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希望增加女性参与有偿劳动的时间，从而挖掘GDP增长潜力，显然必须减少女性的无偿工作：麦肯锡公司的研究发现，英国女性从事无偿工作的时间从5个小时减少到3个小时，她们的有偿劳动参与率就将增加10%。[59]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引入适当的带薪产假和陪产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一步，它可以增加女性的有偿就业，甚至有助于缩小两性薪酬差距[60]——这本身就是对GDP的一种促进。妇女政策研究所发现，如果女性在2016年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报酬，美国经济将增加5126亿美元的收入——这相当于2016年GDP的2.8%，相当于“2015财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向贫困家庭提供临时援助的约16倍”。[61]

比起引入带薪育儿假，更激动人心的政府干预措施是向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一词通常被理解为支撑现代社会运作的有形结构：公路、铁路、水管、电力供应。它往往不包括同样支持现代社会运作的公共服务，如对儿童和老年人的看护。

而女性预算组织认为这是不对的。[62]因为，就像有形的基础设施一样，该机构认为的社会基础设施“能提高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受照顾情况，而这将在长远的未来反哺经济和社会”。因此可以说，将照护服务排除在“基础设施”这一广泛概念之外，只是我们在构建经济结构时另一种毋庸置疑的男性偏见。

以早期幼儿教育和高质量的正规婴幼儿保育服务为例。在这些方面的投资实际上会减少整体教育支出，因为它降低了补习教育所需的投资水平。[63]它还可以改善儿童的认知发展、教育成就和健康状况，[64]对社会经济条件不佳的儿童来说尤其如此。[65]从长远来看，所有这些都会提高生产力。[66]

一份关于早期幼儿教育两项试点研究的报告发现，到40岁时，曾接受早期幼儿教育的美国儿童更有可能就业（76%比62%），而且年收入中位数更高（20 800美元比15 300美元）。[67]他们也更有可能拥有自己的房子（37%比28%）、一辆汽车（82%比60%），并拥有储蓄账户（76%比50%）。报告还发现，早期幼儿教育对降低犯罪率具有更广泛的间接影响，从而可降低执法成本。报告的结论是，投资于早期幼儿教育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大于商业补贴，到2080年将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3.5%。

但是，尽管存在这些潜在的收益，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仍经常被忽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偿工作的数据缺口。南希·福尔布雷解释说，这种性别数据缺口导致“回报率”被“低估”。[68]事实上，回报可能是巨大的。在英国，这将创造多达150万个就业岗位，相比之下，在建筑领域的同等投资将创造75万个就业岗位。在美国，将GDP的2%投资于护理行业“将创造近1300万个新就业岗位，相比之下，将GDP的2%投资于建筑业将创造750万个就业岗位”。[69]而且，由于（目前）护理行业是一个由女性主导的行业，这些新增就业岗位中有许多将流向女性——请记住，增加女性就业会带动GDP增长。

女性预算组织发现，在英国、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将GDP的2%投资于公共护理服务，“为男性创造的就业机会与投资于建筑业的就业机会几乎一样多……但为女性创造的就业机会将高达后者的4倍”。[70]在美国，三分之二新创造的护理工作岗位将提供给女性，而在新创造的建筑行业岗位中，这一比例仅为三分之一。[71]这项投资将使女性就业率提高多达8个百分点，将性别就业差距缩小一半。[72]在英国，这一投资将使男女就业差距缩小四分之一（鉴于紧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打击最为沉重，这一修正不可小觑）。[73]

除了通过积极为女性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来增加女性的有偿就业（从而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外，投资于社会基础设施还可以通过减少女性不得不从事的无偿劳动来增加女性的有偿就业。有3到5岁子女的英国母亲，其就业率比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低6%。2014年，有41%育有4岁以下孩子的母亲从事全职工作，而无子女女性和父亲的这个比例分别为82%和84%。[74]这种性别差异部分源于社会期望——母亲是主要照护者（不平等的产假和陪产假津贴等法律规定巩固了这种期望）。但也有性别收入差距方面的因素：对许多异性恋夫妇来说，女性减少工作时间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因为女性往往是收入较低的一方。

此外还有照顾孩子的费用。英国教育部最近的研究发现，54%不外出工作的母亲表示，“如果能获得方便、可靠、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她们愿意出去工作。[75]但总的来说，她们得不到。在过去的10到15年里，英国的儿童保育费用已经超过了一般的通货膨胀率，[76]英国父母在育儿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净收入的33%，而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是13%。[77]因此，英国各社会经济阶层对儿童保育服务的接受程度极不平等（特别是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比），也就不足为奇了。[78]这也对女性的有偿就业产生了连锁反应：29%的英国女性（在中低收入母亲中这一比例升至近50%）告诉麦肯锡公司，“生完孩子后重返工作岗位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这么说的女性是持同样观点的男性的2倍。[79]

纽约州的情况类似，2012年，皮尤研究中心发现，纽约是美国育儿成本最高的一个州。[80]美国进步中心发现在纽约市长引入普遍学前教育之前，“在等待儿童保育援助的纽约家庭中，超过三分之一失去了工作或无法工作”。在幼儿园面临资金大幅削减的洛杉矶，估计有6000名母亲将放弃大约150万小时的工作时间，每年损失的工资总额达2490万美元。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有持续的儿童保育服务，母亲保住工作的可能性会增加1倍。另一项研究发现，“政府资助的学前教育项目可以使母亲的就业率提高10%”。[81]1997年，魁北克省政府做了一个尝试，为儿童保育服务提供补贴。在出台补贴机制后，儿童保育费用下降了。到了2002年，育有至少一个1到5岁子女的母亲的有偿就业率增加了8%，她们的工作时间每年增长了231小时。[82]此后其他几项研究发现，提供公共托儿服务与女性有偿就业率提高“密切相关”。[83]

将儿童保育工作从一种主要是无偿的、女性化的、无形的劳动形式转移到正规的有偿工作场所，是一种良性循环：如果育有5岁以下子女的妇女从事全职工作的人数再增加30万，估计将增加15亿英镑的税收。[84]妇女预算组织估计，增加的税收收入（连同减少的社会保障福利支出）将能抵销每年儿童保育89%至95%的投资。[85]

这可能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因为它的基础是当前的工资水平——就像适当的带薪陪产假一样，公共资助的儿童保育也被证明可以缩小两性薪酬差距。在丹麦，从26周到6岁的所有儿童都有资格享受全日制托儿服务，2012年该国的两性工资差距约为7%，而且自2009年以来一直在缩小。而在美国（多数地区直到孩童5岁才提供公立托儿服务），2012年的两性薪酬差距几乎是这个数字的2倍，而且一直没有改进。[86]

我们往往认为，女性所做的无偿工作只是个别妇女为了个人利益而照顾家人的个人行为。但事实并非如此。妇女从事的无偿工作是整个社会所依赖并从中受益的工作。当政府削减我们所有人用税收支付的公共服务时，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并不会戛然而止。这些工作只是简单地转移到了妇女身上，随之而来的是对妇女有偿劳动参与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负面影响。因此，女性所做的无偿工作不仅仅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它被编织进我们所创建的系统中——它也可以很容易地从这个系统中剥离出来。我们需要的无非是主动开始收集数据，然后围绕现实、而不是基于男性偏好来设计我们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