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这个看不见脸的人吗？”
“我很难形容，但是他确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嗯。我明白。”我想确实就是这样。
几天之后爸爸开车过来接我回家，进入上海之前，我们在高速休息站停下来买水和面包，坐在车里吃。爸爸打开收音机，我猝不及防地从电波里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的声音清脆果决，与想象中完全不同。我和爸爸都没有说话，两边的重型卡车从我们身边开过去，天暗了下来，车前灯照着道路两侧墨色的冬青树。我怀里抱着书包，张宙的照片被我夹在一本书中，放在包里。我感激爸爸的沉默，我和他一起听完节目，中间放了一首王菲的歌，爸爸也跟着轻轻哼唱。
再次回到电台时，欧老师从桌子底下拖出一只装满信件的纸箱，里面的信件都是节目播出以后听众写给我和王鹿的。于是我们抱着纸箱，找到一个没有人的会议室坐下，面对面拆信，再互相交换，气氛既忐忑又动人，一直持续到黄昏。这些信热忱奇异，推荐新的唱片，讲述恋爱和日常生活，毫不吝啬地表达喜好和憎恶，大言不惭地谈论美和哀愁，并且邀请我们同游。我们各自彻夜回复，第二天去台里，又收到更多。
不久之后我和王鹿从网上搜索节目的相关反馈，发现有人为节目制作了一个网站。所谓网站其实只有一张静态页面，点击进入以后是论坛，没有分区，所有帖子都堆积在同一个页面。网站的建立者和管理员叫小皮，他的头像是一只穿着皮夹克的卡通松鼠。我和王鹿立刻注册了ID，我没有用节目里的名字，也没有用自己的名字，那段时间我热衷于在不同的地方给自己起不同的名字。而王鹿无论在哪里都叫王鹿，我想那是因为她原本的名字就像是虚构出来的。最初论坛里活跃的用户没有几个，常常只有我、王鹿还有小皮同时在线。小皮给我们的节目提了不少有用的建议，并且畅想以后论坛会成为安迪·沃霍的工厂。我和王鹿都没听说过，小皮解释说就是一个收容各色人等的地方，把每天都过成一场派对。我没参加过任何派对，却觉得这个想法很动人。之后我们三个人在论坛里越聊越多、越耗越晚，天总是早早就亮了，窗外的空气里都是初春植物的甜味。我睡觉的时间很少，却精神抖擞。有时候半途醒来再进入论坛看看，那里空空荡荡，所有的话题却都停留在我们离开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消失。于是我继续睡，感觉我们的友谊热烈深沉。
等天气稍微暖和了一些，王鹿提议一起去见小皮。我们对于现实中的小皮所知甚少。他在上海大学的理科试验班读三年级，比我小一岁，中学时期连跳两级，在编程比赛中拿过冠军，是不常见的天才少年。以上便是所有信息。但谈论抽象的事物恰恰是我和王鹿所擅长的。其实我们对小皮都有所期待，却彼此不好意思承认。但王鹿比我更喜欢小皮一些，她对小皮怀有显而易见的遐想，她忍不住一再向我提起他。我想他们之间有一些我所不知道的连接，无论王鹿在北京失去了什么，正在缓缓修复。
我们约在戏剧学院门口见面，小皮从一辆出租车里钻出来，站在马路对面，毛茸茸的短发，穿着黑色羽绒服和蓝色球鞋，害羞地低着头，左右张望，脚步却毫不迟疑地朝我们走来。我和王鹿笑起来，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小皮是一个女孩。
我们和小皮都花了一些时间去适应彼此在现实中的面貌，但我想谁都没有感觉失望，很快便恢复了忘我的交谈。小皮过分宽大的羽绒服不时轻轻擦到我或者王鹿，与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一切相比，误解和错位实在微不足道。而小皮依然是小皮，无论如何都很吸引人，我想王鹿肯定也已经感受到。
我们跟随小皮坐轻轨来到杨浦的厂区，她要带我们去排练房认识几个朋友。从轻轨站出来以后，无遮无拦的马路两旁，吊车像巨型雕塑一样肃穆。我们走了很久，来到化工厂附近一处防空掩体的入口，斜坡粉刷成浅绿色，又深又宽，卡车都能开得进来，拐过直角弯道之后才真正来到地下。走廊两边是方形隔间，大小不均，或明或暗，被用作职工宿舍、网吧、台球厅、卡拉OK、VCD出租摊。空气潮湿，墙壁发霉，地面渗水，每次以为走到尽头，就会在直角转弯之后来到另外一片一模一样的区域。有一间服装厂占据了好几间房间，成百台缝纫机同时工作，发出近乎轰鸣的噪音。作战指挥部便在服装厂的后面。
“作战指挥部”是一块手写的牌子，推开三四十厘米厚的石门，是一间一百平米的房间。不见天日，没有任何分隔，里面除了乐器和音箱外，还有一台少见的PS2游戏机，摆着两张行军床，电炉和电饭锅，很多书和唱片，几箱啤酒，几箱方便面和几箱卫生纸。墙上留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保卫标语，也贴着二十一世纪的唱片海报。两个男孩从成捆的电线后面钻出来，都留着不长不短的头发，穿紧身牛仔裤和球鞋。他们见到小皮很高兴，大呼小叫着互相比画了几个武打动作，打闹了一番。小皮介绍说他们是京和陈浩。
京在莫斯科大学念书，但这个学期没有回去，他的宿舍遭了火灾。楼太旧了啊，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担心。他说。他在莫斯科有一个女友，可能是北方人，也可能是俄罗斯人，他自己不肯谈论这些，即便问他他也不说。反正他不打算再回莫斯科，文凭也不要了。他想去暖和的地方，广州或者东南亚。他有一点生意头脑，想去亚热带地区做生意。而且他高大好看，常常遇见好事，他自己也知道。我很羡慕他，我对莫斯科毫无概念，但我对冷的地方总是充满想象。陈浩普通得多，他从美院毕业以后没有去搞艺术，而是在一间动画公司上班，工作枯燥重复，但是对此他毫无怨言。大部分时间他沉默寡言甚至显得闷闷不乐，但我想他只是对大部分事物缺乏兴致。他对摇滚极有钻研，知道不少冷门知识，但每次突然摘下他的耳机，会发现他其实都在听张震岳。他还养着一只漂亮的绿色小鸟，小鸟正自由自在地在我们脚边走动。
“这里总有很多人，朋友带来朋友。有时候我过来，推开门谁都不认识。”小皮说。
“你们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王鹿显然已经被指挥部迷住了。
“我们本来在旁边的厂里排练，我有个亲戚在那里上班，得根据他的时间进出。后来厂里保安租了防空洞做二房东，拉我们过来看看。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整片区域还是空的，这间房间面积最大，还保留着整片区域的防空地图和资料，关上门以后与世隔绝，月租只要三百块。”京说。
“哇——”我们感叹。
“我们还在这里做过演出，没开始就被举报了。”京说。
“突然涌进来一百来个像你们这样的人，换谁都会举报。”小皮说。
“我们啊，算是社会上最无害的那种人了。”京说。
“要是从这里一直往深处走，最后会走到哪里？”我问。
“据说整个上海地下的区域与区域之间都是相互连通的，理论上可以走到任何想去的地方。也有人说从这里往南走的话，最终会来到龙华机场，是战备时期的撤离路线。”京说。
“你们就不想走去那里看看吗？”我问。
“走着走着就没法再走了，前面的路用水泥封起来了。”京说。
“其实再往深处走也都差不多，没有什么稀奇的。”陈浩说着，伸出手去，小鸟跳进他的手心，然后他让小鸟站在王鹿的肩膀上，又切开一片橙子让王鹿拿在手上喂它。接着京和陈浩玩了一会儿乐器，王鹿也加入他们的和弦，在电子键盘上弹奏，出人意料地动听。不知什么时候京和陈浩都停了下来。于是我们所有人一动不动地听王鹿弹琴，小鸟依偎在她的颈窝，用毛茸茸的额头蹭她的脸。
见过小皮之后，我和王鹿几乎每天都去指挥部。那段时间里陈浩公司的日本老板突然跑路，他假装上班，实际每天从家里跑到指挥部，打游戏、逗鸟和炖肉。陈浩炖肉特别了不得，撒很多香料，再放萝卜、土豆和白菜，炖很长时间，配一大锅米饭，或者用剩下的汤汁煮面条，在场的人都能分得到。等他一开锅，行军床上睡着的人便醒过来，随便摸一件其他人的外套穿上。我想压根儿就没人排练，所有人只是借此耗在一起，将私心杂念抛于脑后，共同度过一些坦率而毫不拘泥的时光。偶尔大家也倾巢出动，通常是去大自鸣钟淘唱片，去五角场看演出，或者去公园里打枪战。每天我从那里离开，坐上公交车，打开车窗，含一颗薄荷糖，想尽量散去身上的烟味，其实根本没用。想到第二天又会见到所有人，依然在同一个地方，不由得感到既厌倦又快乐。
“为什么我感到那么开心啊！”王鹿常常感慨。
“因为你向来热爱脱离现实的集体生活。”我想，后海也好，防风林也好，指挥部也好，自足且浪荡，对王鹿来说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我还想，一旦陷入这种快乐，再想摆脱似乎非常困难。
但我确实在指挥部接受了填鸭式的摇滚教育，我们有时会连续几个小时听唱片，总有人在中间急切地插话——“嘘嘘，听这里，我觉得这里是特别好的一段”——我们为了一些不知是否存在的细节把音量一再调大，再怎么噪，地面上的人也不会听见。我开始将国外音乐网站上面的资讯翻译成中文，起初只是为了在论坛和指挥部里分享，后来在欧老师的推荐下给《音像世界》杂志写专栏。我写得不好，主要是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想法，相当羞愧。但当时我和王鹿都太穷了，虽然有电台的工作，却都不是正式员工。每期节目的酬劳是固定的，一百二十八元，两个人每月一共能赚五百块。不管怎么说，写稿的收入能让我们多买几张唱片。
我们那段时间总是在讨论钱，所有事情都需要钱。有一天陈浩在轻轨下面的电子市场看上一台调音台，他回来告诉我们，他还想要配齐话筒、耳机和卡座，有了这些设备之后便可以自己录制样带，林林总总要三千块钱。他要出去赚三千块，就撺掇小皮和他一起出去赚钱。他们打了一圈电话联络朋友，没几天就找到了工作。两个人爬在梯子上画马路边的宣传壁画，五米高，每天从早画到晚，一个月以后赚到五千块。拿的是现金，装在信封里。
京每天信心十足地出门寻找机会，但我们知道他只是在游荡和结交新的朋友，他擅长与各种人打交道，过分热情，很容易被卷入各种没谱的事情，全情投入着，耗费大部分精神。偶尔赚到一些钱，他便毫不在意地挥霍，他买昂贵的日本牛仔裤和乔丹球鞋，也买二手的进口乐器。全部都是一时兴起。指挥部里有很多他的东西，他买了放在那里，不久就忘记了。他最有钱的时候买回一台最新型号的苹果电脑，我们十分震惊，因为他根本不用电脑，而且指挥部也没有网络。我们有时候用那台电脑打游戏，但很快就没人再愿意打开它。后来机箱发霉了，被当作茶几，放烟灰缸和杯子。
情况最严峻的是王鹿，她即将毕业，没法再继续住在宿舍里，看了几处房子之后索性放弃，开始像筑巢的鸟一样，不时搬运一些东西到指挥部，不知不觉地在指挥部住了下来。然而我们有一段时间谁都没意识到王鹿住在指挥部，她几乎没有生活必需品，也不占据空间，而且不久之后，她在京的介绍下加入一支乐队担任键盘，很快因为技术出众而声名在外，被好几支乐队争抢。于是她同时加入了三支不同风格的乐队，从一个排练房赶往另外一个排练房，迅速建立起另外一种我所不了解也未曾参与的生活。接着王鹿跟随乐队去北京、南京和西安演出，我们在录音室见面，她常常从很远的地方回来，风尘仆仆，神采奕奕，在节目里讲述山脚下的音乐节和五湖四海的新朋友。我和听众全都听得入迷。我们的节目一期一期地持续着，在电台年中发布的收听率排行榜上，奇迹般地在流行音乐类别中位列第三。
我和王鹿得到一大笔奖金，这确实让我们都松了一口气，除此之外，欧老师还为我们拉来一笔赞助做听友见面会。我和王鹿想借此机会举办一场演出。这个想法在指挥部引起轰动，我想令我们多数人神往的并不是演出本身，而是与朋友们一起度过法外之徒的时光。在山里，在海边，飞沙走石，彻夜狂欢。
“我们的演出可不可以叫明日派对？”王鹿问我们意见。
这个名字立刻打动了所有人，而且一旦有了名字，原本模糊的愿望便显现出具体的形状。京联络了六支乐队，跑了好几个排练房拼凑出整套现场音箱设备。陈浩与王鹿分头从各自学校的舞美班找同学帮忙搭建舞台和布置灯光。而最困难的任务是寻找合适的场地。小皮从家里弄来一辆铃木小货车，接下来每天开车载着我们出去，越开越远。有几次我在车的后座睡着了，醒来的间歇，干燥温暖的风从四周涌进来，男孩们手肘撑在车窗外面抽烟，远处工厂的烟囱喷出洁白的烟雾。最终我们在长江口找到一片湿地，那里旁边是弃用的学农基地，里面有操场和营房，操场的领操台虽然风吹雨淋，底下木质结构疏松溃烂，却足以改造成舞台。而且这片地方足够遥远，需要费一番工夫才能到达，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被干扰和限制。
基本问题解决以后，我和王鹿向电台报备演出方案，联络学农基地所属单位租借场地。单位隶属政府部门，我们通过欧老师以电台的名义出面交涉，没想到对方极为热忱，除了不收取场地费用之外，还主动提出要派遣几名工人帮我们搭建舞台，铺设电路和搬运垃圾。唯一的要求是将他们作为活动的协作单位。我和王鹿怕他们反悔，赶紧答应下来。八月连续两场热带风暴。我们在暴雨中去基地看场地，如我们所担忧，树木被吹倒一片，操场变成沼泽。回到指挥部以后，我们熬过了两个担惊受怕的夜晚，等台风过境，我们重回场地。现场一片植物和泥沙的残骸，但是阳光干燥，操场的水塘闪闪发光。第二天凌晨，陈浩和京与工人一起搭载卡车运送器材入场。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每天清晨出门，各自带着清洁工具，在指挥部见面，再一起坐小货车去基地。最后连营房的公共厕所都用消毒水冲刷了一遍。傍晚等工人撤走以后，男孩们在煤渣操场上踢足球。后来电源接通了，几盏卤素大灯砰砰作响，放出白色的光，音箱将电流的声音放大至半空。我想造梦也不过如此。
派对前最后一天的傍晚，万事俱备，我们几个人离开基地，来到湿地的深处，成片成片的芦苇像迷宫的墙，江面上庞大的货轮如史前动物般寂静无声地移动。京提议烧烤，于是他和陈浩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刀钻进树丛，很快便在空地里围起石头和树枝，升出一小堆篝火。我们其实根本没有食物，但火苗蹿得很高，我伸手抚摸空气的热流，感觉脱离现实。之后男孩们带着bb弹手枪钻进树丛里枪战，小皮也加入其中，我和王鹿留在火堆旁用随身听听音乐。他们偶然从树丛里跑出来，在枯叶里翻滚，我们在远处看得出神。后来小皮回到我们身边，头发上和衣服上沾着草和泥土。我们用篝火点烟，同时往火里扔各种东西，树枝、草皮、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仔细观察火的形状和灰烬消逝的过程。我想我们似乎都借此终结一些事物，但具体是什么却说不出来。然后我们像往常在论坛里那样，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对话。直到男孩们玩累了，从小皮的货车里拖出来两箱不知道放了多久的炮仗。我们来到江边浅滩，几次就快要被大风吹倒。天色暗了，还有最后一缕粉红色的霞光。我们面对黑暗的水面，将点燃的爆竹抛向空中，又将小小的焰火攥在手里。
王鹿说这时应该许下愿望，京嘲笑她，但其实我们都认真地静默了片刻。我心中没有什么具体的愿望，我希望美好的时光与友谊一样长存。这时沉闷的巨响伴随迎面一股有力的气流，我几乎往后退了一小步，江面的浅浪似乎都被击碎，耳膜的振动又持续了几秒，然后现实世界的声音才渐渐地再次清晰起来。
“操。是谁放的炮？”京绊倒在地，破口大骂。
“这箱是什么破炮？我刚刚是不是差点死了？”陈浩还在震惊中。
“哪有那么容易死啊。”小皮说着，找到了爆炸物的残骸。陈浩刚刚点了一个雷王。我们缓过来，开始大笑，无论如何也停不下来，笑到纷纷倒在地上。远处我们的音箱里在空无一人的操场播放舒曼，既颓废又灿烂。
明日派对在夏季的最后一天如期举行，学农基地的上级单位特意安排了一辆大巴往返公交车站接送。从中午开始大巴陆陆续续送来两百多个人。起初大家都有些拘谨和羞涩，彼此保持着一段距离，站得笔直，又因为难以压抑的热情而轻轻晃动身体。但这个地方衰败迷人，植物烂漫芬芳，令人不知不觉成为乐园的一部分。随着日照温度渐渐退去，气氛松动起来，不少人核对暗号，报出论坛的ID，在树林边和操场上握手相认，交换唱片和书籍。我和王鹿也见了好几位未曾谋面的论坛好友，他们和我们分享带来的食物，传递香烟和啤酒，进行更为深入和专注的交谈。我们得以在现实中见面，却仿佛置身于比抽象更为抽象的地方。
夏日最后一缕阳光消失以后，舞台两旁的大灯砰地打开，照向黑黝黝的树木和深蓝色的天空。京和陈浩的乐队做了暖场表演，人群迅速聚拢到舞台周围。我站在远处看，他们在那里就仿佛光线中的几个白点。
第三支乐队登场的时候，欧老师来了。她从电台过来，还带着孩子。我和王鹿都没想过欧老师有一个孩子，或者说我们都没有想过欧老师有另外一种生活。孩子沿途收集白色的圆石，跑到树林旁边，将石头一颗颗投掷到树林里。欧老师有时转头望着孩子，我发现她有种我不曾见过的忧虑神情。之后王鹿去后台和乐队准备压轴演出，我带着欧老师和孩子离开操场，穿过树林，来到浅滩。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来附近的农场参加劳动，摘了两个星期棉花。我也和同学溜到外面，跑了很远，怎么就没能找到这么好的地方。”欧老师感慨。
“我们的运气好罢了。”我回答，“我总在想眼前的一切会不会只是因为我们的好运。”
“我见过不少好运的人，好运也不会凭空而来啊。”
“你见过的那些人，他们的好运都持续了多久啊？”
“你为什么要在意这些呢。你千万不要对眼前的快乐怀有负罪感。”欧老师转头看着孩子，孩子似乎对人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在浅滩上找到更多美丽的石头，然后又将石头投掷到黑暗的水中。
我们重新回到操场的时候，第五支乐队刚刚结束表演，远处有人在放孔明灯，无规则运动的光点在热气中迅速升入夜空，欧老师要我赶紧回到朋友中间去。不久之后王鹿的乐队便登场了。主唱像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嬉皮士聚会上的男孩，歌词很感人，唱得也很好，几乎每首歌的结尾他都倒在地上。于是操场上的人更加躁动，前排在原地撞来撞去，后排也使劲往前面涌，被白色的灯光照着，形成一片片的浪。而王鹿仿佛浪间的礁石，保持着稳定的节奏与姿态，那么动人。我渐渐逆着人浪退到外面，看见一个男孩在操场的边缘跳舞，形成一片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空地。男孩穿着极其招摇的夏威夷衬衫和百慕大短裤，短发染成浅浅的稻草色，一手拿着可乐一手夹着烟，旁若无人，令我也很想加入其中。
乐队返场三次，最后一次返场，全场点着打火机大合唱之际，京突然侧身撑手跳上舞台，打开一瓶矿泉水浇在自己身上，然后助跑几步以后转身张开手脚，俯冲坠入人群中，没有被接住。前排的人顿时惊慌的彼此推搡，朝舞台右侧挤去，底下那些腐烂的木板在冲击下终于断裂塌陷，音箱倒地以后舞台电源被拉断。刹那间只剩下月光。我立刻往京摔下来的地方跑，其他人已经围住了他，他四仰八叉躺在煤渣地上，满口脏话，应该没大碍。但无论如何派对结束了，大家在黑暗的操场上徘徊，直到确信不会再有更好的事情发生，才陆陆续续散开，前往停车场和交通站。
王鹿陪京去了医院，我们其他人留下来扫尾。最后一班大巴离开以后，操场上还有一些不愿意离开的人在黑暗中席地而坐，想要进行持续到清晨的交谈。外面一片狼藉，我踢着空易拉罐，听它们滚动的声音，第一次体会到派对结束以后无边无际的伤感。我们在营房过夜，铺开睡袋，太累了，陈浩很快就找到一个角落，面对墙壁打起了鼾。我抽了很多烟，直到开始感觉恶心，旁边有一个女孩在和其他人讲云南见闻，我断断续续地听，非常精彩。后来隔壁营房有人弹吉他，小皮说要去那里看看，她走了以后便没有再回来。
夜晚有很多蚊子，我睡得很浅，天没亮就醒了，来到操场，工人们都还没有回来，只有昨晚的夏威夷衬衫男孩，他戴着耳机，拖着垃圾袋，一边听音乐一边弯腰拾垃圾。见到我以后，他摘下耳机和我打招呼，问我想不想一起去看看日出。我们穿过树林，往浅滩走去，在水边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天彻底亮了，看不见太阳，白色的水鸟从树林里往外飞。夏威夷衬衫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饼干和一包烟给我。
“谢谢，但我再也不想抽烟了。”我说。
“我也不抽烟，烟是我捡来的，想着其他人可能会需要。”他说。
我接过了饼干，并且看清楚了他的模样。他其实没那么年轻，不能算是男孩，戴着一副塑料框的眼镜，鼻梁的镜架处粘着胶带。见我盯着他看，他推推眼镜说：“上个星期和朋友去森林公园烧烤，我凑在那里仔细看炭的燃烧，结果等反应过来的时候，眼镜架都熔化了。哈哈哈哈。”他自己高高兴兴地笑起来。
“我们前几天也在这里生了火。”
“哦哦。你和你的朋友很会找地方。”
“我的朋友——”
“昨晚跳海的那位怎么样了？”
“他需要躺一段时间，但没什么大事。”
“跳海不能那么跳，得要看准时机。”他煞有介事地说。
“你怎么能叫一个跳海的人看准时机啊。哈哈哈。”我们笑了一会儿，分吃完一包饼干，回到操场。工人已经回来了，其他人也陆陆续续醒来，来到操场上活动身体。我们分配了劳动，女孩们打扫营房，男孩们在操场上与工人一起干活。后来卡车过来拖走了音箱和灯光设备，我和小皮坐在营房外面的遮阴处休息和喝水，看男孩们和工人一起收拾最后的建筑垃圾。
“京昨晚的情绪那么激烈是因为王鹿在派对开始前和他分手了。”小皮说。
“他们在谈恋爱？我一点也不知道。”
“王鹿昨天告诉我的。我也很吃惊，没有人看得出来。她希望我能去安慰京。”
“我以为他们都更爱集体生活。”
“他们确实都更爱集体生活，而且也不想破坏这种气氛。王鹿是这样说的。”
“我大概可以理解。希望京能好起来。”
“刚开始听你们节目的时候，我自己正在一段失恋期的末尾。”小皮沉默片刻说。
“你从没说过。”
“对方是一年多以前在ICQ英语聊天室里认识的女孩，英语非常好，我起初以为她也是大学生。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她在武汉念高三。她总在聊天室里待着是因为她不用参加高考，过完暑假就要去美国念书。我想她以为我是男孩，我总是给人这样的印象。”
“嗯。”
“我们开始网恋，而且约好在暑假见面。见面的事情我们计划了很久。”
“你们的计划是什么？”
“我去武汉找她，然后我们一起去附近的山里玩几天。是那种没有手机信号的山里。”
“浪漫。”
“是啊，浪漫。”
“她后来知道你是女孩吗？”
“我们从来没有确切地说起过这件事情，而且我们只在聊天室和MSN交谈，单纯的文字的交谈。但我想她是知道的，因为后来她消失了。在我们约定见面的前两天，她再也没有回复过消息，也没有出现在聊天室。我还是去了武汉，又像说好的那样去了她学校附近的肯德基，在那里等了三天，用各种方式试图联络她。后来她的手机终于接通了，接电话的是她妈妈，她妈妈让我不要再骚扰她。”
“太过分了。”
“我也能理解。因为我是陌生人，而且因为我是女孩。我的生活困难重重。”
“这不会是女孩自己的意愿，她肯定被家里人阻隔。”
“我也是这样想的。”
“后来你们见面了吗？”
“没有，那已经是去年夏天的事情啦。现在她肯定已经在美国了。”
“那她已经自由了。”
“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件事情，昨天我想告诉王鹿，但我也没能在那个时候告诉她，她有自己的事情要思考，我想以后我也不会再说。”
“你最喜欢她什么？”
“你说的是谁？王鹿？”
“不不。那个女孩。”
“美丽的大脑和敏感的心。以前我以为那是独一无二的，但现在我认识了更多朋友，你和王鹿也都是这样的人。”小皮这么说，我捏了捏她的手指。后来陈浩来找我们，手里拿着撕下来的海报和树林里捡的松果。我们都坐上最后一班返程大巴，发车前我四处寻找夏威夷衬衫男孩，我想问问他在论坛的ID，但是他不见踪影。我有些遗憾，却很快忘记了他，和朋友们回到了指挥部。王鹿和京已经从医院回来了。王鹿像是几天几夜没有睡觉，枕着书包，轻轻打呼。而小鸟依偎在她头发做成的窝里，偶尔轻轻抖动一下翅膀。
派对过后的相关讨论在论坛里持续了很长时间，大家反复回忆和调侃那一天的种种细节，总有新的瞬间成为更高光的时刻。我也不可避免地和其他人一样，想要不断延续集体幻觉，甚至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音像世界》杂志上，后来却再也没有敢重读，我想那是因为被反复揣摩的快乐，最终却结晶为近乎哀伤的记忆。网站的注册人数也在那段时间里激增，连续好几天的在线人数都维持在一万以上。小皮说那是一个技术性错误造成的，并非同时在线人数，而是当天在线人数的总和。但原先的免费论坛空间无论如何也已经捉襟见肘，小皮在线上发起一场募捐，没想到得到踊跃回应，我们几个也都或多或少地凑了钱，小皮用这笔钱租用了独立服务器，并且趁此机会升级了论坛。自此论坛被分隔成几个板块，不再只是简陋的聊天室。但实际上我们习惯了混乱，并没有人仔细遵循板块划分的规则。
我们节目的收听率在此之后攀升至小小高峰，自十月开始改为直播。我和王鹿原本想在第一期直播中请指挥部的各位一起来节目里做嘉宾，但是京在九月底便来到指挥部和我们道别。他终于谈成一笔大生意，要去深圳，从那里倒卖一批电子产品去莫斯科，等赚到钱以后他要去东南亚的海边生活，泡妞和冲浪——“应该是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是这样说的。但陈浩和我们其他人打赌，下了很大的赌注。陈浩说京会在冬天到来前回来，他绝对无法再在莫斯科熬过一个冬天。
京离开之后不久，王鹿也下定决心从指挥部里搬了出来。当时小皮家里空出一间出租房，原本租给饭店的女工当宿舍，那间饭店倒闭以后便空着。房子在杨浦大桥脚下的新村里，有卫生间，煤气灶在公共过道里，租金非常合适，而且被之前居住的女孩们维护得干净整洁。王鹿搬家那天，我们其他人也都去帮忙，除尘，粉刷阳台，更换灯泡。阳台外面有一大片树木，大风刮过，便发出巨大的声响。我们劳动至深夜，坐出租车去了通宵营业的大型超市。超市里除了我们没有其他夜游的人，明亮到几乎产生回声。我们推着购物车，穿梭在庞大整齐的货架之间，随意浪费时间，反复挑选便宜坚固的物品。我也不知道这样说是否确切，但我想京的离开让我们每个人都对原有的一些想法产生了动摇，想要去终结或者开始一些事情。
因为京的缺席，我和王鹿取消了原本的安排，像平常录节目一样做了第一期直播。我们在论坛里做了主题征集，打算在之后的节目中完整回顾二十世纪摇滚乐历史。大家纷纷提供素材，有人给我们寄来稀缺珍贵的正版唱片。第一期直播做得相当顺利，我们在中途接听了两位听众来电，直到楼下监管部门的领导突然闯入录音室，厉声呵斥：“你们放的是什么垃圾，立刻停止，节目停播整改！”
当时电波里正在播放的是音速青年乐队同名唱片中的一首歌。我完全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大脑空白，眼看着王鹿果断地把音乐调低，然后用极其冷静的声音对着话筒说：“对不起，刚才大家听到的不是垃圾或者单纯的噪音，而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简约派音乐家的作品。我们无法再继续播放，再见，了不起的二十世纪。”欧老师等到王鹿把这句话说完，才彻底切断了直播，我的耳返里响起轻柔的室内音乐。我这才意识到，王鹿在哭。她用手肘撑住桌子，肩膀剧烈起伏，哭得毫不掩饰。
当天晚上小皮把事情的始末整理出来发布在论坛上，几小时之后，底下的跟帖滚动了几十页，又真诚又炽热。我和王鹿守在电脑跟前，不断刷新页面，回复消息。后半夜的论坛里，大家接连放歌，井然有序，讨论摇滚的每一波浪潮。我那么感动，却也第一次感觉到沉重的东西压在心头。到了第二天，各地的摇滚论坛都过去观摩，参与讨论，新注册用户剧增。几大门户网站的音乐频道都报道了这场风波，他们用的标题是——“这是大陆摇滚青年在虚拟世界中的第一次大型会面。”
“我们接下来会怎么样？”我问王鹿。
“节目停播。我想最坏也不过如此。”
“如果停播，整个论坛的人都要去电台门口游行。”
“感人。”
“我觉得那场游行会像伍德斯托克一样。”
“我不应该在录音室里哭。我总是这样，太软弱了。”
“不是这样的。你说的那句话激动人心，大家都会记得。”
“其实就算现在被停播也没有什么，现在结束，可能是最浪漫的。”
“嗯。就像是在战场上突然死去的年轻人。”
然而一个星期以后，我和王鹿回到电台，想象中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发生。直播正常进行，除了唱片被没收之外，我们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也没有任何人找我们谈话。相反，不久之后，台湾的联谊电台邀请两位主持人去台北和几位年轻音乐人做一期节目，聊聊两岸摇滚乐的近年发展，欧老师决定将我和王鹿派去台湾。这期间，我们有好几次想找欧老师谈谈，但欧老师或许是完全忘记，或许是认为不值一提。有时候我们说起，她想一想，似乎并不理解我们在说什么。我想不是她不愿意与我们交谈，而是她心里想着其他事情，却不想向我们提及。直播一期期继续，再也没有陌生人闯进录音室，但我想，无论是我还是王鹿，都在等待着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与此同时，台湾的签注流程极其复杂，但我们积极准备材料，不厌其烦地在各种机构排队，最终得以在十二月底成行。
我和王鹿提前一周来到台北，住在西门町的青年旅馆。同住的还有一对来自台南的情侣，两个日本学生，以及一个看起来已经逗留很久的美国人。旅馆便宜整洁，仅有的问题是半夜摩托车的啸叫，以及派对归来的人外放的摇滚和饶舌音乐。其他人抱怨连连，只有我和王鹿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不为任何事情感到困扰。
我们每天早晨先在门口便利店买两个饭团，然后坐捷运去师大附近淘唱片。那片区域有不少开在地下室或者阁楼的二手唱片店，老板普遍为人宽厚，除了特别珍贵的版本不能拿出来，多数唱片可以试听。我们坐在地上，抱着纸板箱，各自戴着耳机，找到好东西就互相交换。电台给的津贴相当有限，我们精打细算，拿在手里的唱片都舍不得放下，常常从狭窄的楼梯爬出来，外面天光已暗，而马路上游荡着成群结队的年轻人，看起来全都像是张震岳歌里唱的那样。晚上如果不下雨，我和王鹿就带上啤酒和可乐，去旅社的露台聊天。天气不冷也不热，有些潮湿，旁边有橄榄树、柚子树和榕树。我们仔细回顾白天听过的唱片，总在懊悔没有买下的那一张，叹息着发誓，明天醒来便立刻回到店里去。
工作完成得很顺利，我和王鹿在电台节目中结交了乐队的新朋友，一个吉他手兼主唱、一个鼓手和一个什么都会的女孩。他们邀请我们去看他们的演出。演出在大安森林公园，我们早早来到公园门口与其他人会合，有点冷，但是他们扛着设备和一箱啤酒，男孩都穿夏威夷衬衫和拖鞋，女孩穿低腰牛仔裤，扎着头巾。傍晚的公园非常热闹，一大群人聚集在同一棵大树底下看鸟，我们也跟着驻足观望，有个阿伯给我望远镜，解释说一只小鸟正要破壳而出，我接过望远镜看了很久，什么都没看见。乐队演出在水池旁边的一片水泥空地，几个人分工明确，动作利落，很快就搭建好了设备，女孩摇着沙铃，塑料桶也成为打击乐，歌曲旋律无忧无虑，整伙人仿佛常年流浪的马戏团，是我和王鹿从没经历过的气氛，又朴素又疯癫。四周鸟语花香，这时候天也暗下来，看鸟的人从树下散开，又聚拢到舞台周围，台上台下的人都在喝啤酒，跟随节奏晃肩膀和抖脚，这样没出半个小时就引来两位警察。然而两位警察态度温柔，循循善诱，非但不着急赶人，反而也跟着一起晃肩膀和抖脚。于是乐队又格外卖力地演唱了两首歌才散场，把周围的垃圾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警察和我们其他人也一起帮忙。
第二天下午他们三个骑着摩托来旅馆接我们去看飞机降落。我和王鹿坐在男孩的车后面，女孩则带着一只小狗。我第一次坐摩托车，克服了最初的紧张以后，周围风景浮光掠影，感到我和朋友都像是青春片里的人。我们在松山机场后面的荒地里打转，往返几次错过极其不起眼的标志，之后经过一条颠簸的小道驶入停机坪背后腹地，直到被铁丝网和植物挡住去路。路边零零散散站着一些等待的人。风很大，把树枝、野草和人都吹得东倒西歪。他们说天不好，云层太厚。很快所有人都朝一个方向仰起头来，第一架飞机出现。先是远处云层里闪烁的机翼灯，接着飞机慢慢显出形状，不疾不缓地朝我们的方向接近，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桨飞机，在大风中左右摆动着保持平衡。从头顶低低掠过时，我不由自主地俯了俯身。后来我们纷纷拿出零钱来打赌，从机翼灯来判断是大飞机还是小飞机。有时一架庞大的空中客机轰鸣着降落，大家都张大嘴巴，默不作声，仿佛置身于抹香鲸的肚子底下。
晚上我们一起去了乐队排练房。排练房在普普通通的居民楼里，电梯很窄，只能面对面容下四个人，提着乐器和音箱的话就得分批乘坐。那里原本是鼓手自己家的屋子，走廊里堆满东西，得侧身挤过，窗户和门都加厚了，四面墙壁和天花板贴满吸音棉。冰箱里都是啤酒，地上都是烟屁股。我和王鹿坐在窗边，对面的楼房窗户闪烁着各种霓虹灯广告，贷款的、卖机票的、辅导功课的。他们排练的新歌和昨天在公园的演出完全不同，随手拿起来的生活用品都被当作打击乐器，相当朋克，又极其嬉皮。窗门紧闭，噪音轰鸣，我很快就热得透不过气来，并且感到整栋楼都在摇晃。等吉他暂停的间歇，我们才反应过来，外面的人已经快把门砸烂了。开门以后外面又站着一位警察。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去参加比赛？又有人报警。”警察问他们。
“下个月。放心吧，等我们赢到奖金以后就去租真正的排练房。”鼓手说。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去乐器行排练，但那里计时收费，而且还得排档期。”吉他手说。
“你们要注意音量啊，练得那么辛苦，总被开罚单得不偿失。”警察说着开出一张罚单。他们接过罚单，然后女孩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给警察，警察摆摆手和他们道别。
“我们正在准备参加一个乐队比赛，要是得到大奖，扣税以后会有十七万台币的奖金。我们每个人分一万块钱，剩下的就可以存起来当作乐队的基金。等你们再来的时候，我们肯定已经找到了更稳定的排练房。”吉他手转身告诉我们。
“你们好像赏金猎人。”王鹿说。
“这个称呼好酷。”女孩说。然后他们关闭了效果器，打开窗户。外面是马路上摩托车的洪流，他们在音箱里放起轻柔的古典音乐。
“我一点也不想回去。”我告诉王鹿。
“我也一样。”她回答。
我和王鹿在新年第一天离开台北，第二天回到电台开会。广播大厦门口全部都是人，保安说昨天他们也聚集在这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很冷，但人群安安静静的，穿得很多，席地而坐，带着吉他、海报和花，给往来的工作人员让出行走通道。欧老师在会议开始前找到我和王鹿，告诉我们张宙的节目停播了。除了持续低迷的收听率之外，主要的原因是从今年起，所有节目都将实行广告自营，简单说来，以后只有能拿到广告赞助的节目才有资格继续生存下去。欧老师向来未雨绸缪，从索尼公司为我们和张宙以及她所负责的其他几个节目拉来第一笔赞助，但是张宙在此之前已经决意离开。我们非常吃惊，因为我和王鹿依然在等待处理结果，始终认为被停播的应该是我们的节目。
“张宙接下来要去哪里？”王鹿问。
“他要和朋友去边境办学校。但他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欧老师说。
“哪里的边境？”王鹿继续问。
“我不清楚。他没有说。也可能他只是喜欢边境这个意象，他就是这样的。”欧老师说。
“外面的人是来和他道别的啊。”我说。
“没想到他有那么多听众。”王鹿感慨。
“新年夜就已经有人等在了外面，张宙的节目那天播出最后一期。但他已经走了，他早就作好了决定，之前没有和其他任何人说。”欧老师说。
“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主动结束节目，总有办法继续做下去。”我说。
“我也不能完全理解他。”欧老师说。
“我们还没见过他。”王鹿说。
“你们见过他。在你们的派对上，那天他也去了。”欧老师打断我们。
“他来参加了我们的派对？”我和王鹿都很吃惊。
“凡是派对，跋山涉水他都会去的。他很喜欢你们，和你们各自聊了天。”欧老师说。
“我想起来了。他来舞台边找我，在京摔下来之前。”王鹿说。我也想起来了，那个夏威夷衬衫男孩。
“你们聊了些什么？”我赶紧问王鹿。
“摇滚乐之类的。”王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