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所定义的自我，转变为有着多种模式的易变自我——包括从过去、现在甚至是构想出来的未来模式里进行选择，这就是人类转入现代性与个人主义的关键一步。少数民族，即使知道这条路，也不愿走上这条路。而社会精英们却常常鼓励少数民族，告诉他们说，他们的价值观与实践都足以带来自我价值感。而结果呢？无论少数民族曾经有过怎样的自信，在面对现代性的时候，这种价值感都会变得难以捉摸，因为这取决于他们是否处于世界的中心地位。而为了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获得这样的中心感，少数民族必须感到自己拥有某些东西，这些东西能提高世界各地的人类尊严与价值才行，而不光是拥有一些能展演自己的特色习俗和节庆活动，招揽一下游客而已。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西方社会在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某些传统的道德价值观。而让这些价值观复兴，不仅有利于西方，还有利于受到西方侵害的其他人。那么，少数民族体现自身贡献的方式，就可以是去劝告那些先进社会里的人们，要尊重一切生物和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就像埃维里克族因纽特人这样的群体也可以通过在极端的身体胁迫下体现出勇气和坚韧的美德来做出自己的贡献。更一般地讲，这种坚韧的生活态度，虽然承认生活的可能性，但也能让人看到其中无法改变的局限性。而在帮助这些价值观与美德不断复兴的过程中，可以说，这时候，少数民族才是西方人的老师，即便少数民族依旧生活在西方的阴影下，即使他们传授的经验被许多人忽视，他们依然能够重新获得一种中心感。

而至于个人主义，我认为，现代性总是将人当作一种独一无二的实体来看待，而不是某个群体里的一员。传统社群里普遍使用的人称复数“我们”分解成了现代生活里的人称单数“我”。每个“我”都是单一的，都有可能超越性别、肤色、国籍和文化等普遍的身份标记。当然，现代性还没有把我们带到那么远的地方，使我们能彻底摆脱地方之根的约束，因为我们依旧会认同自己是埃维里克族因纽特人、纳瓦霍人、美国人或中国人。尽管我们已经体现得很个人主义、很世界主义了，但在一些重要的层面上，我们依然具有民族性。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很自然的结果，因为我们都不可避免地出生在某种文化里，在母亲身边学着成为某种特定的人。然而，我们的根性与早期的经历，也就是，我们的文化和成长经历，并不能束缚我们。相反，它们是我们的起点，从此出发，我们便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在传统的民族共同体里，人类个体的生命路径是从家庭走向民族，而在现代社会里，通往成熟的道路会走得更远一些，也就是说，会从民族进一步走向宇宙，换言之，从炉台走向世界。而这样的能力，是我们人类所固有的。如何证明这一点呢？

像世界主义者一样的小孩子

我们可以在小孩子那里找到证据。在五六岁时，小孩子的想象世界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直接经验的范围。那样的世界生动而奇幻，很容易去拥抱那些遥远而奇异的事物。美国的小孩会看到床底下的怪物、天空中的飞碟、沙箱里的恐龙、浴缸里的潜水艇和月光下的仙子。而世上其他地方的孩子也会通过另外的方式激发出想象力，他们看到和梦想出来的事物也肯定是生动离奇的。此外，似乎所有的孩童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对世界的兴趣并不是从家庭延伸到社区，再到城镇，最后从城镇往更远的地方依次延伸出去。相反，他们的兴趣会跳过中间尺度的区域。所以，当美国的孩子长得更大一些的时候，他们的兴趣会从家庭延伸到社区，但却会跳过城镇和县城，在他们眼里，这些地理环境都是很无聊的。他们会直接去关注世界上更遥远、更具异国特色的地方。更形象地说，他们会跳过当地牧场里的奶牛，去关注动物园里的大象，会觉得中国的长城比镇上的水塔更有吸引力。简而言之，他们会直接飞跃到想象力的领域里去。

到7岁左右，当孩子们渴望被集体接纳的时候，心理格局就开始变小了。为了被接纳，他们放弃了与想象出来的朋友交谈时发明的丰富词汇，也放弃了他们幻想出来的世界，转而参与到同龄群体里以最低的共同准则建立起来的活动当中。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孩童才正式步入了成年人的世界。会持续多年的这一过程被称为“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它还会伴随着不断成熟的生理过程，最终的结果就是个性的衰减，因为文化的适应与成熟意味着要成为某种类型的男性或女性。然而，当环境允许的时候，有些人也总有可能去超越社会强加的各种类型。因为从生物学上来讲，人与人是不同的，而这样的差异是其他物种成员相互间的差异所无法相比的。同时，每个人的生物独特性越强，就越有可能超越这个世界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智慧。从这一点来看，某个人就会选择去超越公共的要求，成为他想要的自我，以满足他自己最深的需要和最高的渴望。

个体的命运

正如我在这次演讲开始的时候所承认的那样，出于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原因，我重视人类的个体远远超过重视群体。但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可衡量的标准，那就是持续时间的长短，以及在持续时间之内所能取得的成就。一个共同体可以持续数百年而不发生任何变化。相比之下，一个人，即使在短暂的生命里，也可能出现巨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往往出现在他能接触到过去和现在的人类同胞最优秀的成果的时候，无论这些成果是知识领域的还是道德领域的。尽管这听起来非常不切实际，但它依然是西方文明的理想所在。该理想承认这样一种观念，也就是，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且，无论人是多么模糊地在反映着上帝的荣耀，他们都能变得完美起来。

最后，我要提及一个事件，在我看来，这个事件表明我们已经偏离这个理想有多么遥远，所以，重提这一理想是多么重要，哪怕只是为了制衡一下人类那些低级、世俗的唯物观念。1972年，有一个疯子进入圣彼得大教堂，轻微地损坏了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杰作《圣母怜子》。他凿碎了圣母的眉毛。世界为此惊呆了。各地的头版头条都在报道这件事，就像在抗议同一天里，在越南丧生了数十名士兵一样。这两件事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在于，我们常常觉得《圣母怜子》是件不可替代的艺术作品，是独一无二的。而士兵呢，他们都差不多，数量也丰富，很容易被替代。但是，真正不可替代的其实并不是大理石雕像，而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士兵，因为他们的价值是由上帝来背书的。倘若，这一信仰还存留了少许，倘若宇宙依然有着秩序之美，那么，把一个男人或女人的理想局限于炉台就是不合理的；倘若，天空依然是崇高的，那么，把他们的视线局限于大地也是不合理的；倘若，男男女女的灵魂里依然铭刻着普遍而神圣的道德律，那么，把他们的道德限制在所属的共同体里，同样是不合理的。

演讲后的思考

在今天这个世俗的时代里，个人主义只剩下了一个意义，那就是，消极的自我中心。但这种意义却与我的观念相左。我认为，每个人都是为着智力的启蒙和道德的完善而生的。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呼召。然而，耶稣不仅对少数功成名就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召，也在他的登山宝训中对群众发出了这样的呼召。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5:43—45）

这些话在我听来仿佛是对道德完美主义和知识普世主义的呼吁。当我们大多数人都还只是相当普通的人的时候，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呢？但问题却在于，我们真的就只是这么普普通通的人吗？在夏威夷大学的这场讲座开始的时候，我承认这一观点有它的宗教基础，但我却没有明说它究竟是什么，因为如果我说了，大多数听众都会离开。那么，现在我想说，它的宗教基础在于：“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普通人。每天和你说话的人其实都是灵魂不死的人。相反，国家、文化、艺术、文明，这些东西才是有死的，它们的生命对于我们而言，就像跳蚤的生命一样。但是，和我们一起开玩笑、一起工作、结婚，也被我们冷落了、剥削了的人其实都是灵魂不死的人。而在这些人里面，有的人是不灭的惊悚，有的人是不朽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