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下去。

你要继续下去，这很必要。

以及，作为最后的一招：

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15

有趣的是，最后一句带有最明显的胁迫性的提示语，似乎也是最没有效果的。每个听到这句提示语的实验参与者都选择了离开。16

这些实验揭示了社会脚本的力量，尤其是当权威人士参与其中时—要想摆脱这些社会脚本，就得毫不客气地抗拒这个权威人物。17这类情况可以使完全正常的普通人对无辜的受害者施以酷刑，哪怕会受到最强烈的良心谴责。米尔格拉姆实验能告诉我们的不仅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对别人做什么，而且还能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身不由己地做什么。

在两分钟的时间里，哈维·韦恩斯坦对24岁的女模特安布拉·古铁雷斯说了11次“求你了”。这是一段秘密录制的音频，2017年底被公开，这导致了韦恩斯坦的彻底倒台。18在录音的前一天，65岁的韦恩斯坦摸了她的胸—这让她决定报警，并同意在他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戴上窃听器。他执意要她去他的宾馆房间，一开始他的语气明显带有胁迫性。（韦恩斯坦：“我现在告诉你，你给我马上进来。”然后，过了一会儿：“你现在必须进来。”“不。”古铁雷斯马上就很坚决地回答，但还是听得出来有点为难。）接下来，韦恩斯坦突然狡猾地换了语气，变成了像米尔格拉姆实验中第一种提示语那样的措辞。（他接下来说的是“求你了”。）随着他重复这个“求你了”（比如，“过来吧，求你了”），古铁雷斯越来越难以坚持拒绝了—因为再拒绝就越来越不能为社会接受了。这就是韦恩斯坦看上去很温和但实际很冷酷的施压。显然，他不仅对古铁雷斯越来越强烈的痛苦无动于衷，事实上他希望造成这种痛苦，使她屈服于他。确切地说，并不是说古铁雷斯的“不”对于韦恩斯坦来说意味着“好的”，而是说她的“不”毫无意义—听到这个“不”只会让他继续要求，继续催逼，继续纠缠。他反复提醒她，他很了不起（“我是个名人”）；反复提醒她，她在违反某种社会脚本（“你这么做让我难堪”）；她拒绝听从指挥；她难以共事。

韦恩斯坦有强大的人设—即使是在他的行业权力之外，他也能用它达到任何目的，让他的很多目标轻易成为他的猎物。这样的人很容易让一个比他地位低的女性产生一种错误的义务感，还有（通常是有理由的）恐惧，使她们无法抗拒他的建议。她甚至可能会被说服，积极参与到他对她身体的性控制中：她不愿意和他有性关系，但却更不愿意继续对他说“不”。所以，她可能最终还是和他发生了她不想要的性行为，不是为了让自己得到什么好处，也不是为了性本身—全然不是。她这么做是为了避免社会规范要求她必须规避的后果。

韦恩斯坦把另一个目标埃玛·德·科内引诱到他的宾馆房间，并沿用了他的惯用伎俩。他洗完澡出来后让她和自己躺在床上，她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吓了一跳。“我们什么都没做！”她记得他这么说。他试图说服她，说这个场景很浪漫。他说：“这就像迪士尼电影一样！” （另一个受害者称他的骗局是“糟糕的童话故事”。） 德·科内用尽了全身力气：“我看着他说—我鼓起最大的勇气说：‘我一直很讨厌迪士尼电影。’然后我就离开了，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尽管如此，她还是心神不宁，浑身颤抖，惊恐万分。19

能够行使这种权力的并不只是那些拥有超级特权的男人。这样的事情每天都会发生，婚姻里也会存在。在最近发表于沃克斯（Vox）网站的一篇文章里，一名女性描写了她自己“心灵最深处最阴暗的事实”，这是她在结婚很多年后最终在婚姻咨询时才透露的：在八年的婚姻中，她感觉自己被丈夫性侵了。20 “这种我不想要的性时常让我感到恶心，” 她说，“有一次，我不得不直接从床上跑到卫生间里，对着马桶吐了起来。”可是，在那次咨询之后的15年里，她仍然很难承认这些糟糕的现实。她不敢告诉丈夫她不想和他有性行为，不敢拒绝他，甚至自己也不敢承认这发生的一切。于是，她写道，“我尽可能讨价还价，找借口不和他睡在一起。我甚至因为生病可以名正言顺地拒绝他而高兴”，虽然“理智告诉我，我有权拒绝”。实在没办法拒绝的时候，她就让丈夫一个人在她身上忙活，她自己看书分散注意力。她拒绝他的亲吻。“我和他讲好：你可以干我，但不能亲我，而且我不需要假装我愿意。他接受了。”她继续写道：

这个人知道我不愿意，这个人知道我为我们之间缺乏情感交流而深深痛苦，这个人知道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侵犯—我很清楚地告诉过他，而我还要接受他的性要求，这让我非常伤心。他在我不想要的性里仍然可以得到享受，仍然感觉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知道这一点让我对婚姻失去了信心。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性玩偶。我觉得失去了自我。

但我还是会自责。

直到“MeToo”运动期间她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那时她早已离开了她的丈夫。她写道：

在那么多其他人的故事里，女性在性关系中受到羞辱、胁迫和霸凌，我看到了她们的愤怒……我在想：我的丈夫听到我说的话［关于被他性侵的话］—哪怕是一次，哪怕我说得小心翼翼，他那天晚上怎么还能睡得安稳，甚至还要继续坚持和我上床？

我的答案，当然是所谓的应得权利。但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让一个女人去抵制这种在她心里已经内化的男人对性爱的权利是多么困难。“如果你行使权利的代价是让别人痛苦，你怎么还能够继续？”这个作者问道。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没有真正的答案。

最让人意外的是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虽然一直没有透露姓名，但我们知道她是一位经常讲授女性主义理论的人文学科教授。然而，她坦白说：“我读的所有这些女性主义文本都不能让我摆脱社会和大众文化灌输给我的观念—不管我自己的感觉如何，让丈夫满意是我的义务。”

除了担心面对可怕的社会后果—从职业报复到婚姻关系疏远，女性可能会承受因为拒绝男人带来的强烈负罪感和羞耻感，因为男人们觉得他们不仅有权得到性爱，而且还有权得到她积极的同意和参与。

这么看来，凯特琳·弗拉纳根为阿兹·安萨里所受的屈辱感到担忧可谓是黑白颠倒了，她的担忧很奇怪（但很典型）。在这种事情发生后，感到羞耻和屈辱的往往是那个违背男人意愿的女人，而且那些痛苦的感情也许会让她们保持沉默。21

演员萨尔玛·海耶克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那篇写哈维·韦恩斯坦的文章说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在那篇引起广泛关注的文章里，她打破长久的沉默，曝光了他对她的虐待。22韦恩斯坦先是让海耶克觉得她可以实现自己的创作梦想，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然后，当她没有满足他的要求时，就开始残酷地报复，对她进行各种打击。特别是在她拒绝了他的性要求，在很多情况下对他说了“不”之后，他就开始了各种虐待—贬低她，威胁要杀掉她。他的性胁迫只是他武器库里的一种。23

据海耶克描述，由于没有为韦恩斯坦扮演一个足够性感的弗里达·卡罗(3)，她惹恼了这位著名制片人。在受到挫败后，他爆发了：他孤立她，羞辱她，逼着她表演让她的身体产生极度不适的裸体性爱场景。她写道，想到他的眼睛正看着自己裸露的身体，她惊恐不安，止不住地呕吐和哭泣，感受到了一种发自肺腑的羞耻—这种羞耻感正是这一类男人经常用来对付女人的武器。

但是，话又说回来，并不仅仅是像韦恩斯坦这样有权有势的人才能这样做（这么说并不是否认有权有势的人更有影响力）。还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有权利得到一些东西，却因为整个生活或特别是因为女人对他们的反应而感到愤愤不平、灰心失望。克丽丝滕·鲁佩尼安小说里的罗伯特就是这样的例子，他是一个有点崩溃而且很容易受伤的人。另一个例子是HBO电视网播出的《都市女孩》（Girls）中的人物查克·帕尔默。24在2017年初播出的《美国婊子》那一集中，汉娜·霍瓦特去了这位著名中年作家的公寓。帕尔默被指控在各地大学做讲座和上研修课期间，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和本科生上床。这种性关系是否两厢情愿并不十分清楚，这一点正是争议的一部分。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同意让他这样的男人得到他想要的性爱是天经地义的，至于那些在伦理上他们可能需要负责的事情，根本就不需要问女人同意不同意。25确实，两厢情愿还是未经同意的区分已经成为合法性行为和违法性行为的界限，即使不是有意做此区分，也算是默认如此了。但对合乎道德的性而言，仅仅不犯法是不够的，这一点在人类生活和道德行为的大多数领域都一样。例如，要想做一个诚实的人，仅仅做到不欺诈、不入室抢劫或不盗窃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