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伊恩·戴维森，《法国大革命：从启蒙到暴政》，鄢宏福、王瑶译，天地出版社，2019，第351—352页。
[2]Geoffrey Ellis, The Napoleonic Emp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121-122.
[3]Simon Schama,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0, p.1286.
[4]伊恩·戴维森，《法国大革命：从启蒙到暴政》，2019，第180页。
[5]伊恩·戴维森，《法国大革命：从启蒙到暴政》，2019，第181页。
[6]Jacob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Mercury Books, 1961, p.41.
[7]伊恩·戴维森，《法国大革命：从启蒙到暴政》，2019，第199页。
9. 埃及：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
“阿拉伯之春”，大家应该都知道。2011年初，突尼斯小贩布阿齐齐的死像一根火柴，点燃了一场席卷整个阿拉伯地区的革命，这场革命被称为“阿拉伯之春”。在这场风暴中，阿拉伯地区的威权政府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先是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倒台，然后是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然后是利比亚的卡扎菲，然后是也门危机、叙利亚危机，等等，连沙特阿拉伯这种常年昏昏欲睡的国家，街头也一度涌现出很多抗议民众。
一开始，无数人感到欢欣鼓舞。毕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了全球，却迟迟没有触及阿拉伯地区，以至比较政治学界存在着一种“阿拉伯地区例外论”——注意，是“阿拉伯地区例外论”，不是“伊斯兰地区例外论”。为什么呢？因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不仅仅是阿拉伯地区，还有印尼、印度的相当一部分人口、土耳其、南欧部分地区、中亚各国等，而这些国家中有一些也进入了民主化浪潮。“阿拉伯地区例外论”认为，由于阿拉伯地区的石油经济，它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加上对伊斯兰教的保守主义诠释等因素，阿拉伯地区走向民主的可能性不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伊斯兰文明的其他地区。
但是，“阿拉伯之春”猝不及防地出现了，一个个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威权政体居然倒塌了。穆巴拉克在位已经30年，本·阿里在位25年，卡扎菲在位42年，但是，一个小贩之死就唤醒了民众，人们发现，原来这些铁腕强人不过是“纸老虎”，大多不堪一击、在抗议声中丢盔弃甲。所以，一些人认为，原来阿拉伯地区也并不是什么例外，只不过解冻得比较晚而已。
威权倒台≠民主转型
显然，今天回头看，这种看法过于乐观。虽然第三波民主化在所有地区都充满了挑战，但是像阿拉伯地区这样几乎可以说是全军覆没的，却是绝无仅有。为什么说“几乎全军覆没”？我们看一看阿拉伯各国的政治现状即知：在埃及，短暂的民主实验之后很快发生政变，新的军人政体甚至比穆巴拉克时代更加高压；在利比亚，卡扎菲倒台后，出现了多个政府，陷入内战；在也门，陷入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内战，成为伊朗和沙特两个地区性大国的代理战场；在叙利亚，根本没有来得及转型，就陷入一团乱麻的内战……唯一的例外是突尼斯，在最初几年的挣扎之后，它的民主政体终于站稳了脚跟，但它的治理绩效也乏善可陈。所以，纵观整个阿拉伯地区，短短十年，“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阿拉伯之冬”。
看来，正如人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出现没有心理准备，它流星般的坠落同样令人错愕。为什么会错愕？或许是因为，在当代世界，人们倾向于直接把威权倒台等同于民主转型，把民众反叛等同于民主革命。这是一个常见的认知陷阱。当我们看到一个专制政府被推翻，我们往往直接假定之后会是民主崛起。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威权政府的倒台更普遍和常见的后果是另一个威权体制的建立，甚至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战乱的出现，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专制倒台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民主政体。
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当然是这样，现代社会也常常如此。清王朝垮台之后，建立的不是民主政体，而是出现了军阀混战；伊朗1979年革命，巴列维王朝倒台后，出现的也不是自由式民主，而是神权政治；1989年苏联撤出阿富汗，最后迎来的更不是自由式民主，而是塔利班政权……从这个角度来看，“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并不是什么意外，它只是又重复了一遍常见的历史而已。娜拉出走之后，未必就获得了解放，很有可能她只是进入了一个更不幸的婚姻而已。
埃及短暂的转型实验
问题是：何以如此？既然威权政府已经被推翻，为什么民主转型会如此之难？原因当然很多，各国的转型困境也未必相同。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个常见困境，我把它叫作“裂痕动员”。关于这个困境，最恰当的例子可能就是埃及。
讨论埃及转型，我想从一个人的死说起。2019年的6月，有一条关于埃及的新闻，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但是我读到后心里一沉。这条新闻是埃及前总统穆尔西的死讯。据报道，已被关押6年的穆尔西在庭审过程中突然倒地，经抢救无效去世，终年67岁。报道还说，穆尔西有糖尿病、高血压，但是政府对他的关押方式极不人道，很大程度上穆尔西是被虐待而死。
为什么读到这个消息，我会心里一沉？因为穆尔西的死，可以说象征着一个时代结束了。在许多方面，穆尔西都是“阿拉伯之春”的象征，他象征着“阿拉伯之春”昙花一现时的光芒，也象征着它速朽后的凋零。如果他还活着，不管政府怎么关押审判他，剧情或许还有反转的机会，但是，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政治篇章真的被画上了句号。埃及的下一次转型机会，如果有的话，也将是遥不可期。
为什么说穆尔西是“阿拉伯之春”的象征？因为他是“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整个阿拉伯地区第一个民选产生的总统。加上埃及这个国家的分量，它在整个阿拉伯地区的重大战略地位，所以穆尔西的象征意义非常重大。然而，他2012年夏天当选，仅仅在位一年，对他来说也是漫长而痛苦的一年，2013年就被推翻了。
谁推翻了穆尔西政府？表面上看，是军方。2013年7月3日，埃及军方首领塞西下令逮捕穆尔西。当这个举动激起了穆尔西支持者声势浩大的抗议之后，暴力镇压开始了。镇压的高峰期，一天之内就射杀了800多人，之后，军政府更是发起了大规模抓捕，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几乎所有的活动家都被捕入狱，有些甚至直接被判死刑。然后，2014年，通过一场举世公认的伪选举，塞西以96%的高票当选总统。
但是，军方政变只是表象。事实上，在推翻穆尔西的过程中，军方几乎是最后上场的。在军方出动之前，街头针对穆尔西的抗议已经持续数月，到2013年6月份，也就是穆尔西下台前，据报道，整个埃及的抗议人数高达1400万，是埃及历史上最大的抗议，比两年前赶跑穆巴拉克的声势还要浩大。
所以，某种意义上，不是军方主动出来推翻穆尔西，而是军方在抗议民众的邀请下出面推翻穆尔西。到他们出来收拾残局时，简直可以说受到民众的夹道欢迎。当时很多人高喊的口号就是：“军队人民手牵手！”“军队人民在一起！”政变的消息传出来后，很多公众人物对军队表示感谢，无数人自发地把社交媒体头像换成塞西。所以，2013年的夏天，是军队和民众合谋、而不是军方一意孤行地推翻了穆尔西。
大家可能会奇怪，等等，为什么民众要和军队合谋推翻穆尔西？不是他们自己一年前刚用选票把穆尔西给选上台去的吗？答案很简单：此民众非彼民众。选举穆尔西上台的那批民众和推翻穆尔西政府的那批民众，不是同一批人，而最戏剧化的是，他们在人数上，几乎旗鼓相当。这一点从选举结果就可以看出来，在2012年总统选举的最后一轮投票中，穆尔西的票数是51.7%，而其对手的票数是48.7%。两个数字的接近程度，正说明埃及社会的巨大裂痕。
民主转型的常见困境：裂痕动员
现在，我们终于抵达了这一讲的核心概念——裂痕动员。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民主必然意味着政治动员，因为每个政党都需要“发动群众”才能吸引选票，对不对？但是，当“发动群众”发生在一个社会裂痕清晰而深刻的社会，政治动员就可能意味着社会裂痕的扩大甚至撕裂。
我们经常使用一个概念，叫作“人民”。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似乎假定了所有的民众构成一个整体，似乎只要推翻了独裁者，民众就会手牵着手建设民主。遗憾的是，民众从来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多元的，甚至是两极化的。在政治动员的过程中，这种多元性可能反而会变得清晰，甚至可能强化，而当社会撕裂到达一个水火不容的程度，民主就走向崩溃。这正是2013年埃及所发生的事情。
在不同的国家，社会裂痕的分界线有所不同，有的是所谓左右之争，有的是民族之争，有的是地区之争。在埃及，这个裂痕沿着宗教的政治角色展开。
我们知道，埃及是个穆斯林国家，90%的人口都是穆斯林，所以矛盾的焦点并不是是否应该信奉伊斯兰教本身，而是伊斯兰教在政治当中的位置。根据人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埃及社会大体可以分为“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顾名思义，“政治伊斯兰派”强调政治与宗教的结合，更加保守，而“政治世俗派”更强调政教分离，更加世俗化。
在现代埃及，正如在许多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一直存在着“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的斗争。不过，几十年来，“政治伊斯兰派”一直处于下风，因为政权一直被军方的强硬世俗派把持，从纳赛尔到萨达特再到穆巴拉克时代一直如此。一个标志就是穆兄会，一个相对保守的穆斯林组织，长期处于“半地下”状态。在埃及现代史上，它几度试图登上政坛，每次都被军方打回去，只能在非政治的领域——比如教育、社区服务等领域展开活动。
但是，2011年革命之后，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这股长期被压制的政治力量被释放出来了。2012年埃及展开选举时，其他政治力量根本来不及组织起来，只有穆兄会是一个现成的全国性组织，一夜之间，它就完成了政治化过程，成立了自己的政党，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也就是穆尔西。于是，通过选举，穆兄会的力量一口气成了议会多数、制宪会议多数，最后拿下了总统选举。
对于“政治伊斯兰派”来说，被压抑了几十年之后，他们终于从地下走到地上，扬眉吐气了。但是，在裂痕的另一边，“政治世俗派”却觉得，是他们的广场斗争推翻了穆巴拉克的独裁，现在，革命成果居然被穆兄会给窃取了，宗教势力成了“上山摘桃子”的人。于是，有了2012年到2013年长达一年的政治对峙。无论是街头，还是议会，“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的对抗愈演愈烈。
从穆尔西的角度来说，他通过公正自由的选举上台，当然有权决定国家前进的方向，于是他在政府部门安插了很多穆兄会的成员，推动制定新宪法，在遇到巨大阻力时，宣布制宪会议不受宪法法院裁决影响。从“政治世俗派”的角度来说，他们担心埃及的世俗政治传统被推翻，担心埃及会像伊朗、沙特那样政教合一化，因此，对于穆尔西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从这个有色眼镜出发去诠释。哪怕穆尔西在很多方面其实已经做出了妥协，他们也不依不饶，开始是推动军队、解散下议院，后来是退出制宪会议，最后是坚持要刚上台不到一年的穆尔西下台。某种意义上，穆尔西做了什么已经不重要，“当选”就是他的原罪，他只有下台才能“谢罪”。
在这个对峙过程中，军方是那个打破平衡的力量。不过，埃及军队从来不是一个中立的力量，它显然是“拉偏架”的，因为长期以来，军队是埃及政治世俗化的中流砥柱。2011年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政府，但是并没有推翻他手下的军队，所以有人说，革命只是吹走了埃及政治的表层纹理，从来没有动摇过所谓的“deep state”（就是所谓的“深层国家”），而这个deep state的代表就是军方。起初，军方“拉偏架”还比较含蓄，比如通过法院去解散穆兄会掌控的议院，但是，当街头对抗愈演愈烈，它就有了发动政变的最好借口。于是，就有了2013年7月的政变。
因此，纵观埃及短暂的民主历程，我们发现，所谓军民对抗的背后，是社会本身的裂痕。我们常常听说一句话，当鸡蛋和高墙对峙的时候，要站在鸡蛋的一方，因为鸡蛋是弱者，对不对？但问题是，在很多民主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对峙不是鸡蛋和高墙的对峙，而是鸡蛋和鸡蛋的对峙。一半鸡蛋要左转，另一半鸡蛋要右转；一半鸡蛋要民族主义，另一半鸡蛋要普世主义。在埃及的背景下，一半鸡蛋要政治伊斯兰化，另一半鸡蛋要政治世俗化。这种多元社会结构下的“诸善之争”，才是自由社会最大的困境。
裂痕动员造成的转型困境，显然不是埃及独有。在整个中东，土耳其、伊朗、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情形和埃及相似，而在也门、伊拉克这样的地方，战线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展开。如果放眼全世界，五花八门的裂痕动员就更多了，什么黄衫军和红衫军的对立、亲俄派和亲欧派的对立、蓝营和绿营的对立、黑衣人和白衣人的对立……冲突太多，我感觉颜色都快不够用了。哪怕在欧美，我们都知道，也存在所谓留欧派和退欧派的对立、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对立、反移民和支持移民的对立，等等等等。
民主政体自我颠覆的潜质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政治动员容易暴露甚至深化裂痕，靠政府保持社会团结，把整个社会拧成一股绳子，问题不就解决了？这是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呢？在很多情形下也未必。比如，纳粹德国一度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但是，我们会把它当作理想的政治模式吗？多半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珍视社会团结，但我们也珍视自由，而自由必然包含着多元性，正如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说，“自由之于派系，如同空气于火……只要人们可以自由地运用理智，就会形成不同意见。”并不存在作为整体的人民，只有形形色色的群体。
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有房子的人希望房价涨，没房子的人希望房价跌，那有房子的人和没房子的人，谁不是人民？农民希望粮价上涨，城里人希望粮价下跌，那农民和城里人，谁不是人民？环保人士希望关闭化工厂，化工厂工人希望继续开工；有人相信上帝，有人相信安拉；有人热爱中医，有人鄙视中医……所有这些对立阵营里，谁不是人民？所以，只要一个社会存在着阶层之分、存在着观念之分，就不可能存在着万众一心的“人民”。一个社会的自然状态一定是多元的、矛盾的、吵闹的。如果你觉得“万众一心”是好事，一定是因为你不是那第10,001个声音。
现在，问题来了。一方面，自由的社会一定是多元的、有裂痕的；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政治动员，而政治动员可能暴露社会裂痕。这两个现象结合起来，是否意味着民主制度天然具有自我倾覆的危险性？不幸的是，确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民主常常非常脆弱。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灭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极左和极右的社会裂痕；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灭亡，同样是因为左右之争；土耳其历史上的数次民主崩溃，都是因为“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之间的斗争。埃及的民主崩溃，则是类似悲剧的又一次重演。我们观察历史，不得不承认，民主制度是脆弱的，而且它常常是亡于内爆，也就是被社会内部的撕裂倾覆。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民主必然摧毁它自身？当然也未必。至少就过去100多年而言，我们的确看到，相当一批民主国家走向了政体稳固，并且，总体而言，民主的国家经济也相对发达。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民主政体会被“裂痕动员”颠覆，而另一些时候能够突破“裂痕动员”的诅咒？这个问题，下一次课我们继续探讨。在这一次课，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对于民主转型，推翻威权政府只是民主革命的上半场，克服社会撕裂则是民主转型的下半场。对于很多国家，下半场比上半场还要艰难。这或许是因为，推翻威权政府只需要推翻一个统治集团，而克服社会撕裂则需要所有阵营同时保持克制。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只有起点但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每一代人接过接力棒时，都需要以其勇气但尤其是以其宽容，重新证明自己能够承受自由的重负。
10. 南非：转型何以软着陆？
上次课我们讲到“裂痕动员”，讲到埃及转型仅仅两年，新生民主就因为巨大的社会撕裂而崩溃。这次课我想讨论另外一个例子，一个也是社会裂痕极其清晰的国家，但是它的民主转型却出人意料地实现了软着陆。这个国家，就是南非。通过这两次课，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来思考：为什么同样是社会裂痕清晰的国家，有些能够实现转型的软着陆，而另一些却走向了民主崩溃？
南非民主转型的软着陆
今天的南非，绝不是一个理想国家，它贫富悬殊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堪忧，但是在一点上却构成了一个奇迹：1994年转型以来，它建立并维系了民主政体，没有发生埃及式的民主崩溃，更没有发生利比亚、叙利亚式的内战。事实上，相比转型前四处开花式的暴力冲突，今天南非的暴力冲突也显著下降了。比如，以开普敦市而言，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10年间发生了30起大规模抗议或骚乱事件，但是2000—2010年的10年间只有9起此类事件。
我常常看到一种说法，说南非黑人当政后，经济就一落千丈。这也并非事实。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4年南非的人均GDP是3445美元，2019年是6001美元，如果看人均购买力GDP，则从6328美元增至13,000美元。如果看GDP年增长率，1970—1993年种族隔离阶段平均是2.2%，1994—2018年则是2.8%，虽然都不算高，但是转型后实际上平均增长率还略有提高，也不存在一些人印象中的“白人治下经济蒸蒸日上，黑人治下一落千丈”的情形。所以总体而言，南非的转型实现了软着陆。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奇迹，是因为南非的所有社会条件似乎都诅咒了它的转型。我们知道，转型之前，南非实施了长达40多年的种族隔离政策，这种制度性羞辱的恶果，就是南非社会充满了弥漫性的暴力。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面对持续上升的国内外抗议，四面楚歌的南非白人政权越来越诉诸暴力镇压来维持秩序，各种绑架、暗杀也层出不穷。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页第一张图（图2-3），这是种族隔离时期警民冲突的画面，可以想象当时的政治气氛。变本加厉的白人暴力，也反过来激发了黑人民众的暴力复仇主义。当时南非非常惊悚的一种私刑，是所谓的“项链审判”，就是把轮胎挂在对方的脖子上，浇上汽油点燃。而且，矛盾不仅仅是在黑人和白人之间，白人内部也有极右派和温和派的斗争，黑人内部也有激烈冲突，尤其是祖鲁族聚居地的分离主义，一度发展为激烈的武装冲突。下一页的第二张图片（图2-4），就是祖鲁地区因卡塔党的武装战士。
图2-3 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警民冲突
（图片来源：Emma Clancy, “Sharpeville: Brutal Massacre that galvanisedanti-apartheid movement,” Anphoblacht, Mar. 25, 2010）
图2-4 南非祖鲁族聚居地因卡塔自由党的武装战士
（图片来源：Suzanne Daley, “The Day Apartheid Died,” New York Times, May 8, 2019）
所以，南非转型的背景就是几十年的仇恨以及逐渐失控的暴力冲突。20世纪90年代初，曼德拉带领非国大和德克勒克政府谈判期间，经常是屋里在谈判，外面是各种怒吼和燃烧弹。有一次，一个极右组织干脆开着一辆全副武装的车冲进了谈判现场。
让种族冲突雪上加霜的，是经济裂痕。我们知道，基尼指数是衡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世界上基尼指数最高的地方是哪里呢？无论是1994年还是现在，都是南非，而且是甩第二名很远的那种独孤求败式冠军。所以，种族仇恨加上贫富悬殊，南非的社会裂痕不是一道缝隙，而是一个深渊。
如果裂痕动员能够颠覆埃及的新兴民主，那么基于同样的逻辑，它就更应该颠覆南非的转型了。这一点，其他转型条件类似的国家也可以构成一个参照系。比如南非的邻居津巴布韦，也是脱胎于白人政权，权力移交给黑人多数，也是族群裂痕深刻，转型的结果是什么？内战、族群屠杀、逆向种族主义、经济崩溃、超级通货膨胀。又比如卢旺达，和南非一样，也是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和谈进程，但是，就在南非举行大选的同一年，卢旺达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大屠杀，近百万人被屠杀。所以，南非的和平转型绝非“必然如此”。
共同的底线：胜利者的宽容
为什么南非能够突破社会裂痕的诅咒走向转型软着陆？或者说，为什么任何国家能够突破社会裂痕的诅咒，实现平稳转型？我把答案总结为一个词——共同的底线。民主运转起来并不需要全社会就所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不需要“万众一心”，但是它需要人们就“如何对待分歧”达成共识。这就像足球赛，比赛双方可以对抗，甚至激烈对抗，但是他们需要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否则一场足球赛迅速会演变成大型斗殴。对于民主运行来说，这个“共同的底线”是什么？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胜利者保持宽容，失败者保持耐心。
首先我们来看“胜利者的宽容”。如果胜利者上台之后，开始追求赢者通吃，走向“多数暴政”，那么结果是什么？重则民主直接崩溃，轻则走向我们之前谈到过的民主伪劣化。这正是津巴布韦所发生的事情。津巴布韦的穆加贝上台之后，首先是打压曾经和他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并肩作战的战友恩科莫，为了清洗恩科莫的政治势力，在其家乡展开屠杀。然后是打击白人，推动所谓“快速土改”，其实就是鼓励黑人“打土豪，分田地”，结果可以想象：白人纷纷逃亡，占人口比例从5%左右一路降到今天的“可以忽略不计”。之后，穆加贝政府又对反对党“民主变革运动”进行各种打压和骚扰。这一切打压完成之后，津巴布韦实现了所谓的“威权式增长”吗？没有。政治专制并没有给津巴布韦带来经济增长，而是带来了经济崩溃，通货膨胀则一跃成为银河系第一。
但在南非，胜利者却保持了宽容的底线。我们都知道，南非转型，胜利者是曼德拉、非国大和黑人民众。1994年大选，非国大赢得了63%的选票，而前执政党南非国民党只赢得了20%的选票。事实上，选举对于白人来说，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游戏，因为1994年他们只占全国人口大约14%，之后，由于出生率的差异，这个比例只会越来越小。所以，只要政党按族群划分，白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通过“下次选举”掰回来。
在这种情况下，胜利者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他们是以一种“痛打落水狗”的姿态秋后算账，还是以一种宽容的姿态给少数群体营造政治安全感，直接决定了社会裂痕会走向扩大还是弥合。在这个问题上，曼德拉政府的做法堪称表率。
他的做法首先是权力共享。既然白人少数很难再通过选举成为赢家，那么通过制度设计给他们划出一定的“权力保留地”就非常重要。比如联邦制，虽然非国大在全国层面上拥有绝对人数优势，但由于联邦制的安排，在个别省份，比如白人聚居度比较高的西开普省，第一次大选后南非国民党仍然是最大党，而祖鲁人聚居的夸祖鲁——纳塔尔省，因卡塔党获得优势地位。
又比如行政分权，在很多国家，行政权力是赢者通吃式的，比如美国，共和党总统一旦赢得大选，那么所有的部长职位都是共和党总统任命，不会因为民主党赢了一半大众选票而把职位分一半给民主党。但是南非采取了比例原则，这样，在新政府中，南非国民党就获得了副总统职位以及数个关键内阁成员的职位，从而给了他们在关键政策上的协商权甚至否决权。
其次是财产安全的保障。南非白人恐惧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担心杀鸡取卵式的财产再分配。毕竟，南非贫富悬殊极其严重，担心民众通过民主投票来“合法抢劫”可以理解。津巴布韦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恰恰说明了这种担忧的合理性。为了安抚这种恐惧，非国大接受了在宪法中写入财产保护条款，即宪法第25条：只有出于公共目的才能征用私有财产，并且征用私有财产必须给予合理补偿。这也算是给南非的白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最后是情感上的和解。曼德拉非常重视通过一些象征性行为去消除敌意与仇恨。比如，他会去观看英式橄榄球比赛，为运动员欢呼，而传统上，英式橄榄球被视为是“白人的运动”。他还去看望维沃尔德的遗孀，维沃尔德是谁呢？他恰恰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缔造者。他甚至去学习阿非利卡语，也就是南非白人的语言……不要小看这些象征性的行为，看似平淡无奇，放在一个国家领导人身上，就可能因为他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而具有乘数效应。也不要觉得一个领导人作作秀还不简单，事实是，作秀会为他赢得很多人心，也会让他失去很多人心。到今天，还有很多南非人批评曼德拉过于讨好白人了。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就批评曼德拉，说他“too saintly”。用今天很多人的话来说，就是太“圣母婊”了。
宽容的姿态，还体现在南非著名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上。转型之际，如何处理几十年来种族隔离政权中的压迫者？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头疼问题。完全放过他们，有违正义原则；但一个一个去审判，则有可能让历史成为社会持续撕裂的伤口。非国大最后选择的方案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让作恶者用“坦白换大赦”：不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但是要求他对公众交代清楚其罪行，用交代清楚让受害者受到一些心灵的抚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仅仅是针对迫害黑人的白人统治者，而且也讯问参与暴力活动的黑人，让这个和解的过程更加平衡。
正因为曼德拉政府的这一系列做法，南非的新生民主没有像很多国家一样滑向很多人担忧的“复仇政治”或者“多数暴政”。今天很多人怀念曼德拉，是因为他推动了南非的民主转型。其实，我一直认为，曼德拉真正的可贵之处，不是他启动了转型过程，而是他让这架飞机安全着陆了。因为要说启动转型，革命斗士其实很多，但是“斗士”的问题是，他们太有战斗性了，以致常常刹不住车，无法将“革命政治”转化为“常态政治”。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说，“手里举着个锤子，最后看什么都像是钉子”。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的时候，穆加贝也是一个反殖民主义的“非洲英雄”，当时他也号召和解、号召团结，如果他在1980年因病去世，可能就是历史上另一个曼德拉了，但是就是因为他太有战斗性了，太能“痛打落水狗了”，最终没能让津巴布韦的故事善始善终。
共同的底线：失败者的耐心
胜利者的宽容，只是南非转型故事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失败者的耐心。很多时候，民主转型成功与否其实不取决于胜利者，而取决于失败者。失败者不接受失败，因为输棋而掀翻棋盘，成为无数转型走向失败的拐点。其实这也不难理解，破罐子破摔是一种很常见的心态，俗话来说就是，“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埃及2013年的政治僵局，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政治世俗派愿赌不服输，本质上不接受穆兄会胜选。于是，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使政府陷入瘫痪，直到最后干脆欢迎军事政变。
在南非，显然，转型的失败者是德克勒克及其领导的南非国民党。不过，正如曼德拉一方表现出宽容的底线，德克勒克一方则表现出耐心的底线。
众所周知，南非废除种族隔离政策，是从德克勒克1989年上台开始的。上台之后，他宣布停止南非的核武器项目，解除党禁，释放了包括曼德拉在内的一批政治犯，然后用4年时间去和曼德拉一方展开转型谈判。当然，我们可以说，德克勒克推动转型是万不得已，因为当时南非已经内外交困，但是，即使推动转型是迫不得已，能够成功驾驭这个过程却不容易。为什么？因为谈判是可以破裂的，历史上的谈判破裂、协议被撕毁司空见惯，大家都记得重庆谈判的结局，对不对？卢旺达屠杀的发生，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和谈的失败引爆的。
德克勒克政府与曼德拉配合，小心翼翼地驾驭了这个谈判过程。为了压住白人阵营的极右声音，1992年，他在白人内部组织了一场公投，结果是69%的民众同意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这个结果让他有了放手谈判的砝码。然后，在“大势已去”的形势下，德克勒克政府和非国大开始协商转型细节。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权力保留地”条款，比如联邦制、行政分权安排、财产保护条款、大赦条款，还有军队和公务员的留置条款等，都是德克勒克推动的。可以说，他把这些最有可能成为转型地雷的地方给预先“排雷”了，为后来的平稳转型开拓了一大片安全地带。
1994年后，南非国民党毫无悬念地从第一大党变成第二大党。此后两年，德克勒克以副总统的身份，带领国民党参与民族团结政府，辅佐非国大执政。可以想象，非国大作为长期的“革命党”，执政经验不足，这个时候，南非国民党作为前执政党的辅佐就特别重要。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国民党成为新内阁的核心力量，这为南非的平稳过渡创造了重要条件。所以，与很多转型国家经济一落千丈不同，南非在转型后的最初15年左右，恰恰是其经济增长态势最好的时候——GDP年均增长率4%左右，虽然不是那么高，但是对比苏东阵营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大滑坡，对比转型之前以及最近10年，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正如我们不能把曼德拉政府的包容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德克勒克一方的妥协视为理所当然。一个政党在被全世界道义唾弃的情况下，和对手协商自己的消亡，并不容易做到，其领导人完全可能心理失衡、破罐子破摔。德克勒克在回忆录中曾描述，他和曼德拉1993年同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领奖过程中，曼德拉如何受到英雄般的接待，而他如何被冷落，甚至被抗议人群诅咒。哪怕在竞选的过程中，他也直接被人用石头砸伤过。但是，最后，德克勒克超越个人恩怨，带领南非国民党，成为新生民主制度“忠诚的反对派”。虽然后来南非国民党陨落了，德克勒克也退出了政坛，但是在转型最关键也是最脆弱的时候，他成为转型极其重要的减震力量。
共同的底线让“可能性”成为“艺术”
南非的转型软着陆之所以被很多人视为奇迹，或许就在于胜利方和失败方同时守住了政治的底线。我们中国人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对立阵营中只要有一方守不住底线，就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开启恶性循环。
我后来看德克勒克的访谈，特别感动的一点，是他谈到他和曼德拉的私人友谊。尽管在权力交接过程中两个人曾经发生很多摩擦，但是退休后，他们反而成了好朋友，经常互相拜访、聚餐，生日相互问候。但凡两个人中有一个心胸狭窄，怎么可能跨越如此深刻的历史恩怨，成就这种传奇般的友谊？
当然，转型从来不可能一劳永逸。今天的南非，在很多方面，相比曼德拉和德克勒克的时代，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政治家的腐败丑闻不断，经济增长率相比转型初期不升反降。更糟的是，政治越来越被极端的声音劫持，穆加贝式的左翼民粹主义开始抬头，强征式土改被提上日程。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今天我们关注的重心，是转型初期的过渡问题。
南非转型初期的故事，说明了社会深刻裂痕下转型软着陆的可能，而很多国家，像埃及、津巴布韦、叙利亚、伊拉克等，却没能跨越这种裂痕，都是车一拐弯就掉悬崖底下去了。社会裂痕可能诅咒转型，但是，如果胜利方保持谦卑，失败方保持耐心，再深刻的裂痕也可能被跨越。
所以，政治是什么？回到我们这门课的标题——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在这里，关键词是“艺术”，从不可能中拯救可能的“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说，曼德拉、德克勒克这样的人，是真正的政治家，而不仅仅是政客或者官僚。他们头顶一堆盘子，脚踩滑轮，小心翼翼地去穿越一条细细的钢丝。当然，转型的软着陆不可能只靠政治家，它需要所有重要的政治力量保持宽容和耐心。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我想它是对的，它说：自由从不降临于人类，人类必须上升至其高度。
11. 印度：民主为什么“不管用”？（1）
对于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者来说，印度是一个神奇的国家。神奇在哪儿呢？神奇在它的民主制。大家可能都知道，印度在1947年独立之后，就选择了选举式民主制。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二战”以后的制度选择。不过，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新兴民主纷纷垮台，拉美、非洲、东南亚都是这种情况，也包括和印度同时独立的巴基斯坦，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课程提到过的“第二波民主衰退”浪潮。
但是，在这个民主衰退浪潮中，印度的民主制居然稳固了下来。除了1975—1977年有过21个月的所谓“紧急状态”，70多年来，印度的民主从来没有中断过。这就好像同时出发的一个车队，其他的车纷纷爆胎、翻车、重启好几轮了，印度民主的这辆车，虽然性能不怎么样，却非常憨态可掬地开到了今天。
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喜欢分析事物存在的条件。关于民主维系的条件，学者们进行了各种研究，有的说主要是经济发展，有的说是社会平等，有的说是特定的宗教文明底色，有的说是同质性的社会结构，等等。但是，印度有什么呢？学者们找来找去，找不到任何这些条件。它经济落后、社会不平等，也没有同质性的社会结构——事实上，它有二三十种语言、六大宗教、成千上万种神灵，陆陆续续有六个地区在闹分裂——也就是说，它的社会结构是一盘散沙。民主化之初，它也几乎完全没有中产阶级，90%的人口是文盲……总之是一手烂牌。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始终维系着民主制度。所以说，印度是个非常神奇的国家，简直可以说超越了地球引力。
民主没有解决印度的治理问题
然而，民主的维系是一码事，它是否带来良性的治理绩效则是另一码事。在这方面，印度可以让人“吐槽”的地方就太多了。比如印度的经济水平。其实，直到20世纪80年代左右，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都相差无几，但是到2018年，中国是印度的4.8倍，即使是看人均购买力GDP，中国也是印度的2.4倍。印度的公共服务水平也方方面面都严重落后于中国。以健康领域来说，中国的婴儿夭折率是每1000人7人，印度则是30人；每1000人的医院床位数，我能查到的最新数据，中国是4.2张，印度是0.7张；2018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7岁，印度则是69岁。
但是印度最令人诟病的，恐怕还是它基础设施的落后。大家可能都从媒体上看到过印度人坐火车的照片，那简直是一场大型杂技表演，非常惊心动魄。我们中国的高铁与之相比，可谓天上人间。还有印度人的“厕所问题”，大家可能也从媒体上看到过报道。由于缺乏抽水马桶系统，长期以来，印度很多人是露天上厕所的。不过，据说过去五年左右，莫迪政府发起的“厕所革命”大体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拖了70年才解决一个厕所问题，也可见印度政府能力之低下。
除了落后，还有腐败。在2019年国际透明度的腐败排名中，印度在180个国家中排在第80位，虽然不至于垫底，但是对于一个民主国家，实在也算不得一个好成绩。而且，印度还有一个非常具有印度特色的问题，就是它的议员存在着大量的犯罪指控。据报道，印度2019年当选的议会中，43%的议员处于被起诉状态。[1]似乎如果一个人没有被起诉，都不好意思去参加竞选了。当然，事实上他们有没有犯罪还不知道，因为印度法庭的效率太低，所以议员等到任期结束，审判结果都未必出来。但是，如此大量的政治家是潜在的罪犯，可以说是非常尴尬了。
由于上面所有这些问题——经济落后、基础设施落后，腐败、公共服务匮乏，人们当然会忍不住发问，印度怎么了？一个已经民主化70多年的国家，为什么民主“不管用”？
政体有限论
其实，这个问题本身问得可能就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它包含了一个成问题的“假定”：似乎一个国家民主化，它就应该会带来经济发展、政治清廉、公共服务提升。为什么说这个假定“成问题”？因为它错误地理解了民主的功能。
民主的功能是什么？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不同，我的理解是，民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给民众制度化的发言权，来解决统治者任意妄为的问题。或者用现在的常见说法，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它的核心功能。它并不自动保证所有的公共问题会被解决，就像你难以要求一个治胃病的药包治百病一样。
因此，质问为什么民主没有带来经济发展、政治清廉、公共服务提升，几乎相当于质问，为什么老虎都关进笼子里了，猴子们还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的确，老虎被关进笼子，猴子们更安全了，但是，香蕉树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结出更多的香蕉，老天爷也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下更多的雨，隔壁树上的猴群更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放弃争抢地盘。民主不是一个魔法按钮，一按下去就人间变天堂。
当然，这不是说，民主肯定无法带来治理绩效的提升，只是说，它能否带来治理绩效的提升，取决于很多条件，因为归根结底，民主是一种决策程序，而不是决策本身。虽然这个程序有其内在价值，也就是尊重民众的价值，但作为一个程序，它会产出什么，取决于你向这个程序输入什么。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学校非常开明，让学生们自己决定，午餐食堂应该提供什么，这是民主对不对？这当然体现了对学生的尊重，但是，如果学生们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每天午餐就吃薯条、炸鸡和可乐，最后学生们都吃成了不健康的大胖子，那么，民主当然“不管用”了。
所以，民主作为一种程序，体现对民意的尊重，但是民主的质量则取决于参与者的判断力和合作能力。一旦这种能力严重欠缺，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民主一定会带来更好的治理绩效。我把这个观点称为“政体有限论”。民主是否重要？当然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受到尊重，希望统治者不能任意妄为。但是，一个球赛的规则再公平，也不可能保证球赛一定精彩好看。球赛好不好看，规则非常重要，但是最终而言，取决于球员会不会踢球。
为什么强调政体的有限性？因为我发现，人们解释一个国家的成功或者失败时，倾向于过分夸大政体的作用，而忽略人们往政体这个程序里输入什么。这种夸大，有时候表现为“民主浪漫主义”，似乎一旦民主化，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有时候则表现为“威权浪漫主义”，似乎一个国家只要采用威权政体，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就会手到擒来。
但事实上，政体只是影响一个国家治理绩效的各种因素之一而已。很多情况下，甚至可能是次要的因素。有些国家，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似乎都建设不好，比如阿富汗，过去几十年，从极权到威权，从神权到君权，从美式民主到苏式威权，各种政体神农尝百草一样全都试过了，但是没有一个模式“管用”。所以，政体不是万能药，当水质已被严重污染，无论什么鱼都很难在里面被养活。
印度的经济政策与民主绩效
具体到印度，民主之所以对于治理绩效“不管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过去70年，尤其是前面40年左右，输入到民主程序的“原材料”出了问题。什么问题？一个是经济政策问题，一个是社会文化问题。时间关系，这次课我们分析第一个问题，下次课再分析第二个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印度的经济政策。说到计划经济，我们很自然地想到苏联、东欧，想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但是冷战阶段，对计划经济模式情有独钟的不仅仅是苏东国家。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也真心相信，苏联式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的未来，并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它的经济模式。印度就是其中之一。印度宪法开篇就宣布：印度要建成一个“社会主义世俗国家”，其中，“社会主义”这个词相当醒目。
印度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世纪90年代之前，印度经济具有高度计划经济的特点。和苏联体系一样，印度一直有“五年计划”。虽然计划的程度可能比苏联略逊一筹，但同样是官僚们和经济学家们坐在一起规划，每个行业应该发多少许可证、发给谁，每个工厂的产量应该是多少、价格多少。这种计划经济的痕迹，从印度很多“部委”的名称都能看出来，直到今天，印度还有“纺织部”“煤炭部”“铁道部”“钢铁部”等以产业命名的部委。这些名称，中国40岁以上的人可能都会觉得似曾相识，而中国的计划委员会是1998年就转型了，但印度的计划委员会是到2014年才废除。
为了自上而下地规划经济，改革前的印度也和之前的中国一样，无数行业，尤其是影响国计民生的行业，被国有化，造成严重垄断。更著名的，是印度密密麻麻的审批制度，无论是投资、工业、贸易，处处都要政府审批。企业运转的首要目标不是争取获得市场，而是争取获得审批。我看到过一个报道，有一个印度企业家抱怨，在改革前，为了购买一台进口计算机，他花了一两年时间，跑了新德里50趟，才获得了批准。可以想象，这样的审批制度，除了经济效率的损失，还会带来什么？严重腐败。因为如果你不想跑50趟才买到一台计算机，你能怎么办？行贿可能会帮你抄个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