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税收制度歧视女性，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们没有系统地收集税收制度如何影响女性的数据。换句话说，就是因为性别数据缺口。欧洲议会2017年的一份报告称，税收对女性的影响是“一个研究不足的领域”，该报告呼吁在这个问题上提供更多按性别分类的数据。[28]就连西班牙、芬兰和爱尔兰等已着手从性别角度分析其预算编制的国家，通常也只关注支出，而不是税收。在欧盟，奥地利“是少数几个为税收制度制定了具体目标的政府之一，这些目标包括促进在男女之间更平等地分配有偿和无偿工作、提高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缩小两性薪酬差距等”。与此同时，2016年对欧盟成员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芬兰和瑞典实行了严格的个人所得税制度。[29]
税收体系的女性问题是“家庭资源在两性之间平等分配”这种僵尸假设所无法解释的：它包含了税收理论本身——至少在目前的形式上是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对税收作为资源再分配手段的兴趣减弱，更多地将税收视为对潜在增长的阻碍，必须遏制。其结果是降低了对资本、企业和高收入者的征税，增加了税收漏洞和激励措施，从而使跨国公司和超级富豪能够避税和逃税。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扭曲原本有效的市场过程”。[30]
当性别问题进入这个框架的时候，人们考虑的完全是税收可能阻碍妇女参与有偿劳动，进而损害经济增长。而人们没有考虑到的是，一个如此狭隘地专注于促进“增长”的税收体系是如何以牺牲女性的利益为代价来造福男性的。由于两性薪酬差距，削减所得税的最高税率给男性带来了特别多的好处。出于同样的原因，世界上大多数女性都无法利用一名昂贵的会计师得知各种税收漏洞。财富税和资产税的减少（或不执行）也给男性带来了特别多的好处，因为男性更有可能控制这些资源。[31]
但这不仅仅是让男性相对女性更容易受惠。这些偏向男性的福利实际上是以女性为代价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女性必须用她们的无偿照护工作来填补由此产生的服务缺口。2017年，英国妇女预算组织指出，紧缩措施对英国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到2020年，税收优惠极大地偏向男性，每年会给财政部带来440亿英镑的损失”。[32]其中包括削减90亿英镑的燃油税和酒税，削减130亿英镑的公司税，以及提高所得税和国民保险起征点造成的220亿英镑的损失。这些税收优惠加在一起，比每年削减的社会保障支出总额还要多——这清楚地表明，这并不是资源的问题，而是（性别）优先支出的问题。
跨国避税技术加剧了低收入国家的低税收问题：跨国公司经常“通过谈判获得免税或激励措施，以此作为将业务带到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估计每年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约138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有观点认为，只有允许大型企业在剥削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却不缴纳任何税，才有可能吸引它们进入发展中国家……不过情况并非如此。经合组织发现：“这种激励措施很少是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主要原因。”[33]另一方面，妇女的廉价劳动力无疑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然而，这种税收制度有时“会被国际金融机构作为条件强加给发展中国家”。[3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发展中国家每年因避税计划损失2120亿美元，远远超过它们从援助中获得的金额，这与英国的税收优惠超过支出削减的速度相呼应。[35]全球未记录的离岸金融财富中，超过三分之一被认为秘密存放在瑞士。瑞士最近面临着联合国关于“其税收和金融保密政策对全球女性权利造成影响”的质疑。[36]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2016年的一份分析报告发现，跨国铜业公司——比如总部位于瑞士，在赞比亚设立矿场的嘉能可公司——因避税而导致业务所在国损失的资金，本可以为该国60%的卫生预算提供资金。该中心还估计：“仅在瑞士一家银行分行持有的资金，就导致印度政府损失了12亿美元的直接税收收入，这些资金相当于（印度）2016年妇女权利支出的44%，印度政府以及该国社会总支出的6%。”[37]
政府需要钱，所以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弥补这些损失。其中许多国家转向消费税，因为消费税容易征收且难以逃避。低收入国家“约三分之二的税收收入来自增值税等间接税，四分之一多一点来自所得税”。[38]国际劳工组织最近的一项分析发现，138个政府（93个发展中国家和45个发达国家）正计划主要通过增值税的形式，增加和/或扩大消费税。[39]
这一增长也特别影响妇女，不仅是因为她们在穷人中的比例过高（越是贫穷的人，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越高），还因为她们往往承担着购买食品和家庭用品的责任。而且，由于女性的有偿劳动供给更具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性别薪酬差距），增加增值税可能会迫使女性花更多时间从事无偿劳动，以便在家庭中生产出她们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的产品。
由于总体上缺乏具体消费税税率和免税额对不同性别影响的研究，决定哪些产品可以增加增值税、哪些不可以的分配往往不顾及性别，从而加剧了这一问题。[40]一般被视作“必需品”的产品是不会有增值税的，所以在英国食物免税，因为它被认为是必需品，而iPhone没法免税，因为它们不算必需品。但是，一个女人的必需品也许就是另一个男人眼中的奢侈品，世界各地的女性都在开展运动，努力让男性主导的立法者认识到卫生用品不是奢侈品。在一些国家，她们甚至已经取得了成功。
很明显，世界各地的税收制度——表现为市场驱动力的客观涓滴效应——具有强烈的性别影响。它们是建立在不按性别分类的数据和男性默认思维的基础之上的。再加上我们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公共支出采取了无视女性的视角，全球税收体系不仅未能减轻性别贫困：它们还在推动这一趋势。如果世界希望终结不平等，我们就需要把采用基于证据的经济分析作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