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但凡牵涉到国土的问题，又都是极为复杂的，绝不会只是简单的百姓与国土孰轻孰重的是非题。
吕大防便对范纯仁的这番论调十分不满，忍不住讥道：“尧夫悲天悯人，然恐契丹到底还是蛮夷，畏威而不怀德，今日吾不取幽蓟，他日便有契丹再自幽蓟南犯，河北百姓，又要重遭今日之劫！尧夫谓契丹此番遇挫，便不敢再南犯，未免有些以己及人，将契丹想得太君子了。耶律德光时，辽人也曾经仓皇北归，然而真宗时便又再犯；真宗时两国订立澶渊之盟，然辽人如今又再南犯。其劣迹如此，岂可信任？”
范纯仁辩道：“形移势变，岂可一概而论？”
“那尧夫又如何能肯定日后不会又形移势变？”吕大防反问道，又对赵煦说道：“臣一向反对兴无益之兵，国家兴兵，必慎之又慎，然果真能够有机会收复幽蓟，则以臣之见，此刻便是付出一些代价，亦当忍受，此正是为谋万世之利，而为一时之牺牲……”
赵煦高坐御椅，听着他的几位宰臣在那儿唇枪舌剑，不由觉得大开眼界。他心里面自然是倾向吕大防、许将的，尤其范纯仁的那番道理，他本来感觉难以辩驳，没料到竟然被吕、许二人驳得体无完肤，心中不由大觉快意。但他也知道范纯仁并不服气，但既然大部分宰臣都已支持北伐，那即使范纯仁贵为枢密使，也难以阻挡大局了。赵煦也不想几人没完没了的争论下去，待到吕大防说完，他便伸手示意，止住还想说话的许将与范纯仁，委婉说道：“诸公不必再议，朕意已决。”
立即，崇政殿内鸦雀无声。
赵煦高声说道：“朕意已决——若辽主愿去帝号，且割山前诸州为赔款，则两国仍得和好。否则，北伐在所难免！”
他话音一落，左丞相韩维便已率先拜倒：“陛下圣明！臣恭奉圣旨！”
紧接着，吕大防、韩忠彦、许将、李之纯亦恭声说道：“陛下圣明！臣等恭奉圣旨！”
惟有范纯仁默不作声，他稍稍犹豫了一下，便即从座位上起身，向着赵煦长揖，说道：“陛下虽已圣断，然臣忝为枢密使，不敢奉旨。臣请解此职，盼陛下另委贤能，许臣回乡养疾。”
赵煦自然不能答应，摇了摇头，宽言安慰道：“相公不必如此，朕亲政未久，倚赖相公处尚多。朕虽不才，仍望相公不弃，尽心辅佐。”
范纯仁还要说话，赵煦又止住他，对众人说道：“如今对辽之策已定，而太皇太后梓宫仍未奉安山陵，朕每念及此，心难自安，当择吉日，行丧礼，送太皇太后梓宫归藏山陵。”
皇帝突然提起高太后的葬礼，便是范纯仁也不便打断。众人皆是异口同声说道：“正当如此。”
韩维早就等着这件事，又说道：“依本朝故事，臣为首相，当为山陵使……”
但他话未说完，赵煦已是摇头打断：“公久病未愈，岂可再如此劳顿？故太皇太后对臣下素来宽厚爱护，此亦非太皇太后所愿也。且此番石越功勋卓著，亦当再加赏赐。朕意仿太皇太后时故事，公暂罢左丞相，仍加平章军国重事，留在汴京安心养病，待到痊愈，再作计较。而以石越拜左丞相，待其回京，由其亲自主持太皇太后葬礼。”
饶是韩维老谋深算，也没料到小皇帝突然来这一出。但皇帝要罢他的左丞相，他本人岂有不同意的道理？要反对也只能由别人来说开这个口。况且皇帝还让他加了个平章军国重事的名头，以他现在的病情，皇帝如此安排，更是谁也说不出个不字来。
韩维只得无奈的在心里面叹了口气，低头谢恩。
范纯仁终于又得到说话的机会，连忙说道：“陛下，依本朝故事，首相既任山陵使，便当辞相，若以石越为山陵使，则其才拜首相，便即辞相，岂非儿戏？太皇太后在时，待臣恩重如山，故臣万死，敢乞陛下格外破例，以臣为山陵使，以全君臣恩义。”
范纯仁是枢密使，在熙宁新官制后，实际上是与左、右丞相同列三公，资序虽然在后，便的确也有资格出任山陵使。只不过这并不符合一般惯例，更不符合赵煦心意，赵煦想都不想，便即否决：“朕与太皇太后本为一体，相公悉心辅佐朕躬，便是报太皇太后之恩，不必非为山陵使。且太皇太后于朕有抚育之恩，于国家社稷有匡扶之功，归葬山陵，岂能不稍隆其礼？以首相为山陵使，方使天下军民，悉知太皇太后功在社稷，恩泽万民。至于相公所虑，亦不必担心，朕岂有使石越才拜首相便即辞相之理？以往故事，乃是新君即位，祖宗如此安排，自有深意。然朕登基已久，自不必循此旧例。”
小皇帝的这个表态，却是让其余几人都暗暗松了一口气。要知道高太后的葬礼，是比照皇帝规格进行的，否则就不能称为“山陵”了，除山陵使外，还有礼仪使、卤簿使、仪仗使、桥道顿递使以及按行使等等差遣，除了按行使是内侍陈衍早已确定外，其余四使，基本上都得是朝廷重臣充任，规格低一点就是寺卿、侍郎之类，规格高一点就是尚书、学士、中丞了，在场之人，除了韩维和范纯仁，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没份。
谁也不想失去自己现在的地位，哪怕是暂时的。
但赵煦的话，却无法让范纯仁满意。皇帝的意图已是昭然若揭，他坚持让石越出任山陵使，显然也是为了防止节外生枝。为免石越回京后反对北伐，甚至凭他的影响力逆转局势，便干脆再将石越支出汴京，等到石越从巩县归来，生米已然煮成熟饭，便是石越也无可奈何了。除此以外，皇帝如此安排，恐怕多多少少也有安平一案的原因，皇帝对于石越，绝不似他嘴里说的那样，毫无猜忌。
但他即使知道又能如何？
皇帝在北伐一事上，已经得到吕大防的支持，这意味着旧党已经不可能协调立场，齐心协力反对北伐。而且，范纯仁心里面也明白，恐怕这一次，吕大防才是真正代表了旧党大多数人的意见。旧党诸君子通常是反对战争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会反对所有的战争，只是大多数时候，他们会认为战争对生产的破坏性太大，而且不可预测的因素太多，因此，他们通常宁愿谨慎一点。但即使是旧党诸君子，也不会排斥一场看起来几乎是必然取胜，并且能够获得许多好处的战争。而眼下的北伐，看起来就是这样一场战争。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吕大防一直心存疑惑，但当得知高丽出兵、折克行突围成功之后，态度便突然转变的原因。
而且，范纯仁大概也能猜到吕大防一些别的心思。
既然已认定这是一场没什么风险的战争，对国家的利益不会造成损害，那么，身为旧党的领袖，他就有必要多为旧党算计算计了。小皇帝已经开始表露他的喜好，没有哪个旧党会希望小皇帝喜欢新党而讨厌旧党，哪怕旧党现在再强势，天子的喜好，也可以改变这一切，难得有不违背原则又能讨好皇帝的机会，吕大防当然不肯放过表现的机会，就算不能让小皇帝喜欢旧党，至少也希望他不要将旧党视为绊脚石。
而一举多得的是，虽然以前新党才是旧党的主要敌人，而石越则是旧党的盟友，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吕大防、刘挚以前就已经流露出这样的心思——新党已经不再是旧党的主要竞争对手，快速壮大的石党威胁更大，尤其是在安平大捷之后。而他二人的区别，是刘挚对新党与石党都抱有敌意，而吕大防对新党的态度则在不易觉察的趋于温和。
果然，这一次吕大防便毫不犹豫的与许将短暂结盟了。
而他会如此不加掩饰的与自己针锋相对，显然也是因为他心中的不满。这不满的根源，多半正是由于自己对于石越的支持。毕竟，所谓的“旧党”，也不过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是对一群政见相近的士大夫们的泛称而已，这并不是什么一辈子的标签，范纯仁过去是旧党，但如果他的政见发生变化，甚至已变得与石越的政见更相近，而与大多数旧党有所差异，那范纯仁究竟还是不是旧党，这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绍圣以来，这种在不同党派中偏移的事情，也渐渐变得多起来。
因此，范纯仁也能感觉到，吕大防恐怕也是在用这种方式警告自己。
这也可以算做是刘挚罢中丞后的后果之一，如果刘挚还在的话，吕大防顾及到刘挚，断然不会如此公然和许将站在一边。虽然当刘挚还是御史中丞的时候，范纯仁对他的许多行为也多有腹诽，但当他离开之后，范纯仁才真正意识到他的重要性。
不过此刻再想这些，已无意义。而他即使知道吕大防的心思，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范纯仁虽然性格温和，但他同样也有自己的坚持。只是他认可了是正确的事情，他就一定会坚持到底，绝不会无原则的退缩、妥协。
这也是他和韩维不同的地方，也许韩维曾经也如此坚持过，但现在的韩维，已然是老态毕露，多了许多的算计，却少了应有的坚持。虽然范纯仁依然尊重韩维，但是，他也从来没有想过会成韩维那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
这也让范纯仁在这崇政殿中，显得如此的孤单。
无人在意范纯仁此刻在想什么。韩维虽然有意帮石越最后一把，但他已无能为力，既然皇帝已经许诺让石越接任左丞相，那这样的安排，在韩维看来也可以接受了，别的事情，就不是他需要操心的了。吕大防、许将更是非常满意，石越将拜左丞相本来也是意料中的事情，皇帝想出这样的办法支开他一段时间，在二人看来，便已是很大的胜利。韩忠彦倒是有意再替石越说几句，但是他也感觉到了安平一案对于皇帝与石越关系的影响，皇帝既然还是愿意让石越做左丞相，那似乎也不该逼迫皇帝过紧，以免招致皇帝的反感。至于李之纯，他只是在庆幸这一切没有沾到自己身上，而且原本他这个御史中丞是有很大可能要出任仪仗使的，他从上任开始就担心自己这个御史中丞很可能就只能做到高太后归葬山陵之止，现在听到还有机会继续做下去，心中的惊喜几乎无法掩饰。
但小皇帝依然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战果，见众人都已接受山陵使的安排，又乘胜追击，顺势抛出最后的议题。
“太皇太后山陵使之安排，便姑且先如此议定，其余使者，待石越与李清臣回京，再行商议不迟。今日召见诸公，尚有最后一事……”
他一边说着，一边朝庞天寿使个眼色，庞天寿赶紧抱起一大堆的奏状，摆到御座前的御案之上。
赵煦指着堆得高高的奏状，淡淡说道：“这些都是御史弹劾苏辙的奏状。”然后又拿起最上面的一封，说道：“这是苏辙自请出外的奏状。”
“御史所言除了此前王巩一案外，多是论其援引朋党、所荐之士多轻佻，与钱庄总社周应芳及在京蜀商往来密切，收受商人捐赠等事。其实都是些捕风捉影、细枝末节的小事，只是苏氏兄弟喜好文士，其门下多是文多质少，入仕之后，往往便得苏辙为之延誉、荐举，此辈言行轻佻，偶尔犯些小错，也是有的。至于所谓收受商人捐赠之事，朕亦已查明，不过是周应芳等商贾看在苏辙的面子上，筹集了一万贯缗钱为本钱，在汴京购置田产房舍经营，以所获利润资助蜀地来京师游学的贫寒士子。御史遂疑商人逐利，周应芳辈无故出资行善，必是苏辙循私，其乃是慷朝廷之慨，为己延誉……这些本不是大事，只是御史交相论奏，苏辙颇不自安，遂坚执自请出外……”
小皇帝轻描淡写的介绍着情况——其实实际情况远比这严重，弹劾苏辙的御史以殿中侍御史杨畏为首，都是得了赵煦的暗示，才肆无忌惮的攻击苏辙。内容更没有他说的那么理性，言辞也远不是那么温和。众御史攻击苏辙在刘挚罢中丞之后，居然不坚持辞相，是贪权恋栈、恬不知耻，称其习纵横家权谋之术，在仁宗朝殿试，就以讲宫禁之事，对仁宗不恭，以讨好执政，枉求直名，熙宁时又一意倾附司马光、石越求进，做到宰执并非自己有何才干，而只是会讨好司马光和石越，又说他喜欢欺世盗名，做参政之后，便对川蜀士子百般照顾，援引朋党，所荐之士，多是才多德寡之人，别的官员资助家乡后进，都是自己出钱，而苏辙自己不肯出钱，却令商人出钱资助川蜀士子，沽名钓誉，使得川蜀士大夫皆以苏氏兄弟马首是瞻，汴京有“蜀党”之名。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辙如果还不坚持自请出外，那也未免太不知好歹了。
但这些内情，殿中众人，连御史中丞李之纯都不知情。因为弹劾苏辙的奏章虽多，但实际参预弹劾的御史只有四人，他们并未知会李之纯，而是独立上奏，其所上奏状，赵煦又基本都留中了。不过杨畏颇会揣测上意，皇帝虽然留中，但他却并不罢休，仍是联络几名御史反复论列，摆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式。外人虽然知道杨畏等人在揪着苏辙不放，但大都以为还是王巩的事情，御史们小题大作，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只要皇帝多表几次态，事情自然平息，便也没太放在心上。
然而杨畏却比众人想象的要厉害得多。他极会罗织罪名，不仅大挖苏辙旧账，而且将攻击的火力集中在了苏辙为“蜀党”领袖之上。其实他口中所谓的“蜀党”，乃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不过是这两年一些汴京人士对在汴京的川蜀官员、士子的戏称而已。这些人分属旧党、新党、石党，其中也有中立派存在，并不是一个政治派系，充其量就是一个川蜀士大夫的同乡会而已。绍圣以来党争并不激烈，各派关系最多就是竞争关系，谈不上敌我矛盾，同乡同籍的士大夫也没必要仅仅因为政见不同，便老死不相往来，乡党的关系网，还是需要维护的，而绍圣间川蜀籍官员以苏氏兄弟地位最尊，两人名望又高，自然便被众人尊为首领。而苏氏兄弟都不是多谨小慎微的人，苏轼的性格尤其不甚讲究，旁人戏称之为“蜀党”，他们也并不当一回事，不但不急着撇清澄清，反而自己有时候也如此自称开玩笑。
杨畏便拿着这一点大做文章。“蜀党”是什么，又没有什么官方解释的，你说是同乡会，我亦可以说你动机不纯，所谋者大。虽然结党也不是什么大事，绍圣以来，朝中的旧党、新党、石党，基本上已是公开的秘密，但那到底是长期被动形成的，王安石不曾主动组建什么新党，司马光也不曾主动组建什么旧党，石越更是至今都不承认有所谓的“石党”。如果苏辙真的在主动结什么“蜀党”，那么，姑且不论这是不是犯了严重的忌讳，至少也已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问题。
而且，杨畏的确也抓到了苏辙的把柄。
虽然这件事情实际上是苏轼做的。在苏轼的牵头下，以钱庄总社为首的一众商行、商社，共同乐捐了一万贯的巨款，在汴京置办田地、房舍出租，以每年租佃所得用来资助在汴京游学的川蜀籍士子。苏轼是不拘小节之人，自然觉得这是一桩好事，也是一桩雅事。因为白水潭学院声望日隆，各地来汴京游学的士子也与日俱增，但千里迢迢来汴京求学，无疑会在经济上给许多人造成沉重的压力，象川蜀的士子出川来京，就算家境还算殷实的士子，也往往要顺路贩卖点货物，以补贴用度。到了汴京以后，生活成本远高于他处，大多也是生活拮据。因此苏轼便牵针引线，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在他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但苏轼虽然贵为翰林学士、文坛领袖，周应芳等豪商巨贾却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拿出一万贯巨款来巴结他，一千万文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弟弟户部尚书苏辙的面子，值得一千万，他一个翰林学士的面子，却值不得。于是这件事情最终还是用了苏辙的名义，苏辙也认可了此事，还写了一篇文章纪念。
这件事情本身，的确是不存在利益交换的。要不然苏辙也不会非常得意，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大好事。周应芳等人出这一千万，也只是为了交个户部尚书府的门槛钱。有过这么一层来往，苏辙对他们有了好感，他们也的确得到了进出苏辙府上的机会。
也是苏辙这十几年来仕途过于顺利，便如杨畏等人所讥讽的，他自从与石越结盟，仕途便是一帆风顺，从熙宁六年同判工部事，到熙宁八年做到工部尚书、参知政事，此后除了一段时间出外做官，大部分时间都是位列执政，特别是自熙宁十七年以后至今，已是做了八年多的户部尚书。这么长时间身居高位，养尊处优，无论是谁，没得意忘形都算不错，绝不可能做到事事小心谨慎，不留任何把柄。更不用说苏辙算是石党，本来就在新、旧两党之间左右逢源，加上绍圣以来，各党之争已大为缓和，他更不可能在每件事上都保持警惕。
但当这件事情被杨畏翻出来后，苏辙便明白自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这就是所谓的瓜田李下之嫌，杨畏固然没有切实的证据，但苏辙要说自己与周应芳等人私下没有交易，又有谁会相信？
赵煦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也颇为巧妙，一方面，他压下所有御史弹劾苏辙的奏状留中，但同时他也不是真正置之不问，而是挑了几份奏状亲自交给苏辙，让他解释。苏辙也已是久历宦海，岂能不知道皇帝是什么意思？
皇帝这是顾全他的面子，让他主动辞职。若是他还不知好歹，那这些奏状必然都会刊登在邸报上，到时候恐怕就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包括苏轼在内，一大批川蜀籍官员都可能会被连累。
因此，他马上就自辩解释，一方面表明自己无辜，另一方面承认自己的疏漏，辜负了皇帝的信任，自请出外。
苏辙能如此知情识趣，赵煦便也不为己甚，又假意慰留，苏辙当然也不会当真，依旧坚请出外。他心里面非常清楚，皇帝这是准备要变更宰执大臣了！现在的宰臣之中，韩维、石越、韩忠彦是先帝钦定的辅政大臣，范纯仁、吕大防是旧党领袖，旧党刚刚罢了个刘挚，短时间内也不便再动此二人，许将是硕果仅存的新党，新党中若没有合适人选代替，皇帝也不会动他，此外李清臣正得皇帝宠信，章惇在河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稍加考虑，苏辙便发现原来自己的位置其实早已经岌岌可危，而自己竟然毫无所觉！
这些复杂的内情，此刻崇政殿内的六人当然也不会知道。
但赵煦开口之后，却也无人感到惊讶。
不说今日苏辙未获召见已是明显的信号，这六人亦不会象苏辙自己一样当局者迷，做为旁观者，他们早就猜到，如果皇帝打算调整宰臣，苏辙的地位便是最危险的。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小皇帝对石越并不信任，石越功劳越大、声望越高，和石越走得太近的苏辙便越是危险，皇帝轻易不能动摇石越的位置，为了平衡各派力量，就有必要从其他地方着手削弱石越的力量，苏辙就是最理想的目标。
如果没有庞天寿从河北带来的安平事件的调查结果，也许苏辙的事还有转机，皇帝不会如此迫不及待的下手，应该会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比如让苏辙出任高太后的山陵五使之一，甚至如果石越转变态度支持北伐，或者苏辙觉察到危机设法获得小皇帝信任，那么结果亦有可能改变。但庞天寿带回的调查结果，以及石越对北伐的态度，无疑都加剧了皇帝对石越的不信任，虽然皇帝不得不拜石越为左丞相，但也让他更加急于赶走苏辙，他甚至已无耐心再等到高太后归葬山陵了！
能够削弱石越一派的力量，也是吕大防与许将期待已久的。二人都是格外仔细的听着皇帝所说的“罪名”，待到皇帝说完，吕大防马上便说道：“陛下，苏辙久居户部，一直尽忠职守，其侍奉高宗、故太皇太后、陛下，皆谨慎守份，从无大错。虽然略有小过，还望陛下从轻处分。”
他这是名义上求情，实际上定性，其余几人岂能听不出来？范纯仁心中对他的不满更甚，他今日议事屡受挫折，换成他人，此时便不会再说话，但范纯仁是外圆内方的性格，虽不免气馁，却仍是说道：“所谓蜀党一事，甚是无稽，惟受钱庄总社捐赠一事，确有不妥，然亦非私用，陛下明察秋毫，既已知原委，臣以为不当以此小事遂罢执政。”
韩忠彦也说道：“苏辙掌户部八年，为国家理财，井井有条，人才难得，还望陛下体恤。”
赵煦忙道：“乃是苏辙自请出外，非朕欲加罪。”
吕大防没想到范纯仁竟然还会替苏辙说话，心中更是不喜，冷言道：“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苏氏兄弟自负才高，行事向来不拘小节，不检之处臣亦多有耳闻，如苏辙既为天下理财，岂宜私见商贾？所谓蜀党一事，亦非无可诟病。凡士大夫显达之后，回馈乡里，建立义仓，扶危救困，办学倡教，本为美事。然凡事过犹不及，苏辙既为执政，当待天下之士为一体，岂能因同乡便加照顾？若朝廷公卿皆学其行，则乡党遍立于朝堂，这朝堂之上，还能有公论？苏辙初时或为人所惑，不觉其非，如今既为御史所察，苏辙亦算是正士，岂能无愧？其既求去，当全其美。”
许将也不客气的说道：“便是蜀党今日非党，亦难免日后不成党。士大夫若秉于公义，因所见相近，以道德相交，遂互通声气，而成其党，本无不妥，盖其是为天下之公，只因一人势孤，难济大事，遂引同类，以求同衷共济。而乡党则不然，乡党不过因同乡同籍之谊而成朋党，其结党不过是求互相照应，甚至为念同乡之情，官官相护，弄权谋私，此乃国家蠹虫、朝廷大害，本当防微杜渐。苏辙为朝廷执政，岂能连这点见识都没有？其之所以无所忌讳，纵不是为厚植党羽，亦是惑于虚名。朝廷不明言其罪，已是陛下宽厚，念其多年辅臣之劳，顾念宰臣体面，其亦自知于此，遂请出外，陛下当全其志。”
这番话说得范纯仁、韩忠彦再无言语。
赵煦又问韩维：“韩丞相以为如何？”
韩维知大局已定，只说道：“还望陛下多念苏辙在宰府多年之劳。”
赵煦点点头，道：“苏辙侍奉两朝，勤劳王事，不为无功，虽有小过，朕亦不以此小过而责大臣，然其既求去，亦全其德。如此，便罢苏辙户部尚书、参知政事，仍赏其功，本官转特进，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洪州。”
如此处分，相当于正常罢执政，众人都是无话可说，一齐顿首，称颂皇帝宽厚。吕大防与许将尤为高兴，吕大防在意的是苏辙出外极大削弱了石党的势力，而许将却是觊觎户部尚书的位置，苏辙腾出了位置，他取而代之的机会更大了。
而最高兴的则莫过于小皇帝赵煦，这还是他亲政以来第一次在与宰臣议事时掌握住局势，而且取得的成果更是他之前完全不敢奢望的——不但终于基本上决定了北伐的国策，还通过了让石越担任高太后山陵使、罢免户部尚书苏辙等重要人事变动，这也让他掌握住了接下来两府重新布局的主动权。可以预见，他对于两府宰臣的影响，只会越来越强大。
这也让他终于感受到了做皇帝的快乐！
此前在内东门小殿召见司马梦求、李稷等人时的愤怒、不安，这时候都一扫而空，结束崇政殿的召见之后，赵煦便即返回福宁殿，一路之上，所有的内侍、宫女都能明显的感受到皇帝那种轻松与情不自禁的喜形于色。
回到福宁殿后，赵煦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对跟在身边服侍的庞天寿感慨道：“朕承大统七年矣，未有如今日快意者！昔时读《汉书》，见汉高言‘吾今日始知天子之尊也’，朕至今日，始知其意！”
汴京城西，汴河金梁桥北，西梁院。
这是一座极不起眼的四合院，尤其是在豪宅林立的汴河两岸，西梁院看起来，就象是一户寻常小富人家的宅邸，就算是世居汴京的土著，如果不是就住在金梁桥附近，恐怕也绝对想不到，此处竟然会是兵部职方司的总部。
此刻，西梁院内的一间四合院内，兵部侍郎司马梦求正在埋头细读堆积如山的报告，而仅仅一墙之隔的另一间四合院内，职方郎中曹谌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时不时抬眼的向着司马梦求所在的四合院方向张望——虽然他心里也很清楚，他其实是不可能看得见司马梦求正在做什么的。
但除此以外，曹谌其实也做不了太多事情。职方司郎中名义上职方司的主官，然而因为司马梦求这个兵部侍郎的存在，曹谌倒更象是一名副使，职方司的决策、人事，乃至重大的案件，司马梦求可以说是事无不预，曹谌只能奉行而已。但他也无可奈何，司马梦求在这方面的经验、能力，远非他可比，而且在兵部，兵部尚书韩忠彦与司马梦求有明确分工，兵部五司中，韩忠彦直管武选、兵籍、库部三司，司马梦求则掌管职方、驿传二司及讲武学堂，对曹谌来说，司马梦求不是仅是现官，还是现管，他根本无力抗颉。
曹谌并不是心甘情愿做这个“副使”的，他虽然是外戚，但曹太后早已去逝，便是与曹家有亲戚关系的高太后，也同样已经逝世，曹家在宫中已经没有直接的倚靠，职方司郎中又是一个很紧要的衙门，因此，曹谌也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向皇帝证明自己的价值。出身世家名门，曹谌在许多方面还是颇有优势的，他从小就耳闻目睹，家学渊源，熟知本朝各种典故，兼之曹家是累世将门高第，曹谌不仅非常了解宋朝军队的运作方式，而且因为历代先祖的关系，在禁军之中人脉深广，还有与生俱来的威望——在宋朝禁军中随便找一个高级将领，都可能本人或者祖上曾经是曹谌某位祖辈的旧部，这种祖宗的遗泽也许再过一两代就会消失殆尽，但至少在曹谌这一代，依旧还是切切实实的资本。在极重阶级之法的宋军之中，禁军将领仍然会买曹谌的账。
然而事与愿违，曹谌在职方司的任上，却并不能施展拳脚。他虽然也从在职方司任职的前班直侍卫、内侍中笼络了一批亲信，却依旧远远无法和司马梦求的势力相比，相比司马梦求，他的优势不值一提，尤其是皇帝非常信任司马梦求，而且这个信任，可能还在他之上，这让许多班直侍卫、内侍出身的职方司官吏都选择在他与司马梦求之间保持中立。
即使这一次安平事件，卫尉寺、职方司所有人都闹得灰头土脸，但曹谌还是能感觉得出来，皇帝对司马梦求的信任并没削弱。这种关系，让曹谌不自禁的感到羡慕，甚至是嫉妒。不过，曹谌继承了祖辈的一些性格特征，尽管是名门望族出身，他也从不会骄矜自大，反而是缜密谨慎的性格，在外人面前，他从不会表露出任何的想法。职方司乃至兵部的僚属，都觉得他和司马梦求的关系，完全是萧规曹随，甚至会觉得他对司马梦求过于顺从了。
老实本份、宽和厚道的外戚角色——这样的性格，本也是时人对于外戚的期待，而大宋朝的外戚之中，的确也不缺这样的外戚，所以，大家期望曹谌是这样的，也觉得曹谌就是这一类的“贤良”外戚之中的一员，这就是时下人们一般的想法。
但是曹谌自己是不甘于这样的角色的，这个角色的定位，表面上看是夸奖，但实际上却隐含着身为外戚，只要老实厚道就行，不需要有什么能力，这种无才便是德的侮辱。而曹谌更希望自己的才能受到认可。
这次的事件，曹谌似乎感觉到了一个机会，但这种内心深处的直觉，隐隐绰绰，似乎就在那里，却极难抓住，对于该做点什么，他始终都是不得要领。
而隔壁的司马梦求，此时还完全不知道他的下属心里面的那些小心思，他也没有心思再关心其他的事情，自从内东门小殿召见结束后，这一段日子，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对石越“左右之人”的调查之中。
司马梦求并不相信石越会有谋逆之心，为了安小皇帝之心，他甚至以身家性命做保，并且曾经承诺小皇帝，若安平之事果真是石越策划，他会亲自刺杀石越，再自杀谢罪。这个承诺，司马梦求也是绝对认真的，但他并不认为这一切会发生。
司马梦求对于石越的尊敬、信任，甚至可以说是爱戴、崇拜，是毋庸置疑的，没有掺杂半点水份。但同样，他对于宋朝的忠诚，对于两代皇帝对他的信任的感激，也是毋庸置疑的。他从未想过二者之间会有任何的冲突，他认识的那个石越会是乱臣贼子？这样荒谬的事情，司马梦求想都没有想过。
这不过是奸贼的离间之计而已。他能够理解小皇帝的猜忌，身为皇帝，不可能要求他无条件的信任臣下，尤其是在发生了安平事件这样的事情之后，否则那就不是宽仁，而是愚蠢了。皇帝并没有上当，对石越依旧表达了公开的信任与支持，平心而论，这样的处理就算得上相当妥当了。
但在司马梦求看来，石越还能为这个国家做更多，而为了让他能做更多，他需要小皇帝更多的信任。既然小皇帝能够如此信任他司马梦求，那么，小皇帝与石越之间，应该也有那个共存的办法存在——他并不天真，他知道小皇帝与石越这样宰臣之间有天然的矛盾，他只是认为值得去寻找那个共存的办法！
为此，即使是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
因此，他才向皇帝提出，要做这个调查。如果能彻底排除石越左近之人的嫌疑，那么石越的嫌疑，自然就消失了。这种调查，而且还是秘密调查，也许在别人看来，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但司马梦求却能够做到。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石越的“左右之人”。
能够被石越托付去做这种事情的人，其实是屈指可数的。潘照临、唐康、石鉴、陈良……也许还有范翔，最多再加上几个性格缜密的可靠家人。但如果说石越真要干“大事”，潘、唐、石、陈四人竟然一个人都不曾参预，那岂能想象？
当然，实际调查的范围会更广，因为皇帝实际怀疑的对象，应该也是疑心石越左右有人想图非常之富贵，因此河北宣台的一些谟臣，还有一些石越的西军旧部，也需要进行排查。但如果同时全面展开的话，他的人手就会严重不足了。虽然有一些调查下面的人根本不需要知道在查什么，但重要的部分，还是需要精明强干并且绝对能够保守秘密的可信之人来进行，这样的人，在职方司可不算太多，而且他还不能全部抽调，循正常途径追查幕后主使也要同时进行，虽然希望渺茫，却也不能因此放弃。
所以，司马梦求只能一步一步进行，他首先要拟出一个让皇帝认可的名单来，然后按图索骥，逐个调查名单上每个人这一年内的行止，一一排除嫌疑。而优先调查的，就是潘、石、陈、范四人，以及一些石府下人的行踪。唐康乃至唐家的人，基本上都是不需要调查的，唐康在安平以及之后的表现，已经彻底帮他和唐家洗脱了嫌疑。
至今为止，初步的排查还是颇有效率的。
一些石府的家人，都建立起来了比较完整的时间线，值得怀疑的人都必然在石府有一定地位，这些人在朝堂上可能算不得什么，但在汴京一般百姓之间，却已然也是个大人物，他们的这一年内干过什么，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特别的人，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并不难查清楚。汴京毕竟是一座街坊邻居都极为热情而且好谈是非的城市，很多时候，职方司的吏人甚至不需要花什么心思，只要喝一杯茶，顺口一提，就有人滔滔不绝的将这些人祖宗三代的故事都讲给你听。
从初步排查来看，完全不出司马梦求意料，这些家人今年之内根本就没有人去过河北。石越在这方面相当谨慎，连家书递送都是用宣台的渠道，全是班直侍卫在送信，这既是他的特权，也是一种姿态。在外领兵，石越是很注重这些小细节的。
对潘照临等人的调查也不算困难。陈良远在杭州，但陈良在杭州也是个名人，几名亲从官找到一些刚从杭州来汴京的客商委婉打听，可以确定陈良一整年都呆在杭州西湖学院讲学，悠游度日，这一年之内，他纳了两房小妾，其中一个还是杭州有名的名妓，添了一子一女，还在西湖边新置了一座园林，又耗费重金从益州引种牡丹至杭州载种，还邀请杭州名流举办了一次牡丹盛会，此外还两次拒绝了诸侯国的邀请，以及又替某个诸侯国出谋划策、牵针引线办成了某件大事，得到了若干让人羡慕的谢礼……
而石鉴与范翔就更简单了，宣台之内，本来就安插有职方司的亲从官，此外轮调回京的班直侍卫也有不少，这两人在河北基本不离石越左右，偶尔出使，也有班直侍卫跟随护卫，从未单独行动过。
唯一让司马梦求皱眉难断的，就只有潘照临了。
一份份的整理所有关于潘照临的报告，司马梦求发现潘照临自从今年二月回到汴京之后，便又重新在汴京住了下来，这是绍圣以来颇为罕见的情况，因为此前潘照临一向是行踪飘忽不定，更是极少回汴京的。这当然也称不上可疑，因为潘照临是石越最倚重的谟臣，今年乃是多事之秋，他在汴京出谋划策，也是情理之中的。
而回汴京后这近一年的时间，潘照临中间也离开过几次汴京，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何处，只是他每次离开的时间都很短，可以猜测不会去太远的地方。他在汴京的时间，虽然不是深居简出，但也是半隐居的状态，很难追查到他去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做过哪些事。但这同样也不能算是疑点，因为潘照临的身份与其他人不同，他既不公开活动，却又高高在上，够资格见上他一面的，都不是寻常人物，即使在韩维、范纯仁等宰臣的府上，他也是座上之宾，区区职方司的亲从官，不要说没资格去询问韩维、范纯仁这样的宰臣，就算如李敦敏这样的官员，也是绝不敢去打扰的。如此想要旁侧斜击的打听到准确的消息，就要困难许多了。而且潘照临行事的风格一向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的行踪只有他本人才清楚，如今职方司的亲从官想要追溯，本来就只能靠着一些蛛丝马迹进行拼凑，不可能似其余人那样一目了然。
但稍稍让司马梦求有些在意的是，据他所知，潘照临应该是住在贡院附近蔡河畔的一座宅院，那是唐康送给潘照临的礼物，潘照临虽然没有正式接受，但还是暂住在那里，司马梦求也曾过去几次，那座宅子位置清幽，闹中取静，而且还带有一个布局精巧的小型园林，对这份礼物，唐康应该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除了园宅外，唐康还附赠了一众家仆使婢、马车马夫，以及一具名为“秋籁”的唐琴——司马梦求几次去见潘照临，其中一小半的目的，就是去看那具秋籁。
但是，根据他此刻看到的这些报告分析，潘照临在汴京城内应该还有别的居所，此外在城外可能也有居处。一名亲从官从那一带送报的报童口中得知，潘照临几乎每天都会购买当日的所有报纸，并且出手十分阔绰，而那位报童还在无意中发现，他一个在戴楼门附近送报的小伙伴，经常也会卖给这位客人同样多的报纸！
职方司的亲从官们早已总结了一套经验，要调查一个人的行迹，每天会固定出现在各家各户门口的报童那儿，总是有最多最可靠的消息来源，那些辽国派到大宋的奸细也许什么事情都不做，但一定会看报纸……潘照临肯定想不到，他的秘密就这么简单的暴露了。
调查的亲从官也调查了戴楼门那一处住所的房主，在开封府的档案中，那处房主登记在一个陌生人的名字下，而众多的被调查者则全都认定潘照临才是宅子的主人。这一切都显示，潘照临不想让人知道这处住所的存在。然而，根据调查，那个住所也没有女子、小孩，虽然经常有各色人物出入，却都不象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亲从官调查了几个被确认经常出入那处住所的人的身份，结果让人讶异，这几人身份各异，有的是衙探、省探，有的是行会的牙人，有的则是写话本的落魄文士。更多的人，则是连身份都无法确认。
似潘照临这样的人物，结交三教九流的人物并不算出奇，仅凭现有的线索，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司马梦求总有一种直觉，他反复阅读手中的情报，总感觉这些线索并不简单。
他感觉也许职方司的亲从官们，发现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虽然未必与安平之事有关，但是，应该也并不简单。司马梦求是宋朝现有的情报机构的创始人之一，因此他也非常清楚潘照临在这方面的贡献，实际上职方馆最早的一批在辽国的细作，有一部分最初就是潘照临安插的，只是后来才被统合进职方馆。因此，他有些疑心，他是不是在无意中，发现了潘照临经营的情报网！
司马梦求绝不怀疑潘照临有这样的能力。然而，在职方馆与职方司创立之后，任何官员、将领，私自组建情报部队在原则上都是不被允许的——若是边境长吏、守将触犯此例，枢密院一般还会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他们能自己设法解决细作的编制，舍得出自己的公使钱当细作的薪俸就行，密院也并不深究。但是，除此以外，任何官员，哪怕是宰臣，也是极犯忌讳的。尤其这还明显是针对本国官员的，即使是宋廷本身，在这方面都是小心翼翼，生怕激起士大夫的反弹。
这也让司马梦求有些投鼠忌器，如果他的怀疑被证实的话，他不知道这是潘照临自作主张，还是得到过石越的授意。以司马梦求对石越的了解，至少从熙宁末开始，石越在这方面就相当谨慎了，到了绍圣年间，就更加小心不触犯任何忌讳。这也是合乎常理的，到了宰臣的地位，若还要靠着上不了台面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其实是很无能的表现，因为在宋朝的政治文化中，这种行为即危险又无太大的好处。比如这种私下里的情报网，任何参预其中的人只要心中有所不满，跑到登闻鼓院一击鼓，就能彻底毁掉石越——这相当于石越主动送把柄给人以方便其在需要的时候勒索自己。
如果石越是那种一手遮天的权相，拥有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力量还稍微可以理解一点，因为其后果也就是被人诟病，丧失人望，在史册上留下不光彩一笔。但绍圣年间是三党鼎立，做这种事就殊为不智了。
即使司马梦求还在石越门下的时候，石越也不曾做过这样的事情。因此他并不相信这件事情与石越有关。但即使如此，事情一旦证实，石越也还是很难脱得了干系。虽然现在表面上潘照临已与石越没有关系，但以潘照临和石越的关系，潘照临出了事，石越又怎么可能将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司马梦求心里面再次生出干脆将此事掩盖下来的想法，他又仔细的检查了报告上的几名亲从官的名字，都不是班直侍卫与内侍出身，其中一人还是他从职方馆带过来的亲信，只要费点手脚，这件事情，完全是有可能装做没看见的……
如此想着，司马梦求拿起一份报告，放到了身旁的火盆之上，手掌感受着火盆传来的温热，司马梦求稍稍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一咬牙，将报告扔进了火盆中，瞬时，火盆内的火苗猛的窜了起来，不用多时，一份报告，便化为灰烬。
烧了第一份报告后，后面的事情就简单多了，一份份的关于潘照临的报告，在司马梦求面前，烧成灰烬……但是，报告中的每一个字，却在刻在了司马梦求的心中，让他始终难以释怀。
潘照临究竟想做什么？绍圣以来，他已经退出了石越的幕府，这么久了，还维持着这样的情报网，究竟又是为了什么？还要继续任由他如此胡作非为么？这件事这次是被自己发现，下次难保不被曹谌或者其他人发觉，到时候连累的，还是石越……
各种各样的疑问纷至沓来，想得越多，司马梦求就越发的感到潘照临疑点甚多。他心里面，甚至萌生起不好的预感来。
皇帝那边，潘照临的嫌疑也终究是要排除才能让皇帝信服的，对潘照临的调查，并不能就此打住。司马梦求心中莫名的生出一丝悔意来。看来，之后对潘照临的调查，必须由自己亲自指挥，甚至是亲自进行了。
火光映照在司马梦求紧锁着双眉的脸上，他暗暗做下了决定——为了掌握主动，无论如何，他都要先将潘照临的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数日后，北京大名府。
晴朗的冬日里，万里无云，淡淡的阳光照耀着这座河北名城，令整座城市都浸沉在一种明朗的严寒中，透出一种坚硬、洁净的美来。
但对此刻身在大名府的潘照临来说，却是毫无心情去感受这样的景致。石越的行程比他预想要慢许多，他在大名府，已经等了十来天了。这多少让他感到有些不耐。
他还不知道司马梦求正在暗中调查他，对于职方司对安平事件的调查进展，更是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小皇帝在崇政殿召见众宰臣时的情况——他毕竟也没神通广大到事无不知的地步。但是，他现在掌握到的情报，便已经足够让他感到不安了。
这些日子，汴京朝廷中，以封赏有功之臣的名义，大除拜接连不断。
先是左丞相韩维罢左丞相，拜侍中、平章军国重事。然后是石越罢右丞相。虽然没有正式拜左丞相，但从罢右丞相敕书上的溢美之辞来看，拜左丞相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只是等着石越回京就会正式下诏。而接替石越拜右丞相的，则是枢密使范纯仁。
紧接着，兵部尚书韩忠彦拜枢密使，户部尚书苏辙辞相自请出外，枢密副使许将拜户部尚书，工部尚书章惇拜兵部尚书，工部侍郎曾布拜工部尚书，翰林学士安焘拜礼部尚书……接连不断的大除拜让人眼花缭乱，两府宰臣之中，竟然只有吏部尚书吕大防、刑部尚书李清臣、枢密副使王厚三人没有挪位置！其中王厚也是新除不久。
两府宰臣的变动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汴京朝廷的重要人事变动，却远不止于此。
翰林学士院也发生了大变动，除苏轼仍任翰林学士，安焘高升外，皇帝又新任命了英宗治平二年的状元彭汝砺为翰林学士，又以尚书左丞钱勰、新党干将蒋之奇出任翰林侍读学士。
而在钱勰腾出位置后，又让尚书右丞梁焘升任尚书左丞，诏回张商英，让他出任尚书右丞这个极为重要的职务。此外，又任命有名的才子，熙宁年间修撰《两朝宝训》，绍圣间又修撰《高宗宝训》的林希为中书舍人，同时负责修撰《高宗实录》。
刚刚换了御史中丞的御史台也迎来大调整，安惇时隔十余年，再次被任命为侍御史，原来御史台中不少旧党的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纷纷升官，离开御史台，前往地方上担任各州通判，而以刘拯为代表的立场偏向新党的官员，以及以贾易为代表的程颐门生取而代之，成为御史台中两股新的势力。
门下后省同样没能逃过这次大调整，原都给事中胡宗愈高升，出任太常少卿，而以三槐王氏第五代中颇有名望的王震接任此要职，三槐王氏乃是宋朝有名的名门世家，出过真宗朝名相王旦这样声名赫赫的人物，王震的叔祖王素也是历事仁、英、高三朝的名臣，但王震立场却偏向新党，为吕惠卿所荐，熙宁年间曾经在中书习学公事，出任中书检正官，为变法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又出任过起居舍人等近职，熙宁末年始出外任职，如今风水轮流转，再次回到中枢，还出任都给事中这样举足轻重的官职。而副都给事中，则由弹劾刘挚立下大功的刑恕担任！
至于此外的各种任免除拜，更是不胜枚举。
这一次的人事调整，有如暴风骤雨一般，又猛又急，涉及到几乎所有重要的机构，是熙宁、绍圣以来，变动最为剧烈的一次调整。即使是熙宁初年，新党初得志之时，也没有过如此剧烈的人事变动。
但这次剧烈的变动，却没有激起值得一提的反对声浪，几乎是一帆风顺的通过了。其中奥妙，便在于这次变动的“剧烈”，其实只是表面上的。
以两府的格局来看，表面看来变化虽大，实际上却只调整了两位宰臣，一个是本就准备致仕的韩维，一个就是自请出外的苏辙。得知苏辙出外的时候，包括潘照临在内，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以为皇帝在针对石越，但曾布拜工部尚书的消息却马上化解这种怀疑。朝中三大势力，旧党范纯仁拜右丞相，吕大防仍任吏书，在两府中的势力可以认为是加强了；新党许将得到了期盼已久的户部尚书位置，不用说也是加强了；石党少了个户部尚书，却多了个左丞相和工部尚书，也是加强了。其余宰臣则都是游离于新党与石党、石党与旧党之间，要么升官，要么仍维持原职，并没有人利益受损，三党的势力格局也得以继续维持，难得的皆大欢喜，自然不会有太大的反对声音。
其余学士院、御史台这些次一等的核心官衙，虽然的确加入了一些新党，但原有的旧党纷纷升官，并非被贬逐，留任的旧党也依然占据优势，新任命的官员中也同样有如贾易这样的旧党官员，即使一些旧党官员对某些新任新党官员心存芥蒂，也很难找到反对的理由。现在三党至少在表面上还是合作的状态，总不能说这些官职只能旧党做得，新党便做不得。此外吏部尚书吕大防对于新党的暖昧态度，也对这些任命得以如此顺利通过极为有利，在崇政殿召见之后，范纯仁与吕大防之间，更是已经走到接近分裂的边缘，在这样的敏感的时刻，旧党也根本不可能组织有效的力量去阻止对这些新党官员的任命。
而且许多的官员，比如张商英、林希、刑恕，其实已经很难说他们是哪一党，张商英在一些人眼里其实是石党，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新党，林希和二苏、章惇都是好友，他被提拔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高宗宝训》编得好，刑恕到底还是不是旧党，现在已无人说得清……这些人，只能说他们是小皇帝比较喜欢的那一类官员。此时的旧党连如安惇这样的新党复出都无强烈意愿阻挡，更不用说去针对这些派系难以判断的官员了。
自然，对于这种种内情，潘照临亦不能尽知，对于旧党在这次大除拜中的微妙变化，他也不明所以，但他依然敏锐的感觉到了隐藏在这次大除拜中的不利因素。
通过这次大除拜，两府、学士院、御史台、门下后省，小皇帝全部实现了“异论相搅”，尤其是旧党丧失对御史台与门下后省两个至关重要的机构的绝对控制之后，表面上是三党势力格局继续维持，实际却是小皇帝在一步一步的收复自己的失地。从此以后，小皇帝有了更多的筹码，在面对宰臣之时，将占据着更多的主动权，三党之间的互动也将因此变得更加微妙。
而重新起用安惇、张商英、王震等官员，则是小皇帝在更加明确的向外界释放信号——他想要有所作为，他想要积极进取！他已开始培养自己的人马。
小皇帝想要进取有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潘照临亦不在意。为了让小皇帝的志向得以实现，他还暗中帮过皇帝一把，操纵杨畏、刑恕赶走刘挚，打破朝中平衡，削弱小皇帝推行北伐之策时的阻力。
但如今看来，这个忙似乎帮过头了。小皇帝比潘照临想像的要聪明。在他原本的设想中，刘挚罢中丞后，小皇帝不会再将御史中丞的位置交到旧党手里，新党有机可乘，也一定会觊觎这个重要的位置，两党即使不撕破脸，也会为此来一番明争暗斗。而与此同时，旧党内部的平衡也会被打破，潘照临对算学、几何之学也是颇为精通的，深知三角结构才能稳定，两个巨头则难以平衡，旧党只余下吕大防与范纯仁，若吕大防地位比范纯仁高还好些，范纯仁性格温和，能居人下，可能二人之间的矛盾还要小些，但现实却是范纯仁地位比吕大防高，如此性格温和反成为范纯仁的弱点，他的性格绝对无法让性格刚强的吕大防以领袖视之，如此，旧党内部的斗争也将不可避免。旧党势力若然分裂，而小皇帝为了进取之志，多半又会重用一些新党，这必然会招致旧党的警惕与反弹，但内部不团结的旧党绝对无法阻止新党的复兴，甚至会因此招致皇帝的反感，导致一些激进的旧党大臣被贬逐，这又将迫使旧党做出选择——他们将不得不重新巩固与石越的同盟，与其选择新党，不如选择关系更好的石党。这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决定。旧党无论如何，也会将石越推于北伐领导者的角色上。但这一次结盟，却再也不是以前，因为石越的地位已然今非昔比，而旧党却再也没有了司马光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了……
这就是潘照临原本的如意算盘。
但现实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首先小皇帝在新御史中丞的任命上，就让潘照临小小的吃了一惊。御史中丞仍然是旧党接任，这让旧党对新党复兴的警惕感大为降低。而由此带来的影响，则是吕大防的态度完全出乎潘照临的计算。刘挚罢中丞后，吕大防的确将自己当成了旧党真正的领袖，并矢志要继续巩固旧党的地位，让大宋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因为皇帝并没有对新党流露出过份的亲近，结果他反而将石党视作了最大的竞争对手！而潘照临更大的失算，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吕大防会改变态度，支持北伐！
吕大防的这个态度至关重要，这让小皇帝有了充足的选择。小皇帝并非是天生反对旧党，他只是想要积极进取，有所作为，而旧党一般会偏向保守、稳重，因此他不得不要削弱旧党的力量。但如果旧党也支持北伐，他又有何必要给自己找麻烦？
人和事物，都是会不停的变化的。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真正一成不变的东西存在。熙宁、绍圣年间所谓的“旧党”，在仁宗庆历年间，曾经也是变法的“新党”，庆历新政就是旧党的变法。他们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并不认为是自己的理念错了，而是归咎于朝中的权奸，终于有一天，他们都熬成了朝廷元老，宋朝也迎来了再一次变法的时机，他们本以为自己会有第二次机会，可以再来一次庆历新政，因此，在治平、熙宁初年的时候，旧党也曾经是希望改革的，但上天却没有给他们第二次机会，宋廷走向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变法之路上，于是，新的“新党”诞生了，正如在革命党的眼中，洋务派亦只不过是保皇党而已，因此，过去的改革派理所当然也就变成了“旧党”……但其实，所谓“旧党”的政治理念，基本仍然是以范仲淹的政治蓝图为基础的，只不过是略有修正调整，从无本质的改变。
但人类在观察别人的时候，却总是会自觉不自觉的给别人打上标签，然后又用固有的标签去解读别人。
从富弼在熙宁初年对皇帝说“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开始，旧党给人的印象，便始终是对战争持极度谨慎的态度，人们早已忘记，其实当年庆历新政的内容也包括修武备，面对元昊来势汹汹的入侵，是范仲淹与韩琦几乎从无到有在陕西经营起了一只能战斗的禁军，虽然这看起来也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因为他们几乎打输了每一场战役，最后不得不坐视元昊建国称帝，与元昊议和了事，但从战略上来看，他们还是挫败了元昊入主关中的野心。而且，那个时代败给元昊的，也不止只有范、韩而已，十六七万辽军铁骑，面对元昊，也同样闹了个灰头土脸。无可否认，旧党中哪怕最杰出的人物，军事才能也相当有限，至少远远不及元昊，而且，惩于五代之弊，几乎所有的旧党人物对于武人都极不信任，防范猜忌之心甚强。但很少会有人去细想，这其实正说明了旧党在战争上的极度谨慎态度，是有极其复杂的原因的。
人类是一个很容易产生所谓“路径依赖”的种族。比如对待战争，如果本身具备相当的军事才能，并且也曾经取得过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军事手段就会很自然的成为常规手段之一；但如果本身军事才能平庸，又不曾在这方面取得过什么成绩的话，那么，军事手段也会很自然的成为最后不得己时才会考虑的选择。
从庆历到治平，宋军那不甚光彩的战绩，很自然就会让旧党在对待战争时变得格外谨慎。再加上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影响，反战主义在旧党中成为主流也就不难理解。
但是，从熙宁到绍圣，宋朝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堪称辉煌。虽然人们在思想上的转变往往会困难而缓慢，尤其是在对西夏的战争胜利之后，宋军又一度在西南夷战争中折戟，这无疑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安平大捷的意义是不同寻常的！
比起西夏，辽国对于宋朝是完全不同的意义。西夏哪怕是最强大之时，宋朝的士大夫也从未平等对待过它，它始终被视为一个臣邦，但辽国不同，辽国在宋朝士大夫心目中，却是一个平等的大国，而且还是一个在军事上占据优势的大国。
因此，全歼数以万计的辽国铁骑，对于宋朝每一个人在心理上产生的冲击，都是难以形容的。
许多旧党君子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早就已发生微妙的变化，只是如果对他们不够了解的话，就很难觉察。因为他们慎战的态度是不会转变的，这是根植于思想深处的，就算宋军所向披靡，他们也不可能变成狂热的战争支持者。但是，避战、畏战、反战的思想，却早已烟消云散。而在很多时候，这种变化却是看不出来的，因为避战、畏战、反战，在初期，肯定都是以慎战的名义出现的。
潘照临虽然精于细察人心，但是，在吕大防身上，他还是免不了被自己固有的印象给欺骗了。
而且，他再料事如神，也绝想不到会发生折克行自蔚州突围成功的事情。
大雪封山，又被耶律冲哥这样的名将以优势兵力围困，怎么看都是身处绝境，谁又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这件事情，无疑对吕大防如此彻底的转变态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折克行的突围，不仅让吕大防觉得宋军北伐的胜算已经足以让他都感到极度乐观，而且在心理上，也是一个极佳的鼓舞。所有的儒家门徒都不会甘心任由所谓的“天命”摆布，但是，同样，也绝对没有一个儒家门徒会完全不相信所谓的“天命”。折克行的突围，看起来就象是一种“天命”，昭示着上天的旨意。
无论是否觉得荒诞，但是，这是切切实实会影响人的选择的东西。
便是潘照临本人，心中也不由自主的有一种感受到上天运势的感觉。高丽出兵他倒是可以料到，但折克行的突围，亦让他慨叹不己。
折克行得以从蔚州突围的真正原因，如今也已经清楚。虽然坊间流传各种传说，但潘照临已经从可靠渠道得知，这并非是因为辽国发生内乱。折克行突围之后，石越便急令河东章楶、种朴不惜代价探查清楚辽国发生了什么变故。章、种二人也并非真的无能，他们在得知折克行突围之后，便已马上挑选了几十骑精锐骑兵，深入辽国西京道打探虚实。虽然付出惨重代价，但也终于得到了可靠的情报。
原来，早在辽军南征之先，辽国统治下的克列、粘八葛部早有反意，克列乃阻卜之雄，北阻卜诸部盟长，信奉景教[259]，其新任酋长名为磨古斯，雄心勃勃，早有背辽自立之意，只因辽国强盛，两耶律之名威震草原，因此不敢轻举妄动；而粘八葛部同样也是塞北大族，之前就曾发动过叛乱，被韩宝征讨平服也没多久，其新首领名为秃骨撒，对辽国也只是表面臣服，心中仍怀自立之意，只是与克列部一样，畏惧辽军兵威，装出恭谨之态。巧的是，此部也同样信奉景教。
这磨古斯与秃骨撒，自辽军兴兵侵宋始，便暗中召集部属，准备叛乱。只是二人对辽军颇为畏惧，便打了个先观宋辽成败的主意。没想到结果让二人大感惊喜，看起来不可一世的辽军，竟然在河北吃了大亏，连韩宝这样让他们害怕的猛将，都被割了首级。在二人看来，这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趁着辽军新败，磨古斯与秃骨撒歃血为盟，两部尽起精锐，大举东侵，兵锋直指辽国的西京大同府。此时辽国西京道内，耶律冲哥的注意力全在宋军身上，哪能料到会有克列、粘八葛之乱？西京道西部兵力空虚，被二部长驱直入，连西京大同府都差点被一举攻克。幸好西京大同府也算是一座重镇，守将也是久历战阵，颇为得力，而克列、粘八葛部又不擅攻城，总算没把这五京之一给丢了。但大同府也因此被克列、粘八葛部的大军围了个水泄不通。
宋军还在河北对南京道虎视眈眈，高丽出兵东京道，克列、粘八葛又叛乱围攻西京，辽国三面受敌。而无论如何，西京大同府是不容有失的，失了大同府，辽国就守不住西京道，西京道一失，南京道也守不住。权衡利益，无可奈何之下，耶律冲哥只得舍弃折克行这到嘴的肥肉，率部驰援大同府。但他到底是一代名将，知道绝不能轻易让宋军知道虚实，虽然撤离蔚州，却同时大布疑阵，让折克行以为辽军还在围困他，只是因为大雪不得攻城；另一方面，又派出兵马，在河东路边境做出佯攻之势，牵制章楶、种朴，并且封锁道路，彻底切断西京道与河东的联系，以防克列、粘八葛与宋军勾结。章、种本来就自顾不暇，被耶律冲哥这么一通虚张声势，更是草木皆兵，哪里会想到就在几百里外，大同府已是岌岌可危。而磨古斯与秃骨撒也并无与宋朝联系的意思，因为磨古斯对宋朝的防范、猜忌之心，较之契丹更甚，他二人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占据西京，迫使辽国放弃宗主权，与辽国割草原而治。磨古斯还妄想未来继续占据大同府，与辽国结盟，共抗宋朝，而秃骨撒的要求就更简单，粘八葛部世居草原西部，他对于西京没有半点野心，只要辽国放弃宗主权，承认粘八葛为独立之国，便心满意足，如此他便可以与西夏结盟，打回西域。但秃骨撒虽与宋朝无利益冲突，也无防范宋朝之意，但也终不可能不顾及磨古斯这个盟友的想法。
结果，宋军就被这么被耶律冲哥玩弄于股掌之间，耶律冲哥的主力早已返回大同府，与克列、粘八葛部交战，宋朝却一无所知，直到折克行穷途末路，终于决定孤注一掷，才戳破了耶律冲哥的虎皮。
此时宋朝还不知道磨古斯和秃骨撒的想法，还在商议派遣使者联络二部，但这明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耶律冲哥对西京道的封锁十分严密，而且他的大军就在大同府一带与克列、粘八葛部对峙，使者想要进入到克列、粘八葛部的军营，基本上是九死一生。这种出使任务只能靠自愿，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毛遂自荐，但即使有，也不一定能成功。
但不管怎么样，磨古斯与秃骨撒的叛乱，都是对宋朝极为有利的。
这件事情，不但极大的坚定宋朝北伐派的决心，即使原本对北伐有所犹豫的人，态度也因此发生了转变。只有极少数的人，到这个时候，仍然固执己见。
然而，这也并非是潘照临所希望的局面。
凡事过犹不及。
潘照临虽然希望宋朝北伐，但是，他希望的，是由石越主导的北伐。理想的形势，是要宋朝君臣，尤其是小皇帝觉得，宋朝虽然有优势，但仍然需要石越去统率诸军，才有一定把握打赢北伐的战争。
在此之前，一直是如此的局势。小皇帝虽然想要北伐，但他也知道需要石越才能有把握赢下北伐的战争，态度犹豫的旧党就更不用说，如果不是由石越统兵，他们甚至不会考虑支持北伐，即使是新党，大多数人恐怕也是认为还是需要石越统兵才可靠……
但现在，不需要什么情报，潘照临也已然意识到，形势发生了变化。
克列与粘八葛的叛乱，让小皇帝在北伐的事情，不再那么需要石越了。如果说在此之前，小皇帝需要石越成为他的北伐胜利的保障的话，现在，形势对于宋朝空前有利，他只需要石越不反对就行。
无法知道潘照临若此时能够知道庞天寿带回去的安平事件的报告的内容的话，他会有何反应，但即使不知道，他也已经敏锐的觉察到形势正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这让他的心中生出一种急迫感来。
事情仍尚可为，重要的是说服石越，如果石越能明确态度，断然支持北伐的话，小皇帝是绝对没有办法将石越轻易撇开的。
在大名府驿馆的住所内，潘照临反反复复的翻阅着这十来日的报纸、邸报以及私密信件，在心里面一次又一次的进行着推演、计算……眉间却始终难以舒展。虽然有诸多的出乎意料，但在潘照临看来，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再完美的计划都可能会有意外，他本也没指望能够一帆风顺，事情最困难的一环，始终还是石越！
在潘照临看来，很多时候，石越都不是一个主动的人，他需要有人去推动他，他这位主公身上，有着太多的束缚，有时候，这是很好的优点，受到束缚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它能让人有节制，知进退，但有时候，这却是极大的缺点，它会阻止人迈出应当迈出的步伐。在这个时候，他有责任去推石越一把，迫使他前进。
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潘照临经常感觉到，石越所顾虑、所思考的一些事情，甚至是他都无法理解的。石越所担心的一些事情，甚至让他感觉到一种杞人忧天的荒谬。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想要说服石越，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因为，要说服一个人，首先必须要能够真正理解对方的所需所想，否则的话，终究不过是各说各话而已。
潘照临在心里面构思了无数套说辞，但始终没有一种是有把握的。
但他也无法放弃。
“先生……”潘照临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出现在门口的随从，“永文？”刚叫出对方的表字，他突然想起对方的任务，不由得激动的站了起来，问道：“子明丞相到了？”
潘照临从未有过的失态让叫“永文”的青年愣了一下，才点点头，回道：“石丞相一行已至安平门外，大名文武官员皆已出城相迎。我已打听清楚，石丞相一行会在普照寺下榻。”
“普照寺么？”潘照临沉吟了一下，便即说道：“那吾等便先去普照寺等子明丞相一行。”
不得不说潘照临决定先去普照寺的决定是十分英明的。尽管不曾宣扬，但燕国公石越一行抵达大名府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这座河北陪都，大名府士民顿时便沸腾了，争相出门要去看“左辅星君”转世的燕国公石丞相，石越一行经过的道路，几乎被人海堵塞，虽然有大名府的公差与随行的班直侍卫开道，但潘照临仍然在普照寺等了快一个时辰，才终于见到石越的车驾。不过，也幸亏普照寺的主持与潘照临乃是旧识，向负责普照寺安全的大名府官员一力担保，他才得以进入普照寺，与一众僧侣一起等候石越的到来，否则，名扬汴京的潘潜光要见石越居然被挡在了普照寺外，传扬出去，那可真是要颜面全无了。
石越的车驾一到普照寺前，普照寺便山门大开，普照寺主持领着全寺僧侣在寺门之外列队相迎，潘照临亦随众僧出寺，便站在那主持身旁，等候石越一行的到来。
这样的场面，对于潘照临也是颇为新鲜的体验——他在石府，虽只是一介谟臣，然石越待若上宾，他也自高身份，岂会轻易降阶出迎？就算是汴京满朝朱紫，也多闻潘照临之名，没有人敢如此轻慢于他。这一次如果他不是急于见到石越，待石越入住普照寺后再来求见，那也必然是石越亲自出门迎接他，而不是他在此迎候石越。
不过迎接石越的话，潘照临倒并不介意。与普照寺主持站在寺门之前，看着一队队班直卫士骑着高头大马迎面而来，在寺前分成两列而立，然后便是卤簿鼓吹，依次是清道兵吏、幰弩骑士、约二十名前部鼓吹，持麾、幢、节、槊的骑士等等，各有两班，并为先导，中间才是石越、李清臣所乘的两驾马车，皆是四马牵引，马车之旁骑马以备替换的驾士便多达数十名，全是由紫绣抹额的班直卫士充任，至于两侧簇拥护卫的班直卫士更是数倍于此，马车之后，又有散扇、方伞、后部鼓吹，以及持戟、槊、刀盾、弓矢等各式兵器的仪仗人员上百名，同样也是两班，队伍的最后，则是数百名身披钢甲、挟弓佩刀的骑兵。
如此一大队人马逶迤而来，远远望去，的确是大有威仪，亦无怪古人常见贵人车驾而心生羡慕，不由自主，便兴“大丈夫当如是”之叹。
石越、李清臣的马车直至到了寺前，方才停下，石越未及下车，骑了一匹白色河套马随车而行的石鉴已先见着众僧之中的潘照临，大惊之下，慌忙下马，掀开车帘，一边扶石越下车，一边在石越耳边轻语：“丞相，潜光先生亦在。”
石越也是有些惊讶，抬头望去，果然见潘照临也在众僧之中，急忙下了马车，快步走到众僧之前，也不理会众僧行礼，对着潘照临笑道：“先生别来无恙！”
潘照临终于见到石越，心中亦是不由一阵激动，但表面上却只是微微欠身回礼，淡淡说了句：“相公亦别来无恙。”
石越知他脾性，笑道：“日前已知先生在大名，我早已吩咐石鉴，一到大名，便让他来请先生相见，先生又何必在此相候。”
潘照临此时脸上才露出一丝笑意，回道：“相公大破契丹，为天下立下大功，某理当迎候。”
石越也不知他这话是认真还是开玩笑——此时李清臣也已下车，见到潘照临，脸上亦是露出讶色，他自是认得潘照临的，也快步过来，与潘照临见礼，问道：“潘先生不是在汴京么？却是何日到的大名？”
对李清臣，潘照临礼数就周全许多了，认真回了一礼，道：“劳参政下问，在下本欲北上见子明相公，至大名，偶感风寒，遂在此相候。”
石越却半点也不信，对李清臣笑道：“邦直千万莫信，他必是料到我已南归，不想白白车马劳顿，才在此守株待兔。”
说笑之间，石鉴、范翔也过来见礼，又是好一阵寒喧，才由普照寺主持引导众人入寺。
寺中僧侣早已收拾好石越、李清臣居所，石越住的地方，乃是一座独立的小院，本是用来招待富贵香客的，此时便收拾出来，给石越与石鉴等随从居住。这小院虽然简朴，倒也颇为清雅，主持引石越至室中奉茶，石越与他闲聊几句，他也便识趣告退，自去找李清臣求墨宝，紧接着，范翔、石鉴等随从也纷纷告退，房间之内，便只剩下石越与潘照临二人。
石越端起茶盏来，轻饮浅啜，潘照临亦端坐不语，只是静静看着石越。
沉默了好一阵，石越才终于先开口苦笑道：“先生之前来信，劝我支持北伐，又不辞劳顿而来河北，无非亦是为了此事。如今大局已定，朝廷北伐几成定局，先生应当可以放心了……”
潘照临嘿嘿冷笑，“果真如此，某亦不必急着来见相公了。”他望着石越，开门见山的说道：“朝廷北伐不北伐是一回事，相公是否支持北伐，却是另一回事。便如相公所言，如今朝廷北伐几成定局，相公纵是反对，亦不过是让皇上不高兴，相公何不顺势而动，干脆支持北伐？”
“先生急着来见我，便是为此么？”石越不由笑道：“某之前劝皇上不要北伐，如今又改口支持，反反复复，岂非小人？”
“吕大防此前亦不支持北伐，谁又敢说吕大防乃是小人？”潘照临反问道，“如今高丽出兵，且契丹又有克列、粘八葛之乱，形势今非昔比，相公改变态度，支持北伐，亦在情理之中。”
石越淡淡笑道：“的确如此，可惜某之前劝皇上不要北伐的理由，却并未消失。”
潘照临听出他话中的坚持，不由皱了皱眉，道：“相公又何必如此固执？某实在难以理解相公为何到今日仍要坚持反对北伐，如此除了让皇上对相公心生不满，更有何益？即便如相公所言，北伐是一场无意义的战争，但若战争本身已经没有意义，不能打赢的话，岂不是更加糟糕？为国家社稷计，相公亦当委曲求全，若相公支持北伐，则皇上必以相公为率臣，这场战争，至少不会有最差的结果。但若是相公一意反对，皇上也只能另委他人，届时若万一有不可言之事，相公悔之何及？”
这番话却甚是犀利，石越神情复杂的看了潘照临一眼，沉默无语。
如果仅仅是站在宋朝的立场上，潘照临的话是难以反驳的——不管石越之前反对北伐的理由是否成立，既然如今北伐之战已成定局，那么，不管怎么说，都肯定是打赢比打输要好。虽然石越也不能说自己担任主帅就一定能打赢，但至少也比别人胜算要高出许多。更换主帅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以石越为主帅的宣抚使司，无论是宣抚使司内部，还是与诸军的关系，都已经经过战争的考验，彼此之间也建立起了一定的信任与默契，换一个人出任主帅的话，即使别的方面都没有问题，这些也需要从头来过。不要以为这只是细节问题，无足轻重，很多战争实际上便是输在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正是因为这些细节没有处理好，才引起了其他导致战败的问题。
而且，石越若转而支持北伐的话，即使只是锦上添花，对小皇帝也是极大的支持。
因此，正如潘照临所说，石越继续主导北伐之战，无论是于公于私，都是最好的选择，石越不应当有继续反对的理由。尤其是石越在政治上，一直是个务实主义者。
潘照临并不知道，如果他不是在大名府等这么些时日，而是早一点北上见到石越的话，石越很可能已被他说服……
正是从河间府南下至大名府的途中，让石越想清楚了许多的事情。
在河间府决定与李清臣一道南归的时候，石越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那个时候，他认为继续北伐收复燕云，对于宋朝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虽然那是宋人自建国以来就梦寐以求的事情，虽然那是被割裂出去的汉唐故土，身为华夏正统的宋朝有义务有责任将之收复，虽然那也曾经是令石越都耿耿于怀的事情，也曾经是石越自己最初的理想与报负，虽然那块土地被辽国割裂占据一直是被视为宋朝一种衰弱的象征，若能收复，意义重大……但是，石越还是认为，维持辽国的存在，对宋朝利远大于弊，而辽国的存续，需要山前山后诸州。而现在的宋朝，实际上已经不需要幽蓟诸州来证明自己的强盛，那块土地对于宋朝，心理上的象征意义，已远大于实际价值。
即使是从针对北方的防务来看，定都开封府的宋朝，以大名、河间、真定三府构建防线，虽然无法做到御敌于国门之外，但这种以大半个河北路为诱饵的收缩防守，实践证明也是非常有效的。与在雄州、定州沿边州郡构筑防线以求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同，以大名、河间、真定为基础的防线，能极大的拉长敌人的补给线，缩短宋军的补给线，而且利用河北的纵深，还可以使敌人的兵力分散，反之，宋军却能聚集于几座坚城之内，兵力集中，只要这三城不失，也没有任何敌人敢于轻渡黄河，开封府京畿之地可以确保安全。宋军据坚城而守，在河北本土作战，有野战能力则可以图谋拖垮并歼灭敌人，即使没有野战能力，也足以保证河北不失、汴京安固。虽然如此构筑防线，一但有外敌入侵，大半个河北就会沦为战场，代价也是极为惨重，但比起在雄州、定州等边州构筑防线，效果仍是要好太多，因为地形的原因，后者并不能真正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而会使宋军补给线过长、兵力分散，如果敌人大举入侵，往往一击就破，反而使得敌人得以长驱直入，直接威胁到汴京——因为宋朝不可能同时在雄、定等边州与大名府防线都部署重兵。
而若收复幽蓟的话，从表面上看，对宋朝构筑北方塞防将非常有利，占据形势，据险而守，有大名府防线之利而无其弊，但实际上却同样有极大的隐患。守大名、河间、真定的话，宋军兵分三路，稍远的河间、真定为侧翼，不足以成为内患，而大名府离汴京又很近，宋廷能够很方便的控制大名府禁军。而且，大名府地处腹地，只要没有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平时宋廷可以将大名府兵权分给几名将领，使其互相制衡。但守幽蓟则不同，守幽蓟宋军兵力固然得以高度集中，补给也不需要千里转运，但兵权却同样也会高度集中，其地离汴京又远，宋廷难以直接控制，再加上幽蓟是边郡，随时可能与外敌发生冲突，就算宋廷刻意分割兵权给几位将领，在不断的战斗中也极容易产生有威望的将领……有兵有粮有威望，兼之幽蓟在手，宋朝又不可能再在河北部署重兵——若是幽蓟主将滋生野心，将可以毫无阻挡的直下汴京，兵临汴京城外，动作快一点的话，宋朝君臣恐怕连仓皇出逃都来不及——或者说，即使幽蓟主将原本没有野心，如此有利的造反格局，也会鼓励幽蓟主将滋生野心。
于是，宋朝要么承受隔一段时间就发生一次安史之乱的风险，要么就要同时在大名府防线仍然维持一支与幽蓟守军相当的禁军。
也就是说，收复幽蓟之后，因为幽蓟地区特别适合拥兵自重、割据称雄，如果宋廷不打算迁都析津府的话，为了吓阻叛乱，宋朝在河北的兵力不但不能削减，加上幽蓟的守军，反而要翻倍！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宋朝只要在雄州、定州一带再增加足够的兵力，同样也能令任何侵略者不敢轻易入侵。甚至，极端一点，将这笔钱省出来，宋朝完全可以沿现在的宋辽边境重新建一道长城——之前之所以没这样做，是因为辽国的压力，对辽国来说，宋朝营造长城无异于宣战，那是宋朝准备彻底打破军事平衡的战争行为，但今非昔比，现在宋辽之间的旧平衡早已打破，宋军不北伐辽国就谢天谢地了，还敢对宋朝建长城说三道四？
北有长城，南有大名府防线，河北完全可以固若金汤，而且还没有叛乱的风险。
更不用说，经过安平之战后，如果双方能成功议和，即使宋朝什么也不做，辽国再次入侵的可能性，在几十年内，都接近于零。
因此，所谓幽蓟能够有利于宋朝构筑北方塞防，其实只是一种虚假的期望。这是由宋朝立国的形势决定的——对于一个立都于开封的国家来说，说得到幽蓟有助于国家的安全，无异于一群羊说，得到了那只老虎的保护，我们再也不需要害怕那群狼了。
在石越看来，如果宋朝只是打算采取守势的话，幽蓟并无真正的价值，并不值得通过战争去夺取。幽蓟地区的价值，主要是象征意义上的，是心理上的。又或者，如果宋朝对塞北及东北地区抱有进取之意的话，那么，幽蓟地区便至关重要了。
燕云诸州，究竟是对宋朝重要一些，还是对辽国更重要一些？其答案恐怕有些耐人寻味。
没有了燕云诸州，宋朝就难以如汉唐强盛时那样扬威塞北，但是，如果宋朝有一日亡国了，其原因，也绝对不会是因为它不曾拥有燕云诸州。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石越才决定要谏阻小皇帝北伐。
不管把话说得多么漂亮，在这个时代，中原民族都是无法真正控制塞北的，对塞北的策略应该是防止入侵，而辽国的存续，正好能够帮助宋朝实现这个战略目标。
这也是石越最初的想法。
是石越站在宋朝的立场上，得出的结论。
人心，的确是极其微妙的。
一但下定了决心，要回汴京谏阻小皇帝北伐，石越便也有了即将下野的觉悟。又或者说，是石越已然觉悟到他与小皇帝的关系十分棘手，难以处理好，才令他这一次断然决定要谏诅皇帝北伐……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因果纠缠，无法分辨何为原因，何为结果。
但是，要离开权力中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石越并不是想要真正的归隐，他设想的是退居地方，却仍然能对朝政产生影响……但即使是这样，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从离开河间府开始，石越心中那种恋恋不舍的情绪，便日甚一日。
他甚至会不时的想起关于项羽的那个笑话——韩信曾经嘲笑项羽，说他要给人爵赏时，官印拿在手里，翻来覆去，棱角都磨圆了，还舍不得给人。石越不自禁的感觉，自己竟然也有了类似项羽的心情，腰间的那方右丞相印，从未如此可爱过。想着很快将要与之永别，那种难以割舍的感觉，委实无法控制。
这种忽然兴起的情绪，让石越也感到荒诞、可笑，但是，那是真实存在的，他也无法自欺欺人。他会不时的想起自己还有很多事业未能完成，还有许多抱负未能实现，心里面不时的变得犹豫——自己是不是应该再妥协一次？如果转而支持北伐的话，或许，可以和小皇帝处理好关系？
虽然，即使这一次和小皇帝处理好了关系，也会是暂时的，他和小皇帝之间的矛盾从长远来看，是无法调和的，这涉及到政事堂与皇权之间权力分配的斗争，以石越的威望与能力，只要他还在两府之内，权力的天秤就会非常不利于小皇帝。小皇帝迟早、必然会想方设法赶走他，无非只是过程与结果难看不难看，是和平还是血腥而已……但是，虽然如此，石越仍然可以多赢得一点时间不是么？他仍然可以多获得一些时间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是么？
妥协仍然是值得的，不是么？
但另一方面，石越的心里面，也在不断的告诉自己，自己做出的，是正确的决定。正确的事情，就应该坚持。
石越从来不抗拒妥协。
但是，妥协是一门艺术！
许多人并不是真正理解这句话，他们是如此理解这句话的——只要妥协了，就是艺术。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毛笔字是一门艺术，并不是说，提起毛笔随随便便写几个字，就是艺术。
妥协是一门艺术，乃是说要做好“妥协”这件事情是非常复杂与困难的。何时妥协、如何妥协、哪些事情可以妥协、哪些事情不可以妥协、向谁妥协……如此种种，须得将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完美无缺，方可以称得上是妥协的艺术家。如果在不该妥协的时候妥协了，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了，向不该妥协的对象妥协了，又或者妥协过份而变成了献媚，妥协不够被人误会为冥顽不化……如此种种，则便成了所谓的“画虎不成反类狗”。
所谓政客与政治家之间的区别，其实也不过就是对妥协的理解而已。
石越的确经常的妥协，与新党妥协，与旧党妥协，与皇帝妥协……但是，他所有的妥协，归根结底，都只是为了绕个远路以便更快的达到目的地而已。
即使在熙宁年间，他也不曾以妥协的名义向赵顼献媚！
这一次他明明心里是反对北伐的，如果连试着谏阻都没有尽力试过，就因为害怕与小皇帝关系交恶，因为眷恋权位，就打算“妥协”……石越有一种感觉，如果他真这样做了，他将会彻底的失去某一样东西。
某一样他绝对不愿意失去的东西。
于是，他就这样犹犹豫豫，一直走到了冀州。
他到达冀州的时候，正逢冀州在大做水陆道场，超度战争中死去的亡灵，一时间，僧道云集，既然适逢其会，石越便与李清臣也在冀州停留了几日，一齐祭拜在战争中死难的军民。
便是在冀州停留的时候，一日石越途经某座小寺，见到寺内信众齐聚，在听一僧人讲经——自古以来，战乱之后，往往便是宗教兴盛之时，石越之前也有所闻，知道这次辽军刚刚退出河北，便已有不少大德高僧前来河北，收捡骸骨，念经超度，并妥为安葬，同时还为灾民看病施药，以此深得百姓信任。而河北官员也对此意见分歧，有些官员认为这是好事，官府理应予以褒奖鼓励，有些官员则担心这些行为会损害官府权威，甚或有邪教趁机传播，应当保持警惕甚至予以禁止。两派官员为此争吵不休，前者讥讽后者尸餐素位还杞人忧天，后者则说前者鼠目寸光养虎成患。官司一度打到宣抚使司，宣台之内，同样也是意见分歧，难以统一，结果石越也只是勉强压下，权且掩耳盗铃，只当此事不曾发生。
这次亲自遇到，石越心血来潮，便即停车入寺，旁听那僧人讲经。
让石越略略有些意外的是，那名僧人并不是多有名的高僧，讲的东西，也极为普通，乃是佛经之中，最基础的“四念处观”。这“四念处观”，乃是佛教的一种修行之法，所谓“四念处”，指的是“观身”、“观受”、“观心”、“观法”，教人如此四念处的修持，而消除烦恼。
这些最浅显的东西，石越虽然对佛教并不十分了解，却也曾经有所涉猎，这些内容，此前也是知道的。但那个时候，知道也就是知道而已，并无什么特别的感觉，只觉得这和禅宗的“明心见性”，或有渊源。仅此而已。
然而这一次，在这座冀州小寺中，听无名之僧，讲最浅显的佛法，却是忽然之间，给了他内心深处极大的触动。
他在那座小寺中听了许久的经，但那讲经僧人所讲的内容，他十之八九，都没听进耳中，然而，他却确确实实，有了顿悟的感觉。
那无名僧人讲的“四念处观”，并没有教给石越什么，但是，却如同一道药引，让石越瞬间想通了一直困扰他的问题。
人们为何烦恼？
那是因为人们总是易于忘记自己的初衷。
这让石越意识到，若想要摆脱自己的困扰，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弄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比起欺骗别人来说，人类最擅长的事情，还是欺骗自己。告诉别人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很容易，但是，找到内心深处自己真正想要的，永远不会容易。
他首先便拷问自己，自己想要的东西是权力么？
心里面马上浮出来的答案是否定。但是，那是真的么？再次追问，石越便无法如最初那样信心十足。权力是个好东西，石越明白那种滋味，即使他不需要靠权力来欺压别人、获取财富，他的理想、他的抱负，也同样需要权力才能实现。而理想实现的那种满足感，是用尽世间的一切语言，都无法形容的。如果没有了权力，那么，恐怕想要实现什么，都会举步维艰。
需要掌握权力是为了理想，为了抱负，看起来倒是挺高尚的。但是，如果对自己诚实的话，石越也无法肯定，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而进行的包装？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美化自己的行为动机，这原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人性。
但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真的便是权力么？
不管问多少次，石越也无法相信，或者绝不愿意承认他会给出肯定的回答。
每一个问题，皆是如是。
即使是关起门来问自己，即使是竭尽所能的对自己保持诚实，绝大多数的问题，也并没有确定的答案。
答案似乎总是在是与不是之间。
得不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于是，石越又尝试着回到最初的时间，换一个方式，来寻找自己的答案。
他试着问自己，他最初是为了什么？从熙宁二年的那个冬天开始，近二十四年的时间，他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所谓的“初衷”，是为了什么？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认认真真的疏理自己这二十四年的光阴，结果却是吓了自己一跳。
许多他认为自己从未改变过的东西，他认为至关重要的东西，其实，亦只是表面上未变而已，而内里，早已不知不觉的变化。
而他，却从未觉察，或者说，一直在视而不见。
二十四年，是非常漫长的时间，但石越并未忘记自己的“初衷”，他能够轻易的记得他在熙宁二年时的所有梦想，所有抱负！虽然他并不需要经常的想起它们，并不需要这些东西时时刻刻给自己精神支撑，但是，在内心的深处，他一直以为，这些，都是让他一路走到今时今日的理由。因此，虽然不会时时想起，却也不至于随便遗忘。
但这一次的自我审视，却让他猛然觉悟到自己与二十四年前的变化。
熙宁二年的石越，想要的东西是简单而又真诚的，简单得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他想要保护宋朝！
因此，他竭力所能，想让宋朝变得强盛，帮助她击败西夏，希望她能收复燕云，不再重蹈那悲剧的命运。他将此，当成自己背负的使命。
二十四年过去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原本石越并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的改变。直到这一次，当他终于决定要从政治舞台的前台落幕，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犹豫与动摇，他才决定认真的重新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的变化。
二十四年的时间，任何人都会发变化。然而，大大的出乎石越的意料，他发现，自己最大的变化，并非是有朝一日，他其实也同样会变得贪恋权位，也不是他意识到，自己其实异常的在乎建立千秋功业、青史留名，如此种种……
他的初衷未改，他仍然想要保护宋朝！
然而，二十四年过去了，他对“宋朝”的解读，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熙宁二年的时候，他想要保护的“宋朝”，是很简单的，就是这个国家而已。
然而不知不觉间，他心中的“宋朝”，却早已发生变化。“宋朝”不仅仅只是他脚下的这个国家，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一种文明……
二十四年的时间，让石越意识到，他真正想要保护的“宋朝”，更多的是文化象征意义上的，甚至是精神象征意义上的。
这个“宋朝”，难以言喻，很难明确的形容、解释，但是，懂的人，自然能够理解。
他熙宁二年想要保护的那个宋朝，自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乃是他真正想要保护的“宋朝”的载体，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是言此。
但那亦并非“宋朝”的全部。
宋朝固然是“宋朝”最重要的部分，西夏与辽国，也许没有那么重要，但同样亦是“宋朝”的内容。
石越已经很难弄清楚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的改变。也许是从他故意纵西夏西窜的那一刻？又或者，是从熙宁二年开始，这样的想法，便已深藏心中，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否则，他不会那么小心翼翼的对待每一件可能改变宋朝的事情。
改变宋朝的命运需要变化，但是，如果改变之后，宋朝不再是“宋朝”，那么，这一切又有何意义？
但不管怎么说，石越都很清楚，那个时候，他的想法并不如今日这么清晰。
他现在能确定的，只是不管是有意的，亦或只是受到潜意识的影响，当他帮助宋朝击败西夏，真正走向中兴之路后，他其实就已经在改变。他经营、布局，不再只局限于宋朝一个国家。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石越心底里，就已经意识到，如果他在意的“宋朝”是一个文明，那他就不应该局限于汴京统治下的这个国家，理想的方式，应当是构建一个以汴京、以宋朝为中心的文明圈。
如此，他心中的“宋朝”，才能亘古长存。
因此，他才暗中支持西夏的复兴，才大规模的封建南海诸侯……
再加上受宋朝影响日深的大理、高丽、交趾，他构想的“文明圈”已然初见雏形，如果这幅地图上能添上北方的辽国，那么，他所希望的世界，基本上便可成形。
如果是站在这样的立场来思考，辽国的存续，便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辽国是一个理想的国家——只要不解体，它就强大得足以让宋朝感到威胁，但是，因为它复杂的内部问题，尤其是它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又让它再怎么样努力，也很难有能力对宋朝形成真正致命的威胁；它对游牧民族保持着自己的优势，并且被其视为自己人，但同时，其国内数量众多的汉人，又让它不可避免的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绝不至于脱离诸夏，彻底沦为蛮夷……换言之，现在的辽国，比起西窜西域的西夏，更加天然的就是石越所设想的“宋朝文明圈”的国家。如果不持续的对西夏施加影响，西夏是可能异化的，但辽国却不可能——只要辽国不失去燕云！
只要有燕地汉人存在，就完全不用担心辽国不受宋朝文化的影响。
那是一座天然的、稳固的桥梁！
从河间到大名府的这段路程，许多的问题，石越依然没有找到答案，但是，他的的确确弄明白了自己之所以反对宋军北伐的真正原因！
他之前站在宋朝的立场上想出来的理由，也许都是成立的，但那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已将辽国视为他构想的文明圈的一部分！他不希望辽国灭亡，甚至不希望辽国失去燕云，对石越来说，理想的局面，就是在安平之战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一种全新的宋辽关系。
当原本隐隐绰绰的东西变得清晰之后，一部分的决定，亦随之变得简单。
比如对于北伐的态度，石越便不再有任何的犹豫。
但是，正当石越下定最后的决心，回汴京后要尽可能的阻止宋朝北伐之时，折克行自蔚州突围的消息传来——这让石越意识到，即使是他，也已经无法阻挡即将到来的北伐。
既然如此，石越也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他绝不会转而支持北伐，甚至如潘照临所期望的那样，试图去争夺北伐的指挥权，哪怕这样的确会有利于他控制战争的走向。
大丈夫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正如石越若在心里面反对北伐，那么他哪怕多想继续做宰相，也不会为此改变立场；同样的，他也绝不会去谋取一场他不想赢的战争的指挥权。
虽然率领宋军打赢了几场战争，但石越并没有自大到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可以随意操纵战争的胜负的程度。辽军虽然受到重挫，也不是可以随意捏拿的软柿子。如果选择了战争，就必须竭力全力争取战胜——即使这样，也未必能够称心如意。
如果石越继续担任宋军的主帅，他绝不会故意去求一个平局或者什么，如果他抱着如此自大狂妄的想法，宋军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些事情，别人理解不了，但石越毕竟也带了这么多年的兵，却不可能不知道厉害。战争之中，最忌讳的就是上下不同心，若宋军迫于实力，上上下下都一意求和，倒也罢了，但若主帅想要求和，下面的统兵将校与士兵却想要锐意进取，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
至于故意去输掉这场战争，那更是石越所不可能去做的事。
且不说宋军真的输掉这场战争也未必有利于建成石越想要的文明圈，即便可以，石越自问自己的内心也尚未“强大”到那样的地步。为了这样的原因，亲自让成千上万信赖他的宋军将士去送死？也许有些人可以做得到，但石越做不到。他宁可承受挫折，选择更艰难的道路。
不想赢，也不愿意输，更加不相信在这个时代有任何人可以做到随心所欲的操纵战争的结果……世事有时就是如此，有时候，人们就会面对如此处境——无论怎么样选择，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选择，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亦会不同。
这一次，石越的决定是，如果自己暂时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办法，那就不妨先退出这一局，让别人来试试。一个宏大的理想，不可能事事顺利，能够发展到现在，石越已经感到满意，这个地方受挫，那也不妨暂且避其锋芒，先在其余的地方努力，等到时机合适，再回过头，也许会发现，那时候有更好的机会。
这不算是一种有勇气的选择，但是，却不失为明智。
石越觉得，人生就是如此，有时候需要的是勇气，有时候需要的是明智。他不能保证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但他相信自己做出了最恰当的选择。
但面对潘照临的质问，他的理由，却没办法诉之于口。
难道要告诉潘照临，他那个“文明圈”的理想么？即使是潘照临这样的才智之士，恐怕也无法真正理解。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是王安石，时机合适的话，石越也许还相信对方可能理解自己，甚至认同自己，司马光大概也能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但多半会觉得他太不务实，因此绝不会认同他，除此之外，如果辽国的萧佑丹未死的话，也许有机会成为石越的盟友……
但可惜的是，石越认为的这个世界上有可能会理解他的三个人，全都去世了。
活着的人中，也许还有一个人会认同他——桑充国应当会认同自己，但石越却永远不会对他说这些。因为他担心桑充国可能会将这种观念传播出去。那样的话，自己之前、现在、以后，一切对西夏、辽国的政策，乃至封建南海的国策，都可能被人以此为借口，来重新审查。石越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
潘照临一直是咄咄逼人的凝视着石越。
石越沉默了许久，才长叹了一口气，他没有直接回答潘照临的质问，只是委婉的说道：“先生有所不知，在得知苏子由罢参政的消息后，某便已经上表，向皇上举荐宣抚使司诸君……”
潘照临怔了一下，便立即反应过来，他神情复杂的看了石越一眼，“相公这是担心皇上有猜忌之意么？”
“和先生说话，便可少了许多顾忌。”石越笑了笑，坦白说道：“苏子由这个时候罢参政出外，弦外之音，某还是听得懂的。虽然皇上又刻意拜子宣为工部尚书，听说某也将进位左丞相，然而，这又是另外的意思了。况且，某回到汴京后，即使拜首相，也是一定要出任太皇太后山陵使的……”
“那却未必……”潘照临皱眉说道。
石越却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继续说道：“先生不必多言，某若为首相，却不出任太皇太后山陵使，还象个人臣的样子么？就算皇上不让我去，我也一定要去，这个道理，先生应当是明白的。”
潘照临亦不由默然。的确如石越所说，若他是首相却不出任山陵使，一定会被人讥为贪恋权位而不忠不孝，而且，在这个时代，这就是事实，并非别人冤枉他。不过，若石越此刻正以首相的身份出外领兵，那还是有充足的理由让右相范纯仁代行的。但石越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他既然不提这种可能，那就是表明了他的态度。
石越又笑道：“况且，先生也应当知道我为何要在此时向皇上荐举宣抚使司诸君……”
潘照临点了点头，却没有多说话。石越的用意再明白不过了，大封赏刚过，此时的“举荐”，必然是说给宣台诸谟臣推荐新的差遣官职，这等于是石越主动解散了宣抚使司，乃是皇帝表示他没有任何贪恋兵权的野心，同时也是在试探小皇帝的心意。而且，石越肯定也会故意给每个谟臣都推荐一个美官要职，这既是犒赏跟自己辛苦几个月的一众谟臣，也是在进一步试探小皇帝的态度。
果然，便听石越又说道：“我向皇上推荐折遵正出任兵部武选司郎中，游景叔为尚书省左司郎中，何莲舫兼任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训练检阅使，范仲麟为扬州知州，高世亮为广信军知军，黄裳为舞阳县知县，何去非为枢密院编修所计议官……”
哪怕是事先有所预料，潘照临还是略有些惊讶，他望着石越：“皇上都答应了么？”
石越点了点头，苦笑道：“不错，全部照准。”
潘照临忍不住还是追问了一句：“连折可适出任武选司郎中都准了？”
石越点了点头，笑道：“武选司掌管着五品以下武官的磨堪选任大权，武举亦由其负责，乃是兵部第一司，出任武选司郎中必须换文资，折遵正武资为正五品上，换成文资为正五品下，资序正好合适……”
潘照临却是不由得一声长吁，摇了摇头，发出一声苦笑：“折可适越转定远将军才几天，便可做武选司郎中？看来，皇上已经做好相公不统兵北伐的准备了。”
说完，他又神情复杂的望着石越，连连摇头，叹道：“可惜！可惜！”
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石越不由问道：“这又有何可惜？”
潘照临叹道：“举数十万之兵，北伐幽蓟，收复汉唐故郡，此乃何等功业？！这是百余年来，天下英雄豪杰，无不朝思暮想之事，相公二十余年之功，不正为此？奈何事到临头，反失之交臂，与他人做嫁衣裳？”
他话中遗憾、失望，无不发自肺腑，说完这番话，整个人都变得十分沮丧。
见石越不以为然，又说道：“相公苦心经营二十余载，若得亲自率军收复燕地，亦可算功德圆满，他事又何足道哉？且于相公而言，不但可以趁机修好与皇上的关系，相公的声望，亦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顶点，相公亦可当之无愧的成为大宋开国百余年来第一人……”
石越笑道：“吾如今声望，亦已不低，月盈则亏，又何必做什么第一人？”
“非也，非也。”潘照临头摇得波浪鼓似的，“相公莫要以为率军击退契丹，便如何如何。须知人心善忘而易变，假使有人收复了幽蓟，那么相公击退契丹的功业，相形之下，也就不过如此了。旁人不会记得相公击退契丹的艰难，反倒会觉得，这等事业，换成旁人，也照样能成功。除非是北伐失败，世人才会重新记得相公的功业。但以今日的形势，北伐又如何会失败？”
说完，又是怅然慨叹：“可惜！北伐之事，皇上本是瞩意相公，以时势而论，除相公本也不做第二人想，然这等事业，相公不做，倒白白便宜了章惇、王厚辈！”
石越却是没想到潘照临会如此失望，竟至有几分失态。
他不由摇头劝道：“先生又何必如此耿耿于怀？天底下的事业，难道要由我一人做完？况且常言道功高震主，某若真的继续出任北伐主帅，也未必是好事。”
见潘临照仍然是怏怏不乐，又说道：“人贵知足，知足则常乐。某本来是反对北伐的，如今北伐已成定局，某不必再想方设法阻止皇上北伐，做那个挡皇上道、招皇上厌的人，其实便已是赚到了。再者说，先生以为我还能在两府呆多久？市井小民，都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原本也不可能一直做宰相，又何必在意这些虚名？”
这些话，石越一半是劝慰潘照临，一半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他看了看潘照临，又自嘲似的笑道：“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憾事，不过，我之憾事，却无关那北伐的功业……”
潘照临感觉到一丝希望，凝视石越，问道：“却不知相公之憾事为何？”
石越摇了摇头，苦笑了一声，叹道：“我自熙宁二年至汴梁，二十余年矣！这二十余年时间，也算是做了不少事业，亦帮着我大宋立了下一些规模，然便如古语所云——善始者不必善终，到底还是有一些要紧之事，我还没来得及做。”
“却不知是何要紧之事，在相公看来，竟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潘照临带着几分不解，又带着几分不以为然的问道。
“这几桩事，在我看来，的确远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石越没有理会潘照临语气中的讥讽，认真说道：“因为这些事情，涉及到本朝的立国之本！”
“先生当知，我大宋立国，迥异于汉唐，然其中最为根本之不同者，却不过两件事而已。其一为汉唐建国，天子皆是与军功贵族及地方豪强士族共天下，而本朝却是与士大夫共天下；其二则是汉唐治天下任人，而本朝治天下，专任法，我大宋自太祖、太宗皇帝始，天下之事，事无大小，一听于法，此亦与汉唐大异也。”
“而这两件事情，不但是我大宋的立国之本，更是天道运转使然，顺之者昌，逆之者必亡。譬如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便是因为士大夫之兴起，乃是天数。便如世人皆以为是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使儒术昌盛，却不知至汉武之时，百家衰微，已是穷途末路，而天下凡识字之人，却皆是自儒生处启蒙，儒术大兴，本已是无可阻挡，汉武亦不过顺天应人而已。本朝之事，亦大抵如此，前唐开科举，已然打破门阀士族之垄断，至本朝，印刷之术昌盛，五经不再操之经师之手，天下英杰之士，无论贵贱，莫不戴儒冠、诵儒经、为儒士，当此之时，若人主不与士大夫共天下，则覆亡不过旋踵间矣。故我大宋历代重文治，亦不过是顺应时势而已！人主欲治天下而与天下英杰之士为敌，天下可得而治乎？此亦秦所以二世而亡也。”
“故此，当今之世，不同于古。今人主若不与士大夫共天下，则无论再如何聪明睿智，亦绝不可能保长治久安，宗庙倾覆，亦是迟早之事。然而士大夫治天下，亦有三弊！”
“此三弊，其一曰好议论，其二曰好结党，其三曰忌武人！”
“因其好议论，故本朝政事，凡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允于公议，则难以施行，而亦因此之故，又常因议论纷纷难定，延误时机，甚至白白荒废事业；因其好结党，故自仁宗以来，士大夫常以政见不同，各成朋党，互相攻讦；因其忌武人，故本朝以文御武，将从中御，武将地位卑下，军将无奋勇之心，每遇外敌，十战九败，遂成积弱之势。”
“此三弊亦并非不能更革，去弊存利。只不过是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乃前代未有，故国家制度，自然亦不可能尽善尽美，遂有此三弊存在。然要去此三弊，亦非易事。我以二十余年之功，亦不过除其第三弊而已！”
“至于好议论与好结党，我却只不过是稍去其弊，远未根除。”
说到这里，石越又是长叹一声，继续说道：“其实这三弊，当世有识之士，亦多有论及。如结党事，欧阳修作《朋党论》，便是尝试解决，此后论之者不绝；好议论一事，苏子瞻亦曾写文章论及，以为人君者，乃是天下公议之主，理当以公议为是，大程更是曾经公开吁请朝廷设立延英院，延揽四方贤士，专门详定政事、讨论典礼[260]……”
“但总而言之，忌武人还有不少士大夫认为其弊不小，而好议论与好结党二事，士大夫却大多不以为弊，故此，想要更革，更加困难。熙宁年改制，我力主设门下后省，便是为了稍抑其弊。但真要说彻底解决，至今我也没有把握。”
“而且，此二弊亦并非我一人之力可以解决。这天下，说到底是士大夫的天下，若士大夫中未先有一定的共识，我纵然做再多的事，也只是徒然。但若能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仍然能够做一些事情。”
“比如大程延英院的设想，我便有一些构想，可以稍加修改，若能得以施行，应当能起到不错的效果，但如今朝廷既要北伐，我便是仍做宰相，亦难以进行大的更革。等到北伐结束，我也该差不多要罢相了，此事终究只能抱憾。”
石越苦笑着自嘲的摇了摇头，又说道：“此外如本朝专任法治，与汉唐不同，亦有其因。苏子瞻言任人任法之利弊，谓任人而不任法，法简人重，任法不任人，则法繁人轻。某亦曾经编修敕令，深知本朝法令严密，远非汉唐可比，可称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有法待之，法严令具，无所不有。在本朝做官，不同于汉唐，士大夫若不知条贯律令，则必为滑吏所欺，甚至与傀儡无异。士大夫中，亦颇有欲复汉唐故事者，然终不可得。盖因如今天下之大势，一趋于法，欲一切反之于任人，此虽天地鬼神不能易矣！”
“这并非是因循苟且的托辞。本朝之所以专任法治，实是因为本朝立国之势与前代不同。本朝立国，不禁兼并，不抑商贾，商业发达，商税甚至重于两税，而坊市人口，亦远超汉唐，城市之内，不立坊墙，若说汉唐是以自耕农户为国家根本，自耕农户兴盛则国家强盛，本朝却并非如此，对大宋而言，坊郭之民[261]能否安居乐业，与自耕农户同等重要，甚至尤有过之。商业兴盛，坊郭人口繁滋，若不专任法治，那除非所有官吏，皆贤明似圣人，否则天下必然大乱。是以本朝专任法治，亦不过是顺应大势而已。”
“但也正因如此，朝廷的一切条贯敕令，都并非是深思熟虑后设计颁行，不过是施政之时，遇到某事，事后便补上一条法令弥补，如此这般，全是东缝西补，因事而设，日积月累，遂成规模，号称严密，却并无章法。法令前后矛盾，互相抵牾者也所在不少。而且，大多数士大夫也并未真正意识到本朝与汉唐不同之处，极少有专门立法，以令坊郭之民兴旺，保障商业发展，大多数立法，完全是被大势推动，被动而为。即使是那些有利于商业之法令，立法之初衷，亦不过为了增收税收而已。”
“此外如本朝法制，州郡以上，已然远胜汉唐，然县以下，却仍旧因循前代，实际弊端，反又超过汉唐。其根本之原因亦在于此，因为州郡以上，坊郭之民繁滋更加明显，因应这种变化，司法制度亦不得不随之完善，而县以下，仍是汉唐之世，便依旧用汉唐之法。然汉唐各县，实为本县贤达自治，县令长吏，多有贤士，而本朝英杰之士，咸聚于州郡，朝中英材，亦多居州郡为知州、通判，故此本朝县治，反不及汉唐。”
“这一切弊政，某早欲有所更革。熙宁间某所见不及于此，且既要调和新旧两党，又要解除西北边患，亦无暇顾及，绍圣以来，先有交钞危机，又是封建诸侯，好不容易安稳一阵，又遇辽国南犯，六七年间，竟然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如今更不用提。”
说到这里，石越凝视着潘照临，道：“先生，平心而论，你不以为这些事情若能得到推动，不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么？”
潘照临神情复杂的沉吟了许久，他本是聪明绝伦之辈，也自负智计无双，然而，石越说了这么一大通的话，却都是他从未想过的。但以他的智慧，虽然以前虑不及此，如今听石越说出来，便也马上意识到，石越所说的，恐怕还真是切中宋朝的要害了。
他想起熙宁年间初见石越，他也曾经与石越讨论时弊，当时二人针对的是冗兵、冗官、冗费等等问题，二十余年来，对症下药，宋朝也的确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在潘照临心中，的确是以为改革已经取得成功，宋朝已然中兴。
但二十四年后，再与石越一席谈话，潘照临却突然生出一种感觉，他们二十四年的努力，其实也只是完成了一些初步的改革，当年所谓的冗兵、冗官、冗费等时弊，其实可能只是表象而已，石越今日所说的，可能才是宋朝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他们用了二十四年之功，却很可能只是完成了“治表”的任务而已！
石越和潘照临说了这么多，其实简单来说，他所讲的，就是宋朝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因为知识下移、技术进步，导致了士大夫阶层、商人阶层、市民阶层三个阶层的同时崛起。其中士大夫是统治阶层，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稳定的文官政府，而这着重要解决的就是与军队的关系、政党政治，以及如何兼顾公议与效率——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此前宋朝的士大夫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各个方面，都做得不够理想，石越努力了这么久，其实也就是勉强为宋朝找到了文官政府与军队关系的那个平衡点，并且为政党政治充做润滑油，打下了一些好的基础，没让他们一开始就把事情搞砸。
至于商人阶层与市民阶层的崛起其实是一件事情，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但是如果没有商业的繁荣，城市居民的数量就不会大幅的增长，如果说汉唐的统治基础是自耕农，自耕农不破产，国家的统治就能维系，那对宋朝来说，其统治根基却是由商人、市民、自耕农三者共同组成，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汉唐也有商人与市民，但这两个阶层在国家的经济结构、人口比重中，相比自耕农来说完全是无足轻重的，但在宋朝，三者却已然可以分庭抗礼。
也正是因为这两个阶层的崛起，导致宋廷需要更多的官吏进行治理，治理自耕农与治理商人、市民需要的官吏数量是完全不同的，于是就导致了官员数量的激增，同时，这两个阶层的崛起，也导致了宋朝需要更多的法律、政策来解决新的问题。宋朝的法律非常繁密，而这些繁密的法令，基本都是一些临时颁发的敕令，遇到新问题就颁个敕令，然后过一阵时间就整理一下，从来没有系统性的、规范性的立法，也没有真正有针对性、有目的性的立法，但就是这样，也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法令相当严密的程度。宋朝的士大夫也都非常清楚，本朝就是重法令、任法，并且这种任法也不同于秦朝的任法，然而，他们却没有弄明白宋朝为什么要任法，为什么要讲法治？因为“任人”的政治，治理自耕农为主的国家，当然不成问题，但要治理一个商人、市民阶层崛起的国家，却根本不可能做到。他们只是根据需求，被动的做出了选择。但在这种情况下，法令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不但如此，一些士大夫还将这种混乱归咎于“任法”的国策，试图向汉唐盛世中学习成功的历史经验，结果自然只能进一步加剧这种混乱；还有一部分士大夫则坚定的相信自耕农才是国家强大的关键，试图将宋朝扳回到汉唐的成功道路上去，结果当然也是除了添乱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效果；而即使是比较开明的那部分士大夫，他们大多也只是觉察到大势难以抵挡，所以消极的不做徒劳的反抗，他们所做的一切，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已。商人与市民阶层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但不只是士大夫，整个国家都完全没有做好接受这个现实的准备。
也因此，要推动这些方面的改革，比起石越之前二十余年所做的，要困难得多。
熙宁以来，宋朝进行的改革，在士大夫中间，其实都是有共识的。主张变法的新党自不用说，旧党其实也同样想要变革，所谓的“旧党”，本身就是庆历年间的改革派传承下来的，旧党反对的只是新党的变法，他们与新党，只是在变法的方向、方式、程度上面，有着极大的争议。如果从儒家的角度来说，新党主要是接续古文经学派的遗绪，旧党则主要是今文经学派的传承，儒家这两大学派从西汉斗到宋朝，虽然早已经不再泾渭分明，许多人都以为在宋朝已然没有今古文之争，但这持续千年的斗争，仍然在不那么明显的影响着宋朝的士大夫们。因此，新党与旧党之间，对于变法，从思想根源上，就存在着冲突。但是，三冗的问题，财政的困局，对外的不振，无论新党、旧党，都是想要改变的。需要变革的共识，在士大夫间，还是普遍存在的，在哪些方面需要变革，这个共识，也是同样普遍存在的。
有了这两个前提，石越便有发挥的空间，小心翼翼的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公约数，妥善的处理与两党的人际关系，身段柔软一些，用上一些权谋，再加上一些运气，虽然并不容易，但终究还是成功了。
但二十四年后，石越指出来的这些问题，想要推动改革，却要困难得多。
即使在士大夫中间，也只有最优秀的那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才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连石越都是慢慢的、逐步的发现这些问题的，遑论他人？
思想上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在一些问题上，可以预见，士大夫中间会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甚至是一边倒的反对，即使以石越如今的威望，想要变革，也不可能得到什么有力的支持。哪怕是所谓的“石党”，石党之所以为“石党”，是因为他们认可石越的理念，但如果他们不认可、不理解、不接受了，一件两件事情，也许还会因为石越的个人威望习惯性的支持，多了的话，这些人就可能不再是石党了。
但这些事情，却也不是完全做不成。如果是完全没希望的事，石越也不会有所遗憾。
在绍圣七年，这些事情，虽然并非成熟的时机，却也已然有了一些可供播种的土壤。
比如政党政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人们对于党派的存在，已经习以为常，朝中党派的存在，也已经半公开化。而三党的关系，也不是你死我活，只要能够构建出一种合适的理论，就可能推动政党政治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又比如法令，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任法”的现实，而且都对繁杂混乱的众多法令感到不满，如果石越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以解决法令混乱繁杂的名义，亲自主持修订一部法典，也不是没有可能来一次瞒天过海、移花接木，搞一次静悄悄的大变革。无疑，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以及足够多的人材，靠着石越一个人，是编不成一部法典的。因此，若想做成这件事情，需要很好的时机，合适的外部环境，以及想办法得到一些重量级宰执大臣的支持……这并不容易，但却不是没有可能。
而所有这些事情，只要任何一件能够做成，其影响都将无法估量。
虽然潘照临的认识不可能这么清晰、深刻，但如他这样聪明的人，对很多事情，往往都有常人难以企及的直觉，只是凭着直觉，他就已经能意识到，这些事情，哪怕做成一件，其影响，都可能不逊于收复燕云！
一念及此，潘照临忍不住长叹一声，道：“相公识见绝人，吾不如也。”
说完，又意味深长的说道：“相公说的这些事情，我虽不曾查究，但也知皆是千秋万代之事。但其实这些事情，若相公统兵北伐，收复燕云之后，仍可做得。”
石越似笑非笑的睹视潘照临：“不论我是否统兵北伐，先生真的以为北伐成功之后，我还能做得几年宰相？”
潘照临不由又是一阵沉默，他嘴皮动了动，想要说什么，但终究还是忍了下来。
石越又笑了笑，淡然说道：“其实先生也知道，只要朝廷决定北伐，很多事情，便很难再有机会做了。北伐即使成功，收复了燕云，辽人也不会善罢干休，北面的局势不会就此平静下来，而且连年大战，就算无事，也该休养生息一阵，这段时间，也不宜多生事端。恐怕转眼之间，又是十余年，十余年后，我岂能还在两府？”
潘照临看着石越，心中头一次这么犹豫难决，他很想趁此机会，向石越和盘托出自己真正的计划，但是，看着石越，再三犹疑，却到底没有开口。
石越并不知道潘照临在想什么，只是继续说着自己的想法：“其实，这些事情纵然做不成，有点遗憾，也没什么要紧。这种事，便如同为人父母一般，做父母者，总会想着帮子女将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子女只需坐享其成便可，但谁又说得清，这于子女，究竟是福是祸呢？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我这二十余年，算是勉强做好了这二十余年内该做的事，来不及做的事情，便当相信后继者自有其智慧。若没有这份信任，我便多做一两件事，亦没什么意义。”
“而且，在我看来，朝廷这次北伐，恐怕未必会如想象的顺利。如今劝谏皇上不要北伐已是无用，但等到辽国再打上几仗，久战无功之后，再劝谏皇上，便能听得进去了，顺便也能让辽人再吃点苦头，正是一举两得。到时候，若我还在两府，便与范尧夫一道，再花个三五年时间，为国家好好的选拔一批人材，替大宋经营一个更好的局势，然后我也就可以安心告病，离开汴京了。我已经写信给唐甘南，托他帮我在杭州觅一处宅院，到时便可举家南迁，在杭州继续做我入仕前的事业，著书立说。”
“如我方才所说的事情，其实不做宰相，也同样能做不少事情。待告病南迁之后，我便召集一群儒生，一同探究思考，也许能够为士大夫治天下与任法治天下，提供一些适用的理据……如此，便算不在汴京，亦不算寂寞。”
说完，又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潘照临说道：“先生亦不必太过执着，我与先生相交二十余年，如今也算功业粗就，虽不能称尽善尽美，也足以无愧于此生了。先生何不效法子柔，多置良田美宅，娶几位娇妻，再生几个子女，尽享天伦？人生如朝露，又何须自苦如此？”
潘照临没料到石越竟然会劝他功成身退，学陈良一般享受荣华富贵，一时间不由愕然，过了好一会，才哑笑失笑，摇头笑道：“陈子柔大智若愚，其实比我要聪明得多。不过人各有志，他那样的日子，我终是学不来的。”
话已至此，潘照临也知道他这次来见石越的目的已经失败，再多说也无益处。虽然过程有些出乎潘照临的预料，但这个结果他其实也早有心理准备。因此，他心底里，倒也并不算多么气馁。他筹划已久的计划，更不可能就此放弃——实际上，与石越的这番交谈，反倒让潘照临更加坚信自己要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石越虽然已在筹划着退隐的事情，但潘照临却并不相信事情会如石越设想的那样发展。所谓形格势禁，最终，石越仍将不得不回到他所计划的轨道上来，只不过换一种方式而已。
因此，潘照临便也闭口不再谈北伐的事情，只是与石越叙些汴京、河北的趣闻秩事，便仿佛这根本就不是他特意前来河北会见石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