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么做到底对不对。但我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声音:“为什么遇害的会是她呢?”
我要把这个声音传递出去。
节目正式定名为《ACTION:撼动日本》,在二〇〇八年一月播出,衫本部长担任总制片人。
当天,临近黄金时段,名为《“连环杀童案”的真相》的特别报道播出。
报道的目的是提出连环案的可能性。
我们整理出五起案件的共同点,例如诱拐地点大多是弹珠游戏厅,小真实与万弥的抛尸地点隔河相望等。得到五个家庭的许可后,我们在报道中使用了五个被害人的名字与照片。
这次报道还传达出了被害人家属——渡良濑川沙洲上的母子三人——的声音。
而关于冤案,报道有两个疑点。
首先是菅家含糊不清的口供。我们尽可能在节目规定时长内放入所有疑团,例如没有目击者、没有“秘密的暴露”、没找到购物小票等。
我曾在现场让松田女士看了菅家的那辆自行车,问她有什么想法。她低头看着自行车的后座说:“小真实坐在这上面吗?我们每次送她去保育园时,都让她坐儿童椅,我实在无法理解她会坐在后座上。”
第二个疑点是DNA型鉴定。要让观众理解这个鉴定很难,在对佐藤博史律师的采访中,他强调早期DNA型鉴定的精确度很低。最关键的是要将菅家希望再做一次鉴定的信息发布出去。
这次报道时长四十多分钟,由导演田中尚执导,他的老搭档杉浦润子负责剪辑。报道开头是五个案发地点的航拍。不久前我从东京起飞,在直升机上完成了这次航拍。
当时,直升机在东京湾上空绕行了一大圈后,离开了市中心的上空,前往埼玉县,短短二十五分钟就到达足利市上空。
手塚用遥控器操控着摄像机,画面中出现渡良濑川的河岸。我对照足利与太田的拼接地图,确认下方的位置,手中还拿着一份飞行计划。
两千英尺
• 渡良濑川 从下游前往上游方向
• 运动公园 盘旋
• 从弹珠游戏厅飞往案发现场
三千英尺
• 栃木与群马的县界
• 沿着日本国道前往太田市
我从文件夹中取出另一张纸递给衫本纯子,那是要在空中播报的内容。由于机内噪音巨大,我们都头戴耳机,我只能边说边比画,让她把上面的内容念出来。衫本纯子用洪亮的声音对着收音话筒读出了这段话:“北关东的一个城市里,发生了连环杀童案。数名小女孩在这里失踪,甚至被杀害。”
飞机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北关东地区。从上空俯视这片土地,它既辽阔又渺小。
日本电视台S1摄影棚内搭起巨大的节目背景,观众席上坐满了五十位报道局的工作人员,我们也在其中。无数照明灯投向舞台,报道开始播放。
“如果服刑人菅家是清白的,就意味着这五起案件全部没有侦破。”
这句话使用了新闻报道中罕见的“如果”句式,在摄影棚中回响。
报道播出“服刑人菅家希望实施DNA型再鉴定”的消息时已经接近尾声,紧接着画外音响起:“我们将彻查这五起杀童案。如果是同一人连环作案,凶手很有可能仍逍遥法外。”
结束后,我拿起话筒做了一番简短的解说,以明确我在此次报道中的责任。
《ACTION:撼动日本》就这样开始了看似鲁莽的冤案报道。日本电视台在网站主页上新设了节目的专属版块,我与衫本纯子则开了追踪连环案的博客。
节目播出后,我意外收到了菅家的来信。监狱的多人间里有电视,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收看节目。
我看了你们的节目,回忆起不少当年的事情。我对当时警察的粗暴行径十分愤怒。
菅家也看到了站在渡良濑川岸边哭泣的松田母子三人,他在信中写道:
小真实的父母好可怜。我决不会原谅凶手。
他在信中再次请求重做DNA型鉴定。
第二期报道在午后节目《新闻特辑》中播出,时长十七分钟。这个时间段应该会有不少家庭主妇收看。
我们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反馈。有的很惊讶:“我竟然不知道有这样的案件!”有的评论道:“查证供述内容真伪的场面很有趣。”也有人提出质疑:“这样的节目可以播出吗?最高法院不是都判决了?”“你们打算怎么结束这个报道?”报道节目没有脚本,要怎么完结,我不知道。唯一能做的,是原原本本地将采访到的事实报道出去。
另一方面,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节目播出后,并没有激起什么水花,一个跟风报道都没有。
这时,我想起了一个人,立刻打电话过去。
“喂,你好。”
T先生是个可靠的新闻记者,我还在杂志社工作时就已经跟他成为朋友,我们一起采访了“桶川事件”。
我在电话里跟他说明了北关东案的具体情况,没想到他的反应十分冷淡。“那个……我最近比较忙。”
“这个案子很快就会引起轰动,其他媒体也会迅速跟进,我们合作调查吧!”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等真引起轰动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好吗?再见!”
我不怪T先生,他的反应,是其他记者也会有的正常反应。
倍感孤单的我,完全没料到接下来的事会如此令人措手不及。
二月十三日,节目播出一个月后,“足利事件”的再审申请被驳回。
这份申请在宇都宫地方法院被搁置了五年,偏偏在冤案报道不久后立刻裁决了。
根据日本大学医学部押田教授对菅家头发的鉴定,菅家的DNA型与科警研得出的凶手DNA型不一致。辩护团将这个事实与小真实死因的疑点作为新证据提交,但宇都宫地方法院的池本寿美子审判长否定了押田的鉴定结果。否定理由很奇怪:
没有证据证明鉴定材料中的毛发来自申请人本人。
这么一个结论竟然花了法院五年的工夫,鉴定人员听到后都很吃惊。我只能认为,这是因为法院不愿面对再鉴定的结果。
再审申请被驳回的第二天,佐藤博史律师去了一趟千叶监狱。
北风呼啸,他裹着围巾站在监狱的大门口流泪说道:“如果老天可以实现我的一个愿望,我希望菅家能无罪释放……”说完,他转身消失在那堵红墙之后。
我后来听说,菅家得知这个结果后,低头哭泣不止。
深夜,节目筹备间里空空荡荡。四周静悄悄的,与白天判若两样。
报道才刚开始,再审申请便被驳回,这对我来说是个天大的打击。眼下我担心的不是节目要不要播下去,而是会不会是我们的报道让法院仓促地做出错误的决定。这样的自责让我很不安。
梦中的铁皮盒子在我脑中萦绕不去。那个眼看已经开了一条缝的盖子,又啪的一声合上了。
走廊传来了笑声,仿佛警方和其他媒体的嘲笑。台里也有人对这个报道表示担忧。这些声音兜兜转转传进了我的耳朵:“真的是冤案吗?”“就算是冤案,想要在节目中推翻判决,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清水是昏了头了……”
调查报道如果不见任何结果,例如让侦查机关承认报道内容或让其他媒体进行后续报道,就相当于没人承认它。
我原本要报道整个“北关东连环杀童案”,可一个“足利事件”已经出师不利,让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菅家与辩护团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了再审的即时抗告,对此我却不敢抱太大希望。再审之门不仅没打开,反而被彻底焊死了。我不由得想起千叶监狱那扇沉重的铁门,以及那位身穿笔挺制服的刑务官。
就这么半途而废吗?
衫本部长知道菅家的再审申请被驳回后,没有中止报道。我坐直身体,从上衣内侧口袋中掏出记事本,轻轻翻开,看着五个小女孩的照片。
不行。我还没找到真相,必须想办法突破。
我要从头再来。
《再审申请被驳回背后的疑团》,这是下次报道的标题。再审申请被驳回的理由太不充分,我们的报道不会停止,我们坚持要求DNA型再鉴定。我相信一定会找到突破口,至少会有转机。
一个清晨,转机来了。
前一天我采访到很晚,上床时天已经快亮了。九点多时,我迷迷糊糊地起床,发现手机在响。拿起来一看,是个不认识的外地号码。我接起电话。
“你好,我叫松本。”
松本?我像被雷劈到似的瞬间清醒了。
消失的目击证词!对方是跟目击者松本女士有关的人吗?难道是松本女士的丈夫?
他听起来非常愤怒,将我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哪里工作的?”“你为什么现在还要采访?”“这个案子不是已经破了吗?”对方态度强硬,抛出一个又一个质疑。
自从看到松本女士那张素描后,我就非常想采访她,只要有机会,就一直寻找她的新住址,可一无所获。不过,采访过程中我意外获知了松本女士丈夫以前的工作单位,于是往那里寄去了一封信。这封信辗转多时,终于送到了松本先生手里。
案发十八年后,媒体突然寄来一封信,令他十分不快。但他生气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你们这群人根本不值得相信!”松本先生的声音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案发后,松本女士作为目击者配合警方办案,去了案发现场,参与了查证工作,配合警方完成了调查书。可她配合完的那天晚上,他们家厨房后门闯进了一个陌生记者。
当时足利市发生了数起伤害儿童的案件,凶手下落不明,居民们生活在恐惧中,而松本夫妇正好就有一个与被害人年纪相仿的孩子。一个善良的目击者的姓名与住址居然被泄露给了媒体记者,他们夫妇又怒又怕。
其实只要警方不泄露,记者不可能知道松本女士的存在。问题应该出在栃木县警察局的情报管理上。可松本女士的丈夫把一腔怒火全倾泻到记者身上。
“你们这些媒体人,只会考虑自己,自私自利,只会见风使舵!”
我握着手机的手心满是汗,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能默默听着松本先生的严厉指责。
“这个案子不是已经结案了吗?你们的报道要慎重啊!万一那人真是凶手,你们不是白忙活吗?”
一个多小时后,电话终于挂了。我低头看了眼手机,发现上面留下了松本先生的手机号码。这条比头发丝还细的线索,也许就是我的突破口。
几天后,我厚着脸皮给松本先生打了电话,不出所料,又被骂了一顿。不过他说,如果我打算道歉,他愿意见我一面。
于是,我和衫本纯子提了盒点心当见面礼,前往松本先生的公司。
到了接待室,一个很面善的女人满脸笑意地迎了上来——松本先生将夫人一起请了过来。
我费尽心思四处找寻的人,此刻就在面前。
松本女士将案发当日的情况告诉了我们。
那天傍晚,天微阴,松本女士带年幼的孩子到渡良濑川岸边的公园玩耍。附近的草坪上有个男人在练习高尔夫球,那就是提到鲁邦三世的吉田先生。松本女士陪着孩子在秋千附近寻找四叶草,无意间一抬头,看见橘红色的夕阳下,一个小女孩与一个男人远远地走了过来。
“那个小女孩迈着小碎步,紧紧地跟在那个男人身边,二人非常自然,就像正常的散步。孩子看上去很放松,很信任地跟着那个男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