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摆脱殖民主义的阴影，印度早期还追求所谓的“经济独立”，抗拒对外开放。改革前，印度工业产品的平均关税税率是113%，很多商品关税税率甚至高达400%。所以，不奇怪的是，1947年的时候，印度贸易额还占全世界贸易总量的2.2%，但是到了1985年，反而降到了0.45%。也就是说，印度在很长时间里都陷入“闭关锁国”的状态。

这样的经济模式，后果可想而知。1947年后的30多年里，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只有3.5%左右，比同期的亚洲四小龙低一半。由于人口的暴涨，贫困率则几乎没有变化，一直停留在接近60%的水平。到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还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当时为了能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印度不得不抵押自己的黄金储备，据说往英国央行运了一飞机黄金，又往瑞士央行运了一飞机黄金，才借到了救命钱。

值得注意的是，独立后的印度经济模式不但借鉴苏联模式，而且它借鉴苏联模式的时期比中国还长。我们知道，中国1978年就开始改革开放了，但是印度对苏联经济模式的模仿一直坚持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直到苏东阵营倒台，印度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所以，印度的改革开放，其实比中国晚了十几年。别小看这十几年的时间，从人均GDP来看，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印度2018年的人均GDP和中国2006年的人均GDP持平，刚好相差12年。

1991年后，印度终于也开始改革开放。虽然细节和中国不同，但是方向却大同小异，都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等。就拿著名的审批制度来说，以前一个企业家要得到近80个部门的各种批准才能创办一个公司，现在获得四五个部门的审批就可以开工了。对外开放度明显增加了，平均关税税率一路从之前的100%降到了不到10%。

不奇怪的是，和中国一样，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开始提升。1992年以来，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6.4%，远远高于改革开放前。大家可以看看上面的印度人均GDP增长图（图2-5），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条线几乎是平的，但是之后，却呈现出了非常清晰的上升趋势。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经济改革进一步加速，2014—2018年的这五年间，印度经济的增速甚至略微超过中国。相应地，贫困率也大幅下降，2006—2016年，印度有2.7亿人脱离贫困，目前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也就是日消耗1.9美元以下的人口低于3%。照这个速度，以后印度可能也会像中国一样走向全面脱贫。

图2-5　印度人均GDP增长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所以，每次听到人们大义凛然地批判新自由主义，我都觉得非常吃惊，因为中国和印度，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制度不同、文化不同，但都通过自由化改革使数亿人摆脱贫穷，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上固然有种种可以改善之处，但是总体而言，这场改革的正面效应难以辩驳。

当然，改革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开关。今天印度的经济还有无数问题，基础设施的瓶颈问题、公共服务的落后、垄断、各种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等。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当印度人开始往民主这个程序输入不同的政策时，它的产出也出现了不同。

抵制用政体解释一切的诱惑

所以，印度经济的落后，与其说是民主政体的问题，不如说是长期错误经济政策的后果。可能有人会说，印度错误的经济政策不就是民主的结果吗？那不还是怪民主？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民主必然带来错误的经济政策，那如何解释印度的经济改革？如果威权主义必然带来正确的经济政策，又如何解释左翼威权主义？所以，回到本次课程的核心观点：政体有限论。一定要抵制用政体解释一切的诱惑，不要轻易在两点之间画一条直线。

“政体有限论”的另一个说明，是对比印度和巴基斯坦。我们前面讲到过印度的种种落后，但是，别忘了，我们的参照系是中国，而且是最近三四十年的中国。这三四十年的中国，不但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而且处于中国自己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所以，你拿小明去和班上成绩最好的孩子比，而且是和那个孩子发挥最好的那几次考试去对比，当然小明成绩不行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和印度最有可比性的不是中国，而是巴基斯坦，因为它们同时从英属印度独立出来，地理、历史因素都更接近，而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和印度相差非常远，应该说，和中国最有可比性的，其实是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而和印度最有可比性的，则是同属南亚地区的巴基斯坦。

如果把印度和巴基斯坦、孟加拉这样的南亚国家对比，我们能得出“因为民主，所以停滞”的结论吗？那就不一定了。过去70多年，巴基斯坦经历过四次政变，有一半的时间是处于威权统治之下。但是，它的经济发展更好吗？2018年，印度的人均GDP是大约2000美元，巴基斯坦不到1500美元；印度的婴儿夭折率是每1000人30人，巴基斯坦是57人；印度的人均预期寿命是69岁，巴基斯坦是67岁。所以，如果拿印度和巴基斯坦来对比，我们的问题可能不再是“为什么民主不管用”，反而变成“为什么威权不管用”了。

所以，社会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它往往具有极其复杂的成因，仿佛10匹、20匹、100匹马在拉一辆车，不要轻易指着其中一匹马说，都是因为它。民主当然很重要，它通过将协商精神嵌入决策程序而体现出对普通人的尊重，它给权力套上缰绳，要求执政者平视而不是俯视民众。但是，民主不是从天而降、背着一大袋礼物的圣诞老人。事实上，我们知道，圣诞老人并不真的存在，一个圣诞老人的口袋里藏着什么，取决于千千万万个父母在圣诞节之前花费了多少心思。所以，不管是什么制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永恒的道理。民主没有那么神奇，甚至，它也不应该那么神奇，因为如果有一个制度按钮按下去可以一劳永逸，那真是对人性之复杂以及复杂之美的蔑视。

* * *

[1]Anand Patel, “Nearly 50 percent MPs in the new Lok Sobha have criminal records,” India Today, May 25, 2019.

12. 印度：民主为什么“不管用”？（2）

上次课我们讨论了印度——为什么民主化70多年了，印度的治理绩效仍然千疮百孔？我试图传达的观念是，民主是一种公共决策程序，但不是公共政策本身。作为一个程序，它输出的结果是什么，要看人们向它输入什么原料。这就像做饭，锅具怎样固然重要，但是如果食材有问题，那无论是什么锅具都无法拯救这顿饭。我把这种观点称为“政体有限论”。

上次课我主要从经济政策的角度，去分析印度民主的“原料”出了什么问题，今天，我想切换一个角度，谈谈印度社会。在这个课程中，我始终强调一点——政治在社会中。政治就像是一条鱼，是养在经济、社会、文化的水池当中的，所以，要理解政治的健康程度，必须从理解这个水池的水质开始。在印度的案例中，不但是经济政策有问题，它的社会文化也存在重大问题。

“表亲的专制”

什么问题？我想借用人类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er）用过的一个词汇，叫作“表亲的专制”（“tyranny of cousins”）。什么叫“表亲的专制”？或许可以从一个小事说起。

2018年6月的一天，是印度的一个小伙子索兰奇结婚的日子。一大早，他带着亲友团和一个乐队，就坐车赶到了新娘的村子口，然后在路口换上了一匹马，新郎骑大马很气派，对不对？但是没走几步，突然村里窜出来十几个壮汉，愤怒地让他下来。为什么呢？原因是索兰奇是一个达利特人，而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达利特人是不配骑马的。于是，双方发生冲突，新郎不得不报警。警察赶到后，冲突才没有发展成一个流血事件。最后，警察留下来，给婚礼当保安，婚礼才得以安全进行。

大家注意一下，这件事发生在2018年，不是1958年、1978年或甚至1998年。也就是说，民主化70多年之后，印度人居然还是被分为有资格骑马的和没有资格骑马的。但是，这样的故事，在印度社会司空见惯。甚至，某种意义上，索兰奇一家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没有在冲突中受伤，还办成了婚礼。

但不是所有的达利特人都同样幸运。当达利特人与所谓的高种姓族群发生冲突时，他们被围殴甚至被打死的情况都屡见不鲜。有因为穿了不该穿的衣服而被打的，有因为去了不该去的寺庙而被打的，有在错误的河里游泳而被打的，甚至有因为眼睛“直视”对方而被打的……据说在我们中国东北，人们打架的理由之一是“你瞅谁呢”，居然在万里之外的印度，“你瞅谁呢”也可以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可能有人会问：达利特人是什么人？他们怎么这么悲惨？答案并不复杂，就是大家都听说过的“种姓制度”。在印度教中，根据职业身份，人被分为四大种姓。这四大类种姓之下，还有一类人，就是“达利特人”，也就是所谓的贱民。这些人占印度人口的15%～20%，也就是两亿人左右，规模相当庞大。这些人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叫作“不可接触的人”（untouchable）。为什么叫“不可接触的人”？因为自古以来，他们被规定做最肮脏的工作，比如扫厕所、屠宰牲畜、搬运尸体等。上面这张图片（图2-6）显示的，就是一个达利特人在做下水道的疏通工作。因为他们的工作与污秽有关，所以高种姓人群认为他们很脏，是一种类似于瘟疫的污染源。于是，凡是他们碰过的东西，高种姓人都不能碰。这就叫“不可接触原则”。

图2-6　一位达利特人正在疏通下水道

（图片来源：UNDARK，2019-09-20）

其实，很多国家历史上都有过类似的“职业世袭身份制”，像在英文世界里，叫Smith的就是铁匠出身，叫Miller的就是磨坊主出身。中国某些历史阶段也有过类似的制度安排，比如明朝就有军籍、匠籍、灶籍等职业身份。但是，在其他国家，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这种制度就慢慢瓦解了。可是在印度，这种“职业身份制”却非常顽固。为什么呢？因为它被写进了宗教文本，内嵌于印度教，被神圣化了，所以打破它格外困难。我读到过一个报道，说一个新德里大学教授去喝茶，服务员还是会问他：“你是什么种姓？”当他说出自己是达利特人时，对方告诉他：“那麻烦你喝完茶自己洗杯子。”所以，即使这个人已经身为教授了，在高种姓的人看来，你碰过的东西，我还是不能碰。

其实，对达利特人的歧视，只是种姓歧视里比较极端的一种形式而已。种姓制度里的层级非常复杂，所谓四大种姓，里面还有无数细分，达利特人内部也还有很多细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漫长、复杂甚至堪称精致的鄙视链。这个鄙视链，就是我这一讲所说的“表亲的专制”。

为什么叫“表亲的专制”？众所周知，当我们使用“专制”这个词的时候，通常它的主语是“政府”，某某政府的专制、某某皇帝的专制，但是实际上，压迫一个人的可能不仅仅是政府，也可以是他的老板、他的家长、他的导师、她的丈夫等。“表亲的专制”，就是用一种形象的方式，概括这种非官方的压迫。

如果说政府的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关系，“表亲的专制”则用来形容来自水平方向的社会压迫。如果说政府的专制，它的后盾是国家的暴力机器，而“表亲的专制”，其后盾则往往是社会习俗，或者用经济学家达隆·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的话来说，叫作“规范的牢笼”（cage of norms）。

为什么说印度的社会问题是“表亲的专制”？在刚才我讲到的那个“新郎骑马”的故事里，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细节：在这件事中，警察不是站在那些围攻者一边的，他们是站在达利特人这一边的。他们赶到现场，制止了村民对新郎一家的围攻，甚至给这个婚礼当上了保安。这种关系格局非常说明问题。它显示，在当代印度，种姓歧视的主导者已经是社会，而非政府。当然，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肯定也还有选择性的歧视，但是，至少这种做法是无法可依的。

社会压迫常常比政府压迫走得更远

事实上，印度从建国开始，就明确了政治世俗化原则。也就是说，印度并不把印度教作为国家宗教。法律上，印度也早就将所谓“不可接触原则”明确列为非法行为。甚至，为了纠正历史上的歧视，政府还出台了各种平权法案，也就是在大学录取、公共部门录用等领域刻意给低种姓群体留下一定的配额。到今天，印度已经有一半左右的联邦政府或公立大学的位置，专门保留给各种“低种姓阶层”。所以，印度政府“扶弱济贫”的决心还是很大的，以至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批评、抗议政府走得太远、矫枉过正了。

但是，法律是法律，习俗是习俗。习俗甚至比法律更难改变，因为当压迫来自政府时，民众可以聚集到政府门口，去抗议示威，去推动立法改革，但是，当这种压迫来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分散的人群时，你向谁去抗议？你不可能到几千万个家庭门口、挨家挨户去敲门抗议对不对？所以，当制度的发展超前于文化，文化必然会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去把规则悄悄地扭曲为潜规则。

其实，种姓歧视只是印度社会歧视的一种。在印度，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宗教歧视也很严重。尤其是莫迪政府上台后，或明或暗地推行印度教沙文主义。比如2019年印度政府新颁布的“公民资格法”，提出给周边国家的被迫害宗教群体提供公民权。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个法律又规定，只给基督徒、佛教徒、锡克族等提供避难，不给穆斯林提供，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印度有1.7亿穆斯林，这种公然歧视穆斯林的政策进一步激化了印度宗教族群的对立。莫迪政府之所以敢于这么做，显然是因为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歧视在民间非常有市场。

还有印度的“牛肉战争”。大家都知道，印度教把牛视为圣物，他们是不吃牛肉的。你们不吃就不吃好了，但是，近年在印度，越来越多的地方也不让穆斯林吃牛肉或者做牛肉生意。民间出现大量自发的“护牛纠察队”，到处去查谁家吃牛肉了，谁家杀牛了，哪里卖牛肉了，并对有吃牛肉嫌疑的人大量展开私刑，有时候甚至直接打死。这就又成了“表亲的专制”了。

“表亲的专制”绝不仅仅是印度现象，它普遍存在于很多国家，只不过在不同国家，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比如在印度的邻国巴基斯坦，“表亲的专制”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穆斯林极端分子对非穆斯林乃至温和穆斯林的压迫；在缅甸，则表现为佛教徒压制穆斯林罗兴亚人的歧视；在东南亚，民间排华则是一种常见势力……总之，在发明鄙视链方面，不同社会可以说是争奇斗艳、百舸争流。尽管政府常常在这种社会性歧视中扮演着相当的角色，但是在很多案例中，社会歧视比政治歧视往往走得更远，常常是政府迈出一步，社会就已经冲出去十步，以至在很多时候，政府常常不得不像印度政府一样，充当一个缰绳的作用，把社会给拉住。

从“表亲的专制”到民主失灵

可能有朋友会说，OK，我知道了，很多国家都存在着严重的“表亲的专制”，存在着社会性压迫，但是，这和“民主不管用”有什么关系呢？社会性压迫为什么会导致民主机制的失灵？

当然有关系。首先，也是最显然的，“表亲的专制”会带来政治冲突的加剧。你欺负我，我不服，对不对？在古代社会，你还可能以宗教、宿命、轮回等观念来告诉我，我做牛做马是应该的，但是在平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世界里，你告诉我你能骑马而我不能，这怎么能被接受？

就印度而言，种姓之间的鄙视链，早已成为政治冲突永不枯竭的源泉。今天达利特人抗议被歧视，明天高种姓的人抗议达利特人的抗议——你们能够得到平权法案的照顾，那我们呢？后天另外一些低种姓的人抗议，为什么达利特人能够得到照顾，而我们却得不到照顾？……如此循环往复，冲突永不枯竭。所以，“表亲的专制”加剧政治冲突，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表亲的专制”抵消选举的意义。“民主是个好东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允许政治竞争。在市场经济中，我们通常把竞争当作一件好事，对不对？因为竞争带来优胜劣汰。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计算机厂商，那全世界的计算机可能就永远停留在386了。所以在经济世界中，竞争是好事。那么，为什么在政治当中，竞争却常常不管用、未必带来优胜劣汰？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上次提到的，印度的政治家中潜在罪犯的比例非常高，如果优胜劣汰机制管用，这些人就不应该被选上。但是，他们偏偏上台了。

原因何在？这和“表亲的专制”大有关系。简单来说，我称之为“认同逻辑对理性逻辑的碾压”。什么是“理性逻辑”？谁能干、谁清廉，我选谁，这就是理性逻辑。什么是“认同逻辑”？只要是“我们的人”，管他好不好呢，不好也好；只要是“他们的人”，管他坏不坏呢，不坏也坏，这就是“认同逻辑”。

所以，一旦“认同逻辑”碾压“理性逻辑”，民主的竞争机制就会失灵。这就像我们有些粉圈女孩，她喜欢某个歌手不是因为他唱得好，而是因为他长得帅，他很可爱，“他的眼神很迷人”——如果很多粉丝都是根据这个逻辑选择偶像，音乐市场怎么可能优胜劣汰？所以，“表亲的专制”削弱选举的意义，这是第二点。

因为同样的逻辑，“表亲的专制”还会将公民社会瓦解为“部落社会”，这是第三点。这里，我说的“部落社会”，不是指古代那种部落，而是指民众视野的狭隘化。我们知道，民主的运转需要公民社会的监督，需要民众对政治家虎视眈眈。但是，一旦存在着四分五裂的身份认同，民众的监督能力就可能会大大下降，为什么？还是因为“认同逻辑碾压理性逻辑”，只不过这一轮碾压不是发生在选举过程，而是发生在选举之后。理性逻辑是：这个政治家太腐败了，我们一定要把他拉下马。认同逻辑则是：呃，虽然他不对，但他毕竟是我们的人，为我们说话，那无论如何得把他给留下。

所以，“表亲的专制”当然影响民主的质量。它可能加剧政治冲突，磨损政治竞争的意义，还瓦解公民社会。把这一节和上一节的内容结合起来，我们大致就能解释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了：为什么印度的民主“不管用”？或者说，为什么“不那么管用”？当一个国家选择错误的经济政策又充满了“表亲的专制”，民主很难带来良性的治理绩效。

民主是一个试错过程

因此，民主绝不是一颗只要往那一撒就能茁壮成长的种子，它需要浇水，需要施肥，需要好的经济政策，需要超越“部落主义”的公民群体，还需要很多我们这里来不及分析的条件。世界上的某些制度可能比另一些制度更体现人的尊严，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让一个社会偷懒。并不存在着一个“制度键”，一键按下去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坐等天上掉馅饼。

所幸的是，印度的经济政策和社会习俗也在慢慢地掉头。上次我们讲到，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印度开始推行经济改革，它的经济表现也因此显著提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印度社会的种姓观念也开始有了明显的松动。市场经济有其解放性的社会后果，这一点并不奇怪，毕竟，大家都生活在一个村庄里的时候，谁是什么种姓，一目了然。现在，你去孟买的麦当劳买一个汉堡，总不能先把后厨的揉面师傅叫出来，先问问他的种姓再下单吧？“不可接触原则”就这样无形地被解构了。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多么邪恶，其实，虽然资本主义在财富方面制造不平等，但在消除传统社会等级方面，它又恰恰是一种平等化的力量，因为它根据你为市场所提供的价值，而不是你的种姓、宗教来决定你的位置。你如果是个吃苦耐劳的达利特人，资本家多半不会去雇用一个好吃懒做的婆罗门种姓；你家超市物美价廉，我多半也不会因为他家超市的主人姓什么而去他家购物。

而且，市场经济消除种姓歧视的效率，似乎远高于政府的法律条文。根据一个调查，到2015年只有27%的印度人还在使用“不可接触原则”，城市里则显著更低。从1991年到2016年，要求达利特人单独就座的婚礼，比例从77.3%降到了8.9%，经营自己小生意的达利特人比例从6%上升到了37%。目前，大量的达利特人开始成为商界、政界精英。2018年，在印度下议院中，15%的议员是达利特人，这已经接近他们在人口中的实际比例了。

当然，印度花了几十年来实现这个转向，这个速度令很多人失望。不过，慢，或许就是民主制的特点，因为它依靠试错而不是强制来实现进步，而试错需要时间。根本而言，试错依靠人心之变来实现变革，而人心很少一夜之间180度转弯。相比之下，威权政体的特点则是快，它的好处和坏处都立竿见影，因为它靠自上而下的动员来实现目标，只要统治集团下定了决心，整个社会就破釜沉舟、“all in”了。所有的力量投入到一个方向，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它的结果往往要么是大治，要么是大乱。

当然，“政体有限论”不等于“政体无用论”，它的用处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一个选择：我们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社会进步？我们愿意把命运交给谁？很多时候，社会和政府同样不可信任，“表亲的专制”和政府的专制同样残酷，但是，区别在于，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有机会去改变社会，而当权力被垄断，我们却很难改变政府。

其实，在70多年的历史中，印度不是完全没有试过威权统治。1975—1977年，印度有过21个月的“紧急状态”，那是英迪拉·甘地总理的一次短暂的威权实验。当时，因为同时遭遇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英迪拉·甘地决定实施紧急状态法，印度建国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新闻审查、禁止政治集会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等。但是很快，紧急状态遭遇到风起云涌的抗议。迫于压力，英迪拉·甘地不得不宣布提前举行大选，而在1977年这次大选中，印度国大党遭遇惨败，第一次失去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英迪拉·甘地本人也失去了总理职位。也就是说，民众选择了回归民主，并以选票惩罚了不尊重规则的政治家。看来，至少就印度民众而言，他们选择了将命运交给自己，虽然这注定了是一场无尽的冒险之旅。

13. 伊拉克：铁腕强人是救星？

前面的课我们谈到过，由于一系列民主衰退的迹象，全球曾经的民主乐观主义已经逐渐转变为悲观主义。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有一些国家可以说“贡献”最大，比如南斯拉夫、阿富汗、乌克兰、委内瑞拉，这些国家都以不同形式的转型失败给民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即使在这些转型失败的国家里，有一个国家仍然“脱颖而出”，成为各种失败的“集大成者”，给民主乐观主义造成难以弥补的重创。这个国家，就是我们这一讲要谈论的伊拉克。

说伊拉克迄今为止是个转型失败国家，大概很少有人会表示异议。2003年5月，当美国前总统布什宣布伊拉克战争取得胜利时，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伊拉克本身，都曾欢欣鼓舞。伊拉克终于摆脱了萨达姆的独裁，终于结束了国际孤立状态。作为一个产油大国，它也不应该缺钱，卖卖石油，应该就可以过上安逸的土豪生活。

然而，希望逐渐变成失望，失望逐渐变成绝望。首先出现的，是萨达姆残余势力对美军的报复性袭击。然后，是伊拉克内部什叶派和逊尼派斗争的兴起。同时，库尔德分离主义也开始抬头。最触目惊心的是，国内的权力真空加上叙利亚局势的恶化，造成了“伊斯兰国”的崛起。

2014年，“伊斯兰国”像沙尘暴一样来袭，伊拉克一度大片国土沦陷。我们都知道，“伊斯兰国”是一个中世纪式的神权怪胎，动不动就集体砍头，再把砍头录像放到网上去炫耀，连一些老牌恐怖组织都看不下去，因为“伊斯兰国”太残忍而与其划清界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文明的怪胎，一度在伊拉克落地生根。

为什么伊拉克的转型如此失败？原因当然很多，但是其根本逻辑，无外乎我们前面说到过的“裂痕动员”。只不过，在别的国家，裂痕可能沿着一条线展开，而在伊拉克，几条裂痕同时扩大；在别的国家，仇恨被升温到60度，而在伊拉克，由于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以及各种历史积怨，仇恨被升温到沸点。

所以，过去十几年，在伊拉克，逊尼派打什叶派，什叶派极端分子打温和分子，逊尼派极端分子打温和分子，库尔德人打阿拉伯人，土库曼人打库尔德人，美军打叛军，叛军打美军，土耳其人越过国界来打库尔德人，伊朗人暗中支持什叶派极端分子……可以说打成了一锅八宝粥，整个伊拉克成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丛林世界。2003年以来，到2019年，伊拉克有30万左右的人在战乱中死去，[1]在一个整体而言走向和平的时代，这是一个触目惊心并且令人悲伤的数字。

萨达姆时代令人怀念？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种声音逐渐浮现：当初就不应该推翻萨达姆，像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就应该由一个铁腕人物来统治，只有一个铁腕人物，才能搞定这些派系斗争，维持稳定和发展。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似乎怀念萨达姆已经成了一种潮流，似乎萨达姆统治时期的伊拉克虽然不民主，但是和平稳定、欣欣向荣。

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个苏联笑话，它说：未来如何确定无疑，但是过去怎样，却难以预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未来早就写进了政治纲领，它不容置疑，但是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却不好说了，因为人们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而且往往也根据当下的政治需要去想象过去。

无可否认，伊拉克的政治转型相当失败。但是，现在很糟糕，并不意味着过去很美好。萨达姆时代真的和平稳定、欣欣向荣吗？我们不妨一起稍微回忆一下伊拉克的萨达姆时代。

1979年，萨达姆以副总统身份逼迫当时的总统辞职，自己就任伊拉克总统。他正式就任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是召开了一次复兴党高层会议。会上，他宣布在党内高层发现了叛国集团，并让人当场宣读这些叛国分子的名单。这些人一个一个被当场带走，而萨达姆则坐在台上抽着雪茄。可以想象，那些没有被读到名字但是可能被读到名字的人，当时是什么心情。一些求生欲特别强的官员，当场就站起来不断高呼“萨达姆万岁！”。最后，在三四百人中，有68人被带走。所有这些人都被定罪，其中22人被判死刑，而且是当天执行。这就是萨达姆上台后确立其权威的方式。

他上台后的第一个重大国际行动又是什么？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发动两伊战争。1980年，出于对伊朗革命的恐惧，加上历史上的边境争端，萨达姆发动了两伊战争。他本以为几个月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是，实际上这场战争打了8年。过程极其惨烈，据估计，最后大约有75万伊朗人、50万伊拉克人死于这场战争。有个战争刚结束时访问巴格达的记者回忆道，当时的巴格达街头，到处是缺胳膊少腿的年轻男子，画面非常恐怖。100多万的生命换来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换来，最后基本上双方打成了平手。8年的血雨腥风之后，伊拉克从终点回到了起点。

两伊战争中，萨达姆有个举世震惊的“壮举”，就是使用化学武器。为了抵挡伊朗的人海战术，伊拉克1982年开始使用化学武器。据估算，有超过100万伊朗人暴露于毒气的侵害之下，直到今天，还有成百上千伊朗人在为此接受治疗。但是，萨达姆最令人诟病的，还不是对外敌使用化学武器，而是对自己的人民使用化学武器。1988年，为了镇压库尔德人起义，萨达姆再次使用了化学武器。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是1988年3月的哈拉布贾屠杀。在这场屠杀中，有5000个平民直接死于毒气，之后又有1万多人死于各种并发症。这是历史上针对平民规模最大的一次化学武器袭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顺便说一句，除了化学武器，萨达姆政府在执政期间也大力发展核武器，只不过，它的核项目被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和后来的国际制裁摧毁了。大家可能知道，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核心理由之一就是萨达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后来美军进入伊拉克后，没有发现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因此也被千夫所指。美国情报系统的误判和在误判基础上的草率入侵当然值得谴责，但是，萨达姆在武器使用上也的确是劣迹斑斑。

回到刚才的时间线，1988年，伊拉克、伊朗终于打累了，签订了停战条约。本来，任何国家经过如此漫长而徒劳的战争，要做的第一件事都是休养生息、恢复国力。但是萨达姆的选择是什么？众所周知，入侵科威特。1990年，萨达姆再次误判形势，入侵科威特，又一次将伊拉克拖入了战火。这次战争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在付出4万人的生命代价之后，伊拉克战败而退。

和两伊战争一样，对外战争伴随着对内的血腥镇压。1991年，南部什叶派起义，萨达姆又采用了他常用的策略：为了镇压叛乱分子，展开对平民的无差别袭击。这次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有各种估算，从几千到十万不等，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对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的屠杀。直到最近，卡尔巴拉在修路盖房子的过程中，还会时不时挖到当年被集体埋葬的尸骨。

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是极富争议的国际制裁。当时，在美国的带领下，联合国发起了对伊拉克政府的经济制裁。经济制裁造成缺医少药、食品短缺，让民众付出了巨大代价，引起很多争议。但是，即使国际社会需要对制裁负相当责任，账不能只算一头，发起战争的是萨达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是萨达姆，将伊拉克陷入国际孤立状态的也是萨达姆，把所有这些链条省略掉、只谈国际社会的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后来还有研究显示，其实制裁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之所以看上去如此，是因为萨达姆又一次操控了人口数据和媒体信息。[2]

之后的事情大家就比较熟悉了。我刚才也讲到了，911、美国情报系统的误判、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伊拉克的各种派系斗争、“伊斯兰国”，伊拉克进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状态。直到今天，伊拉克仍然没有从战争中恢复元气。

我之所以对萨达姆时代做一个速记式的回顾，是想说明，伊拉克在萨达姆时代并不存在很多人想象中的欣欣向荣、国泰民安。自萨达姆正式上台以来，伊拉克人从一场战争走向另一场战争、一个冲突走向另一个冲突，生活在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中。

需要注意的是，伊拉克发动的两次国际战争，都是它主动挑起的，并不是迫不得已的应战。至于对本国国民使用化学武器，更是难以洗刷的污点。从造成的战乱死亡人数来看，萨达姆在位期间的悲惨程度，其实远远超过他被推翻后。今天伊拉克人所面对的很多政治死结，很大程度上也是萨达姆时代打下的，库尔德问题、什叶派问题、和邻国的矛盾冲突问题，无一不因为他而大大恶化。

至于经济，1979年萨达姆上台时，伊拉克的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但是2004年萨达姆倒台时，其人均GDP不到1500美元。顺便说一句，伊拉克现在的人均GDP是6000美元，显著高于萨达姆时代。人们倾向于因为当下的悲惨而美化过去，但是，伊拉克的过去并不美好，可以说血泪斑斑。

威权浪漫主义

当然，我想讨论的，不是萨达姆这个人有多坏，而是那种颇具诱惑的威权浪漫主义观念。在民主悲观主义盛行的当下，破解民主浪漫主义并不是那么困难，毕竟，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民主不是万能药”，但是，对这一点矫枉过正，却可能产生另外一种浪漫主义，就是威权浪漫主义。那种“某某国家就适合铁腕人物统治”的说法，那种“萨达姆回来就好了”的期待，正是这种威权浪漫主义的表现。

之所以把这种看法称为“浪漫主义”，是因为它包含着对政治强人的两种想象：一种是对其道德智识水平的想象，一种是对其统治能力的想象。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想象。一说起政治强人，很多人都会想起李光耀这样的人物。大家都知道，李光耀是个政治强人的典范，他充满使命感，又具有卓越的判断力，带领着新加坡民众，把新加坡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港口建设成一个举世闻名的大都市，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铁腕人物都是李光耀。事实上，每一个李光耀可能都对应着一个或甚至多个萨达姆。威权强人里有李光耀，但是也有穆加贝，一个将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送到天际线之外的领导人；还有蒙博托，在一贫如洗的扎伊尔，他个人却积聚了几十亿美元的个人财富；还有波尔布特，为了他的极左蓝图，抹去本国数百万的人口，等等等等。在这门课的开头，我就说过，比较政治分析，一个非常常见的认知陷阱就是“优胜者偏见”，聚焦于最成功的案例，然后从中得出普遍性结论。这一点，既适合于分析民主政体，也适合于分析威权政体。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威权体制下治理绩效的巨大方差问题，就是说，碰到明君，它可能是大治；碰到昏君，它可能是大乱。但是，我们不能用“平均值”来看待这种大起大落，因为从长线历史来看，治理的平均水平固然重要，治理表现的稳定性也相当重要。一个体重始终维持在150斤左右的人，和一个去年100斤、今年200斤，但是“平均150斤”的人相比，后者的健康显然更令人担忧。

而且，大乱和大治出现的概率并不是均等的。学者里齐奥（Stephanie Rizio）等人通过研究发现，虽然威权政体既擅长制造发展的明星，也擅长制造发展的噩梦，但是它制造“噩梦”的概率显著超过制造“明星”的概率。[3]这一点，其实我们看看古代中国的王朝历史也可以看出来。古代中国有几百个皇帝，但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仁宣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

不是所有的政治强人都智慧仁慈，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对威权主义的第二种浪漫化想象，却未必同样清晰，那就是对威权统治者“统治能力”的想象，我称之为“强独裁者想象”。长期以来，我们倾向于将“威权”等同于“强大”，将“独裁”等同于“有力”，却忽略了历史上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那就是“弱独裁者现象”。

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说法听上去很奇怪，有点像“方的圆”——他都独裁了，怎么可能会“弱势”呢？但是，仔细观察历史会发现，“弱独裁者”非常常见，甚至比“强独裁者”还要常见。逻辑或许复杂，我举个例子，或许有助于大家理解。比如，大陆时期的蒋介石政府，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弱独裁政府”。一方面，它的确是独裁的，这一点，从它对其他党派、对异议分子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当时的南京政府在很多方面又是相当软弱的，比如，它无法控制各路军阀对它的挑战，大家都知道当时阎锡山、冯玉祥这些人是如何挑战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也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征税，有很长一段时间，它真正能收上来税的省份不超过五个。它还无力控制当时中国的文化教育系统，更不用说无力应对日本入侵了。所以，当时的蒋介石，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弱独裁者”。

蒋介石式的“弱独裁者”，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其实非常普遍。一旦看清了这个现象的广泛存在，我们就更能理解所谓“威权强人”常常是靠不住的。不但他们的道德、智识是靠不住的，连他们所谓的铁腕也是靠不住的。我们想象一个“铁腕人物”冉冉升起，打倒一切反对派，一统江山，所有厮杀混战就此平定，从此社会走向安定团结，想这么做的威权统治者可能不少，能这么做到的，却寥寥无几。哪怕是萨达姆这样的“狠角色”，连化学武器都用上了，他搞定了本国的江湖吗？1988年，他对库尔德人使用化学武器，1991年库尔德人再次拿起武器反抗。

当然，“弱独裁者现象”不仅仅是威权统治者个人能力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土壤的问题。回到我们这个课程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政治在社会中。民主制度往往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才能运行，同样地，威权制度其实也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才可能有效。

比如，今天美国的党争非常严重，可以说鸡飞狗跳，但是如果从天而降一个萨达姆，能够搞定美国吗？我认为不可能。更可能的后果不是从此风调雨顺，而是血流成河。为什么？因为在一个热爱自由的土地上，要推行所谓的铁血政治，就得踏过无数人的尸体。

同样，当年苏联体制征服了苏联、征服了东欧、征服了亚洲数国，但是它居然征服不了一个小小阿富汗，为什么？因为你有飞机大炮，我有《古兰经》，你有革命，我有“圣战”，所以即使强大如苏联也无可奈何。威权再强大，在很多国家仍然有可能水土不服。

政治强人下的俄罗斯轮盘赌游戏

所以，寄希望于“威权强人”来实现和平发展，不是没有可能，历史上也的确时不时发生，但是这种希望有点像俄罗斯轮盘赌。俄罗斯轮盘赌，大家应该都知道，在手枪的六个弹槽中放入一颗或多颗子弹，任意转动转轮后，游戏者对着自己的头扣动扳机。这个游戏的关键词就是“赌”，而且是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种“豪赌”。你可能抽中李光耀、抽中文景之治，但是综合历史和地理上的概率分布而言，你更可能抽中的，是穆加贝、是萨达姆、是万历崇祯。威权体系所包含的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性，或许可以被称为“威权体制的俄罗斯轮盘赌法则”。

民主体系当然也包含巨大的不确定性，它可能走向当代欧美那样的繁荣富强，也可能出现印度那样的治理绩效低下。但是，大体而言，当它治理表现不佳时，多半不是因为“运气”，而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原谅我使用一个比较粗陋的说法，“自作自受”。因为在民主的情形下，一个社会如果治理绩效一团糟，常常是人们因为错误的观念选择了错误的领导人，采用了错误的政策，从而带来恶劣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民众不像威权体制下的民众那么“冤”。

“自作自受”的另一面，则是民众可能通过试错找到一条通向良性治理的道路。只不过，既然是试错，这个过程注定漫长而曲折，往往要撞了无数南墙才会回头。但是，这个过程是开放的，是一个无尽的省略号。这种开放性，是其区别于威权强人体制的基本特征。威权体制下虽然也有适应性学习，也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但是，它的纠错不是制度化的，往往要靠某个领导人去世、某场政变、某次战争或者某个开明领导人的胸怀和智识，才能实现航向的转变。

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的研究显示，民主的价值与时间的“厚度”相关，它倾向于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浮现。比如学者吉尔林（John Gerring）等人把民主视为所谓的“存量资本”，[4]什么意思呢？就是民主的历史厚度比起当下的民主程度更重要，因为摸索不同的政策和规则，常常需要在99个错误路口之后找到那个正确的出口。

回到伊拉克，尽管这个国家经历了各种失败与创伤，但是，不能说它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希望在哪儿？在萨达姆式人物的回归吗？我很怀疑。伊拉克不需要新的两伊战争，不需要新的海湾战争，不需要新的化学武器，不需要新的集体坟墓，也不需要再来一个领袖抽着雪茄看着自己的手下一个个被拉走枪毙。

伊拉克有丰富的石油、有年轻的人口、有相对世俗化的政治传统……但是它最大的财富，或许是过去这么多年所经历的各种失败，这些失败，以极其沉重的代价告诉伊拉克人，怎样的公共生活是死路一条。现在，逊尼派知道萨达姆再也回不来了，什叶派知道自己不可能独霸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梦想搁置了，“伊斯兰国”也被赶跑了，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似乎所有的势力都打累了，都气喘吁吁地坐在废墟上。这或许正是伊拉克走向新生的一次机会。真正的救世方案，不是某个政治强人的铁血政策，而是不同的社会群体，不论民族、教派、阶层、党派，真正理解“和而不同”之道，艰难地学习如何与不同的人，哪怕是所仇恨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 * *

[1]Neta Crawford and Catherine Lutz, “Human Cost of Post 9-11 Wars,” A Cost of War Project report from Watson Institute at Brown University.

[2]Tim Dyson and Valeria Cetorelli, “Changing views on child mortality and economic sanctions in Iraq,” BMJ Global Health, 2(2), 2017.

[3]Stephanie Rizio and Ahmed Skali, “How often do dictators have positive economic effect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June 1, 2019.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423821

[4]John Gerring, Strom Thacker, and Rodrigo Alfaro, “Democracy and Hum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74(1),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