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她们中的许多人负担不起这些出行方式。大多数乘客都是“交通俘虏”，也就是说，对她们来说，要想从一处去往另一处，没有比公共交通更合理的方式。[40]选择不足，对低收入妇女以及生活在南方世界①的妇女影响尤其大，例如在印度，女性使用私人交通工具的机会有限，[41]因此对公交的依赖程度远大于男性。[42]这些女性采取的策略包括绕远路，或只在有人陪同时才出门。一些女性甚至只能辞职——这一解决方案并不仅限于低收入人群。[43]当我在推特上谈到女性在公共交通上遭遇性骚扰的经历时，一名男性回复我说，他认识一位“非常聪明能干的女性”，她“放弃了伦敦金融城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搬出了伦敦，因为她对于在地铁上被人骚扰实在是厌恶至极”。

显然，这里存在着不公平。但是，人们常常将这种恐惧归咎于女性自身，却不提是规划者设计的城市空间和交通环境令她们感到不安全。和往常一样，性别数据缺口是这一切背后的原因。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男性实际上更有可能成为公共场所犯罪的受害者，当中包括公共交通工具。卢凯图-西德里斯说，这个悖论“已经引出了这样的结论：女性对犯罪的恐惧是非理性的，这个问题比犯罪本身更严重”。但是，她指出，官方统计数据并不能说明全部情况。

当女性在公共空间穿行时，她们也在面对一系列具有威胁性的性行为。甚至在我们谈到更严重的犯罪行为（如被侵犯）之前，女性就已经要每天面对让她们感到不适的男性行为了——而且对方往往是故意的。从被人吹口哨，到被不怀好意地瞥视，再到被人用“带有性暗示的语言诋毁并追问名字”，所有这些行为都不算是犯罪，但它们都加重了遭受性威胁的感觉。[44]被盯上的感觉，身处险境的感觉——事实上，这些行为很容易升级。很多女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剧烈转变：从“笑一个，亲爱的，没事的”，到“操你这贱人，你凭什么不理我？”，到被跟踪回家并遭到侵犯，再到终于明白一个陌生男人看似“无辜”的言语可以代表任何事情，但就是跟无辜无关。

但女性不会告发这些行为，她们能报告给谁呢？“每日性别歧视”和Hollaback②等群体的出现为女性提供了一个空间，让她们可以谈论每天在公共场所面临的具有威胁性但又构不上犯罪的行为，在此之前，公众几乎意识不到这些行为。当诺丁汉的警察开始将厌女行为（从不雅的暴露，到偷摸身体，再到偷拍裙底等一切行为）登记为仇恨犯罪（或者如果这种行为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犯罪，那就是仇恨事件）时，他们发现报案数量激增——不是因为男人突然变得更糟，而是因为女人认为她们会得到认真对待了。[45]

女性在公共场合面临的威胁行为是隐蔽的，而且，男人不会对有男伴陪同的女性做出这些行为，更加剧了其隐蔽性——无论如何，男人遭受这类行为的可能性都要低得多。巴西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女性在旅途中遭受过性骚扰和暴力，其中一半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有同样遭遇的男性比例为18%。[46]所以，那些没做过也没经历过这些事的男人，根本不知道它正在发生。而且，碰到女性诉说自己的遭遇，他们经常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反正我从来没见过”——另一个性别数据缺口。

而我们收集数据的方式加剧了这一问题。2017年的一篇论文解释道：“我们之所以缺乏关于性骚扰普遍程度的大规模数据”，不仅仅是因为漏报，还因为性骚扰“通常不被包括在犯罪统计数据中”。[47]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对性骚扰的“归类通常做得很差”，许多研究未能“定义性骚扰或对性骚扰分类”。2014年，智库澳大利亚研究所发现，接受调查的女性中有87%都曾遭受过口头或身体上的街头骚扰，但“没有收集到有关骚扰程度或形式的数据”。

官方统计女性所遭遇的暴力程度明显与她们的恐惧情绪不匹配，而这不仅关乎女性日常面临的普遍威胁。哪怕是更严重的罪行，女性往往也不会报案。2016年，一项关于华盛顿特区地铁性骚扰的调查发现，77%的性骚扰被害者从未报案，这与墨西哥政府机构全国妇女协会针对女性暴力的调查结果大致相符。[48]

纽约市的报案率甚至更低，据估计，地铁系统中96%的性骚扰和86%的性侵犯受害人从未报案，而在伦敦，据报道有五分之一的女性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遭受过身体侵害，而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遭遇过违背意愿的性行为的人群中，约90%的人不会报案”。[49]非政府组织对阿塞拜疆巴库市的地铁女性乘客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在声称受到性骚扰的女性中没有一人向相关部门报案。[50]

显然，警方的官方数据并没有展现出一幅完整的图景。但是，尽管关于公共场所中针对女性的性犯罪，我们缺乏其“确切性质、地点和时间”的全球数据，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女性对性犯罪的恐惧实际上并不是非理性的。[51]

从里约热内卢到洛杉矶，男人们在公交车上强奸妇女和女孩，而司机无忧无虑地照常驾驶。[52]来自墨西哥的34岁妇女维多利亚·华雷斯说：“事实是，每次我离开家都很害怕。”在该国，90%的女性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遭遇过性骚扰，[53]女性员工报告说，男人在车里闲逛，“绑架上下车的女人”。[54]她们说，上下班是她们一天中最危险的一段时间。

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90%的法国女性曾在公共交通上遭受性骚扰；[55]这年5月，2名男子因企图在巴黎火车上实施轮奸而入狱。[56]2016年华盛顿地铁的一项调查发现，女性在公共交通上遭遇性骚扰的可能性是男性的3倍。[57]同年4月，[58]华盛顿地铁发生了一起不雅暴露事件，一名嫌疑人获指认；一个月后，他的恶行升级，在地铁上持刀胁迫并强奸了一名妇女。[59]2017年10月，另一名惯犯在华盛顿地铁上被捕：他两次对同一名受害者下手。[60]

城市规划学教授瓦尼娅·切卡托在学术期刊《预防犯罪与社区安全》2017年特刊的后记中写道：“本期特刊的所有文章都毫无例外地传递了同样的信息：针对出行妇女的性犯罪（凝视、碰触、摸索、射精、暴露生殖器和完整强奸）是一种被严重漏报的罪行。”[61]

女性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愿报案。其中一些原因是社会性的：有损名誉、羞耻感、担心自己受指责或者不被相信。当局对此无能为力。改变必须来自社会本身。但有很多更平淡无奇、更容易解决的问题，许多女性同样没有告发过。

首先，女性往往不确定“什么是性骚扰，同时害怕当局的反应”。[62]假设她们确实意识到正在发生错误的事，她们也经常不知道应该报告给谁。[63]关于女性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遭遇性骚扰或性侵犯时该如何应对，全世界都缺乏明确的指引信息（但对于可疑包裹，大多数官方部门似乎都设置了清晰的标识，告诉人们发现时该如何处置）。然而，有时缺少标识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恰当的程序。[64]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那些确实曾经告发性骚扰的女性都经历了什么。

2017年，一名英国女子发推特讲述了自己在公交车上的遭遇，她告发了一名性骚扰她的男子。[65]司机先是问她希望他拿那个人怎么办，然后评论道：“你是个漂亮姑娘，你能指望他怎样呢？”一名26岁的女性在新德里乘坐公交车时有过类似经历：“当时是晚上9点左右。站在我后面的那个人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触碰我。我大叫一声，揪住那家伙的衣领。我也让司机停车。但我被告知得下车自己解决，不然会害其他乘客迟到。”[66]

莎拉·海沃德在我住的那个区担任过伦敦市地方议员，她也曾因为害怕被驳回而没有报警。“大概是在22岁那年，我在拥挤的地铁上感到有人触碰我的私处。实在无法用言语来描述我当时那种极其恐惧的感觉。而且我知道，就算我说了什么，别人也只会觉得是地铁太挤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地铁爆满很可能是导致她遭遇此事的一个因素：现有数据表明，出行高峰时段与性骚扰高峰时段重合。[67]海沃德告诉我，她至今仍然尽量“避免在高峰时段搭乘地铁”。

缺乏性侵告发程序也是一个问题。2016年，Slate网络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讲述了达纳·T的故事：在从美国去德国的飞机上，她从沉睡中醒来，发现一只手正在用力挤压她的胸部。[68]正是坐在她旁边的那个人干的。她通知了机组人员，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让她坐回去。最后，他们给了她一个商务舱的座位。虽然许多机组成员都很同情她，但似乎没人知道该怎么处理。着陆后，这名男子下了飞机，就这么走了。2017年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在搭乘美国航空公司的班机时，一名女乘客发现坐在旁边的男人在自慰，但机组人员拒绝为她调换座位。[69]

交通部门的员工从上到下都由男性主导，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承认自己确实存在问题。[70]当卢凯图-西德里斯想了解美国交通运输机构如何解决女性在公共交通上的安全问题时，她发现了性别数据缺口。她只找到了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都没有关注女性乘客的安全需求，而且考虑到“9·11”后交通安全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两篇论文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忽略。还有一篇较新近的论文，发表于2005年，但它主要关注美国运输机构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反应，“完全没有调查女性的担忧或她们具体的安全需求”。

所以卢凯图-西德里斯决定自行调查。在她所调查的、以男性为主的员工那里，她遭遇了一些抵触。一家机构的男性首席运营官回答她说：“你是在假设这个世界对女性来说不那么安全。”另一家公司的男性安保经理坚称：“安保问题和相关顾虑与性别无关。”另一位（男性）安保官员反驳了性别规划的必要性，理由是“我们系统的统计数据并未表明女性面临更大的风险”。而这恰恰是性别数据缺口带来危害的明证。

一旦承认了问题，交通规划者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在证据的基础上设计解决方案。在回应卢凯图-西德里斯调查的131家运输机构（占美国所有大中型运输运营商的半数以上）中，“只有三分之一认为运输机构确实应该采取措施”，只有3家机构真的付诸行动。卢凯图-西德里斯还发现，“女性乘客的安全需求和期望值，与运输机构采用的策略类型及其位置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匹配”，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因为长期以来，有关女性在交通环境中的安全数据和研究都是不足的。

她调查的大多数机构都在大巴上设置了安全措施：80%安装了监控摄像头；76%设置了紧急求救警报；73%有公共广播系统。但绝大多数机构既没有也不打算在公交站台安装安全设施。这与女性真正想要的恰恰相反：比起乘坐公交车，她们更有可能害怕在黑暗的公交车站等车。事实上，她们有这种感觉是对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在车站或附近遭遇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是在汽车上的3倍多。[71]

交通运输机构安装的安全设施类型也很重要——而且这方面同样存在不匹配。监控探头对性骚扰到底有何影响，相关数据少之又少，但可以肯定的是，研究反复发现，女性对监控探头的用处深感怀疑，相比拐角处一盏闪烁的灯（可能会有人在几公里外监视，也可能没有），她们更喜欢看到售票员或保安的身影（即预防措施）。[72]有趣的是，男性更喜欢技术手段而非保安，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遭遇的犯罪类型较少与人身侵犯有关。[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