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何为永恒？

对“永恒”的把握，能帮助我们理解段义孚思想中形而上学的部分。段义孚的思想里透露出很强烈的对形而上学的追求，这是解读其思想时不能忽视的。比如，在对地方感的分析中，他就曾谈到，在标准的地方感的模式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神秘的地方感。标准的地方感模式是指，在某地方待过一段时间后，人获得的直接而复杂的地方经验；而超越标准模式的神秘地方感是指，在没有复杂体验和时间积累的前提下，人对某地方产生的突如其来的强烈感受与认同。段义孚曾在《恋地情结》里谈到诗人华兹华斯戏剧性地被赫尔维林峰的景色所冲击的经历，这激起了诗人对无限存在的向往。而就段义孚自己而言，能令他触及永恒存在的风景是“荒漠”。

害羞的人，不爱交际的人，或者像我这样被古怪的追求抑制了社交需要的人，或许更应该投身于大自然。……最后，可能只有待在无机物的环境中，例如沙漠、冰山里，人才能心旷神怡、宠辱偕忘。

荒漠对段义孚的巨大吸引力令他自己感到意外，因为，如此这般风景从不曾出现在他的成长经历里，因此是上文所说的“神秘的地方感”。沿着这样的感动不断深入分析，他发现：在自己眼里，美必须与人无关——甚至与生命无关——才能慰藉灵魂。

在段义孚的审美情结里，荒漠可以呈现为沙漠、冰原、海洋、无人的城市……它们之所以有魅力，在于它们都不需要肉体的参与，而只需精神和想象的融入。与此相对的是，他厌恶热带雨林的环境，雨林会在他心中唤起腐烂和性欲的意象，即死亡的意象（性欲关联着死亡）。死亡，在他看来，意味着对个体的消灭，将个体吞没在一团没有秩序的混沌里。相反，荒漠，则能凸显出个体的存在与美感，让人产生鲜明的个体意识。

死亡，意味着个体的消亡，再次融入没有差异的整体之中。热带雨林凭着过剩的生命力拒绝着个体的存有。在那一团生命里，没有植物、动物或个人是独立存在、显眼夺目的。但在沙漠里，每个生命都与别的生命有着空间上的分离，个体也能因其自身而感到自豪起来。在沙漠里，我会觉得自己太过显眼，犹如一根孤独的棍子在地面投出轮廓分明的影子。在那一刻，我若遇见另一个人，一定会望着他，独一无二，珍惜无比——衬托着背后的荒漠与天空，他显得美丽而清晰。

在此，我们可以看见两组对子出现在了段义孚的生命观里：

其一：个体——生命——永恒

其二：整体——死亡——暂时

很显然，在他眼里，个体与永恒是相互连接的：个体在永恒里获得归属，反过来，永恒在个体里被认识，进而释放出他能感受到的生命意义。

步入中老年阶段，段义孚的思想愈益朝着抽象的观念、概念或理念演进，它们似乎成了更能代表永恒的事物；而具体的地理事物，如社会、景观和地方渐渐退居其次了。

在50岁的时候，我体内的机理肯定发生过一次变化。从那时起，大地上的壮观景色，像高山、平原、城镇、古色古香的店铺、高耸入云的大厦等等，都无法再激起我的兴奋感了，它们变成了我思考的对象。甚至作为一名地理学者，我的兴趣点也越来越转向了观念和概括性的事物，而非具体独特的事物。……进入中老年后，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一个希腊人，像苏格拉底或柏拉图那样的希腊人，使得我的激情朝着极致的美奔流而去。

段义孚感到自己越来越像一个希腊人，或许是因为他在晚年更能清晰看见自己命运的轨迹？也看清了自己精神的归处是个体在永恒里的意义？而古希腊思想的基本维度正是由永恒的命运与微小的个体不断交织起来的。

若在古希腊人的众多形象里去选择的话，与其说，段义孚很像他自己提到的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不如说，他更像荷马史诗《奥德赛》里，长年漂泊在返乡途中的奥德修斯——命运迫使他离开了抚爱的海岸，途经一座座友爱的海岛，穿越一片片情爱的迷雾，朝着他总能望见的圣爱——永恒的理念进发，似乎，那里才是他心灵的归宿，他的“伊萨卡”。而从孩提时代伊始，无机的世界——矿物、冰块、荒漠……就像返乡旅途中的一块块路标，指引着这位“奥德修斯”的脚踪。

那么，最终，段义孚是否真像古希腊的奥德修斯那样，回到了失却已久的故乡？

在自传的结尾，他仿佛又彻底否定了自己的“返乡之旅”。他似乎望见，自己这趟旅途的终点不过只是重重的黑暗而已：

有一次，已过半夜，我独自在内布拉斯加州疏落的景观里驾车向西而行。在不宽的高速公路上，只有我和前面一辆车在行驶。我们一直结伴而行。我对自己的驾驶技术一直信心不够，尤其是在黑夜里，所以，我很感激前面那辆车的尾灯，一直引导着我，给予我安全感。但当我开始觉得这样的陪伴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他却闪起了右转灯。这是颇有礼貌的信号，但也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此后，就只剩下我独自一人了。那辆车拐进了一条乡间小道。于是，就只剩下我自己的车前灯来引路了。这灯光只能照亮很短的一段路，而这路，在更远之处，则被吞没在了重重的黑暗里。

这种“黑暗终点”的个体命运，不禁让人思考起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观念，也可能让人联想到奥德修斯的另一个意象——“尤利西斯”。

“奥德修斯”的传统意象是归家。而七百年前的但丁一反奥德修斯的原型，根据西塞罗等罗马人的作品，再创了一个新的形象“尤利西斯”，出现在《神曲·地狱篇》第二十六歌中。尤利西斯的意象是“离家”，与奥德修斯相反，他寓指中世纪晚期和现代夹角下的新人类；而拒绝回家的尤利西斯，深刻地预示着现代人在自然世界与社会风暴中的剧烈动荡。

那么，段义孚的生命观是否与尤利西斯的意象更接近？

本书附录中收录了段义孚的一篇演讲稿，作为对《我是谁？》内容反思后的补充。这次演讲作于2012年，在夏威夷大学，题目为“文化多样性、现代性与个体”，从讲稿里我们能观照出和上述“黑暗终点”命运观的不同。

2012年的这篇演讲与他同年出版的著作《人文主义地理学》形成了生命观的呼应。从这些文本的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看见，段义孚皈依了基督教。那么，基督信仰或许是他最终寻觅到的一片心灵家园。2012年，段义孚82岁，从创作《我是谁？》的那年算起，他又跋涉了十三年的人生旅途。

十三年里，他有过怎样的经历，促使他认定基督教是自己的最终的心灵归宿，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从这两本自传作品里可以看到，早年，他在悉尼的教会学校念中学时已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之后在牛津就读本科期间，他“所崇拜的智力与想象力非凡的人，……都是基督徒”。

他渴望以基督教的人文主义思想来驱散前文“黑暗终点”的个体命运，或许正是他希望在《我是谁？》里补充2012年这篇演讲稿的原因之一。文中，他将人类个体的价值直接归到“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一基本的基督教神学观里，以此，来让个体释放出永恒的价值感与生命的意义。

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且，无论人是多么模糊地在反映着上帝的荣耀，他们都能变得完美起来。……倘若，这一信仰还存留了少许，倘若宇宙依然有着秩序之美，那么，把一个男人或女人的理想局限于炉台就是不合理的；倘若，天空依然是崇高的，那么，把他们的视线局限于大地也是不合理的；倘若，男男女女的灵魂里依然铭刻着普遍而神圣的道德律，那么，把他们的道德限制在所属的共同体里，同样是不合理的。

在文中，段义孚也表明了现代个人主义的深刻危机——“消极的自我中心”。他并不认可这样的价值，相反，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为着智力的启蒙和道德的完善而生的。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呼召。然而，耶稣不仅对少数功成名就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召，也在他的登山宝训中对群众发出了这样的呼召。”

最后，段义孚承袭他的一位精神导师C.S.刘易斯的基督教的“灵魂不灭”观，来唤起人们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觉知。因此，“灵魂不灭”的永恒性与个体存在的意义在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当中产生了终极的连接。

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普通人。每天和你说话的人其实都是灵魂不死的人。相反，国家、文化、艺术、文明，这些东西才是有死的，它们的生命对于我们而言，就像跳蚤的生命一样。但是，和我们一起开玩笑、一起工作、结婚，也被我们冷落了、剥削了的人其实都是灵魂不死的人。而在这些人里面，有的人是不灭的惊悚，有的人是不朽的辉煌。

段义孚的经历也许是特殊的，但他的问题却是普遍的。我们漂泊无依的命运，个人如此，人类又何尝不如此呢？！尽管存在各种迷离，但我们最终得回到家中。当然，我们只是从现有的素材中去解读段义孚——他的学术生涯就是他的家，每一本书都仿佛是一个房间，每一个段落都仿佛是一件物品。正如他自己说的：

我的目光倏然落在厨房的桌子上，桌面摆着一盏仿蒂芙尼的台灯，长椅上的靠背又软又鼓，一张张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光碟，多年来积累的书籍，还有一堆没来得及看的杂志。它们是多么平静、甜蜜，令人安心啊！它们似乎在说：“我们会永远陪着你的。”这就是我的屋子和里面东西的情形。它们会一直存在于这个地方，这让人心安。它们便是错综变化的生活里的一道避风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其实就是我自己。在我离世以后，它们就会浮光掠影般地呈现出那个最好的也是最真实的我来。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段义孚先生本人补充了很多信息，帮助译者完成了对他人生片段的解读。志丞曾向他表示本书出版后还会朗读全文并发给他音频，但段先生已于2022年8月溘然仙逝，不胜唏嘘之际，也向他表示敬意和谢意。

段义孚先生的养子常超一先生提供了本书中绝大多数照片，使译本的照片比原本丰富了许多，让读者更直观地认识了段义孚。上海书店出版社的范晶和俞诗逸两位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译者的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的周尚意教授为此书作序。魏潇对本书的译文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小余一茶对此亦有贡献。若没有上述几位老师的心血，本书也不会顺利出版。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23年5月

（译后记的部分内容源于译者之一刘苏所写《洞鉴｜我是谁？一个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与他的世界：纪念段义孚》一文，发表于澎湃新闻网“市政厅”栏目，2022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