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法变得成熟”和“变得软弱”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但我有一个奢望，希望大家能够形成一种认识：适当的抗议对表达者来说也很可贵。我希望抗议者不要满足于无谓的道歉和删除，而要激发出更深层次的讨论。令人反感的种种愚蠢表达即便没有沿着老路立刻道歉删除，也会因为人们不准备讨论它们而被淘汰。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样可以避免大家错误地把歧视女性的表达和凸显人性愚蠢的精彩表达混为一谈。

自由和正确总是有冲突的，也有许多表达在众人的惋惜中被禁播禁售。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得到保护，抗议也不都是合理的，我甚至觉得试图建立某种标准也很荒唐，但仍然希望人们更果敢地发出适度的抗议，并且更勇敢地接受抗议。

川端文学中的男性角色在部分女性活动家中口碑极差。诚然，他们的形象有时与“正确”相距甚远，但我至少认为，比起阅读自以为什么都懂、替女性发言的男性女权撰稿人那些不痛不痒的专栏文章，看川端文学更有助于我们了解人性。我总觉得抗议者好不容易得以发声，表达自由的捍卫者却只剩下“憋屈”这一句牢骚，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2021年3月11日

铃木凉美

* * *

[1]在爱知县三年一度的国际艺术展上，一个名为“表达不自由展·其后”的展览公开了曾在日本展出但被撤下的作品，其中有韩国摄影师安世鸿拍摄的“慰安妇”等。展馆收到大量恐吓信息，开幕不过三天，主办方以“保障观众安全”为由关闭了该展区。

人性中的卑劣和嗜虐永远都不可能消除。

但社会的原则正在改变。

铃木凉美女士：

在最近这两封信之间，因为森喜朗辞去东京奥组委主席一事，各路媒体都来请我发表评论（其中还包括一直以来都跟我没什么缘分的体育报）。为了应对各种采访，我度过了异常忙碌的一个月。

说来丢人，森先生其实算我的师兄，我们都毕业于石川县某公立高中。北陆地区堪称保守王国，各地都以“家乡出过首相”为荣。这件事发生以后，我也打听了一下当地人的反应，据说有很多人表示同情，说什么“这番言论很有老森的风范”，“他大概是想活跃气氛，结果一不留神讲了真心话”。总的来说，大家普遍为他可惜，认为他本该以奥组委主席的身份成为开幕式上的标志性人物，为其政治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

这次辞职闹剧最大的成果，就是没有出现铺天盖地的“又来了”“唉”和“说了也没用”。众所周知，森先生多年来经常发表不合时宜的问题言论，比如“日本是神的国度”等。这次的言论也丝毫不令人惊讶，大家都觉得“他会说这种话再正常不过了”“他果然又口无遮拦了”。被迫辞职后，他还马不停蹄地多方打点，好把自己定的人选送上那个位置，行事风格一如既往，足见他完全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他抱着那样的信念活到了八十三岁，事到如今要改恐怕也难。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可能没有意识到社会对性别歧视的容忍度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然就是周围人为他营造了一个意识不到也无妨的环境。

有人说是国际压力迫使他辞职，但我认为原因不止于此，是国内外的舆论促成的。话一说出，马上有人在线上签名请愿网站Change.org等平台发起了多项签名请愿运动，迅速收集了超过十五万个签名。社交平台上出现了#拎不清的女人#这一话题标签，引来各路网友发布推文。到底是谁最先借用他说的“（我们的女性理事）很拎得清”，反过来想出了“拎不清的女人”这个标签呢？真是绝妙。

在独立媒体Choose Life Project发起的研讨会上，一名与会女性表示：“我为自己习惯了拎得清而深刻反省。”女性说出这样的话时必然伴随着疼痛。我感觉，要求森喜朗辞职的呼声之所以如此响亮，不仅因为他的个人素质问题，也不仅因为奥组委的组织文化（在场的其他成员都被他逗笑了），更不仅因为体育界和权柄、政坛纠缠不清，以至于广大现役运动员清一色地保持沉默。关键在于广大女性将这件事和自身经历联系了起来，这一点扩大了愤怒的基础。日本橄榄球协会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理事稻泽裕子坦言，“发言时间太长”的那个人“就是我”。她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回答：“置身于男权社会之中，我经常遇到放眼望去只有我一个女性的情况，所以别无选择，只能跟着一起笑。”①肯定有很多女性有同样的遭遇。在那样的环境下，她们不笑不行，只能随大流。除了愤怒，她们更厌恶随大流的自己，悔恨得紧咬嘴唇。这件事也足以表明，无论吸纳多少女性成员，只要她们都是拎得清的女人，组织文化就不会有任何改变。

拎不清的女人的怒火将手握重权的森喜朗硬生生拉下马，这说明女人的愤怒绝不是无力的。我还敢大胆预测，这次的成功经验将成为未来人们判断“说什么话算越界”的标杆。

不出所料，组委会再次因性别歧视言论成为媒体的焦点。据报道，开闭幕式的创意总监佐佐木宏提议，让女艺人渡边直美扮成Olympig（奥运猪）从天而降。让渡边女士变身为猪的“创意”本就毫无幽默可言，一点也不高明。万幸的是，在团队成员的反对声中，他撤回了这项提议。既然森喜朗的言论是无法容忍的，那么佐佐木的提议当然也一样。据说这位佐佐木先生还曾是广告巨头电通的顶尖总监，创作过不少热门广告。但事实摆在眼前，大型广告公司因为制作性别歧视广告遭到抨击的例子比比皆是。第一广告社请女演员坛蜜为宫城县拍摄了一则广告，性暗示随处可见。在博报堂为鹿儿岛县志布志市（以养殖鳗鱼闻名）制作的广告中，名为“鳗子”的少女穿着学校泳装说“养我吧”。照理说作品要经过多道检查，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看出问题吗？纳税人有权感到愤怒，因为支付给这些大型广告公司的高额制作费都出自税收。

我可不想以“表达自由”的名义为这些性别歧视广告辩护。我反对的是法律层面的限制，但不反对市民层面的批评。我同意你的观点，“针对某种特定表达的抗议活动可以尽情搞”。不过你后面跟了一句“近年的事件都沿着‘被骂→道歉+删除’的老套路发展，这让我感到担忧和沮丧”，我却觉得是总算走到了这一步。你说“媒体渐渐无法区分‘尖锐而有趣的观点或抗议’与‘单纯的找茬’”，但不惜直面抗议和挑刺也要守护到底的“尖锐而有趣的观点”到底在哪里呢？佐佐木先生的奥运猪根本不值一提。这些年遭到抨击的性别歧视广告都是活该挨骂，一点都不冤枉，站在媒体的角度看，迅速撤下也是正确的判断。试想一下，换成短短几十年前，提出批评的人怕是会反过来遭到抨击，被扣上“吹毛求疵”的帽子（即使是现在，社交平台上也充斥着这种垃圾回帖），批评的声音搞不好都会被扼杀。你说“对政治正确的过敏助长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义’”，我觉得这样就挺好。这证明，关于什么是政治正确的“常识”终于普及了。不了解何为政治正确就说它“老土”还为时尚早。而且我们有必要明确区分你所说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义”针对的是谁。如果它针对的不是权力（胳膊拧不过大腿），而是对女性和性少数等少数群体的批评，那就应该被称为必要的“考虑”，而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当“性骚扰”入选年度流行语的时候，有人批评道：“身体接触是职场的润滑油，要是不加点油，办公室里的气氛会很紧张。”一位在餐馆兼职的年轻女性也告诉我：“最近男同事跟我说话都小心翼翼的，感觉大家都有点提心吊胆。”我对她说：“你想想，如果他们不对你小心翼翼会怎么样？男的小心谨慎一点刚刚好。”他们“自然而然”的“无心之举”完全有可能是不折不扣的“性别歧视”。“是否有意为之”并非判断歧视与否的依据。

你说你气他们“随随便便就把有问题的东西删掉了，到头来什么都没学到，毫无长进”。没错，他们十有八九是“不会长进”的。森先生说他挨了孙女的数落，但他大概还不明白自己说错了什么，恐怕永远也不会明白。佐佐木先生说不定还在心里嘀咕：“切，好不容易想到一个这么有趣的点子！”向团队提议时，他八成也是这么想的——“哎，你们快瞧瞧，这个主意怎么样？很有意思吧？”如果在场的人发出附和的笑声，搞不好那个点子就被采纳了。但是坦白说，这并不好笑。好笑的前提条件是突破常识、出人意料，但这些年遭到抨击的广告在我看来都不好笑，尽管创作者对他们的提案颇有信心，客户也是使劲砸钱。

究竟是什么变了？是社会的原则变了。我认为，社会变革变的不是真心话，而是原则和场面话，而且能到这一步就已经是极限了。森先生和佐佐木先生可能没有认识到问题所在，但他们至少应该学到了一点：不能在公开场合发表那样的言论。性骚扰者多为惯犯。他们肯定几十年来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偶尔有一次遭到女性的指控，于是惊愕不已。我不同情他们，却能理解他们的困惑——“我一直都是这样，怎么会有问题呢？”没错，同样的行为在三十年前会被容忍，放在今天就不行。我只能说“问题就出在你对时代大环境的变化太不敏感，所以受到了惩罚”。

美国爆发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那个国家在半个世纪前才刚刚通过承认黑人权利的民权法。当被问及“种族歧视是否会消失”时，一名美国知识分子回答NO。同理，如果有人问我“对女性的歧视是否会消失”，我恐怕也只能回答NO。消除歧视性的情绪难于登天。但许多人已经长进了，知道公开场合的歧视行为不仅越界，而且违法，会遭到起诉和惩罚。如果无可争辩的“令人反感的种种愚蠢表达会因人们不准备讨论它们而被淘汰”，那么在“抨击→删除”这一毫无意义的循环发生之前，人们就能及时发现问题，将其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