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难民事务地区办公室的一位发言人在发给人道主义通讯社IRIN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在与避难所管理人员进行了无数次的交谈之后，我可以向你保证，紧急避难所或社区避难所没有报告不寻常的（性暴力）事件。”[58]尽管有多宗关于性骚扰和性虐待的报告，他们却说：“相信没有什么大问题。”同样，新闻网站BuzzFeed报道称，在欧洲，男性边防人员可能利用性交易换取入境一事被完全否认了。[59]然而，《卫报》201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性暴力和性虐待广泛且系统性地存在于过境点和检查站。”三分之一接受采访的妇女和儿童说，她们遇到的袭击者要么穿着制服，要么看似与军方有关。[60]

柏林难民办公室指出“警方报告的数量非常少”，并以此证明他们“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说法。2016年全年，柏林警方只登记了10起“侵犯性自由”且涉及居住在避难所的妇女案件。[61]但是，警方的这个统计数字，是对该问题的可靠描述，还是又一个性别数据缺口？当BuzzFeed记者联系欧洲主要过境国（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匈牙利）的国家警察，询问他们关于性别暴力的信息时，许多人对“提供信息的多番请求”完全未做出回应。匈牙利方面确实做了答复，但只是说他们“不收集与寻求庇护者有关的资料，包括强奸或性攻击未遂的报告”。克罗地亚方面说，他们“不能按受害者类别对犯罪报告进行分类”，但无论如何，他们“没有关于寻求庇护者遭受性暴力的报告”。这当然可能是真的，尽管不是因为它没有发生过。一些帮助难民的女性组织指出，虽然他们接触过的许多女性在避难所遭到过猥亵和骚扰，但由于文化和语言上的障碍，“非常非常多的性攻击没有被上报”。[62]

在危机环境中，有权势的男人模糊了援助和性侵犯之间的界限，利用自身地位强迫女性为了获得食物配给而与其发生性关系，这加剧了性虐待方面的数据缺口。[63]这里的数据缺口是地方特有的，但我们所掌握的证据表明，它在灾后环境中其实非常常见，[64]最近还引发了全球媒体关注，因为先是乐施会，然后是其他各种国际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遭到性虐待指控，虽然机构事后试图掩盖，但仍引起了动荡。[65]

在为女性难民设计系统时忽略了男性暴力的潜在可能性，这一现象深具讽刺意味，因为男性暴力往往是女性成为难民的首要原因。[66]我们倾向于认为人们流离失所是因为战争和灾难：这通常是男人逃离的原因。但这种看法是男性默认思维的另一个例子：虽然女性确实会为此而寻求庇护，但女性无家可归通常是因其遭受男性暴力。女性逃离“矫正性”强奸（男人强奸女同性恋者以“让她变直”），逃离制度化强奸（就像在波斯尼亚发生的那样），逃离强迫婚姻、童婚和家庭暴力。男性暴力往往是低收入国家女性逃离家庭的原因，也是西方富裕国家女性逃离家庭的原因。

无家可归历来被视为男性现象，但有理由怀疑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数据。约克大学住房政策中心的研究人员乔安妮·布雷瑟顿解释说，女性实际上“远比男性更容易无家可归”，[67]而在澳大利亚，“典型的无家可归者”现在是“25至34岁的年轻女性，通常带着孩子，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是为了逃避暴力”。[68]但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69]被大大低估了——这个性别数据缺口在许多方面是研究人员对“无家可归”的定义和评估方式所导致的。[70]根据加拿大可替代政策中心的说法，“关于无家可归的许多研究（……）都缺乏基于性别的综合分析”。[71]

统计无家可归者的方法通常是看使用无家可归服务的人数，但这种方法只有在男女具有同等使用服务可能性的情况下才有效，而事实并非如此。因遭受家庭暴力而无家可归的妇女，往往更可能去家庭暴力庇护所而不是无家可归者庇护所。在英国，这意味着她们不会被算作无家可归人士。[72]她们也可能和其他人一起生活在不稳定的环境中，“没有自己的前门、隐私和生活空间，也无法进入拥有合法权利的住房”。[73]正如最近英国各地“以性换房租”协议的兴起，有时，她们会像难民营里的女性一样遭到性剥削。[74]

加拿大的研究显示，女性之所以会陷入这种不稳定的环境，是因为她们在官方安排的紧急住所中感到不安全，尤其是在男女混住的情况下。[75]而且这些安全问题并不是女性凭空想象的：加拿大可替代政策中心称女性在庇护所遭受的暴力程度“令人震惊”。该中心的结论是，预想中“无论男女都能平等获得”而且“不分性别”的服务，实际上会让妇女面临重大风险。

因此，女性无家可归并不仅仅是暴力的结果：它是妇女遭受暴力的一个主要预测因素。[76]美国的妇女选择在简陋的环境中生活，而不是住在她们认为危险的庇护所里。[77]Agenda是一个为处境危险的女性提供援助的慈善团体，该机构负责人凯瑟琳·萨克斯-琼斯解释说，在英国，无家可归者服务机构“通常是为男人设立的”，“对于经历过虐待和暴力的弱势女性来说，这些地方可能令人害怕”。[78]

然而，区分性别的物资供应不仅关乎安全，还关乎健康。在英国，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可以（而且确实）向国家医疗卫生系统索要免费的安全套，[79]但不能索要免费的经期用品。因此，庇护所只能在碰巧有闲钱（不太可能）或者收到捐款的情况下，免费提供经期用品。2015年，一个名为“经期无家可归”的活动组织请求英国政府像提供安全套一样提供经期用品。[80]尽管在议会中提出了问题，但政府资金一直没有到位，不过在2017年3月，该运动组织宣布与卫生巾品牌Bodyform合作，到2020年捐赠20万包卫生产品。[81]美国的活动人士取得了更大的成功：2016年，纽约市成为美国第一个在公立学校、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和惩戒所免费提供卫生棉条和卫生巾的城市。[82]

女性难民也未能幸免于一种全球性的、长期的忽视：女性会来月经。为这种基本需求提供的资金往往无法到位，[83]其结果是妇女和年轻女孩可能多年无法获得经期产品。[84]即使是在确实提供了卫生用品的地方，它们传统上也是“为分发给家庭而设计的，没有根据每个家庭中经期女性的数量进行调整”。[85]在设计分发方式时也常常没有考虑到月经的文化禁忌：他们指望女性能够从男性员工手中或者当着男性家庭成员的面索取月经产品；[86]而且未提供适应不同文化的产品或处理方法。[87]

这种供应方面的差距影响了女性的健康和自由。一项研究发现，由于不得不使用不卫生的替代品（“破布、苔藓、床垫碎片”[88]），超过50%的女性“患有尿路感染，但往往得不到治疗”。[89]而且“由于对月经的羞耻感以及月经渗漏的风险”，女性的行动受到限制，无法“获得食物、服务、信息，与他人互动”。

缩小性别数据缺口并不能神奇地解决女性面临的所有问题，无论她们是否流离失所。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对社会进行大规模重组，并结束男性暴力。但是，认识到性别中立并不意味着性别平等这一事实，将是一个重要的开端。而且如果有了按性别分列的数据，人们肯定更难坚持认为，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大可彻底忽视女性的需求，因为所有证据都证明事实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