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忍受将性和爱置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之下，

与拥有和被拥有的关系挂钩。

铃木凉美女士：

上次的主题是“恋爱与性”。你的性经验应该比寻常女性丰富得多。对你而言，性究竟是什么？性是否愉悦？你是否有性欲？你所定义的“舒服的性”和“不舒服的性”是什么样的？即便不舒服也要继续的理由是什么？你从性中得到了什么？……我本想听你聊聊这些话题，你都完美避开了。可能是因为这次的主题是“婚姻”，所以被稍稍带偏了。

我的本职工作是学者，所以我常说“我卖想法，但不卖感觉”。然而在上一封信里，我不惜破戒写下了自己的“感觉”，甚至一反常态写下了“身体的感觉”，这其实都是为了引出你的回答……

希望有朝一日能听到你坦诚的回复。

这次的主题是“婚姻”啊。我对婚姻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反而好奇男男女女缔结婚姻这一神奇契约的（费解）心态，以及这种契约关系丝毫不见衰落、持续至今的事实。

上封来信之后，我收到了你的新书《非·绝种男女图鉴》。多谢。你刚出道时的写作风格表现出拥有“一切”的年轻女性无所畏惧、全速奔跑的模样（我猜你应该是刻意选择了这种风格）。正如你那本《拥有一切不等于幸福》带有挑衅色彩的书名所象征的那样，你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受过高等教育，进过名企，还幸运地将硕士论文出版成书。不仅如此，你还有足以当AV女演员的肉体与性魅力……但在短短的十多年里，我感到你的写作风格发生了变化，更像是“情色资本减少”导致市场价值下跌的奔四女人的自嘲。你在书中提到，日本男人在社会上总是靠资历说话，在评估女人的价值时却是“反论资排辈”，看得我捧腹大笑。这个词用得着实精辟。为什么日本男人理解不了经历丰富、尝过酸甜苦辣的成熟女性的魅力呢？为什么在性市场上，没有经验、未经世故与生疏会拥有额外的价值？……连问出这些问题都显得愚蠢。正如你指出的那样，关键就在于男人胆小如鼠，害怕女人拿自己跟其他男人比较。而这些心胸狭小的男人恐怕正是性市场的主力顾客群。

这次的新书依然引人入胜，有敏锐的洞察和优秀的文笔。然而，我在这本尽是老生常谈的书中找不到任何新的发现。读后感就是三个字，烦透了。不是烦你的文字，而是烦你用文字描绘的现实。现实本就像书中描述的那样令人厌烦，在书中再看一遍，也只是烦上加烦。毕竟正如这本书的标题“非·绝种男女图鉴”所示，这是一篇关于“这类男女永远都不会消失”的报告。也许你那惯用长句、犬儒主义的风格很适合写这种观察世态的作品，但这种风格并不是万能的，有些东西没法这么写。如果你在与我通信时呈现出了不同于平时的写作风格，那你应该也能借此邂逅不一样的自己。读书是为了了解从未了解过的世界，看到从未看到过的现实，品味这个过程带来的欢喜与快乐。而写作风格是创造新现实的必备技能。

话说我在你的回信中发现了一件事。你写道：“今天的男性已经逐渐习惯与女性并肩工作，或是在她们的指导下工作，而他们似乎将女性简单分成了三类：尊敬对象（老师和同事）、保护对象（妻子和女儿）和性对象（娼妇和情妇）。”这令我略感惊讶。因为长久以来，“常识”普遍认为，根据性的双重标准，男人只会把女人的“用途”分为两类：为繁殖服务的女人（妻子和母亲）或为愉悦服务的女人（娼妇和情妇）。原来还出现了第三种类型，即“同事（包括上司和下属）属性的女人”！这也许是因为职业女性有所增加，使女性出现在职场成了理所当然的景象。

至于你随后提出的观点，我也非常认同，男人确实很不欢迎女人在三种类型之间游移。你说“我总觉得男人是毫无恶意地给女人归了类，喜欢让女人待在自己所属的类别中”。可他们岂止是“没有恶意”啊，简直是“恶意满满”。因为这正是针对女性的“分而治之”。你写道，只要女人待在让男人觉得安心的类别中，就会得到“尊重”。但这本质上并不是尊重。更准确的说法是，她得到的只是与其类别相符的对待。而且区分三种类别的优劣高低，让女性相互对立与歧视，正是分而治之的金科玉律。天知道有多少女性被这种父权制的狡猾捆住手脚，在“女人的敌人是女人”的精神指导下，被迫置身于无谓的对立之中。女人若是企图越界，男人就会予以制裁，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会随意调整分类的标准，以便随心所欲地贬低女人。维持这几种类别的界限符合男权社会的利益，结合男权职场的现状便不难理解——他们不去想象或无法想象“同事属性的女人”同时也是“妻子或母亲属性的女人”，反之，为了贬低“同事属性的女人”（在不恰当的语境下）将其擅自归为“性对象属性的女人”便是性骚扰。在你指出的三种类别中，第三类（性对象属性的女人）的价值当然最低。照理说你只有当性对象的价值，可你却越界成了跟我平起平坐的同事，所以我要制裁你——这就是职场性骚扰的形成机制。你觉得这种天真而无意识地管理类别界限的行为是没有恶意的吗？如果女人在这些类别之间自由移动，男人就会感到困惑。他们毫不怀疑类别界限的管理权在自己手中，这种态度就是所谓的“阳刚之气”。

在半个世纪前，田中美津的《从厕所开始的解放》一文吹响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号角，要求停止用“母亲或厕所”给女性分类，借此分而治之。如此想来，情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在鬼畜系色情漫画中发现“肉便器”这种表述时，我感到毛骨悚然。“母亲”和“厕所”尽管有生殖与愉悦之差，但都是带有女性“性属性”且为男性所用的侧面。而“同事属性的女人”并没有性属性，这种女性类别的出现无疑是新现象。

《非·绝种男女图鉴》提到了与你同龄的奔四女性的生活实况。令我惊讶的是，她们的恋爱烦恼几乎都可归结到婚姻二字上。于是我冒出了一个单纯的疑问：她们真的这么想结婚吗？日本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9.6岁（2019年）。她们真是一过30岁就感受到了被“剩下”的焦虑吗？我不禁想要吐槽一句，这真的不是在讲段子吗？

这些年我发表过各种关于婚姻的文章与言论，想必许多人已经很熟悉我对婚姻的定义：

所谓婚姻，就是将自己身体的性使用权交给特定且唯一的异性，为其终生专属的契约。

虽然这句话是我写的，但我仍然觉得这个定义骇人得很。单从字面都能看出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契约。我可没本事遵守。遵守不了的诺言还不如不说。出于这个非常简单的理由，我从来没有做出过这样的承诺。可还是有无数男女前赴后继地做出这种非人力所及的承诺，而且还是在神坛之前。

参与拍摄松井久子导演的纪录片《你在畏惧什么：亲历女性主义的女人们》（2014年制作）时，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性身体的自由对女性非常重要。”松井导演在采访大致结束后录下我这句话并放在了附加片段中，后来又在精简深度采访时特意加上了这一段。这大概是因为，我是片中唯一谈起性的女性主义者。全国各地都举办了这部电影的放映会，但在映后座谈会上，没有一位来宾提到我的这句话。也不知道大家是想当作没听见，还是特别不想碰触这个主题。

所以在接受“人为什么搞婚外恋”的采访时①，我特别想反问一句：“人怎么能忍住不搞婚外恋呢？”婚外恋（出轨）这个词本身也很不可思议。如果你不结婚，自然就没有婚外恋，所以只要别做遵守不了的承诺就能解决问题。二战前，通奸罪只适用于女性，战后的民法纠正了这种片面性，规定男女平等。但每次看到媒体谴责名流出轨，我都会觉得非常荒唐。你说媒体为什么要报道这种事呢？我听说过一个理由，说是播放这类新闻有助于拉高收视率。那我就好奇了，真有那么多观众对别人的婚外恋感兴趣吗？

正如我在上一封信里写的，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浪漫爱意识形态的瓦解期。这种意识形态的目标是“爱、性和生殖在婚姻之下的三位一体”，战前女性主义思想家高群逸枝对其做出了如下描述：

婚姻是至死不渝的恋爱的完满。

我曾用这句话在几所女子大学做过测试，看看学生的反应是“哇（深受感动）”还是“呕（嗤之以鼻）”（笑）。这个测试好似石蕊试纸，可以反映出浪漫爱意识形态有没有延续至今。不同大学的测试结果呈现出不同的倾向。在某国立女子大学（一猜就知道），“哇”和“呕”大约是五五开。而在某私立女子大学，“呕”占了大多数。不同的世代与阶级有着不同的性规范。

我在上一封信里写道，恋爱可以教会我们“人无法拥有他人，也无法被他人拥有”。我不想拥有别人，也不想被别人拥有。当我自主使用我的性身体时，我不希望有人来告诉我“可以”或“不可以”这样做；我也不愿想象自己之外的某个人拥有这样做的权利。反之，我也无法认为我有权利在别人行使性自由时横加指责。

我无法忍受将性和爱置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之下，与拥有和被拥有的关系挂钩。

因此，没有什么比男人对女人说“我会保护你”“我会让你幸福”更令我反胃了。尽管我听说，有些女性听到这种话会怦然心动。

在性革命时期，我曾预测事实婚姻将在日本愈发普及。在我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做出的近未来预测中，这算是相当不准的一项。站在“《同居时代》②一代”[1]的角度看，我本以为选择事实婚姻的日本人会像外国那样增多，可直到今天，日本人登记结婚的时间和开始同居的时间依然大致相同，唯一的变化就是奉子成婚的数量略有增加。在欧洲，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的情侣大有人在，所以日本的情况在发达国家中很不寻常。婚姻登记率确实有所下降，但这并不是事实婚姻增加所致，而是因为不结成情侣的单身贵族变多了。实际上有各种数据显示，大量未婚男女表示自己“没有恋人或正在交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