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公然宣称倘若需要罢免章惇，另委率臣才能改变战略，那现在就应该马上召回章惇，另行委任宣抚使！
而众宰执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分裂。
吕大防转而表示赞同韩忠彦，他反复的强调北伐以来，章惇始终没有足够的威信统率诸军，换掉章惇不失为一个办法。
而许将、李清臣等人却担心临阵换帅导致军心动荡，反对在此时召回章惇。
为此，众宰执又是唇枪舌剑，争吵不休。
这让赵煦心烦意乱，也很不耐烦。他决定无论如何，今天都必须要有个决断。现在北伐虽然是陷入了僵持的局面，但如果不能尽快打破僵局，情况始终是对宋军不利的。
宰臣们争执的真正原因，赵煦心里面也很清楚。
赵煦在单独召见李清臣时，曾经试探过他的真实态度。
李清臣回答他，章惇性格强硬，倘若朝廷不支持章惇，就只能换掉章惇，而若换掉章惇，朝中又有谁能为率臣呢？
赵煦试探问他若石越愿意复为率臣如何？
李清臣意味深长的反问他，石越能为率臣固然很好，北伐之前，他曾经受命前往河北游说石越，倘若石越在一开始就出任北伐率臣，他绝对会支持，但现在，他想过石越在临危受命打赢北伐之后的局面么？
这让赵煦惊觉到一个自己此前从未深思过的问题。
如果石越是在安平之捷后继续北伐收复幽蓟，虽说到时候石越功业之隆，也是大宋开国以来前所未有，颇有功高震主之忧。但所谓“虱多了不庠”，石越的功业，本来就是大宋开国以来第一人了。而且往深里想想，远溯汉唐，这样的人物虽说很少，但也还是有的。朝廷总还能够找到和他相处的办法，到时候，也不是说非得兔死狗烹不可，做到鸟尽弓藏也就足够了，总之，可堪学习的历史经验很多，好的坏的都有一大把。
因为说到底，那和伐夏一样，只能算是开拓之功，属于锦上添花，甚至人们还会因为北伐的胜利，忘记掉河北御敌的困难与不易，有意无意的贬低这种成功的难度，人们会因此崇拜石越，称赞他、羡慕他……但并不会因此而感激他。
但现在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因为章惇的失败，人们将无法回避取得这些功绩的艰难，人们会记起河北御敌的不易，而倘若石越再次挽救了北伐，那他会被认为是两次拯救这个国家！
人们对石越的感情，会是感激！
对石越不好的事情，会被当成是忘恩负义。
到时候要怎么和石越相处，会是个大麻烦。
能够做到宰臣的人，心里面都是有自己的骄傲的，没人会希望自己被别人挽救，也没人会认为需要被别人挽救。因为在承认自己被别人挽救的同时，也就是在承认自己的无能。
对于这些位极人臣的一时英杰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难堪的事情。
人心是非常复杂的。赵煦甚至想象，如果有一天，大宋危在旦夕，汴京被敌人重重围困，眼看就城破国亡，这时候，有一个英雄突然站出来，拯救了这座城市，这个国家，这个英雄究竟会被如何对待？
如果这位英雄底蕴深厚，在军中有极深的影响力，那么，大概会象郭子仪一样，被客客气气的供起来，实际上则雪藏。但如果没有郭子仪在军中的那种影响力，不需要担心兵变，那么，这位英雄大概会成为所有人共同的敌人。
没人会希望看到他的存在，因为他只要存在，就是在提醒所有人，自己曾经是如何的不堪。
但如果这个英雄竟然是石越呢？
赵煦能够想象得到，所有人都会既难堪，又害怕！
所以，他们不会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尤其是北伐并不是真正的危在旦夕，大宋也不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赵煦甚至有些恶意的揣测，对于他的宰臣们来说，就算北伐真的失败了，又能怎么样？大宋又不会亡国，丢脸的是皇帝赵煦，也不是他们。
当然，这其实只是赵煦的一点恶趣味，在一个个自命不凡的宰臣的经常性压力下，赵煦很愿意怀着恶意想象一下他的宰臣们的狼狈处境。
他当然知道李清臣真正暗示的事情是什么。
他们在担心到时候的石越，可能会效仿诸葛亮、司马懿，甚至是桓温。
赵煦曾经非常委婉的询问李清臣，为什么是效仿这些历史上的权臣，而不是直接谋反？
李清臣的回答是，石越不会这么笨。
在大宋建国一百三十多年后，士大夫阶层已经根植在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得不到士大夫阶层广泛支持的事情，在这个国家，注定不会有好结果。大宋朝颇有点象晋朝，晋朝本质上是门阀士族的联合体，司马氏不过是门阀士族的代表，因此，两晋再如何外忧内乱，但司马氏的皇位，却始终是似危实安，稳如泰山，直到门阀衰亡，北府军军阀崛起，才终于有禅代之祸。而大宋朝，则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所谓的士大夫，并不只是朝中的文官这么简单，他们同样也是乡坊之内的领袖，对普通百姓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塑造了一整套的价值观，从皇帝、后妃、内侍、宫女，到禁军厢军的士兵、商人、工匠、农夫，都完完全全在这套价值观下长大……在这个国家，任何人想要做违背这套价值观的事情，总是会举步维艰，付出极大的代价，也未必能够成功。
因此，虽然不能说石越若谋反篡位绝对不会成功，但便如破坏一个鸡蛋，从外面敲碎很容易，但想从鸡蛋内部将它破开，就很不容易了。同样，想要毁掉大宋，自内部篡逆，也远比从外部用蛮力强行将之推毁艰难。
所以，李清臣认为，石越绝不至于利令智昏去自取灭亡。
但他却担忧石越会不会被迫成为大宋朝的第一个权相？
开疆拓土的大功臣，和拯危救亡的大救星，所能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人们如果只是羡慕、崇拜石越，石越想做不臣之事，其实很不容易得到人们的谅解和支持，人们反而可能会更加怨恨他。
但如果人们是感激石越，石越只要稍稍找找借口，就有机会在朝野争取到足够多的同情与支持，更有足够的威信，去架空皇帝。
尤其是石越还有一个遗命辅政大臣的身份！
他可以回朝中做诸葛亮、司马懿，也可以效仿东晋的权臣居荆襄而制江陵，北伐成功后，随便找个借口，以使相的身份，率军雄据幽、冀，遥控汴京……双方不必完全翻脸，汴京朝廷甚至可能还得小心翼翼的维护好和他的关系，保全他的脸面——这种局面比石越选择做诸葛亮、司马懿更糟。
取而代之也许很难，但只要不介意把天下搞得乱七八糟，权倾天下却是唾手可得。
虽然李清臣反复强调石越对大宋朝的忠诚——石越在河北击退辽军后，坦然回朝交出兵权，已足以证明一切。
但他还是传递给了赵煦一个道理——人性，还是少去考验为妙。非要将一个绝色美女推到一个男人怀里，然后寄望于对方是坐怀不乱的君子，这其实非常愚蠢，如果想要严男女之防，那么一开始就应该定好规矩非礼匆视。
石越也许本来没有什么非份的野心，但他李清臣能看得明白的事，石越同样也会很清楚。北伐成功后，万一石越眼见着可以轻而易举的做诸葛亮、司马懿或者桓温，于是不甘心回朝做郭子仪了，那就悔之晚矣。毕竟所有人都知道，石越和郭子仪不同，他是有政治抱负的。
因此，李清臣认为，最好一开始就不要冒这样的险。
此时，赵煦听着殿中诸相的辩论，发现几乎所有的宰臣们，都在默契的避开石越的名字。这也让他确定了一件事——那并不是李清臣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他大多数宰臣的共识，这崇政殿中，没几个人希望石越重新去山前督护诸军。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李清臣并不比其他宰臣聪明，他能预见的事情，其他人都能预见到。只不过大家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并不是每个人都方便向赵煦提起这种事情来。
甚至连一直相信着石越的范纯仁，也不愿意去考验那个时候的石越。
范纯仁其实是很希望石越再次出任率臣的，在他看来，所有困扰都可以迎刃而解。然而，一想到那难以预测的未来，他就缄默了。
但这反而让赵煦在这一瞬间，下定了决心。
倘若没有更好的选择的话，那就让石越履行他的承诺，再次出任率臣！
原本，赵煦一直在担心怎么对付石越的问题。
他做好了先发制人的准备，计划事先做好周密的部署，比如将石越的侍卫全部换成绝对忠诚的班直侍卫，并且扩大规模，派出可靠的内侍监军，监视石越的一举一动，同时监控好军队将领的家属等等……在北伐成功后，他会立即解除石越的兵权，倘若石越在得知潘照临之死后，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就马上采取果断措施，甚于不惜将石越处死。
做得绝决一点是必要的。有个简单的道理——做好事要慢慢做，施恩于人，不能一次做到极致，要一次做一点，慢慢长久的做，这样才不会反恩为仇，人们才会记住你的好；而做坏事则正好相反，要一次性做绝，一个不断做着小坏事的人，和一个做了一次大坏事的人，人们痛恨、讨厌的往往是前者，而后者只要“幡然悔悟”，人们通常会原谅他，尤其当这个人还是身居高位的时候。
赵煦不想让自己一直陷入忘恩负义的指控之中，那会让他极为的被动。所以，倒不如一次性解决石越这个麻烦，反正到时候，朝中的重臣虽然口里会反对自己，但心里却绝对是乐观其成的，毕竟不用他们做这个恶人，就能解决他们一个大麻烦。万一到时候骂自己的声音太厉害，政局动荡得太严重，就下个罪己诏，然后做出悔悟的姿态，给石越平反，给他的家人殊荣礼遇，甚至将他请进孔庙，摆在亚圣颜渊之前也不要紧。
愤怒会平息的，而且那时候，人们甚至会羡慕石越，也会原谅做为皇帝的赵煦，甚至转而为他辩解。
赵煦觉得，这应该也不算是违背太祖皇帝的誓碑。
但这个计划有一个巨大的纰漏。
在大宋朝，想要绕过两府、御史中丞、门下后省，随随便便逮捕甚至是杀害一个大臣，就算是赵煦贵为皇帝，他也做不到。
这种事情，最起码要得到一个以上的宰执支持，才有机会实现。
否则，就只能是赵煦的一厢情愿。
因为没有人会执行他的“乱命”。
赵煦可以安排亲信的内侍与侍卫监视石越，但是想通过一纸内降指挥，就让他们逮捕甚至杀掉朝廷的左丞相？
赵煦想都不敢想这种事情。
这和“不杀士大夫”的太祖誓碑无关，大宋朝知道太祖誓碑内容的，只有赵煦一人——他并不知道石越也知道。但这无关紧要，因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
正如石越如果得不到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就算他功勋盖世，却连权臣都很难做成，赵煦也同样无法越过士大夫的障碍，去做非份之事。
从范仲淹的时代开始，士大夫就已经开始在自觉维护本阶层的整体利益了，除非士大夫发生激烈的内斗，最终自己破坏本阶层的利益，皇帝想从外部进行破坏，几乎不可能成功。
所有的诏令，最终都是需要人去执行的。
但执行诏令的内侍也好，班直侍卫将领也好，不会不知道他们事后的下场——他们会被当成出气筒，受到疯狂的报复。这甚至不是他们死就能解决的问题，他们的家人既便不被族诛，刺配流放也绝对逃不脱，而且永远都没有平反的可能。
反倒是违抗皇帝的命令，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人们效忠于皇帝，是为了功名利禄，服从于皇帝，是因为害怕皇帝的权威。但也因此，为了功名利禄，为了更让人畏惧的命运，人们会反抗皇帝。
赵煦知道自己的困境。
做为高高在上的皇帝，还是生于深宫的太平天子，他几乎没有机会与臣下之间有深厚的情感联系，更无法培养所谓的没有思想的“死士”。如果有臣子甘愿为了他而死，那肯定也不是因为对他的感情，他们真正为之付出生命的，是他们心中的伦理道德。
尤其是现在的大宋，不要说班直侍卫基本都出身良家，绝大部分都是名门勋贵或者忠臣烈士之后，就算是内侍伶官，他们进宫当差，要么是祖传的事业，要么也是为了生活安乐或者富贵荣华，赵煦连真正改变一个人命运的机会都很难有——他也只能锦上添花，没机会雪中送炭。
能在入内省做到一定身份的内侍，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与背景，不是某个前朝大内侍的养子，就是靠着某位后妃、乳母的抬举，甚至会有某些外戚功勋之家关系暖昧，他们身后牵扯的各种势力，并不比外朝大臣们的关系简单。想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机伶得到赏识，然后一飞冲天，这样的事情是很罕见的。从一开始做小黄门得到读书识字的机会，到争夺能接近皇帝的差遣，哪一个环节，背后少得了贵人的帮助？
指望他们拿着一纸内降指挥，不顾自己的性命，不顾自己背后的关系势力，不顾自己需要照拂一整个家族，去逮捕乃至杀害一个兵权在握的左丞相？且不说他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赵煦能不能找到那个肯办这个差遣的人选都两说。
够资格做石越监军的大内侍，必然需要押班、都知这一级别，这已是内侍的极限，内侍省、入内省，有这个阶级的内侍加起来都屈指可数，而且，因为赵煦亲政未久，这些内侍大部分也都是前朝旧人，很难想象他们中间会有人因为一纸内降指挥，就愿意无条件的执行赵煦的诏令。就算是赵煦最信任的庞天寿，也未必会这么做。
他们有勇气逮捕石越，将他送回汴京，将这个烫手山芋再次送到赵煦手中——赵煦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能做到这一点，他甚至都不介意事后将会面对的那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但如果石越反抗呢？
他们斗志恐怕会轻易的瓦解。
因此，想要让这个计划成功，赵顼首先必须有一份真正合法的诏书，他不指望诏书上面会有范纯仁或者韩忠彦的画押，但最起码，他也得有一个以上的参知政事在上面署名，并盖上政事堂的大印，然后而秘密的争取到一个给事中的支持……
原本，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计划。
但现在，赵煦突然看到了这个计划成为现实的可能。
他根本没有过多的去想计划倘若失败会发生什么，那毫无意义。如果没有把握在北伐之后迅速解除石越的兵权，没有把握在石越有异常举动时迅速解决掉石越本人，那他就不会再冒险启用石越。
而赵煦相信，他的计划足够周密，足以预防可能的风险。
头一次真正感觉到自己能掌控住石越的命运，赵煦整个人都变得自信起来。这甚至让他心里隐隐的有一丝兴奋！
他不耐烦再听宰执们的争执，决定自己来主导议题。
赵煦伸手做了个手势，打断了正在说话的许将，目光望向韩忠彦，问道：“韩枢密欲召回章惇，若朝廷用枢密之策，韩枢密以为何人可以代之？田烈武？蔡京？唐康？或是陈元凤？”
赵煦突如其来的发问，让崇政殿内的宰执大臣们，都吃了一惊。众人揣摸着赵煦的意思，似乎是决定采纳韩忠彦的主张，换掉章惇。一直反对换帅的许将和李清臣尤为惊讶，但二人都是胸有成府之人，并没有急着表态，而是决定先静观其变。
韩忠彦心中则是大喜，但他表面上，仍是波澜不惊面如平湖，老老实实实回答赵煦：“此四人或资历太浅，或才具不足，皆难当此任。”
这是预料之中的答案，赵煦又继续追问：“如此，何人可以代章惇为率臣？”他的目光扫视殿中，这一问，却是问所有人的。
吵了半天的崇政殿，顿时沉默了。
众宰执都低着头，在心里盘算着，揣摸着，不肯先开口。
过了一小会，才有人打破沉默。让赵煦稍有些意外的是，第一个开口的，竟是一直不怎么说话的范纯仁。
范纯仁在座位上朝赵煦欠了欠身，开口之前，先看了一眼石越，这才转过头来，清声说道：“臣忝为右相，亦曾任枢密使，朝廷有事，本当出外为率臣领兵，朝廷果欲召回章惇，臣愿当此任。”
顿时满殿皆惊，谁也没想到，范纯仁竟然会主动请缨。
一直沉默不语的石越，也忍不住抬头看向范纯仁。正好，范纯仁的目光也再次转向他，两人目光相交，在那一瞬间，石越明白了范纯仁这样做的原因。
赵煦也是大感意外，这可不是他想要的答案。他马上想要拒绝，但国家有事，宰相出外为率臣，本来也是宋朝的传统，想要否决也得找个好点的借口，正在心里搜肠刮肚，吏书吕大防已不客气的出声反对：“臣以为不妥，尧夫相公虽做过枢密使，但恕臣直言，以尧夫相公的性情，不适合做率臣。北伐事关重大，稍有差池，不惟有负陛下，亦累国家！”
吕大防此语一出，众皆侧目。他这番话，简直就是出言不逊，范纯仁还好，气度雍容，没有太过介意，但其他人却有点看不过去，尚书右丞张商英和翰林学士苏轼都有些蠢蠢欲动，想要为范纯仁打抱不平。
但赵煦哪容他们有机会开口，马上不轻不重的斥责吕大防：“吕大参此言差矣！朕以为尧夫相公若能为率臣，朕可安枕无忧矣。”
说完，又转头望向范纯仁，温声说道：“尧夫相公不辞王事，朕心颇慰，相公若能为朕分忧，更是美事。然相公为右丞相，朝中事务，多赖相公维持，方得井井有条，相公实乃国家之萧何，朕亦须臾不可离，北伐率臣，还望相公另荐他人。”
赵煦这番漂亮话一说，所有人便知道他也不希望范纯仁为率臣，众人便也不再轻易开口。范纯仁自然也听得懂赵煦的话中之意，他本来也不是特别想做率臣，皇帝既如此说了，又特意给了他台阶，他也不好再坚持，只能欠身回道：“蒙陛下信任，不以臣愚钝，委以右相之任，臣已不胜惶恐，兢兢业业，谨得无失，臣之才具，本不堪为率臣，既蒙陛下下问，臣以为师朴相公可当此任。”
范纯仁举荐韩忠彦，倒尚在赵煦意料之中。
平心而论，韩忠彦的确是一个人选。
甚至连范纯仁，在赵煦看来，原本也是一个人选——赵煦其实并不认同吕大防的看法，范纯仁右丞相的身份让他地位崇高，远非章惇可以比，他的品德、威望也都足够高，又做过枢密使，对军队的运作有相当的了解，在军中也有足够的威信。而且，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不可能真的对军事毫无了解，范仲淹是大宋西军的两位缔造者之一，这会让西军出身占到绝对优势的宋军将领，对他有天然的亲近感与服从心……平心而论，在大多数时候，如果有范纯仁出任率臣，赵煦是真的可以安枕无忧的。
而韩忠彦则是比范纯仁更加合适的人选。他做过兵部尚书，现在又是枢密使，相比范纯仁，他的履历要更加完整，相应的，对军队的了解也更深，在军中的威望更远胜于章惇，在性格上，他比章惇更温和，比范纯仁更果决——至少熙宁十八年时，他面对突发事件时，经受过考验。韩忠彦的父亲韩琦是西军的另一位缔造者，范纯仁有的优势，他全都有，甚至更多，比如他还是石越之外，朝中硕果仅存的遗命辅政大臣，比如韩琦在河北禁军中，也有巨大的影响力，而石越的夫人在宗法上，是韩忠彦的妹妹，这让他处理和唐康、慕容谦的关系时，可以游刃有余。不过，他本来也是唐康现在在朝中最大的支持者……
然而，人世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比较。
如果没有石越的存在，韩忠彦，不，有范纯仁就够了，赵煦绝对会非常的满意。
但是，因为有了石越的存在，范纯仁被吕大防下意识的当成了一个不能做率臣的纯粹的文臣领袖，而韩忠彦原本无可挑剔的履历竟然让赵煦觉得也没太大的说服力……
而赵煦根本没觉得他的心态有问题，章惇此前的履历，也很漂亮！结果还不是搞得要临阵换帅？如今让任何人去替代章惇，赵煦都会下意识的在心里将之和石越做一下比较。在不知不觉中，赵煦给自己设置好一个陷阱，并且毫无觉察的就掉了进去。一方面，他也的确在努力寻找石越的替代者，以摆脱对石越的依赖，一方面在潜意识里又以石越做为标准，而且是以石越过往的辉煌功绩做为选人的标准……然后他就发现，除了石越，他无人可用！
但人类本就是离开了参照物便无法真正思考的一种生物，比较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掉入类似陷阱的，不只是赵煦一个人。吕大防至少也陷进了一只脚，韩忠彦则陷得很彻底。
在此之前，韩忠彦还只是认为自己相比石越不是那个更合适的人选，但在章惇失败后，韩忠彦已经怀疑自己可能根本就不是合适的人选。这也是他没有主动请缨的原因，虽然明知道如果让石越再做率臣会有很复杂很麻烦的后果，但有石越在，主动请缨感觉根本不是在承担宰相的责任，而是在不负责任。
此时，突然间听到范纯仁推荐自己，韩忠彦的第一反应，竟是感觉莫名其妙。他看着范纯仁，又看了一眼皇帝，怔了一下，才苦笑摇头：“若说尧夫相公不合适做率臣，臣与尧夫相公，亦不过半斤八两而已。”说完，他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言，但此刻他也没太在意这些细节，反倒是下意识的看了一眼石越，嘴唇动了动，但终于还是忍住了推荐石越的冲动，反而说道：“但若是朝廷愿意采纳唐康、慕容谦的策略，臣虽不才，愿为朝廷勉当此任。”
“从幽州退兵么？”赵煦愣了一下，竟短暂的忘记了自己想要将话题引向石越再任率臣的初衷，有些犹豫的说道：“虽然章惇坚持继续攻城，的确风险极大，但朕以为，章惇最大的问题，还是无法真正统领诸军。放弃幽州，退兵涿州，也未见得是个好选择，当年曹彬歧沟关之败，就是在涿州与辽军对峙，可见即使退到涿州，该有的风险还是同样有……”
“陛下所虑极是。”吕大防对唐康的新战略也不以为然，立即对皇帝表示支持，“两军交战，讲究的是一鼓作气。轻率退兵，看似谨慎，但退到涿州，同样会面临来自耶律冲哥和萧岚的两面夹击，诸军士气，亦不可能不受影响。臣以为师朴相公若能前往幽蓟督护诸军，自是朝廷幸事，然若对唐康、慕容谦辈言听计从，恐仍须三思。”
韩忠彦顿时有些不高兴，忍不住挪揄道：“微仲公不是常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么？为何到了我这里，便要三思了？我素不及尧夫相公，微仲公觉得尧夫相公做不得率臣，我才疏学浅，更是难堪此任。微仲公何不干脆毛遂自荐？”
不料吕大防态度却也是极为刚硬，他马上厉声回道：“尧夫做得枢密，但做不得率臣，师朴做得枢密，亦做得率臣。再说多少次，我也是直言无讳。但师朴对唐康过于信任，此我所不能苟同！此番唐康提出的应对之策，我大不以为然——两国交战，从来不只是战场交锋那么简单。朝廷二十万大军兵临幽州，却仅闻耶律冲哥之名，便仓皇退兵，如此，自安平以来，我大宋与辽国军民之间的士气，将会完全逆转，且会令辽人作战的意志更加强烈，辽人不会再畏惧我大宋的军队，会相信胜利可以预期……如此种种，都会影响到北伐的结果，师朴若为率臣，又岂能不慎？唐康为何做不得率臣？并非因为他只是正五品上的中散大夫，而是因为率臣的眼光，必须要看得到战场之外的全局！”
说完，他又转向赵煦，躬身道：“师朴相公问臣，为何不毛遂自荐？臣为朝廷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出任率臣，自无不妥。然臣以为，此次北伐，是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如今要做的，是要纠正错误。”
吕大防不去理会众人各异的目光，稍停顿了一下，便继续说道：“朝廷故事，逢大征伐，必委任文臣为率臣，此乃是以文御武、文武相制的祖训，然自朝廷定计北伐，便分设宣抚左、右使，副使、经略招讨诸使司，大抵皆由文臣出任，如此反令北伐诸军，政出多门，军令不一！说到底，是朝廷虽委任章惇为宣抚左使，却并不真正信任他，故而又令唐康、陈元凤、蔡京辈分领诸军。既然如此，臣以为其实不必勉强委任率臣，但遣一阵前观察使督护诸军，以便紧急之时，临机决断，平时仍由枢密院遥领指挥各使司便可。”
议题突然再次被吕大防主导，顿时激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张商英听到此处，终于忍不住讥讽道：“吕大参这是恢复将从中御么？”
“没错！”吕大防坦然承认。这让崇政殿内顿时哗然，赵煦也是吃了一惊。
却听吕大防又慨然说道：“将从中御，虽有其弊，然密院有枢密会议，朝廷有御前会议，且河北道路已畅，汴京至幽州，急脚递也不过一昼夜多点，却是未必行不通。”他不屑的看了张商英一眼，又讥讽道：“况且，现在北伐诸使司凡有所议，动辄连章累牍的上表交议，与将从中御，又有何区别？”
张商英方要反唇相讥，但吕大防回了他一枪后，便不再恋战，而是转头向赵煦正色道：“臣以为，如今之计，不必再设率臣，但将北伐诸军，仍交由宿将指挥使便可。朝廷不惟当召回章惇，除章楶远在河东，仍有必要设使司外，唐康、陈元凤、蔡京，皆当尽罢使司，复以慕容谦、王光祖、燕超诸将为都总管，而改任唐康、陈元凤、蔡京为阵前观察使！至于田烈武，虽忠厚似金日磾，然使其将十万之军，亦非其所能胜任，朝廷可再遣王枢副代之为都总管，田烈武副之，再令内侍监军李舜举任阵前观察使督军，如此，以武臣领兵、文臣内侍为督军，各都总管皆奉枢密院军令行事，督军除紧急之时临机决断，平时只负责督察诸军奉行密院军令，领兵之臣皆为武臣，必不敢轻易违抗枢府号令，北伐诸军自然军令畅通，可除今日以文臣领兵之弊。而一切战略决于密院，诸督军、都总管皆知奉行之战略便是最终决定，从此也不必再争来改去……”
将从中御！
赵煦认真的听着吕大防的建议，一时间竟不禁颇为心动。
虽然极少公开谈论，但大宋朝的将从中御制度，主要是行之于太宗、真宗二朝，效果众所周知的很差，所以到仁宗朝，便悄然改变，开始实行派遣文臣为率臣统兵作战的制度，从范仲淹、韩琦至陕西抵御元昊开始，宋朝只要是采用文臣领兵的率臣制度的，虽说也有胜有负，但最后的结果都不算太差，而但凡采用将从中御进行指挥的，结果都很糟糕——包括在这个时空中没有发生的五路伐夏的惨败，也是因为赵煦的父亲赵顼没有采用率臣制度，而是采用了将从中御的指挥方式——但其实，在另一个时空中，赵顼也同样是知道将从中御的弊病的，他仍然采用了这种指挥方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他在朝中已经没有了可以真正信任的文臣去做率臣，所以，还不如由朝廷直接来指挥。
赵煦如今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多。
将几十万军队交到一个人手里，不论对方是文臣还是武臣，“毫无保留”、“信任”……这些词，都只可能是相对的。皇帝做出这样的决定，即便是有一个值得信任的大臣，也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与胸襟的。人们通常只看得到历史上那些臣子忠诚为国却被帝王猜忌而含冤惨死的悲剧，却不知这些所谓的“忠臣”大多数经不起深究，更看不到，因为信任臣下而使君主遭到反噬的历史悲剧不胜枚举，远远多过不幸的忠臣。这种反噬不仅仅是指谋反，也包括因为信任的臣子无能，败军辱国，并引发一系列糟糕的后果。
石越先后几次出任率臣，都有其特殊的理由，但同时也有赵顼与高太后的勇气与胸襟，但赵煦自认在这件事上，他没有他父亲和祖母那样的气度。
“猜忌”、“防范”，都不是好词语，但对于君主来说，它们永远比“信任”更可靠，更不会背叛自己。
但如果吕大防的建议真的可行，真的可以采用将从中御的指挥方式的话，他也不是非得在石越身上赌一把，还得煞费苦心的一边用他一边防范他。
但是，赵煦内心深处虽然很心动，他也愿意紧紧抓住军队的指挥权，但他觉得，既然有石越这个稳妥的选择在，似乎没必要去赌将从中御中是不是行得通。
北伐太重要了，赵煦在章惇身上，已经赌输了一次，他不想再输一次。
只是稍稍想了一下，赵煦便决定先含混回应：“吕大参所言虽不无道理，然恢复将从中御之制，牵涉甚多，仍需从长计议。”
说完，他便转头望向石越。
而正好便在此时，石越在听完吕大防的话后，也是惊讶的抬起头来，和范纯仁、韩忠彦无声的交换了一个眼神。
赵煦不知道，他的这三个宰相此时心里不由而同冒出来的念头，是吕大防的建议，竟未必不可行！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好的制度，也没有绝对不好的制度。在宋朝，为什么保守的旧党有时会显得比追求革新的新党更切实际？因为各朝各代，制度之弊，多是因为过于保守落后，惟独宋朝，制度之弊却经常是因为太过于超前。宋朝那些被认为弊病丛生的制度，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制度本身落后，而是它们不太适合当时的客观环境。
将从中御就是最好的例子。和陈腐的批评截然相反的事实是，这是超越世界八百年的先进理念与先进制度！然而，过于的超前，却让它变成了一项著名的弊政。
但在吕大防提出在北伐再次采用将从中御的指挥方式后，石越、范纯仁、韩忠彦却都敏锐的察觉到了这项制度的一线生机。
将从中御用之于西北边境，因为地形复杂，距离汴京又过于遥远，自然弊大于利，但用之于幽蓟，却未必行不通。虽然国初之时在河北也有过失败的教训，但那时宋朝的驿政不完善，官道也没有现在畅通，因此，过去不可行的事，现在未必就不可行。
说到底，将从中御最大的问题，主要还是枢密院与前线军队的沟通效率问题。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一昼夜的时间当然还是太长，但如果枢密院能把握好尺度，便如吕大防所说的，给予阵前观察使与都总管足够的临机处置之权，枢密院主要负责战略决定，以及统筹各军调度、后勤补给，仅以幽蓟战场来说，虽然不好草率的认定这种指挥方式一定行得通，但若不假思索的断然否决，那其实也是一种偏见。
不过，此刻的赵煦，即使知道他这三个宰相的想法，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
毕竟在他心里面，还有石越这张“王牌”，哪怕这张“王牌”是一次性的，打完就得废掉，还有难以预料的后患，但是，想要赢得这世间真正重要的东西，又怎么可能不付出一点代价呢？
赢得北伐，收复幽蓟，他就有机会超越他的父亲，甚至是成为宋朝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看看在他治下已经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吧——在政变中继位，经历过祖母的垂帘听政，但终于平安亲政，亲政之初，就击退辽人的入侵，收复了失陷一百多年的幽州，并顺便铲除了前朝留下来的权臣，巩固了皇权，大宋在他的治下，注定将走向前所未有的鼎盛时代！
历史永远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赵煦觉得自己的一生将会是一个传奇，他觉得自己甚至有机会成为继唐太宗之后最伟大的皇帝！只要一想到这种可能，赵煦就觉得自己的血液都沸腾了起来，身体都禁不住的颤抖。
因此，有何必要，再节外生枝？
他也不想再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岔开重点。
他望着石越，目光热切，却语气温和：“今日之事，子明相公以为当如何应对？”
顿时，崇政殿中，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到了石越的身上。
崇政殿中，给三位宰相设的座位，都是金棱七宝装乌木制的折背样扶手椅，漆着深红近紫的漆色，方方正正，形制简单，所谓“折背”，是指椅背低矮，只有通常椅子椅背的一半高，因为它的目的不是用于倚靠，而为了端正仪态，这也是当时士大夫们平时最喜欢坐的一种椅子。此时，石越端坐椅中，双手笼于袖内，抬头回视着皇帝赵煦，却恪守着礼仪，视线稍低，没有与赵煦的目光相对。
石越此时还不知道潘照临的死讯，更不知道赵煦在心里的谋划。但他知道，赵煦此时问他，是希望他履行当日的承诺，他曾经给皇帝派过“义不容辞”的定心丸，现在，赵煦在向他要求兑现。同时，他也知道如果自己在这个时候再度出任率臣意味着什么……
李清臣能想到事情，他也想得到。
而且，崇政殿内他的同僚们的微妙态度，更让他知道他们在担心什么。
他其实没那么在乎皇帝或者他的同僚们都猜忌他，这是正常的。
石越担心的是自己。
虽然在外人看起来云淡风轻，也并没经历过什么动人心魄的事情，甚至都没找人好好商量过，石越就在安平大捷后，坦然的交出兵权，做出了准备漂亮的离开舞台的决定，但这种事情，其实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石越自己知自己的事，这对他，并不是那么容易。
直到现在，石越的内心深处，其实还是有些恋恋不舍。他只是一直在努力说服自己罢了，花更多的时候陪伴家人，有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此事——他需要用亲情来克服自己对离开权力中央的不舍。
此外，安平阅兵时发生的事情，石越也不天真，他当然知道如果不是有人想陷害他，就是他左右有人想谋求非份之福。
而如果他再一次掌握兵权，机会就将再度出现。而且是比以前更好的机会——对很多人都是——这一次，成功的机会，比安平大捷后要大得多。
做诸葛亮大概是不太可能了，那得需要赵煦甘心配合做刘禅。所以，多半只能选择做司马懿或者桓温。
而犹为艰难的是，石越从来不认为司马懿或者桓温是“奸臣”，这倒不是因为石越觉得忠君很可笑很迂腐甚很“落后”，只要在一个正常的时代，忠诚就永远是宝贵的品质，哪怕是愚忠，也是值得尊重的。如果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出问题的也绝对不会是忠诚，而是别的什么。但司马懿和桓温的情况不同，如果说曹操还曾经背叛过他的同伴的话，司马懿所属的颖川士族，就从来不是曹魏的臣子，他们反而正是被曹操背叛的人，虽然在他们的时代，人们对忠诚有着极高的标准，但要说司马懿是“奸臣”，还是太过份了。至于桓温，在石越心中，一直是个英雄。
如此一来，诱惑就更大了。
但拒绝的理由依然还在哪里，没有任何的改变。
而且桓温就是石越最好的教训，这个史上最不合格的权臣，对于抵抗他的士族，始终举不起屠刀，只是幻想能够北伐成功，收复中原，建立功勋，士族们就会心悦诚服，到最后，摆出一个偌大的阵仗，却连一个谢安都下不了狠心杀掉。
最终，北伐没有成功，东晋的弊政也没能改革，皇帝也没做成，在和东晋士族的扯皮中，英雄迟暮，徒然慨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石越自问自己的性格，大概比不上司马懿，顶多也就是另一个桓温。
说到底，他依然只是一介书生，是举不起屠刀的人。
所以，石越并不想让自己再度去经受诱惑、接受考验，这种事情，经得起第一次诱惑，并不代表经得起第二次，经起得第二次，也不代表经得起第三次，每一次都是全新的诱惑，全新的考验，永远不可能有免疫的说法。
他也更不想让自己陷入到非得做自己不擅长的事不可的境地。
然而，石越也下不定决心直接拒绝皇帝，对赵煦的承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原因，石越已经不太在乎是否会得罪赵煦了，石越真正担忧的，是如今的北伐，已经确确实实有了兵败的危险。虽然一再让自己学会放下，相信宋军就算受挫，也不会重蹈宋太宗和曹彬的覆辙，不至于遭遇过于严重的溃败，也要相信大宋的国力今非昔比，即使大败，天也塌不下来……但是，真的要放下，其实很难。
如果未来真的发生了最坏的情况——不去谈任何高深的事情，北伐有数以十万计的军队与民夫，若真的再次遭遇大败，就是数以万计的人死在幽蓟，上十万的家庭因此破碎——而自己明明有机会挽救这一切，却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责任，临阵退缩了，石越相信自己一定会后悔，一定会内疚。
这几天的时间里，石越虽然多多少少有了一些心理准备，却始终都没有找到太好的应对方法。但如今北伐的局势，即使赵煦不打他的主意，石越也做不到置身事外，而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坐着等待的人，他已经习惯了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在前方看起来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努力的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寻求脱困的可能。
石越这几天中的沉默，并不是在逃避。
自熙宁以来，石越在这个时代，所见到的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个时代的士大夫，无论是韩琦、富弼，还是王安石、司马光，还是范纯仁、韩忠彦、吕大防……都是勇于担当的人，他们似乎永远愿意将天下的责任，担在自己的肩膀上，从无畏惧与退缩。
便在今天，石越又亲眼见到，范纯仁、韩忠彦在怀疑本身能力的情况下，也没有推掉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愿意站出来出任率臣。
现实不是童话，敢于承担责任的人，当然也会犯更多的错误。过去的石越，经常在意的，是他们所犯下的种种错误，但和这些人相处了二十几年后，石越在改变着大宋的同时，也被大宋所改变。比如，此时此刻的石越，心里面是绝对认可并尊重范纯仁、韩忠彦、吕大防的责任感与担当心的。
有着这样同理心的石越，会选择妥协，选择放下，选择退让，但绝不会选择逃避、选择退缩。
他一直在耐心的了解各方的想法，思考解决的办法，等待说话的时机。
他知道，赵煦迟早会将球踢到他脚下的。
果然，他感觉到了赵询投过来的目光，听到了赵煦的询问。
“陛下。”石越朝赵煦欠了欠身，但他没有直接回答赵询，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召回章惇，任命新的率臣，如此便真的能解决北伐的问题么？”
石越的反问，让崇政殿中的众宰臣们都非常的惊讶，因为他的话中似乎在暗示反对召回章惇，而赵煦在惊讶之余，更是以为石越为了逃避对自己的承诺，竟准备力挺章惇，心中不由有些恼怒。
“那以石相公之意，又当如何？”不快的赵煦连对石越的称呼都变了。
“孙子云安国全军之道，在于兴师致战，当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则止。”石越环视殿中诸人，淡淡说道：“喜恶、道德、名誉、历史恩怨，都不应当成为战争的理由。发动一场战争与结束一场战争，只能由一件事情来决定，那就是利益！”
“孙子说的话，当然不是圣人之道，甚至颇违《春秋》之义。”石越没有给蠢蠢欲动的反对者机会反驳自己，“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发动战争，我们自是应当奉圣人之教，以春秋大义为本。然孙子以善用兵而为后世尊崇，《孙子兵法》所论，皆是如何才能赢下战争，故圣人教我们应当为何而战，而孙子则教我们如何取得胜利，避免失败，二者亦不可偏废。不知为何而战固然可悲可叹，然再应当打的战争，若不能取得胜利，则不仅毫无意义，更对国家有害。数以万计的军民会因为战败而死，朝廷的财力也会因此困窘，圣人亦绝不会支持这种愚蠢的战争。”
包括赵煦在内，殿中所有想援引儒家经典，尤其是《公羊传》驳斥石越的人，还未来得及开口，就已经先被石越这一番话，将一肚子话给生生堵了回去。
石越仿佛毫无觉察，只是继续说道：“因此，若我们想赢下一场战争，还是应当抛开其他所有种种，单纯的只用‘利’来考量，何时当发动战争，何时当结束战争。所谓‘利’，亦有两面，一则为利益，一则为利害。”
“我大宋北伐的利益是什么？人人皆知，是收复山前山后的燕云故地，可以让河北变成大宋的腹地，让汴京变得更加安全，燕云的土地人民，相对来说倒没那么重要，一场大战下来，没个二十年，燕云诸州恢复不了元气，朝廷在二十年间，每年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去反哺燕云诸州，为的，就是那个长远的安全。”
“但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朝廷在庙算之时，认定安平之败后，辽军已无力阻止我北伐诸军。而北伐之利害，则正是倘若辽军并未如预想的那样无能为力，而是逐渐稳住了阵脚，甚至反而能威胁到我北伐大军的安危。倘若北伐战败，不仅一切预想皆成泡影，对我大宋来说，也会是一个沉重打击，这一场战争将是两败俱伤，甚至我大宋会伤得更重一些。”
石越的这些话，可不是赵煦想听的，他冷冷的打断了石越：“石相公，北伐还没有战败呢！”
“这也是臣想说的。”石越不亢不卑不冷不热的回道，“此前，朝廷庙算，北伐利大于害，成功希望极大，故而兴师北伐，但如今之势，以臣之见，若仍用章惇之策，未来胜负之数，恐怕是负多胜少，而即便更换率臣，改弦更张，然无论由何人出任率臣，胜负之数，最多也只有一半一半，即便最终获胜，也必定是一场惨胜，代价会极为沉重。”
“石相公说什么胜负之数，这是能未卜先知不成？”赵煦忍不住讥讽道，“否则，这胜负之数，又是如何而来？”
石越也不生气，从容回答：“臣非是能未卜先知，说到底，这也只是臣的一点愚见罢了。”
但并不只是赵煦不同意石越的判断，许将便忍不住说道：“但子明相公所谓胜负之数，未免过于长他人志气。我北伐大军虽攻取幽州不甚顺利，然二十万大军，未有损伤，而辽军乃新败之军，仅能龟缩于幽州城中，据城坚守，耶律冲哥在山后迟迟未增援幽州，说得好听一点，是虎视眈眈静待时机，但山前诸州，乃是辽国财赋重地，战场之上，瞬间万变，他又焉敢确信我军一定攻不下幽州？耶律冲哥坐视我军围攻幽州，必有其不得已之处，或是惧于我北伐大军兵威之盛，不敢轻举妄动，或是其平叛之后，士卒疲惫，不堪再战……然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总之辽军之形势，亦并不乐观，胜负之数，无疑仍是利于我大宋。”
石越转头看了许将一眼，又扫了一眼殿中众人，见许多人脸上都露出认同之色，又耐心解释道：“冲元公所言，不无道理，然我做此判断，并不只是因为耶律冲哥。”
“不是因为耶律冲哥？”众人都露出惊讶不解之色，李清臣忍不住问道：“莫非子明相公是在担心耶律信？”
石越摇了摇头，“辽人最难对付的，并不是两耶律。两耶律虽是一时名将，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根之水，无源之木，是不足为虑的。辽人真正难以对付的，是萧佑丹！”
“但萧佑丹已经死了。”张商英立即知情识趣的接了一句。
石越朝他点了点头，又转向赵煦，幽幽叹了口气，“没错，萧佑丹的确已经死了，但他改革之后的宫分军制度仍在，他给辽国留下了一份殷实的家底，让辽国在危急之时，能爆发出让人不得不担忧的战争潜力。北伐于我大宋而言，或只是收复汉唐故土，然于辽国而言，却是涉及到国家兴衰存亡之战，想要夺取幽州，不付出惨重代价，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大宋虽集结了二十万大军北伐，但辽人是在自己经营一百数十年的土地上作战，他们能集结的军队只会更多，萧岚已证明他不是无能之辈，耶律冲哥更是一时名将，辽主还率领着自己的御帐亲军在中京，随时也可能南下，无论谁做率臣，面对这般局面，能有一半的胜负之数，便已是不错。更可虑的是，据臣之估算，就算打赢和耶律冲哥的决战，在萧佑丹的宫分军制度下，辽国应该还能征召最后一次军队，才会彻底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虽说最后一次被征召的宫分军战斗力肯定远不如今，然我军的情况，到时候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便如微仲公所言，战争之胜负，许多时候不只是由战场之上的因素决定。除非能够一鼓作气，势如破竹的击溃辽军，瓦解辽人抵抗的意志，否则，只要战局陷入到僵持阶段，北伐，就一定会是一场苦战。”
“那又如何？”赵煦慨声问道，“事已至此，难道还能退缩不成？狭路相逢勇者胜，畏首畏脚，又有何用？上下一心，戮力求胜，我大宋国力，远胜辽人，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获胜的，必是我大宋！”
“陛下，不惜任何代价这种话，用于两军阵前鼓舞士气可以，用于两国谈判时空言恫吓可以，用于报纸之上激励民心亦可以，然惟独不能用于这庙堂之上。”石越毫不客气的给热血沸腾的赵煦泼了一盆冷水，“世间的确有无价的东西，然而，会被陛下与大臣们在崇政殿中慎重会议的事物，都是有价格的。燕云十六州若果真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收复的故土，那么太祖、太宗一直到高宗的历代列祖列宗，又为何没有那般去做？”
“放肆！”赵煦被石越问得语塞，不由恼羞成怒。
但大宋朝的宰相，没几个人会在乎皇帝这种程度的愤怒。石越只是朝赵煦欠了欠身，便继续说道：“陛下若以为臣无礼，可治臣不敬之罪。然臣以为，如今是该慎重思考，北伐取胜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的时候了，也到了该认真衡量，北伐战败的可能会有多大的时候了。”
说完，石越又转向殿中诸相，真诚的说道：“诸公皆朝廷之肱骨，应当知道，若北伐需要付出的代价过大，战败的风险过高，朝廷最该做的是什么！至于多大的代价才是过大，多高的风险才算过高，每个人的看法都会不同，诸公心里也有自己的分寸，我无需置喙。我所乞望者，只是诸公此后所做之判断，皆是在认真权衡过利弊之后的结论。”
石越说完之后，崇政殿诸相，皆陷入沉默。
赵煦见此情形，只觉诸相皆在动摇，一时忧怒交加，不由怒声喝道：“不论如何，朕都皆不允许北伐仓皇收场！”
“军国大事，恐怕由不得陛下任性！”石越还来没得及说话，吕大防已经先不客气的将赵煦给顶了回去，“北伐若有道理，臣等自会支持北伐；北伐若无道理，这天下也不只是陛下的天下。”
石越谈“利”，吕大防讲“道理”，赵煦心中暴怒，却发泄不出来，憋在心里，更是让他有一种抓狂的感觉。
然而，殿中没有一个大臣敢在这种事情上，站出来反驳石越和吕大防。只要瞥一眼正在殿角默默记录的史官，就知道此时站出来帮皇帝说话，几乎就是主动去国史《奸臣传》上预定一个名额，而皇帝又未必能回报在此时的支持，便如石越所说的，这崇政殿中的事情，都是有它的价格的。得不到足够的回报，便没有人会去无缘无故的付出。
但这也让孤家寡人的赵煦越发的觉得愤怒。
他盯着石越，眼睛里几乎冒出火来，咬牙切齿一字一字的问道：“那石相公的意思，是要朕退兵么？！”
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紧了石越。
石越摇了摇头：“臣并非主张此时退兵。”
小皇帝还是年轻了一点，有点沉不住气，但石越很清楚，如果他真的是主张此时退兵休战，这崇政殿中，恐怕不会有人支持自己。要不然，他也不需要绕这么大一圈，讲这么多大道理，目的也只是提醒殿中诸相，认真去思考北伐的代价与风险。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沉没成本”，大宋已经在北伐上付出了这么多，又没有真的遭遇战败，军国大事又不是儿戏，要提前中止北伐，没点切切实实的危险，不要说那些此前极力鼓吹、支持北伐的大臣不会答应，就算是范纯仁，也同样不会轻易同意。
只不过，殿中诸相都是经历过无数风雨的人，在石越没有真正表露自己的意图前，他们也不会着急表达自己的意见。
果然，此时听到石越说他并非主张退兵，殿中诸相，都神色如常，没有半点的惊讶。惟有赵煦一脸愕然，莫名其妙的望着石越，不知道他在弄什么玄虚，但心里却又不由得暗暗松了口气。
他忍不住问道：“那相公究竟是何意？”
“臣以为，若北伐的代价过高，风险过大，就该同时考虑战场之外的手段。北伐想要达到的目的，不见得非要通过战争才能得到，战争威胁比起战争本身，才是更有效的方式。”
赵煦愣了半晌，才明白石越的意思，“相公是想和辽人谈判？”但他马上摇了摇头，“朕不同意！”
“陛下为何不愿意？”
“谈判能谈出什么？”赵煦讥讽道：“纵有苏张为使，辽人难道会将幽州拱手让出么？谈判只会给辽人更多整军备战的时间！”
“不试试又如何知道呢？”石越淡淡说道，“况且，谈归谈，打归打，北伐该如何还是如何，朝廷不会有什么损失，辽人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两军僵持之时，原本就是谈和的最好时机，双方皆有所恃，又皆有所惧，那就有机会妥协让步，达成交易。”
“这便相公想要的么？”赵煦不以为然的讥讽道，“若辽人愿意归还燕云十六州，朕何乐而不为？朕愿意遵太祖皇帝之遗命，按燕云十六州的汉人户籍丁口，向辽主赎买！只要辽主肯答应，此后两国可以永缔盟好。”
“看来陛下并未明白臣刚才为何要请殿中诸公认真考虑北伐战胜的代价与战败的可能。陛下，惟有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处境，才能做出理智的决策。陛下的条件，若在北伐之前和辽人提出，未必不能谈一谈，然而事到如今，再提出这般条件，不过是自取其辱而已。”
石越用诚恳的语气，说着让赵煦觉得无比刺耳的话。他勃然色变，冷笑道：“那相公以为什么样的条件，才不会自取其辱？相公不要忘记自己说过的话，要在和谈中，达到北伐想要达到的目的！”
“陛下若想要燕云十六州，靠和谈自然是没办法。但陛下若是想让河北成为腹地，汴京不复受到辽人的威胁，则未必不可能。”
“朕倒要听听相公的高见！”
“臣以为，于我大宋而言，最重要者乃是燕云十六州地理形胜之利，而于辽人来说，燕云十六州则是其财赋之命脉，如今两国数十万大军对峙，我军固然有战败之可能，然辽人更无必胜之把握，且辽人更害怕失败，更无法承担战败之后果，因为那很可能让辽国就此衰败乃至分崩离析，辽人只是为了避免那样的命运，而不得不决一死战。因此，若朝廷提出的条件，能够兼顾自己的利益与辽人的处境，双方便有可能达成盟约。”
赵煦讥讽道：“只恐世间难得两全法！”
“若陛下真的能看清北伐如今之处境，两全之法，未必没有。”石越轻轻的顶了回去。
赵煦大怒，但想了一下，此时发作多半只能自取其辱，终于还是忍住。
石越又看了一眼正认真听自己说话的范纯仁、韩忠彦、吕大防、许将等人，方又继续说道：“北伐大军如今已控制涿州、易州、固安等地，半个析津府已落入我大宋手中。若朝廷以让出现今占据的诸州，再加上一定的补偿为条件，与辽人商议换取其西京道的云、应、朔三州，和谈便有机会开启。”
“这个……”赵煦还没来得及说话，韩忠彦便已忍不住插话道：“子明，恕我直言，这个条件，辽主是断然不会答应的。让出山后的云、应、朔三州，日后若朝廷撕毁盟约，辽人恐怕不仅守不住山前诸州，连中京都会处在我军的威胁之下。”
“这当然只是漫天开价。”石越笑道，“辽人虽然不会同意，但以燕换云，这个开价在表面上，仍在合理范围之内，辽人便会知道朝廷有谈判的诚意。”
“那子明最终想达成什么样的盟约呢？”范纯仁也不禁有些好奇。
“在现在辽国的南京道，建立三个独立的诸侯国，做为两国的缓冲！”石越的答案，让所有人都感到匪夷所思，“分割涿州范阳、蓟州渔阳、幽州析津府，建立三个独立的诸侯国，并从辽国宗室中挑取合适的人选，出任诸侯王，其中范阳国的诸侯王，由我大宋自辽国宗室中挑选，其余两国则由辽主自行决定。三国可以有自己的军队，自行任命官员，自行决定王位继承者，但三国也需要同时向大宋与大辽称臣纳贡，为两属之国，并须缴纳与绍圣七年诸州赋税相当或稍高的贡赋，宋辽各取一半，大宋此后再将应得的一半，转赠给辽主。做为回报，由大宋与大辽一同为其提供保护，若宋辽两国中，有一国背盟进攻任何一位诸侯，三诸侯便自动与另一国结为盟约，共同抵御背盟者……”
随着石越说出他的设想，殿中诸相都由最初的惊讶、匪夷所思、不以为然，转而开始认真思考这个设想的利弊与可行性。
“幽蓟之地，安禄山昔日曾以此乱唐，若单独只设一个诸侯国，假以时日，若有雄主，说不定会成为另一个祸患，不可不防，然一分为三之后，三个诸侯国都不足以对宋、辽两国造成威胁，而有此三诸侯国为缓冲，我大宋再也不必担心辽军会直接威胁到河北乃至汴京，而辽国也不必害怕我大宋攻取幽州后，会威胁到中京。且辽国不仅仍能保有南京道的赋税收入，三个诸侯国也都是耶律氏的支属，此俗语所云肉烂在自家锅里，辽国依然有各种办法发挥其影响力，比起与我北伐大军拼个鱼死网破，最终即便取胜也会元气大伤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于我大宋而言，幽蓟地区本就以汉人为主，在其从辽国统治中独立之后，即便其诸侯王仍是耶律氏，但迟早也会变得亲宋，尤其是辽国每年都要征收其巨额贡赋，而我大宋却分文不取。比起强行攻取幽蓟需要和辽国拼个你死我活，即便获胜也要付出惨重代价相比，若能通过和谈获得这般结果，亦足以满意。”
“那只是相公满意，朕并不满意，北伐二十万将士也未见得满意！”
石越的说辞，让范纯仁、韩忠彦、吕大防等人明显流露出意动之色，连许将、李清臣等人也若有所思，显然在认真权衡这个方案对于自己、对于宋朝等各个方面的利弊，这让赵煦再度焦虑起来。这样的结果，是他绝对不甘心的。
“朕不同意相公所说的条件，朕已经向辽主开出了议和的条件，相公的条件顾全了辽主的脸面，那朕的脸面又由谁来顾全？”赵煦质问石越，“除非相公所说的三个诸侯国，皆由我大宋宗室任诸侯王，否则，朕满意不了！”
他现学现卖，当场向石越漫天要价，给他的主张设置障碍，但扫了一眼殿中诸相的表情，赵煦便知道自己仓促之间，开价离谱了一点，连忙又补了一句：“总之，在形势明朗之前，朕不会同意议和，议和也议不出对我大宋有利的条件！”
这殿中一众重臣，虽然对石越所说的议和条件很感兴趣，但大多数人，心里面还是有些不甘心的，多多少少，都抱着再等一等，让形势明朗一点再做要不要谈判的决定也不迟的想法。赵煦无意中说的这句话，却正好歪打正着了。
但赵煦并未觉察到这一点，他担心继续在这个话题上纠缠，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趁着没有人插话，便赶紧转移话题，质问石越：“石相公可还记得当日答应过朕什么？”
“臣自不敢忘。”石越欠身回道：“国家有事，臣义不容辞。若陛下肯答应臣所提条件与辽人议和，臣明日一早，便赴河北，保证绝不负陛下、朝廷所托。”
一开始计划的如意算盘，一个也没打响。石越又给所谓的承诺，加了这么一个附加条件，赵煦气得哆嗦，他板着脸看着石越，冷冷的说道：“相公若不愿意，朕亦不勉强！议和之事，休要再提！”
讨论了大半天，最终什么结果也没有，还憋了一肚子气，赵煦也没心思再讨论下去了，正要退朝，突然瞥见一直没怎么说话的枢密副使王厚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不由得没好气的问道：“王枢副可是有何话要说么？”
王厚的确是有话想说，但他是个武臣，不得不多考虑一下场合问题，正在那里犹豫，冷不防被皇帝点名，吓了一跳，但此时也只能硬着头皮站了出来，说道：“陛下，朝廷计议已久，然至今难以定议，但幽州城下一直放着章惇和唐康不管，亦不是个办法，臣在想，是否先权宜处置一下？”
他一面说，一面小心看了一眼石越、范纯仁、章惇、吕大防、许将等人一眼，心里惴惴不安。因为他想说的并非只是纯粹的军事意见，如今这个场面，由不得他不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踩进什么漩涡里，再也爬不出来。
但这却是这一天以来，赵煦听到的惟一稍稍顺耳的话。
“卿欲如何权宜处置？”
“朝廷既想再试一下能否攻下幽州，又担忧山后的耶律冲哥不得不防，不如稍稍做点长久打算，让唐康、慕容谦部退守涿、易，与蔡京、燕超一道，保护后方粮道并防范耶律冲哥东出，同时干脆下令章惇放弃急攻幽州的打算，让他和田烈武、陈元凤做好长久围困幽州的打算，停止攻城，在幽州城外扎好营垒，筑起长墙围困幽州，朝廷则尽快给章惇、田烈武补充兵员，增调禁军或者干脆组建几支新军去增援田烈武，助其围城……”
王厚还是不希望冒险。他这个方案，如果是在今天朝议的开始阶段提出来，绝对是两面不讨好，恐怕立即就会被所有人异口同声的否决，然而，在这个时间点提出来，给人的观感却全然不同。
在韩忠彦等支持唐康的人听来，王厚的方案和唐康的主张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认清现实，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只不过唐康和慕容谦想要做的更彻底的一点，他们想要全线回守涿、易线，降低宋军补给难度，做全面相持的打算；而王厚的建议就真的只是权宜之计，他将双方的立场折中了一下，宋军继续维持对幽州城的压力，保留了章惇的一丝脸面，也保留了章惇的一丝希望，同时也是赵煦的一丝希望。
如果真的实施这个计划，宋朝的投入将成倍的增加，一方面要维持在幽州城下大军的长期补给成本将极其高昂，而且风险也会很大，另一方面，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唐康、慕容谦部撤离幽州，所谓的“围困幽州”就是一个笑话，双方顶多就是在幽州一带对垒而已，宋朝必须加大兵力的投入，保守估计也要增兵五万以上，才能重新恢复围城的可能。然而，缓不济急，无论是增调禁军，还是组建新军，最快也得一两个月。
所以，韩忠彦等人觉得王厚的建议，实际上就是在最近一两个月内，宋军由攻转守，不过是唐康和慕容谦去涿、易构垒防线，而章惇、田烈武和陈元凤一道，就在幽州城外构筑营垒进行防守。
而在赵煦等人听来，王厚的建议避免了章惇那种孤注一掷的风险，也没有要求放弃幽州，还做出了积极进取图谋幽州的姿态，这是一个增加兵力，以便兵分两路，让唐康、慕容谦去防守耶律冲哥，让章惇、田烈武去专心攻打幽州的稳重而不失进取的方案，并且兼顾到各个方面的立场……
在经历了漫长的争吵、争论，一个个的新方案提出来，又一次次的被否决，加上吕大防的将从中御，石越要求的和谈，皇帝的坚持，顺带还夹杂着皇帝与石越火花四溅的冲突……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个妥协的过渡性方案，真是松了一口气。
于是，赵煦简单的征询了一下众相的意见，王厚的方案，竟戏剧性的无人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