扯着嗓子彼此说话。
“他们在喊什么？”王鹿问。
“喊你们回去。可能是警察，那你们就惨了。”工人说。
“不是警察，是联防队的。你们得回去，河上不让划船。”驾驶员又探出脑袋来。
“我们也没看到告示啊。”潇潇说。
“你们要去哪里？”工人问。
“前面是哪里？”潇潇说。
“吴淞，然后从苏州进入钱塘江。但是你们这船不行，去不了远的地方。”工人说。
“我们没打算去那里，我们看看风景。”我们纷纷解释。
“晚上涨潮，你们当心。我们收工了。”工人弹出烟头。
“回见啊。”我们大声说。
快艇的马达轰鸣，拖出白色的浪，潇潇叼着烟，偶尔拨动一下桨。岸边的手电筒又多出几束光，但联防队员似乎也不再着急，只是在岸边跟着我们慢慢走。有时绕过棚屋和绿化带，消失片刻，又继续出现在前方。我们停下来，他们也停下来。我们抽烟，他们也抽烟。河面的风温暖湿润，远处有一些明亮的高楼，我们被蚊子和夜晚的水雾包围，忧心忡忡，像三个劫后余生的人。刚刚逃出一场灾难，休息着，毫不费力地顺流而下，直到前方出现一个荒凉的游船码头。水里立着褪色的罗马柱，栈板腐烂了，成为水鸟休憩的地方。
“靠岸吧。”王鹿坚决地说。
“这里吗？”潇潇问。
“明天我们不是还有一场派对吗。”王鹿回答。
于是我们奋力将小艇划向岸边，潇潇探身抓住栈板的缆绳。我们三个扔下充气艇，蹬过一小段柔软的淤泥，亮晶晶的，埋着易拉罐、硬币、树叶、死去的鸟。直到终于踩在结实的地面，我心里涌起感激，回头望向河的对岸，那里有十几束手电的光，照在水里，照在树叶上。我们朝他们挥手、吹口哨，我想他们什么都看不见，但其实我们都能听见那边，也传来欢呼的声音。
一道浪总是连着下一道浪
——创作谈BY周嘉宁
2020年夏天，朋友从微信上发来二十秒视频，是夜晚的苏州河。我放了几遍，才稍稍看清黑色的涟漪里，一个脑袋起起伏伏朝对面游去。
“上周去苏州河里游了一个泳，不知道是否值得写成一个短篇。”朋友这样说。
“这是苏州河的哪一段？”我问。
“四行仓库附近。”朋友说。
“水好不好？”我问。
“水不行。”朋友简短地回答。
这几年来朋友数次推荐我去坐苏州河观光船，而我一再拖延，朋友终于放弃希望后不久，游船码头也关闭荒废。我自2020年夏天开始缓缓写明日的派对，直到一年之后。又再次在人大提案中看到了苏州河浏览线路重启的计划。这期间苏州河两岸的步行道逐段贯通，有一天我与朋友一路往西走，在夜晚的芦苇中穿梭，经过几个工地，至力尽才折返，坐在中远两湾城的台阶上喝水吃面包，观看对岸夜色里的公园。
我没有将在夏夜苏州河里游泳的事写成短篇，也没有坐上河道里的船。这几年里，我只是花了很多时间记录和描写各种形态的浪，回过神来，我的主人公们已经划着皮划艇到达了河的对岸。他们蹚过一小段柔软的淤泥。那里埋着易拉罐、硬币、树叶和死去的鸟，直到终于踩到结实的地面。很多手电的光照在水里，照在树叶上，但无论如何都不再能照到他们的身上。
感谢姜亦朋姐姐在2020年夏天接受我的采访，我自此积累起《明日派对》的第一笔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