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2012年的一次演讲

我是谁? 段义孚 5637 字 2024-12-15

宽扎节与教育

我想讲的例子是宽扎节,这是1966年为非裔美国人赋权而设立的一个节日。那么,这个节日里的事件究竟来自非洲真实的信仰与实践,通过大量的研究才为人们所知晓,还是仅仅是为了响应当时的政治需求而临时构建出来的?当然是后者了。尽管如此,宽扎节还是流行了起来。想参与进来的人不计其数,这不足为奇,因为我们都喜欢把自己归入某个亲缘关系里,借着说话、穿衣、饮食和舞蹈来自豪地呈现自己的血统。但宽扎节是否真正提升了人们的自信,是否真正超越了节庆的场合,让人们的情绪和志向得到了升华呢?我表示怀疑。自信可以变成自欺,除非自信建立在真实的东西上面,其内涵不仅被自己认可,也要受到其他民族的认可才行。那么,对于曾经的非裔美国人而言,宽扎节又意味着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来讲述一个应该发生但没有发生的事情。假如内战结束以后,黑人领袖选择采用教育这一手段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再假如他们选择这一途径的原因,是因为发现这一做法曾经很能鼓舞人心,也就是说,尽管过去的种植园主残暴地压制人们读书写字的愿望,但当时,人们依然勇敢地在学习读写。可想而知,如果黑人领袖当初将那一点点资源用于教育,那么通往经济与政治的成功道路就没有那么畅通了,其结果便是今天的国会里几乎没有黑人代表,也没有黑人社群,商界里也没有黑人大亨。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对黑人的教育从一百五十年前就开始重视,那么今天,最优秀的大学生、学者与科学家群体里,黑人的比重会不会远超其人口比重?也就是说,通过占领知识高地的方式,而非占领其他高地,会不会让非裔美国人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里取得比今天更高的社会声望?

作为精英财富的民族文化

以史为鉴可以洞悉未来,让我们变得更明智一些。现在,让我转过来看一条已经走过的道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并以下面一种方式来提问:有没有在一段时期内,一群人会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而今却落于边缘地位?答案是肯定的。仅在一个世纪前,都还存在着这类孤立的小群体。他们都相信自己位于世界的中心,直到与西方打了交道后,这样的信念才逐渐瓦解了。

想想哈德逊湾南安普敦岛的埃维里克族因纽特人,以及猎人和渔民。他们曾认为自己的岛屿位于世界的地理中心;甚至觉得自己的岛屿还是世界人口与文化的中心。埃维里克族因纽特人的民族中心主义并非无知的幻想,而是以经验与推理为依据的。他们越是远离自己的定居地,遇到的人就越少,而且来到他们定居地的外来者也只是极少数,并总是会向他们请教知识和智慧。

想象一下,当二战期间埃维里克族因纽特人突然遇见一大群美国士兵来到自己的岛屿建造一个简易机场时,他们会何等惊讶。那些士兵会表现出真正的实力,而不需要当地人的帮助。一夜之间,埃维里克族因纽特人忽然沦为自己主场上的板凳球员。不久以后,他们便认识到自己其实只是世界上众多人群里的一小部分而已。对于强大的外来人而言,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民族而已,是其他人猎奇的对象。所以,一个民族的确可以继续自豪于自己的传统习俗,但却丧失了自豪感里至关重要的一种信念,那就是处于世界中心地位的信念。

随着处于隔绝状态的民族越来越少,独特的文化也在减少。世界的调色板,曾经那样丰富多彩,现在也开始变得苍白起来,失去了异域色彩。那么,关键的问题是,谁会对这样的损失感到遗憾?隔绝的民族不会感到遗憾,因为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没有超出自己定居点的范围。所以,我再问一次,谁才会对这样的损失感到遗憾呢?我的答案是,西方的精英们才会。他们将世上的文化视为自己的财富。像博物馆馆长就是如此,他们随时以警惕的目光守护着自己的收藏品,生怕遭遇任何损失,即使其中某些物品在当地人看来一文不值。除了博物馆馆长以外,还有一些精英人士,像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也都倾向于将少数民族的文化和语言视为自己的财产、自己的财富。当他们呼吁着要去保护这些财富的时候,也部分是因为自己的研究所需,以此可以建立起个人的声望,这些声望都有赖于那些异国生活方式的持续存在。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文化的多样性还受到了有钱游客的青睐。有钱的游客始终渴望享受琳琅满目的土屋、服饰和舞蹈,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保存下来才行。

先进的社会与变革

先进的社会往往把民族性的社会与文化视为静态的事物,并把其中的任何变革都看成是非本真的东西。然而,他们却把自己文化里的任何变革都看成一种积极的进步。欧洲、中国和印度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都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变革,废除了不良的习俗:曾经在欧洲,即便是最轻微的罪行也会受到极其残酷的惩罚;而在中国,女性缠足的习俗存在过上千年;而在印度,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着严格的种姓制度,它是该文明的核心。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型且复杂的文明,能抛弃根深蒂固的习俗而不损害文明的整体性,这实在是一件幸事。然而,对于小型民族文化来讲,情况就不是这样子了,失去了某种习俗,即便没有太多的道德审美价值,都会造成一种难以弥补的损失。

现代性、自我的延伸与个人主义

抛却恶俗是件好事,但美德与良俗一旦丧失了,还能重新找回来吗?我想,不太可能,因为这样做就需要恢复整个生活方式才行。例如,倘若埃维里克族因纽特人丧失了一贯的狩猎方式,那么他们还能在面对困难和危险的时候重拾一贯的坚韧品格吗?或者,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当西方世界的物质基础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时候,它如何才能够重新恢复忠诚的骑士精神,这一曾经有过的美德呢?然而,在现代,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有一些历史学家、历史小说家、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哦,对了,还有电影导演们,特别是那些致力于准确刻画历史的电影导演的努力,曾经的岁月才可以重新构想出来,甚至部分恢复出来。例如,刻画19世纪波士顿的场景里要准确使用爱尔兰的土腔,或者,拿破仑军队里士兵制服的裁剪方式一定要正确。这些学者和艺术家让我们可以重新想象我们的自我,超越“我们是谁”的藩篱,延伸至我们本来可以成为的样子。这意味着,即使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无法重建,但作为个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在当下重新去体验过去秉承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