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是选择的选择导致了女性贫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越是女性投入大量时间做无偿照护工作的国家，时薪的性别差距也越大。[48]在英国，收入低于基本生活工资的职工中，女性占61%，[49]财政研究所发现，孩子出生后的12年间，随着女性的事业和工资停滞不前，男女收入差距扩大到了33%。[50]美国母亲和已婚父亲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没有子女的男性和女性收入差距的3倍。[51]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差距会越来越大。在德国，一个已育有一子的女性到45岁时，收入预计会比一个始终全职工作的女性少28.5万美元。[52]来自法国、德国、瑞典和土耳其的数据表明，即使一些国家认可妇女无偿照护工作的贡献，并为此进行了社会转型，妇女一生的收入仍比男人少31%至75%。[53]

这一切都让女性在老年时面临极端贫困，部分原因在于她们根本无力为老年进行储蓄。但同时也是因为政府在设计养老金计划时，没有考虑到女性相对较低的终生收入。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据缺口，因为数据确实大体已经有了。但除非政府使用这些数据，否则收集它们毫无用处。而政府并没有使用。

过去20年间，主要在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建议下，全球范围内社会保险转向个人资本账户计划（通常由私人管理）的趋势越来越明显。[54]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是直接根据他们过去的缴费额和预计支取养老金的年数计算的。这意味着女性会因这样几个原因而遭受损失：不得不抽出时间从事无报酬的看护工作；提前退休（在某些国家和职业中仍然属于法律要求）；更加长寿。

其他政策对男性的好处明显比女性多。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最近对养老基金的税收优惠（男性可能享有更高的养老金），[55]以及英国最近改成了自动登记①。与世界各地的许多养老金政策一样，这一政策犯了一个标准的错误，那就是没有对女性从有偿劳动中抽出时间从事无偿照护工作进行补偿。因此，女性的“养老金缴费额有很大一部分被遗漏了”。[56]更不可原谅的是，英国的制度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女性更有可能做几份兼职工作，以便将她们的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结合起来。[57]为了获得自动登记的养老金，一名工人每年必须挣至少1万英镑。然而，尽管许多女性的收入确实超过了这一门槛，但她们是从多家雇主那里赚钱——而加在一起的收入并不算数。这意味着“32%的就业女性（总数为270万）赚到的钱不足以令她们获得自动登记的养老金福利，而就业男性中这一比例只有14%”。[58]

巴西、玻利维亚和博茨瓦纳的养老计划提供了一个参照，“由于采用了广泛适用的非缴费型养老金”，这些国家的养老金已接近普遍覆盖，男女差距也缩小了。[59]玻利维亚妇女每生育一胎可视为缴纳一年养老金，最多可按生育三胎领取。研究还发现，作为一个附带好处（也是女性贫困问题一个更长远的解决方案），主要照护者的养老金抵免福利也会鼓励男人承担更多的无偿照护职责。[60]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女性的无偿工作，所以它们才被低估吗？还是因为我们低估了无偿工作，所以它们才没有被看到？

除了解决养老金方面对男性的偏袒，各国政府还必须出台政策，让妇女能够继续从事有偿工作，从而解决老年女性的贫困问题。这应该从适当的带薪产假开始——但它显然并不是终点。

为职场父母提供全面支持的欧盟国家，其女性就业率最高。[61]世界各地的大量研究表明，产假对女性参与有偿劳动力市场有积极影响。[62]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就业女性的总人数上，也体现在她们工作的时间和收入上。它已被证明对低收入女性特别有益。[63]

然而，这里有一点需要提醒：并非所有产假政策都是平等的。产假提供的时间和金额很重要。如果女性没有足够的休假时间，她们就有可能完全脱离有偿劳动力，[64]或者转向兼职工作。[65]当谷歌公司注意到刚生完孩子的女员工流失率是其他员工的2倍时，他们改变了产假政策，从休假3个月、支付部分工资，改为休假5个月、全额发放工资。于是流失率减少了50%。[66]

除美国外，所有工业化国家都为员工提供带薪产假，[67]但大多数国家要么在薪酬、要么在产假长度方面没有达到最佳水平，自然更不可能两方面俱佳。澳大利亚最近的一项分析发现，确保妇女继续从事有偿劳动的最佳带薪产假长度为7个月至1年，[68]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提供既能达到这个长度、又能给予适当薪酬的假期。

经合组织中有12个国家补发全额工资，但没有一个国家的产假超过20周，平均为15周。例如，葡萄牙是提供100%补发工资的国家之一，但它只提供6周产假。相比之下，澳大利亚提供18周的产假，但只发放相当于平时工资42%的生育津贴。爱尔兰的产假为26周，但津贴仅为工资的34%。因此，对于这些国家的女性来说，她们能得到的法定假期，实际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英国政客们喜欢吹嘘——脱欧公投前夕尤甚——英国提供的产假比1992年欧盟《怀孕员工指令》中规定的14周“更慷慨”。[69]严格地说，这种说法没错，但并不意味着与欧洲大陆的女性相比，英国女性得到了更好的待遇。欧盟国家带薪产假的平均时长为22周。[70]这个数字掩盖了工资和时长方面的巨大区域差异。克罗地亚提供30周全薪产假，而英国提供39周，但生育津贴平均仅为工资的30%。事实上，2017年的一项分析显示，英国为女性员工提供的“合理带薪产假”时长（1.4个月）在24个欧洲国家中排在第二十二位。

而现在英国即将脱离欧盟②，这个国家可能会进一步落后于它的欧洲邻国。自2008年以来，欧盟一直在争取将产假规定延长为20周全薪产假。[71]这一提议多年来没有进展，最终在2015年被放弃，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英国及其企业游说团体的大力反对。[72]没有了英国，欧盟的女性将可以自由地享受这种更进步的休假津贴。与此同时，马丁·卡拉南（现任英国脱欧大臣）在2012年向欧洲议会发表了一次演讲，并在演讲中把《怀孕员工指令》列入了他的“实际雇用员工的障碍”清单，并表示“我们可以扫清这些障碍”。[73]

对英国的一些女性来说，完全不放产假已经成为现实，因为《怀孕员工指令》并不包含女性政治人物。国会中的女性可以享有产假，但没有法令明确规定她们在无法亲自出席的情况下如何投票。从技术上讲，休产假的女性可以利用一种称为“配对”的制度，即让两名投票方向相反的议员配对，都不投票。然而，在2018年7月，我们看到了这个解决方案是多么不充分，当时休产假的自由民主党议员乔·斯温森与保守党议员布兰登·刘易斯配对，但刘易斯匪夷所思地“忘记”了他有配对这回事，参加了两轮至关重要的英国脱欧投票，结果政府以极其微弱的优势通过了提案。

但地方政府的情况比这更糟。《1972年地方政府法》第85条规定：“除非获得当局批准，否则对6个月内不出席会议的议员应予免职。”你可能希望产假也被纳入获批的请假事项中，但妇女慈善机构福西特协会委托进行的一份报告发现，英国只有12个地方议会（占4%）有正式的产假政策，尽管有些地方有非正式的安排，但总共有四分之三的地方议会完全不提供产假。[74]因此，由于政策忘记了一半人口可以而且往往会生育，女性失去了工作。

2015年，市议员夏琳·麦克莱恩在早产后不得不住院数月。尽管她一直与议会保持联系，并被告知她拥有正常的员工权利，但当她重返工作岗位时，却被告知须参加连任竞选，因为她已离职6个月。即使在麦克莱恩事件发生后，纽汉市议会也没有改变它的规则来适应女性的身体现实，而只是简单地承诺说，以后会确保所有准妈妈都能得到准确的信息——那就是她们缺乏权益。[75]次年，伯明翰市议员布里吉德·琼斯被告知，如果她怀孕，她将必须辞去儿童服务部门负责人的职务。

美国女性的情况更糟，世界上仅有4个国家不能确保提供至少部分带薪产假，美国便是其中之一。[76]《家庭医疗休假法案》保证了12周的无薪假期——但是，休假还需要满足其他要求，其中一条是你必须在一家至少拥有50名员工的企业，为雇主工作超过12个月。[77]因此，即使是无薪假期也只对60%的劳动妇女有效。[78]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剩下那40%的美国女性遭解雇。当然，承担得起无薪产假的女性数量更少：四分之一的美国母亲在生完孩子后的两周内就会重返工作岗位。

对一些美国女性来说，这些差距在州或行业层面上得到了补偿。2016年1月，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给联邦工作人员安排了6周的带薪照护假，[79]而现在有4个州（加利福尼亚州、罗得岛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以及华盛顿特区）通过员工社会保险提供带薪家庭假。[80]有些女性运气很好，能在提供产假的公司工作。但即使这些差距得到了弥合，仍然有约85%的美国女性没有任何形式的带薪休假。[81]

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尝试多次以失败告终，最近一次是特朗普在2018年联邦预算中提出的为新妈妈支付6周失业救济金的提案。[82]这项提案没有通过，但即使通过了，所给予的时间和所支付的金额也不足以激励妇女加入有偿劳动力大军。而这正是美国亟须的，因为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女性的有偿劳动参与率实际上在下降——201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这种差异的近三分之一源于缺乏家庭友好型政策。[83]

因此，美国政府在继续寻找各种办法，解决这个显然相当棘手的问题。然而，最新策略无非又一次证明了性别盲视政策无意中对女性造成了歧视。[84]正如我在2018年写到的，国会的共和党人对于让人们提前领取社会保障福利来支付产假、然后推迟支付退休金以抵消成本的想法感到兴奋。很容易看出这个想法为什么有吸引力：它没有成本，至少对政府来说如此。但对女性来说却远非如此。性别收入差距和女性照顾孩子的时间已经导致女性的社会保障福利减少，而这一政策会加剧该问题。[85]而且，考虑到女性寿命更长，晚年在医疗上需要花费更大，她们可能需要更多的钱来养老，而不是更少。[86]因此，这项政策的主要影响将是加剧妇女老年贫困问题。

美国的大学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说明性别盲视政策最终可能导致对女性的歧视。终身教职制度下的美国学者，需要在从事第一份学术工作的7年内获得终身教职，否则就会被解雇。这种制度对女性有偏见——尤其是对那些想要孩子的女性，部分原因在于从完成博士学位到获得终身教职（30到40岁）之间的这段时间，正好跟这些女性最有可能尝试要孩子的时间段重合。[87]结果呢？相比有年幼子女的已婚父亲，有年幼子女的已婚母亲获得终身教职的可能性低了35%，[88]在有终身教职的人员中，70%的男性已婚已育，而女性的这一比例为44%。[89]

大学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那些尝试过的大学，也经常采取性别盲视的方式，这可能最终会加剧它们本想解决的问题。[90]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许多美国大学采纳了一项本意对家庭友好的政策：父母双方在争取终身教职时，每养育一个孩子就可以多拿一年的宽限期。但并非父母双方都需要这额外一年，因此它并非“性别中立”的。需要这一年的主要是母亲。正如密歇根大学的艾莉森·戴维斯-布莱克在《纽约时报》上直接指出的：“生育就不是一个性别中立的事件。”[91]在这额外的一年里，女性可能会（不同程度地）呕吐，每5分钟上一次厕所，不停换尿布或者用泵头吸奶，而男性则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研究。因此，这项政策并没有向父母双方都施以援手，而只是拉了男人一把，并以女人为代价：一项对1985年至2004年间美国排名前50的经济学院所聘用的助理教授的分析发现，这些政策最终导致女性在第一份工作中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下降了22%。相比之下，男性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则增加了19%。[92]

该分析发表在一份工作报告中，其结果的完整性受到质疑[93]——但是考虑到我们已经掌握的母亲和父亲在获得终身教职方面的差距，考虑到数据让我们看到谁在真正承担照护工作（更不用提妊娠、分娩和母乳喂养的工作了），似乎有理由根据谁实际上怀胎、谁（同时还）是主要的照护者，来决定谁应被政策惠及。而到目前为止，这种事还没有发生。

这并不是说父亲的陪产假不重要。当然重要。除了简单的公平问题（父亲应当有权参与孩子的生活），我们的数据还显示，适当的带薪陪产假对女性就业有积极影响。到2016年，瑞典的女性就业率已接近80%，在欧盟中最高。[94]同时，瑞典也是全球陪产假休假率最高的国家之一，90%的父亲平均休3到4个月的产假。[95]相比之下，经合组织国家中更典型的情况是，五分之一的父亲休陪产假——澳大利亚、捷克和波兰的这一比例只有五十分之一。[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