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唐康和王厚为了北伐方略大打官司的时候，陈元凤对自己的处境，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因为掌握的军队实力不足，即使朝廷已经宣布北伐，但他却依然没有多少话语权，因此甚至还要被迫支持章惇。
他想要突破现在的困境，就必须抓住每个机会。
而章惇最终决定支持王厚的北伐战略，则给了他难得的一点时间。
王厚下令唐康的幽蓟经略招讨左使司所部各军向定州集结，而其余诸司，除了河东禁军外，全部向雄州、保州一带集结。于是，宋军各部开始缓慢的向河北沿边诸城集结——这并非是有人在故意懈怠，而是受到后勤补给的拖累。所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军队向沿边诸城集结容易，但数以十万计的人马过去后，吃穿住行，都必须有一定的保障。因此不可能乱哄哄的一涌而上，而是必须由宣抚使司进行统一的规划。哪些军队先行到达，哪些军队要等粮草到达后才能前往，这些都是很考验宣抚使司谟臣的能力的。
章惇、王厚的能力毋庸置疑，他们麾下也不缺能人。只是，他们也需要受制于客观条件。在李清臣的倡导下，河北各州县都贴出榜文，召募受战争影响的难民充当民夫，前往雄、保、定一带修葺城寨军营、运送粮草。然而，现实总是很骨感的，不管李清臣用心如何良苦，召募足够多的难民并且将之组织起来，本身就是一件很耗时间的事情。而且，去给前线军队充当民夫，也绝不是人们所愿意做的事情，大部分普通百姓希望的是趁着开春赶紧回乡耕种……总之，各种各样的意想不到的现实问题，让召募民夫的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但更麻烦的还是运送粮草，没有运河的支持后，粮草的运输就成了大麻烦，尽管为了减少运粮路程，章惇与王厚决定军粮全部送到雄州屯集，将雄州建设成北伐的后勤补给基地，但从河间府到雄州这段看似很短的陆路运输，就已经让幽蓟宣抚使司上下十分狼狈了。
不过，凡事皆有利弊。
趁着为北伐做战争准备的时间，章惇率先扩张自己的势力。其实，和唐康他们所想的不同，在章惇看来，田烈武掌握的军队，和他本人直接掌握的军队没有什么区别。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上表请求重建拱圣军，并将之做为自己的宣抚左使司直属的军队。这是十分合理的请求，理所当然得到了皇帝和朝廷的批准。于是，章惇以兵部尚书的身份下令，召募功臣、烈士子弟，重组拱圣军，而原本要去武骑军做军副都指挥使的刘延庆，竟又幸运的成了拱圣军的权军副都指挥使，并负责拱圣军的重建事宜。至于军都指挥使，则是由皇帝亲自指定曹太后的侄子曹诱出任，他没有急着前来河北，而是在汴京召募兵员……
章惇的所作所为让陈元凤豁然开朗。他发现了快速增强实力的办法——抽调其他禁军到他麾下很困难，但他可以不去动别人碗里的东西，直接组建新军。而考虑到朝中的几位宰执大臣可能不太愿意再增加禁军的编制，陈元凤需要至少获得一位宰执大臣的支持，才有机会成功。他很容易就想到了薛嗣昌，想到了许将。吕惠卿既然已回福建老家，也到了该他向薛嗣昌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于是，陈元凤立即上表，响应段子介的倡仪，请求朝廷允许他组建一支火铳军，为了获得许将的支持，他的主张比段子介和许将要更加激进，他希望这支火铳军是禁军的编制，方式则是直接扩充横塞军为左右军。他的理由也很充分，这支部队既可以为北伐增加力量，同时也能够通过实战检验禁军列装火铳的可行性——之前段子介的定州兵，毕竟不是完整建制的禁军。
陈元凤的请求果然得到了许将的强烈支持。
其他宰臣对此事也不出预料的不热衷，但讽刺的是，陈元凤的计划没能成功，并不是被其他宰臣的阻扰，而是受制于火铳产量——火铳虽然在南海诸侯中大行其道，但宋朝本土却几乎没有火铳作坊，直到定州兵出名之后，宋廷才颁下图纸，在河北真定有一个军器作坊开始制造火铳，主要是给定州兵提供补给，产量非常低。除此之外，只有军器监那边，曾让直辖的作坊尝试打造了一批火铳，目的做为珍奇器物上供，以讨好温国公主，也就是现在的燕国长公主，但数量，也仅仅只有六十枝而已——这件事其实也在陈元凤预料之中，他早就私下里了解过情况，即使临时打造，以汴京的火器作坊的能力，一个月内迅速打造出一两千枝火铳，是可以做到的。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许将、薛嗣昌到处鼓吹建火铳局，却被蔡京不声不响的截了胡。
安平之战才结束，蔡京就悄悄的上了密奏，强调火炮在对辽战争中的作用，并认为未来如果北伐用兵，火炮可能会决定战争的胜负。在他后来公开的《取幽蓟十策》中，也有大造火炮，增设神卫营一策，而在此之前，他早就秘密建议宋廷立即全力生产火炮。由于安平之战中宋军神卫营遭受严重的损失，当时的枢密使范纯仁虽不支持北伐，但也认可火炮对宋军的价值，他咨询了枢密会议的意见后，果断采纳了蔡京的建议，制定了铸造三百门各型火炮的计划，并很低调的立即开始实施这个计划。
这是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事情，等到许将为了陈元凤的建议实现，想让火器作坊赶制一批火铳之时，才发现宋朝火器作坊的产能，此时基本上被这个铸炮计划占据。许将想尽办法，汴京的几大火器作坊在这一个月内，最多也就能造出一百枝能用的火铳。
这也让陈元凤扩编横塞军的计划丧失了意义。这件事情最终无疾而终。但为了挽回颜面，也为了不因此得罪许将，陈元凤还是硬着头皮向朝廷申请在横塞军内，改编一个火统兵指挥，交由军部直接指挥，为未来组建火统军做准备。
陈元凤的态度保住了许将的面子，让许将不至于因此而迁怒于他。
而陈元凤也不得不将事情做得更加漂亮一点。
于是，那一百枝火铳还没有生产出来，陈元凤就找段子介借了两名训练官，开始提前训练他的“火铳兵”。同时，他还向朝廷要来火铳图纸和几名熟练的火器工匠，以幽蓟宣抚副使司的名义，在河间府征募了一批工匠，尝试自己制造火铳……
在赵煦颁布《北伐诏》后，宋辽之间，并没有马上爆发激烈的战争，绍圣八年的正月，就这样，在平淡、繁忙与琐碎之中，消磨了过去。
二月八日。
汴京街头各大勾栏瓦舍，都响起了噼里啪啦的爆竹声——这是汴京的娱乐场所重新开业的日子，因为卜者的建议，给宣仁太后补办的禫祭定在二月七日，丧礼则从正月初十开始，到二月七日正式结束，这让绍圣八年的正月，过得远远不如平常那么喜庆，原本正月最热闹的上元节受到最直接的冲击，皇宫与开封府都没有组织任何的节庆活动，虽然皇帝特别以宣仁太后的名义下旨，不禁民间组织灯会，但上元节观灯的活动没有了官府的支持，真正的权贵之家也不会如此没眼力见，上元节灯会注定只能草草虚应下时节。而一切勾栏瓦舍，在此国丧期间，更是禁止营业，这让没有了娱乐消遣的汴京市民，不得不转而去看没被禁止的蹴鞠、赛马等竞技比赛，蹴鞠、赛马等等本就在繁荣发展的赛事，竟因此迎来一个发展的小高潮，各种赛事观众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因为这些赛事几乎都与关扑有关，关扑投注额更是创下前所未有的新高峰，这甚至引起了新任御史中丞李之纯的关注，认为这败坏民风的李之纯为此和开封府打了一轮又一轮的笔墨官司，但即使知开封府王岩叟和他同属旧党，并素以刚正清廉而闻名，却也不可能在这件事上向他让步，做为各大赛事唯一合法的关扑大庄家，这笔巨额收入对于开封府已是举足轻重，就是靠着这笔钱，王岩叟才能在知开封府这个动辄得罪权贵的位置上，赢得这么好的官声——即使宋朝还在打着仗，但在他任内，他已经增建了十几所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修了好几座桥梁，还给开封府的官吏发了不少的津贴……而让李中丞多少有点尴尬的是，皇帝与两府大臣没人关心这事，而真正打心里支持他的，却是汴京的勾栏瓦舍。汴京的勾栏瓦舍不仅在绍圣八年正月损失了一大笔收入，更感受到了强大的竞争压力。看着解禁重新开业后，那远不如预期的客流，整个汴京的娱乐业都感受到了阵阵凉风……
但这些小事，入不了赵煦和两府大臣的法眼，他们心里甚至因此对李之纯颇为不满，所有人都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这根本就不应该是御史中丞关心的事。
的确有更值得关注的事情。
根据王厚的北伐方略，河北宋军除了小规模骚扰辽境，大军一个多月未出宋境一步。这不仅让小皇帝赵煦的耐心渐渐耗尽，两府宰臣也开始沉不住气。宋军虽未出境作战，但每天花掉的缗钱却是实打实的——从幽蓟宣抚司组建的那一天起，河北三路的禁军再次进入作战状态，几十万将士每天的津贴、人马的日常用度，全部要按更高的标准拨放，再加上征发民夫的费用，在定、保、雄州修葺城寨的费用……这一笔一笔的巨额开销，仿佛象个锤子一样，一下一下的敲在皇帝赵煦以及范纯仁、韩忠彦这些宰臣的心上。
这让他们对进展缓慢的战前准备，越发的难以忍受。
他们不好直接催王厚进兵，于是不断给幽蓟宣抚司压力，责问他们为何如此缓慢。幽蓟宣抚司则将锅甩给各州县官员，指责他们征发民夫不力。
面对上司的压力，各州县官员只能变得“积极”起来，没人能承担贻误军机的后果。于是，征发民夫由自愿变成了“自愿”，大批回到家乡准备重新生产的百姓，又“自愿”成为民夫……为了支撑起王厚的计划，又满足朝廷的心意，在短时间内做好战争准备，河北各州县迅速的征召了超过四十万的民夫，为军队运送粮草、修葺城墙营寨。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河北民怨沸腾，人们怨声载道。那些在辽军入侵时聚集起来结寨自保的民众，又继续武装起来，但这次的目的，却是对抗官府。
北伐本就是万众瞩目的事情，而河北又是许多旧党以及皇亲国戚、开国功臣的老家，离开封也不远，想要隐瞒河北的情况是很困难的，更何况，章惇根本就没打算隐瞒。于是，河北的民怨，立即就反馈到了汴京朝廷。
很快，汴京朝廷中，弹劾王厚的奏章一封接一封的出现，堆在赵煦的御案上，便如一座小雪堆。其中对王厚的最恶毒的指控，是指责他这一北伐方略的真正目的，是想借机捞钱。有人甚至还扯上了他父亲王韶，认为他父亲当年开熙河，就有趁机发战争财的嫌疑。
赵煦对这样的状况，也极为不满。于是，他下旨让章惇、王厚等河北使、副“分析”——也就是让他们自己上奏章解释清楚。
赵煦下旨时，并没有就此放弃王厚的意思，他只是单纯的有些不满，但是，小皇帝并不知道官场是个什么样子的——章惇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他没有强硬的自己扛下来自皇帝与两府的压力，而是将压力传递给各州县官员之时，就已经预料到后面将会发生的事情。
接到皇帝的旨意，章惇立即上表“请罪”，诚恳的向皇帝承认自己的“责任”，表示自己身为幽蓟宣抚左使，此前却被王厚在安平大战之中表现蒙蔽了双眼，失去了判断能力，以致于犯下这一系列的错误——但谁又能因此而责怪他呢？从皇帝到两府宰臣，谁又没有受到王厚在安平大捷中表现的影响？
然后章惇就开始或委婉或直接的攻击王厚，包括引叙唐康的话，指安平大捷本是石越指挥之功而非王厚之能，暗示王厚真实能力不足；又将河北的种种混乱，全部推到王厚身上，甚至对王厚的北伐战略提出反省，主张北伐利在速战……
章惇的论调，不仅完全迎合了小皇帝的心思，连范纯仁和韩忠彦在心里都是愿意支持他的。范纯仁虽然不主张立即北伐，但从财政的角度，如果能有更好的方案，他肯定是不愿意支持王厚的战略的。
由章惇带头，蔡京、章楶、陈元凤、唐康……除了田烈武与内侍李舜举，河北、河东、京东诸臣，没有一个人说王厚的好话，怨声载道的地方官员就更不可能支持王厚。
而面对这样不利的局面，王厚只能反复自辩，强调自己的战略对宋朝来说是风险最小的。
然而，皇帝和两府宰相对他的信任，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动摇了。
王厚固然是当世名将，但总不能说河北诸臣无人知兵吧？
而章惇最后的一封攻击王厚的奏章，也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章惇在奏章中指出，就算王厚是当世名将，他本人和王厚的分歧姑且不论，但王厚镇不住蔡京、章楶、陈元凤、唐康等人，那他的统率能力，难道不值得怀疑吗？王厚要怎么才能统率这些不服他的率臣打赢北伐之战呢？
章惇又向皇帝建议用田烈武取代王厚，并提出了三个极有说服力的理由——首先，田烈武是石越一手简拔，石越曾称其能；其次，田烈武性格宽厚，受到河北诸将的拥戴，与蔡京、章楶、陈元凤、唐康等人都有良好的关系，绝不会出现诸臣不和的现象；最后，田烈武秉性忠良，对皇帝忠诚可靠，皇帝将数以十万计的军队交付到一个人手中，这是举国以托之，如果不是皇帝从内心深处信任的人，必然内外相忌，不可能成功，这是无数历史经验证明的。因此，章惇认为，田烈武是比王厚更加适合的统兵大将的人选。
章惇的这番话，说到了赵煦的心坎里。
河北诸将中，再没有比田烈武更让他信任的人。
许将和李清臣率先察觉到皇帝的心意，马上明确支持章惇的建议，主张召王厚回朝，以田烈武取而代之。
范纯仁、韩忠彦对本份老实听话低调谦逊的田烈武，也很有好感。他们只是担心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而且担心田烈武资序太低，不足以服众，于是询问蔡京、章楶、陈元凤、唐康等人意见，果然如章惇所说，四人异口同声的夸赞田烈武。而实际上的内侍监军李舜举，虽然委婉的替王厚说了几句好话，但他对田烈武也很有好感，身为内侍，更不可能故意违逆皇帝，只能两不相帮。
结果，从汴京到河北，唯一对此事坚决反对的，竟然只有吏部尚书吕大防一个人。
吕大防也并不是多支持王厚，在他看来，将事情弄到这个地步，不管怎么说，王厚都可以说是无能，他对田烈武同样也有好感，但是，吕大防是非常理性的人，他坚持反对以田烈武取代王厚的理由，正是因为田烈武的本份老实听话低调谦逊！
而且，吕大防虽然是旧党，但他根本不认为河北闹出的那种事算什么。在他看来，选择了战争，就不要指望有什么美好的事情发生。无数的百姓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遭受难以想象的苦难，同时，也总有人会趁机发国难财，而国家，也一定会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乃至于欠上巨额的债务……不管什么样的战争，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假装这些不会发生，不是无知，就是虚伪。天底下，没有美好的战争，也无所谓正义的战争，只有值不值得的战争。
他身为旧党的领袖，支持了北伐，就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一切。因为，他相信，只要打赢了这场战争，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所以，在这件事上，他瞧不起范纯仁，也看不起韩忠彦，更不用提许将、李清臣了。
然而，这些真实的想法，他是没办法公开说出来的。尤其是他身为旧党领袖，这些话和旧党的价值观，是完全南辕北辙的，只要被人稍微断章取义曲解一下，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吕大防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所以，他只能用“临阵换将、兵家大忌”这个理由来反对。
他几次三番当着皇帝的面说，他原本并不支持王厚的方略，直到现在，他也认为唐康的策略才是对的，但是，朝廷既然决定了采用王厚的战略，就应该坚持到底，不应该为了一些无聊的小事，而轻易动摇。
但这又怎么可能说服皇帝呢？
前线将帅不和，既然换一个田烈武就能让将帅同心同德，那又何必固守什么“临阵换将、兵家大忌”的说法呢？自古以来，临阵换将而收到奇效的正面事例，也多得很。
孤掌难鸣的吕大防，根本无法阻止事情按着章惇的剧本演变。
就在二月八日这一天，宣仁太后的丧礼刚刚结束，汴京的勾栏瓦舍重新开业争夺顾客之时，崇政殿内，赵煦也在两份诏书上，亲自盖上了自己的玺印，然后心满意足的看着内侍将它们送往政事堂与枢密院。
很快，政事堂和枢密使的范纯仁与韩忠彦，也分别在诏书上副署签押，交由堂吏送往门下后省，当值的给事中们没有半点犹豫，也在诏令上盖上了自己的印章。
就这样，没有任何的拖延，召王厚回朝，以及任命田烈武为幽蓟宣抚右使的两份诏书，被使者以最快的速度，送往河北。
两天后，二月十日，在雄州接到诏书的两位当事人都是一脸愕然。
正在视察存放军粮的要寨修筑工程的王厚，在听完自己罢幽蓟宣抚右使，回朝仍担任枢密副使的诏书后，平静的交出了自己的印信，当天就带着亲随踏上了返回汴京的归程。而正在督促云骑军训练的田烈武接到诏书后，惊讶的张大了嘴巴，半晌之后，才抛开向自己道贺的部将，回到营中，上表恳辞，坚拒此任。
但他的奏章还没写完，就被章惇闯进他行辕打断。章惇拿起他未写完的奏章看了一眼，随手就撕成了碎片。
章惇盯着田烈武，厉声质问：“北伐大计已定，大军徘徊月余，未出界河一步，徒为契丹所笑。今朝廷罢德安公，以河北数十万大军付郡侯之手，欲与契丹决战，郡侯不思进取之策以报朝廷，反作揖拱之态，此郡侯为国家大将之道乎？！”
就在田烈武愣神之间，章惇又大声说道：“事以至此，郡侯以为德安公仍可复为右使么？郡侯愿受诏令，某当与郡侯同心同德，为朝廷北取幽蓟，立此不世之功；若不愿受诏，某为左使，郡侯为右使，郡侯奉某命令，为国驱使即可，是非功罪，某一身担之，与郡侯无干。何必反复逊让，徒误军机？”
见田烈武稍有意动，章惇又说道：“纵使郡侯让来让去，朝廷诸公议来议去，除了郡侯受些虚名，于国家又有何益？北伐势在必行，石相公不愿领兵，德安公不可能复回河北，试问郡侯，今日大宋，除此二人，还有何人可居此任？最后不过是贻误军机，让将士白白送命，百姓多受苦难而已。”
章惇的这番难，是田烈武无法回答的。
他默然良久，终于向章惇低头拱手：“末将才具实不堪此任，愿听大参调遣，惟愿大参以国家为先，莫负陛下之托。”
章惇上前一步，扶起田烈武，一手指天，肃声回道：“我章惇指天为誓，必不负陛下、朝廷、郡侯之信任！”
说完，他挽着田烈武的手，一道走出行辕，大声下令：“传令，召蔡元长、陈履善、唐康时，速至雄州，后日此时，在此共议北伐之策！”
次日。绍圣八年二月十一日清晨，定州，幽蓟经略招讨左使司行辕。
正由侍婢伺侯洗漱的唐康，听到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很快，一名亲信卫士走到门口欠身禀报：“郡侯，潘潜光先生求见。”
唐康看了一眼天色，略有些惊讶：“这么早？”旋即接过侍婢递来的毛巾，随手抹了一把，整了整衣冠，快步走了出去。
卫士将唐康领到客厅，正在那里淡定喝茶的潘照临见到唐康，立即起身，他也不见外，反客为主的朝一众仆从挥了挥手，众人看了一眼唐康的神色，转瞬之间，就退了个干净，客厅之内，只余潘照临与唐康二人。
潘照临不待唐康发问，便已开口说道：“康时，昨日使者已至雄州，朝廷已经下旨召回王处道，田烈武现在已经是幽蓟宣抚右使。”
唐康似是早有所料，但还是有些惊讶之色，叹道：“果然不出先生所料，章子厚倒真是有些手腕！”
顿了一下，又问道：“此事丞相自始至终，没有反对么？”
潘照临笑着摇了摇头：“现在丞相还是山陵使，远在巩县，皇帝若没有征询他意见的意思，他始终是不便表态的。”
“吕大参也没请皇上问丞相的意思么？”
“吕微仲又怎么会知道丞相的态度是什么呢？”潘照临讥道，“他可没有你我了解丞相，在吕微仲看来，田烈武可是丞相的门客出身。况且，他也不会希望朝廷始终摆脱不了丞相的影响。”
“呵呵……”唐康笑了笑，“既如此……”
他正要说出自己的打算，潘照临打断了他：“康时，我来除了告诉你此事，还有一事，便是向你辞行。”
唐康大惊：“先生要走？”
潘照临点点头：“河北事了，我也该回汴京了。”见唐康有挽留之意，又笑道：“康时不必效小儿女态，车马我已备好，就在外面候着，你也不必相送，现在正是建功立业之时，好好做一番事业。”
说完，也不待唐康回答，便转身离去。唐康连忙跟上前去，一直送到行辕门口，亲自扶着潘照临上了马车，然后躬身行礼：“唐康定谨遵先生教诲。”
潘照临也不回答，只见车帘放下，车夫“驾”的一声，马车朝着定州城南驶去。唐康一直躬身行礼，待马车完全离开视线，才直起身来，朝左右吩咐：“去请观城侯，升帐议事。”
左右刚刚领命前去宣令，唐康正准备回行辕，却见一骑使者绝尘而来，他驻足观望，须臾间，那使者已至行辕门口，见到唐康，翻身下马行礼：“末将幽蓟宣抚左使司勾当公事张叔夜，见过温江侯。”
“张叔夜？”唐康对张叔夜这个名字，可一点都不陌生，当日，还是他将这个张叔夜，丢到保安军的，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但此前唐康也没怎么正眼瞧过张叔夜，这时不由有些好奇的打量了几眼张叔夜，笑道：“你怎么跑定州来了？”
张叔夜从怀中掏出一个封好漆印的木盒，双手呈上，回道：“末将奉大参宣使之令，召温江侯、观城侯至雄州议事。”
唐康接过木盒，笑道：“就为召我和观城侯去雄州，让你这个宣抚使司的大红人辛苦奔波了一天一夜？”
张叔夜惊讶的抬头：“郡侯如何知道末将是昨日出发的？”
唐康笑了笑，没回答，说道：“张将军一路辛苦，且好好歇息吧。来人……”
“郡侯！”张叔夜着急一礼，打断唐康，“末将份内之事，不敢劳郡侯下问。只是大参宣使有令，明日就要会议，军情紧急，还请郡侯通知观城侯，早做安排，速与末将返回雄州要紧。”
“明日？”唐康笑了笑，将木盒递还给张叔夜，“那就抱歉了，有劳张将军辛苦一趟，请回报章大参，我定州有紧急军情，无法脱身。”
张叔夜却不接那木盒，“敢问郡侯，是何紧急军情？末将来时，似并未见定州有何异常。”
唐康脸色瞬间冷了下来，双眼冷冰冰的盯着张叔夜，张叔夜一开始还鼓起勇气和唐康对视，但很快就退让的低下头去。
便听唐康恶狠狠的问道：“敢问足下是何官衔？有何资格问本侯这等军国大事？”
“末将不敢，但大参宣使有令……”
唐康嗤笑出声，“你区区一个跑腿的使者罢了，公文既已送到，本侯也不为难你，给你一个回执，你回去复命便是。”
说罢，便甩袖转身，朝行辕内走去。
“郡侯……”张叔夜涨红了脸，还想劝说，便唐康根本不予理会，早已走远。他正想追上去，才往前一步，就见门口卫士门戟相交，将他挡在辕门之外。
张叔夜早听说过唐康的名声，也知道这趟差使未必会顺利，却从未想过，唐康竟完全不将章惇放在眼里。他站在门口，进退两难，正想先去找慕容谦，刚要转身，就见一名校尉自行辕内出来，朝他抱拳一礼，冷淡的说道：“张将军，随我去拿回执吧。”说罢，仿佛猜到他想做什么，又说道：“你不必想着去找观城侯了，观城侯马上就到，他不会见你的。”
话音刚落，就听一阵马蹄之声，几十名卫士簇拥着一名将领来到行辕之前，下马朝行辕走去。门口的谒者大声通传：“观城侯到！”
张叔夜一喜，赶紧上前，大声喊道：“观城侯，末将是……”
但慕容谦看都没看他一眼，便径直走进行辕。
张叔夜犹不死心，仍站在行辕之外。唐康手下的那名校尉也不催他，只双手抱胸，陪着他在外等候。
接下来，便见一波波的将领自各处赶来，走进行辕，然而，不论张叔夜在外面喊什么说什么，没有一个人停留下来，哪怕是瞥他一眼。连原本和他一起秘谋过“大事”的武骑军都指挥使王赡，都假装完全不认识他一般。
到了这个份上，张叔夜也只能无奈的放弃，朝身边的那名校尉默默拱了拱手，随着那名校尉离去。
他刚刚离开，段子介就姗姗来迟，没发现任何异常的他，和几名同时赶到的将领互相打了个招呼，一同下马走进行辕。
幽蓟经略招讨左使司行辕正厅之内。
唐康和慕容谦分左右并坐上首，折克行、姚雄、吴安国、王赡、任刚中诸人分坐两列。段子介走进来，朝唐康、慕容谦行了一礼，然后坐到了折克行的对面。
见众将到齐，唐康起身，朗声宣布：“诸公，昨日朝廷使者至雄州，召德安公回朝。”他停顿了一下，环视众人一眼，继续说道：“也就是说，朝廷已经不再支持德安公的方略。”
段子介感觉到气氛不对，讪讪接道：“但如今大军集结定、保、雄三州，郡侯之前决战西京道的方略，也不可能再实行……”
“段定州说得没错。”唐康面不改色，“所以，我和观城侯商定，修改方略，率军攻入辽境，攻打易州！”
“易州？”段子介一阵愕然。他环顾左右，见折克行、吴安国以下，诸将脸上都毫无惊讶之色，心里顿时一阵苦涩。
“没错，就是易州。”慕容谦接过话来，他嘴角含笑，语气比唐康温和得多，但听在段子介耳里，却让他背上更是一阵一阵发凉，“即便不能直接攻打西京道，也断不能让辽人那么轻松的腾出手来，去解决粘八葛、克列部的叛乱。我们出动大军攻打易州，辽人摸不清我们的真实意图，他们若担心我们从易州攻入山后[264]，便不敢放任易州被攻陷。到时候，我们以步军围城，引诱涿州的辽军来援，再用骑兵邀击其援军……”
“若涿州辽军不来呢？”段子介问道。
“不来？”唐康笑道：“易州旧城早已被吴将军毁掉，如今的易州城，不过是辽人仓促修复的，城垣低矮，根本不堪守备，涿州辽军不肯出来，我们就攻下易州，直接进兵涿州。”
“涿州是辽人经营已久的大城，非易州可比，只恐轻易难以攻克。而且没有足够的粮草支撑，即便到了涿州城下，也坚持不了几天。攻打涿州，需要章大参那边的支持。不知章大参可知道我们的计划？他们如何配合？”
“兵贵神速，出兵之后，我和观城侯自会禀明章大参。”唐康轻描淡写的说着惊天动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