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嘿！”他话未说完，潘照临已是冷笑起来，“柴远应当还叮嘱过你，要和我保持距离，必要的时候，要断然与我划清界限吧？”
柴逊沉默了一会，却没有否认，只是长揖说道：“家兄只是说，还望先生看在柴家列祖列宗的份上，体谅他的苦心。”
一面说着，一面抬眼悄悄观察潘照临的表情，却见潘照临的脸上，始终是那副不屑的表情，心里面不由得更加不安起来。他今日对潘照临所说的话，完全是按照之前柴远的吩咐进行，在心里面，他一方面惊讶柴远的料事如神，柴远早就料到汴京朝局可能有重大变化，而潘照临不但会牵涉其中，而且可能将周国也牵涉其中，因此反复叮嘱他要小心在意，发现一点点蛛丝马迹就要快刀斩乱麻，宁可得罪潘照临，也不能卷入任何是非之中——原本他还在心里腹诽的：周国有什么资格卷入汴京的朝局变动中？而另一方面，柴逊却是大惑不解——周国是小国，无力加入汴京的朝局博弈，所以避而远之，当然是对的，但柴远的吩咐，也似嫌小题大做了，有必要做得这么绝么？这可是会彻底得罪潘照临的，而潘照临的身后，可是石越！要知道，周国自封建之后，处境就十分艰难，幸亏柴远和潘照临之间的交情，才让周国得到那么一点点的关顾，而一但得罪了潘照临，只怕以前的关顾，就会变成变本加厉的刁难。他虽然不知道潘照临和柴家究竟有何交情，从柴远交待的话中，他猜测两家祖上应该有些恩情，所以柴远才请人家给祖宗一个面子，希望对方看在几代的交情上，不要为难他们。但如果潘照临真的翻脸，祖宗的面子只怕靠不住。
只是，再怎么不以为然，柴远的吩咐，他却是不敢不听。他可是在辽国南犯的消息传到南海后，才被柴远特意紧急派来大名府的，他甚至怀疑自己的主要任务其实并不是来招募百姓，而是处理与潘照临的关系。因此，他原本想委婉一点解决这件事，没想到，潘照临却不是那么好搪塞的。结果还是变成了这样……
但让他意外的是，潘照临沉默良久，却似乎并没有恼怒，而只是讥讽的看了他一眼，讽刺道：“柴远还真是谨小慎微啊。”他不敢作声，只听潘照临又是“嘿嘿”的冷笑几声，说道：“你放心，我本来也没打算将你们牵涉进什么事情中，你们也不够这个份量。这件事情，只是凑巧——谁叫你好巧不巧，偏偏带了当年王巩案的一个当事人回来呢？”
柴逊的心情正为之一松，却又听见潘照临话锋一转，又说道：“不过，既然把话说开了，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既然柴远表明了态度，不想周国卷入我的事情中，那我亦不强人所难，从此以后，我们便再无关系。”
“先生……”柴逊本能的还想要说点什么试着挽回一点关系，但才一张口，便见潘照临的一名黑衣随从已走到他身旁，不由分说，便将他“请”出了房间。
但就在柴逊被赶出房间的那一瞬间，潘照临眼中，却闪过一丝萧索之意，但这种情绪也只是一闪而过，他很快便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般，继续悠然自得的喝起酒来。
倒是侍立一旁的黑衣随从似乎有些不忿，忍了一会，终究还是按捺不住，低声抱怨道：“先生，这柴远兄弟，未免亦太过份。”
潘照临却是摇了摇头，“罢了，不必计较。说到底，我也未必是为了他们。”
黑衣随从似乎也不是多话的人，见潘照临如此说，便也不再多言，默然垂首，只是静静的站在一旁给潘照临倒酒。如此这般，过了好一阵，才有门外传来的急促的脚步声，打乱了这份宁静。
那黑衣随从抬起头来，却见是之前将柴逊赶出房间的另一名同伴回来了，不由奇怪的问道：“永文，你怎么才回来？”
那叫“永文”的黑衣青年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快步走到潘照临跟前，眼中闪过掩饰不住的兴奋之色，一边从怀里掏出一封书信递给潘照临，一边恭谨的说道：“先生，东京来信了。”
见潘照临接过书信，他又压低了声音，说道：“信使还带来口信——皇上会在今日召见杨畏与刑恕。”
听到这话，斟酒的青年不由一怔，惊讶的问道：“如此说来，先生的策略奏效了？”他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神情，忍不住又道：“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先生如何竟能料到杨畏和刑恕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弹劾权倾朝野、令百官闻之色变的御史中丞刘挚？这两人，在许多人眼里，应该也是旧党吧？尤其是杨畏，他可是刘挚亲自推荐才进的御史台……”
叫“永文”的黑衣青年也不禁点头，赞道：“先生真是神机妙算。晚辈也是感到难以置信，毕竟他们要弹劾刘中丞的所谓‘把柄’，其实也压根就是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么？呵呵！”潘照临此时已是浏览完来信，听到二人的疑问，嘴角不禁露出讽刺的笑意，“这个把柄，可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微不足道。而且，刘挚本人可以称得上为官方正，又怎么可能有什么泼天的把柄留给别人？刑恕、杨畏都是顶尖的聪明人，这个道理，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把柄不需要大，恰到好处便足矣。”
“但他二人可是旧党……”斟酒的黑衣青年仍然颇为不解。
“旧党？”潘照临嘿嘿的冷笑起来，“旧党……叔高，你以为如今朝中势力，是哪一党最盛？”
叫做“叔高”的斟酒青年不由一愣，却还是回答道：“自然应该是旧党。”
见潘照临摇了摇头，他眼中不由闪过一丝惊讶，“难道是石党？”
潘照临却依旧摇头，这时，连那个叫“永文”的青年也惊讶起来，二人相视一眼，道：“难道先生以为是新党？这绝无可能。”
“旧党、石党、新党！嘿嘿！”潘照临的笑声中，讥讽之意更浓了，“现在无论朝野，不管是士大夫还是贩夫走卒，都知道朝中有此三党。似乎每个人都忘了，只要有朝廷、有官府，世间最大的那个党，永远都只可能是‘权党’！”
“权党？”两名随从都是面面相觑。
“正是！追逐权力之党，可以名之为‘权党’。”潘照临讥道，“你等可曾想过，这世间绝大多数当官的人，会将何物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当然是权力！”潘照临自己回答道，“没有什么比权力更重要！因此，朝廷之中，永远是‘权党’势力最大，当新党得势之时，他们藏身于新党之中，当石党得势之时，他们藏身于石党之中，而当旧党得势之时，他们便藏身于旧党之中。所以，无论是新党、石党，还是旧党，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都必然会将自己追逐更大的权力、更显赫的官职，置于所谓的‘本党’利益之上。”
“这岂非是小人行径？”叫叔高的青年不由愕然反问。
“人之为人，本就是极为复杂的。又岂能简单的以小人视之？”潘照临笑道，“某人投身于某党，往往不会只有简单的动机。或受其政见之感召，或有亲朋好友乡党故旧之吸引，或者形格势禁，不得不如此，或者欲跻身其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或者干脆就是一个误会，于是顺水推舟，将错就错，又或者如此种种，兼而有之。但不管是哪一种理由，甚至是胸怀大志、满腔热血之辈，真正面临权力的吸引，又能有几人抵挡得住？”
“先生此言差矣，忠贞之士，又岂会为区区权力所动摇？”叫叔高的青年却是大不以为然。
“或许如此。”潘照临点点头，却又道：“但人世之间，真正的忠贞之士却是极罕见的，所以人们才会将之记于史书，代代传颂。这世间，绝大多数人，却只是普通人而已。至少，那杨畏与刑恕二人，便可以肯定，绝非所谓的‘忠贞之士’。”
“先生又如何可以断定呢？”叫“永文”的青年大惑不解的问道，“杨、刑二人，都是颇有贤名的。杨畏能够做到殿中侍御史，并且还是刘莘老亲自推荐，那也是因为他一向声名极佳，晚辈对他的底细也略知一二，杨畏自小丧父，由寡母带大，他事母至孝，聪颖好学，中得进士后，因为觉得自己学术不足，便拒不出仕，反而专心经术。曾经拜在王舒王门下，又四处游学，被荐为御史后，一向是刚正敢言，又无新、旧之见，我听说他与吕微仲相公、刘莘老都是交情匪浅，朝野士大夫，对他都是交口称赞的。至于刑恕就更不用说了，他是大程、司马陈王的门生，在旧党之中，一向是以才智过人而闻名。先生如何便能断定这二人便是先生口中的‘权党’呢？”
“的确如此！在天下人眼中，杨、刑二位，就算不是贤士，也称得上是‘佳士’了，也正因为如此，由他二人出面弹劾刘挚，才显得更有份量。”潘照临笑道，“但在我的眼里，这二位，却是典型的‘权党’。”
“便以杨畏来说，此人名声之好，简直令我都觉得惊讶，想那汴京朝廷，提起杨畏，谁不要称一声‘方正君子’？但是，此人却有最大的一个疑点！”
“还请先生赐教。”
“这疑点就是，这世界上，不应当有一个人，可以同时与吕惠卿、刘挚、吕大防三个人相善。”潘照临刻薄的讥讽着，“一个人同时与王安石、司马光交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同时是吕惠卿和司马光的朋友，就显得怪异了。倘若竟然同时成为吕惠卿、刘挚的朋友，那其中就必有蹊跷。而同时是吕惠卿、刘挚、吕大防的朋友，我只能说，那就不能简单用‘虚伪’二字来形容了，其人不但是虚伪，而且必定极有城府——而一个极虚伪又极有城府的人，可与杨畏现在拥有的名声，极不相符。而且，便如你说的，杨畏曾经拜在王安石门下，他当年可以连官都不做，却要去钻研经术，这样的人却肯拜在王安石门下，显然只有两个可能，要么，他知道拜在王安石门下有利可图，并且比他当小官的利益更大，要么，就是他打心底里认可王安石的经术。而不管是哪个理由，却又都与他后来的表现十分矛盾。”
“因此，尽管他经营自己的形象非常成功，但我还是敢肯定，他只不过是知道，他现在的形象对他有好处才会如此。一个会这样做的人，会放弃一个一鸣惊人、一步登天的机会么？一个御史，有机会成功扳倒一个御史中丞，这绝对会让他名声大震。不仅如此，他还正好在皇帝最需要的时候，帮了皇帝一把，给了皇帝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其中的回报……我顺水推舟，将这样一个机会送到他面前。以杨畏的聪明，绝对不可能放过这样的机会。弹劾刘挚，会让人们觉得他忘恩负义，但他毕竟是殿中侍御史，这也是他职责所在，所以，同样也一定会有人觉得他刚正不阿。这就好象当年的陈元凤一般……”
潘照临说到这里，便突然停住，不再多说。两名黑衣随从却是尽皆默然，这种看透人心的犀利，是他们暂时还无法想象的。而事实也已经证明，潘照临的判断，是对的。此时此刻，杨畏恐怕已然在皇帝面前，义正辞严的弹劾他的荐主、旧党领袖、御史中丞刘挚了。
但二人还是有些疑问，叫“叔高”的青年又问道：“那刑恕呢？”
“刑恕？”潘照临呵呵的笑了起来，“刑恕其实远没有杨畏那么厉害，他是个很简单的人。”
“只不过，在旧党之中，刑恕是个不折不扣的另类而已。他的确是程颢的学生，也是司马光的门生，在人们眼里，刑恕的额头上都刻着‘旧党’两个字。但是，我读过他的文章策论奏章，这位翰林侍读的文章，绝对没有半点程颢、司马光的影子，反倒有点像章惇！”
“一个司马光的得意门生，却给我一种章惇的感觉。而且，便如方才永文说的，刑恕在旧党中，是以才智而著名——旧党的君子们，可是一向讲究德才兼备，德在才先的，强调有才无德，还不如有德无才的。这就越发让我觉得此君神似章惇了。而以前子明丞相也和我说过：刑和叔非端士。因此，趁这个机会，我便试上一试。”
“试一试？”一时之间，那两名黑衣随从都不由有些目瞪口呆。
潘照临却是毫不在意的点了点头，道：“这件事情，有杨畏本来就足矣。刑恕本来也无关紧要，反正在旧党中论派系，他是属于司马光、范纯仁一派，对刘挚也没有什么香火之情，以他的聪明，也很容易想到这件事的敏感性，就算不去调查，也绝对不会傻到引火烧身。所以他不参预进来也不要紧，既然参预进来就更好了——刘挚一派的旧党，多半会把这笔账记到范纯仁头上。”
“而且，刑恕可是翰林侍读，是陪皇帝读书讲经的经筵官。自绍圣以来，旧党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给皇帝安排的经筵官、老师，都是千挑万选，可是却没有人能比得上桑充国甚至是程颐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据说刑恕是少数几个今上还算比较有好感的经筵官……虽然其原因绝对是旧党诸公们所不乐见的，据说刑恕时不时会给皇帝讲些孙膑兵法、战国策之类的东西，但不管怎么说，总是在今上跟前建立了一些信任。有了这位刑侍读的加入，这件事情，应当便是十拿九稳了，刘挚的御史中丞，也做到头了。”
正说着，忽然，便听到街上传来一阵喧嚣之声，潘照临便停口不语，叫“叔高”的青年快步走到窗前，往外探望，却见自安平门方向，有一队骑兵护着数辆马车，逶迤而来。似乎是为了给这队人马清道，一群大名府的公差也出现在街上，不断驱赶着行人。
叫“叔高”的青年在窗边看了良久，却是“噫”了一声，转过头来，对潘照临说道：“先生，似乎有点不对——这不是李邦直参政的车驾。”
潘照临似乎也有些惊讶，缓缓起身，凑过身子到窗外眺望了一会，才点了点头，道：“这的确不是李邦直的车驾，随行这么多内侍，应该是庞天寿……”又凝神看了一会，也是“噫”了一声，脸色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低声道：“那几人我见过，竟然是职方司的……”
“职方司？”两名黑衣青年都是脸色一变。
却听潘照临皱着眉自言自语的说道：“为何庞天寿会先李邦直一步回京？两人既然是一同出使，就理当一同返京。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不得不如此安排。”说话之间，街上庞天寿一行已经走远，潘照临回到座位，轻声说道：“看来，我们多半不必再去河间府了。”
“啊？”两名黑衣青年都大吃一惊，“先生不是已给石丞相去信说好了么？”
潘照临却是摇了摇头，“我的确是去了信，但庞天寿竟然没有与李清臣一道回京，那这两人如此安排行程，唯一的原因，只可能是子明丞相也要回京了！”
“啊？！”两名黑衣青年都是张大了嘴巴，一人说道：“石丞相回京，这是不北伐了么？”
“那倒不见得。”潘照临眯起了眼睛，说道：“现在本来也不适合用兵，子明丞相回京，可能是为了与皇帝当面沟通，而且，如此战争已经告一段落，太皇太后也应当归葬山陵了，子明丞相也是必须回京参加太皇太后葬礼的。”
说到这里，潘照临顿了一下，又说道：“不过咱们也不必在这里妄自揣测，只要打听一下便知端倪。”他转过头，对二人吩咐道：“永文，咱们便先在大名府多停一天，你去安排住宿；叔高，你去大名府各衙门打听一下，庞天寿已到了大名府，若是子明丞相回京，他们必然会知道消息。”
汴京。
阴冷的冬日，天寒色青苍，指直不得结。但即使是在如此寒冷的冬天，汴京的大街小巷，也依旧是行人如织，热闹非凡。比起熙宁年间，如今的开封府人口又增长了许多，尤其是前来汴京置办、行销货物的商贾，比二十年前，多出几倍之多，这些商人和他们的随从让汴京的市面变得更加繁华，而另一方面，河北的战事虽已平息，但流落到汴京的难民依旧不少，如今各大河道的航运停止，这些运河的码头原本是接纳难民工作的主力，如今却大多停工，也让流落在汴京的难民生活更加困苦起来，无数找不到工作的难民沦为乞丐，只能靠着开封府施粥勉强生存。
这就是今日的汴京，街面上随时可以见到乘坐着装饰得富丽堂皇的马车、连随行的小厮都是锦衣丝鞋，动不动就一掷千金的富商豪客；也随时可以见到衣衫褴缕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躺在街边的乞丐。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每次乘着马车经过汴京的街坊，范纯仁都忍不住会在心里发出这样的感叹。但是，面对这样的现实，即使他贵为大宋的枢密使，却也无可奈何。据在河北安置难民的曾布的说法，河北的情况更加糟糕，自从进入冬季，难民普遍缺少冬衣，虽然辽人已被赶出河北，但许多人很可能会熬不过这个冬天，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故乡。
对于这样的局面，宋朝并非没有办法解决，在河北的大名、东光、河间等地，有堆积如山的军资，只要放弃一两年内乘胜北伐的想法，就可以用这些军资来救济难民，帮助他们返回家乡，重建家园——这也是范纯仁努力想要说服皇帝赵煦五年后再北伐的原因之一。但是，不要说皇帝赵煦，朝中从宰执到普通官员，真正旗帜鲜明的支持范纯仁的人，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难民中的青壮，大抵都被征募为厢兵或者替朝廷服有尝劳役，稍次一等的，要么已被南海诸侯征募，要么被汴京、大名等地的商人雇佣，勉强也能生存，靠着朝廷施粥救济的难民，基本都是老弱病残，再加上民众愤恨的情绪也多是针对入侵的辽人，而不是宋廷本身，因此，在绝大多数朝廷大臣的心里，这些难民的问题，不免都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
即便是负责难民问题的曾布，虽然耳闻目睹，对难民的遭遇充满了同情，还写了几首很有杜诗风范的七律，抒发自己的同情与无力，甚至他在给朝廷宰执们的书信中，也时时流露出对难民的同情，帮他们说了不少话，可是，一但涉及到北伐的问题，他便立马将一众难民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他还振振有辞——辽人才是难民悲惨境遇的罪魁祸首，朝廷已经倾尽全力，为大臣者，必须从国家社稷的大局出发考虑，不能为了妇人之仁，而错失良机，使国家将来付出更大的代价。
而更加让范纯仁感到悲哀的是，曾布的想法，正是绝大部分朝廷公卿的想法——这甚至是不分旧党、新党、石党的，即使是反对北伐或者对北伐持保留态度的人，绝大部分考虑的，也不是那些难民的命运。这一点，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能例外。
这也是范纯仁无法自欺欺人的。
对于北伐，他的内心深处的想法，其实远比他表露出来的要复杂、矛盾。
虽然在大宋的都城汴京都有数以万计的难民衣食无着，其中许多人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但是，便连范纯仁也并不否认，安平大捷似乎预示着大宋正在步入她最鼎盛的时期！
所以，接下来趁势北伐，收复燕云，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这一点上，范纯仁其实很理解皇帝赵煦的心思，甚至若扪心自问，范纯仁其实也未必反对北伐。
范纯仁现在的态度，除了部分原因考虑到那些难民的命运外，他主要还是出于一贯的谨慎，反对速战，反对冒险。
范纯仁知道自己虽然是枢密使，却远远谈不上知兵善战，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短处，并且，乐于学习。与当时的其他文人一样，范纯仁也非常推崇蜀汉的丞相诸葛亮。他知道自己并没有诸葛亮的才能，但是，既然如诸葛亮那样的聪明人都一生谨慎，那么，才华远远不如他的自己，就没有理由不更加谨慎。
北伐并非不可以，但应当谋定而后动，做好充足的准备，宁可错失战机，不去追求兵贵神速，也要尽可能的不犯冒险急进的错误。这也是范纯仁极力的主张五年后再北伐的另一个原因。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理由支持他的主张。
因为他知道自己能力的局限，所以，范纯仁也非常乐意了解有能力者的观点。在范纯仁的眼中，现在大宋所谓的“有能力者”，在宰执中，自然就是石越。而除此以外，则是枢密院的枢密会议。
对于枢密会议这个机构，自从做到枢密使后，范纯仁就深觉这个机构设置得极有必要，是非常好的一个机构。由年迈或不再领兵的军中宿将、曾经编撰精研兵法的文官、以及担任过诸如“走马承受”等职务或曾在职方馆立有大功的情报官员等等人员组成的枢密会议及其下属机构，给了范纯仁这个几乎完全不懂军事的枢密使极大的帮助。
在战争的过程中，枢密会议制作沙盘，进行各种推演，制定各种计划，提出各种建议，让范纯仁这个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文官，能够直观的了解战局的进展，理解各种军事行动的意义，做到了对于战局真正的了解，并且，枢密会议还不止一次的成功预测了战局的发展，更给了范纯仁极大的信心。
范纯仁甚至时不时冒出这样的念头——如果再进一步完善枢密会议这个机构，也许本朝的“将从中御”，可能就并非如以前许多人所批评的那样，仅仅是一种不可取的弊政了。虽然在这场战争中，枢密会议其实没有发挥太多的作用，主要只是他这个枢密使的智囊机构，但范纯仁有一种感觉，对于将“以文御武”视为基本国策的宋朝来说，枢密会议，很可能就是真正的正确答案。
因此，在北伐的问题上，范纯仁也非常重视枢密会议的建议，可惜的是，枢密会议对于北伐也是意见分歧。针对北伐出现的种种可能性，枢密会议向范纯仁提交了数十份报告，也就是说，在枢密会议的推演中，北伐可并不如汴京军民想像的那么乐观，而是至少有数十种可能性，其中固然有可能一鼓作气攻克析津府，收复山前山后诸州，甚至直接攻灭辽国，但也同样有可能乐极生悲，重蹈太宗皇帝北伐失利的覆辙。
而且，出现何种结果，有些取决于大宋，有些则取决于辽国的应对。
范纯仁无法判断哪一份报告会成为现实，但是，他再比对下石越对于北伐的暖昧态度，便觉得不能简单的将石越至今为止的暖昧，当成一种急流勇退的明哲保身之举。
因此，范纯仁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北伐的问题，应当更加谨慎一点。
然而，在这个问题，范纯仁是绝对的少数派。
汴京的现实是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军民，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北伐势在必行，而且人人都相信现在正是收复燕云的良机！
即使是他自己，要说夜半之时，他对自己的判断没有过怀疑，那也只是自欺欺人。
范纯仁在心里面，也隐隐的感觉到，他反对北伐，其实未必是出于理性，毕竟枢密会议的报告中，认为北伐最终可能获胜的报告还是要占多数的，石越至今也不曾以北伐就一定会失败为理由来明确反对北伐。许多的军中宿将，也都对北伐能够获胜持乐观态度。他之所以觉得应该谨慎，一小部分可能的确是因为同情那些难民，更多的，可能只是一种直觉，或者说是一种行事的本能。
也许，只是现在所有的北伐派，还未能真正说服他，让他感到安心而已。
这段时间以来关于北伐与否的争论，让范纯仁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了忐忑与迷惘。而几天前发生的户部尚书参知政事苏辙、御史中丞刘挚请辞事件，则更是让范纯仁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忧虑与不安。
这也是范纯仁今日决定抛开一切事务，也要去拜会一直卧病在家的左丞相韩维的原因。
这是谁都不曾预料的意外事件，可以说是在大宋朝野中投入了一颗巨大的震天雷也不为过。
事情的起因是前几天殿中侍御史杨畏、翰林侍读刑恕，利用皇帝在琼林苑召见的机会，突然弹劾御史中丞刘挚。
二人对刘挚的弹劾主要围绕两件事情，一是知登闻鼓院王巩任扬州通判时滥用私刑，却未被严惩，反而竟然可以出任知登闻鼓院这样的重要职务；一是阳翟知县赵仁恕贪赃枉法、私用酷刑、迫害无辜案。
这两桩案子，其实都是已经结案了的旧案子。赵仁恕的案子发生不久，这位阳翟知县，仗着自己父亲赵彦若是翰林学士，在任上胡作非为，贪赃枉法什么都是小事，关键是他私制酷刑，创造了诸如木蒸饼、木驴、木挟、木架子、石匣等等酷刑，以拷打犯人，简直是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结果被本路提刑官查悉告发，本来这案子没什么说的，但他父亲赵彦若却说那提刑官是王安礼的门生，而他曾经弹劾过王安礼，对方是故意报复。于是当时的高太后就下令这个案子，交由异地审判。谁知异地审判的推勘官，也就是主审官误会了高太后的意思，因为赵彦若是司马光推荐的旧党大佬，便以为高太后想保全赵家，故意轻判——但有宋一代，司法制度到了州一级以上，就比较完善，在主审的推勘官以外，还有独立的法官参预此案，这桩案子就被独立于主审官之外的录问官感觉到了不对，录问官不认可，朝廷只好另派法官审问，最终异地审判完结，赵仁恕罪证确凿，毫无疑问被司马光下令严惩。御史们也纷纷上表弹劾赵彦若，赵彦若也被罢官。
而王巩的案件，就更加简单，时间也更久远。平心而论，王巩的确是犯法了，但他的情节远没有赵仁恕这么恶劣，而且当时也被调离扬州，并且罚俸、增加磨勘年数，也算是被惩罚了。一般官员犯同样的法，也就是这样处理了。
但这两桩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犯案的人，都是御史中丞刘挚的姻亲！
赵仁恕一案，刘挚一直是抱持回避的态度，这本来也没什么不对，他并未包庇赵仁恕，而且事后刘挚也上表请罪了。如果只是这么一件事，那也不算什么。就算自己立身再正，谁又能保证自己的亲戚个个不犯法呢？何况那赵仁恕说到底是赵家的人，既不是刘家的人，也不是刘挚的女婿，刘挚就算想管，也管不到。
问题是，赵仁恕的案子，大家还记忆犹新，却又被翻出了王巩的案子。王巩的案子的确是小，如果单独这么一桩案子，谁都不好意思去说刘挚什么，可联系起赵仁恕的案子来，却就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一个亲家犯法是偶然，两个亲家犯法算什么？身为御史中丞，你结的亲家，个个都如此行为不检，你自己好意思说自己没责任么？
而且最重要的是，王巩现在还担任知登闻鼓院——正是御史台的下属机构！
就算不提王巩当年是否被轻判了，御史台的所有官员，都是必须有极高的道德要求的，而御史台的下属机构，竟然让一个有过污点的王巩出任主官？王巩但任此职的确是户部尚书苏辙举荐的，然而刘挚身为御史中丞，又是王巩的亲家，又岂能说自己对王巩的事情完全不知情？！
因此，当小皇帝将杨畏与刑恕的弹章交给刘挚之后，按照惯例，刘挚如果不想脸皮全失，被弹劾得灰溜溜的下台的话，也只能上表请辞，以全颜面了。
连带着户部尚书苏辙，也因为荐人不当，而不得不上表请辞。
而小皇帝也果断的接受了刘挚的辞职，下旨让刘挚以端明殿学士判光州，将他远远的打发到淮南去了。
虽然堂堂旧党三巨头之一，竟然因为这样莫名其妙的原因被罢御史中丞，不可避免的让许多旧党官员感到无法接受，甚至为刘挚抱屈。但同时他们却也无可奈何，因为身为御史中丞，理当所然应该有最高的道德标准，这样的事情，就算出现在宰执大臣身上，宰执大臣也得避位谢罪，何况是御史中丞。而且弹劾刘挚的，并不是新党或者石党，而是两名声名极好的旧党，杨畏是刘挚亲自推荐的，刑恕不仅是司马光的门生，而且和刘挚关系也很好。这件事情，任谁也不能随便往“党争”上联想，这最多只能算是旧党在清理门户。虽然也有一小部分人有所怀疑，比如有不少人怀疑杨畏其实是吕惠卿的人，是披着旧党皮的新党，也有人认为这件事情其实是杨畏、刑恕在迎合上意，故意罗织罪名，以赶走刘挚，但更多的人却都是怀疑幕后主使是旧党的另外两位巨头范纯仁或者吕大防。
接下来的发展似乎也证明了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小皇帝照顾了刘挚的面子，要知道端明殿学士一般是参知政事被罢相才会有的待遇，刘挚虽然是旧党三巨头之一，但地位毕竟是低于范纯仁、吕大防的。而接任御史中丞的人选，虽然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却也是任何一党都可以接受的人选。
新的御史中丞，既不是旧党希望的梁焘，也不是最近传闻中的新贵陈元凤，而是“默默无闻”的李之纯！
一个性格温和，立场偏向旧党但没有固定政见，为人正直，在士大夫和百姓中都口碑极好，很有才干的温和派官僚。
新御史中丞是李之纯，直是让范纯仁悄悄松了好大一口气。
做了这么多年宰相的范纯仁，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对于政治的本质，也有了自己的认识。他当然能够意识到刘挚罢御史中丞意味着什么。
自从绍圣高太后垂帘听政以来，或者说从熙宁后期开始，大宋朝廷便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政治结构，旧党、新党、石党三党形成了微妙而稳定的平衡，而在这种平衡中，旧党一直是最大的一个势力，但新党与石党也不遑多让，任何两党的结盟，都能压过第三党的力量。而这种稳定的政治结构，在绍圣年间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垂帘听政的高太后是倾向于旧党的，旧党的领袖司马光又拥有巨大的声望，而相对的，新党却因为吕惠卿的罢相受到巨大的打击，这使得旧党和石党的势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尤其是旧党，如果抛开石越的个人影响力不计，俨然已经发展到即使新党、石党联手，也难以抗衡的地步。而旧党能有这样的局面，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刘挚掌管御史台长达七年之久！
御史台有监察百官之责，历来是皇帝用以制衡宰执的工具，因此，如果执政的是旧党，御史台一般会大量参用新党，反之亦然，但绍圣以来，旧党却是宰执中有范纯仁、吕大防，御史台有刘挚，三人互相呼应，再加上王安石去世后新党式微，朝中党争也比较缓和，政事堂诸相公只要能得到刘挚的支持，就算高太后、皇帝赵煦，有时候也只能垂拱而治。
因此，旧党能有今日的局面，刘挚功莫大焉。
而相对的，刘挚一旦罢官去职，这就意味着绍圣以来朝廷的平衡，甚至是旧党内部的平衡，都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冲击。后果如何，是范纯仁所难以预料的。
范纯仁最担心的，就是政治立场明显有些倾向新党的皇帝赵煦，会选任一名新党出任御史中丞——那样的话，新党必然不甘心现在的劣势，占据了御史台这样的有利位置，多半就会向旧党发起挑战，那恐怕就会开始新一轮的纷争。
李之纯这个任命，至少是避免了范纯仁最担心的局面变为现实，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范纯仁的心里，依然有一种极为强烈的不安感，仿佛自己忘记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一般。为此，他才下定决心，来向韩维请益。
左丞相韩维的府邸，在城南惠民河畔，离石越的府第不远，不过规模却是要远胜石府。大宋朝有两个姓韩的名门望族，一个是相州韩氏，一个是开封韩氏。相州韩氏自不用提，韩琦地位特殊，韩忠彦如今也是官至宰执；而开封韩氏也不遑多让，当年韩亿的地位虽然比韩琦要差很多，但也官至参知政事，而论子弟则比相州韩家还要胜过几分。韩维兄弟八人，其中他和韩绛都做到首相，位极人臣，其余六兄弟中，如韩缜也是官至金紫，而第三代中，年纪较长者如韩宗道不知不觉中，已然官至刑部侍郎，其余如韩维的儿子韩宗儒、韩宗文，也分别官至大理寺丞、光禄寺丞，甚至连第四代都很争气，韩维的孙子、韩宗文的儿子韩瑨，在汴京年轻士子中文名颇著，得中进士是早晚的事。
这便是所谓的“礼乐簪缨之族，诗书富贵之家”了，而且韩维兄弟之中，已经去逝的韩绛曾经是新党领袖，韩缜则属于旧党，韩维不属于任何一党，却与石越关系亲密，因此，韩家在熙宁、绍圣两朝的影响力，可以称得上独一无二。
整个大宋朝，敢不卖韩家的账的，也就只有刚刚下台的御史中丞刘挚了，自从刘挚做到御史中丞后，刘挚不止一次的翻韩缜的旧账，弹劾他当年与辽国谈判划界，割地七百里，丧权辱国。不过这件事情，刘挚也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韩缜当年是奉命出使，这割地的责任，多半要归到王安石头上，所以谁都知道刘挚是项庄舞剑，意在已经去逝的王安石，目的仍然是打击新党。
这种明显的企图，在绍圣朝的局势下，显然是不可能得逞的，韩缜也一直是安若磐石，他之所以没能进一步做到执政，纯粹只是因为韩维一直是宰执大臣，为了避嫌，不得不“委屈”一点。
这样的世家大族，在当今的宰执大臣中，也只有韩忠彦家能相提并论了。但韩忠彦家的根基在河北相州，而韩维本身就是开封人。因此，论到府邸之盛，左丞相府在整个汴京，都是可以傲视群臣的。
整座韩府，占地二百宋亩有多，比起清河郡主所居的静渊庄，要大出近一倍。府邸的西边畔河，东边是朱墙环绕，墙内花木繁茂，径路相交，南北则是正宅，其中南边是正门，一干建筑，皆用青铜瓦覆盖，显得宏丽壮伟，而北边的后堂，在古树掩映之下，是高楼大阁，辉耀相对。至于府内各种建筑，殿堂舍斋、亭楼阁榭，应有尽有，无不精雕细琢，穷尽精美华奢，更让外人羡慕的是，韩府几乎所有建筑的牌额，全部是高宗、高太后以及当今皇帝御笔亲赐。
范纯仁的车驾刚到韩府，韩府那边早已得到消息，便见中门大开，韩维之孙韩瑨率领几个兄弟恭恭敬敬的侍立在门前，等范纯仁下了马车，韩瑨兄弟连忙迎上前来，恭谨行礼，一边说道：“相公光临，家祖父抱恙，不能亲迎，遣晚辈兄弟迎接相公，不敬之处，还望恕罪。”
“岂敢，岂敢。”范纯仁笑着掺起韩瑨，上下打量，又笑着问道：“公表，听说你和章家小娘子的好事近了？”
韩瑨万万不料范纯仁这样高高在上的人物，一见面居然问的是这个，不由得一阵脸红，讪讪道：“相公取笑了，家父已与章家谈好，还是要等到春闱告捷，再行完婚。”
范纯仁点了点头，玩笑道：“那公表你可要加倍努力了，你未来岳父那边好说话，但真要误了章家小娘子的青春，章子厚可不是好说话的。”
韩瑨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接话了，只好讪笑不语。他的这桩婚事，也是如今汴京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坊间都在传言，韩瑨原本对石越的独女石蕤有好逑之心，但因两家都是宰相之家，大犯忌讳，于是只得作罢，为了安慰爱子，韩宗文便向仁宗朝的宰相章得象家求婚，两家都是名门望族，门当户对，当下一拍即合，章家将章得象的嫡孙女许给韩瑨为妻。为了这桩婚事得谐，韩家还大费周章，特意上表请求皇帝同意，因为章得象虽然已经逝世，但章家还有一个章惇也同样贵为宰执，虽然章惇只是章得象的族侄，但这种事情，终究还是有些犯忌讳的，好在皇帝赵煦在这方面十分开明，很痛快的便玉成了这桩好事。
而这桩婚事，也因此成为一桩美谈。要知道，在大宋朝，贵为宰执，礼绝百僚，固然尊贵无比，但也有许多的忌讳与难处，子女后代的婚事，便是其中最让众宰执伤神的。
毕竟就算做到宰相，大家也同样有普通人的一面，为人父母者，当然希望子女能有个好归宿，但宰执大臣的子女，却是不能随便联姻的，一是犯忌讳，便如韩瑨与石蕤，至少在范纯仁等人看来，这完全是绝配，但当朝的左丞相和右丞相岂能成为姻亲？又或者怕嫁到政敌家，比如王安石嫁到吴充家的那个女儿，就算“拗相公”再怎么要强好胜，面对这样的情况，也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在火坑里受苦。门当户对既然有诸多的忌讳与不便，那就只好“婚姻不问阀阅”，甚至弄些榜下择婿之类的事情出来——但这种事情，却往往只是看上去很美。两个家世相差很远的人，通过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结合，能够幸福的几率会有多大？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宰执之家招婿，就经常是男方开始为了前途委曲求全，等到双方地位发生变化，女方如果运气不好，被折磨得早死也是常有的事；而如果是宰执之家娶妇，要么就是女方管不住男方、压不住内宅，甚至被男方欺负得郁郁寡终，大损家族声誉，要么就是女方敏感多疑、好妒耍泼，最终还是家宅不宁。
因此，对于宰执来说，最理想的婚姻，便是能与世家联姻。大宋的世家不比汉唐，都必定是诗书传家，子弟虽然有智愚之分，性格也有贤、不肖之别，但终究都是家法森严，行止有度。比如韩维的长子韩宗儒，其人十分的吝啬贪财，好吃如命，身材肥胖，为人较之乃父不知道差到哪里去了，但是做官却颇有法度，虽然没有什么过人的才干，却也能循规守矩——但这并不是他本人的功劳，而是韩家自有家法，他虽然官至大理寺丞，在寻常人家，那已是从六品上的高官，家中之人，必定以之为尊，无人敢论其非，但在韩家，那根本不值一提，犯了家法，回家之后，该罚跪照样罚跪，该吃板子照样吃板子。韩宗儒也只能老老实实的，不敢逾雷池一步。以韩家的家法，也可以想像，韩宗儒在他妻子面前，也绝不敢擅作威福。
而且，世家子弟还有一桩好处，那就是哪怕中不了进士，也有机会恩荫入官，最起码，也是家财丰富，能够一世富贵。
当然，世家子弟中，也有家法不严，子孙不肖的，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如果只是贪慕虚荣，就难免作茧自缚，要想找个好亲家，还需要深入了解对方的家风族规。但不管怎么说，世家子弟不肖的，绝大部分都是儿子，女儿大抵都是贤淑温良的。更不用说章家的家规之严，比之韩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韩、章两家的这桩婚事，的的确确，让两府的宰执们，都是称羡不己。故此连范纯仁见着韩瑨，亦忍不住要调侃他几句。
说过闲话，韩瑨兄弟便毕恭毕敬引着范纯仁直趋内堂。
韩维知道范纯仁来访，也已在侍婢的照顾下，披衣起身，坐在榻上，见范纯仁进屋，便要起身相迎，范纯仁连忙快步上前，止住韩维，口里说道：“持国丞相不必如此。”
又打量韩维，韩维此时早已年过古稀，须发全白，久病之下，整个人显得虚乏无力，面有枯色，惟有一双眸子，仍然炯炯有神。
范纯仁开口欲说话，却见韩维伸手止住他，示意他在旁边椅子上坐下，又令韩瑨兄弟退下，止留两名侍婢在屋内侍候。韩维看着范纯仁落座，又等到一名侍婢给范纯仁上了茶水点心，才颤颤巍巍的说道：“尧夫，你特意来见我，是为了刘莘老的事吧？”
不待范纯仁回答，韩维又自顾自的说道：“说起来亦是极讽刺——刘莘老最见不得宰执大臣私自交往、延接宾客，若是他还在御史台，你这么来见我，免不得要被他弹上一本。”
范纯仁亦不禁苦笑，刘挚在这方面的死板，是让众人感到很无奈的。但他还是斟酌说道：“刘莘老虽然罢中丞，但继任的是李端伯，亦是正人君子，倒也不必……”
“是么？”颤颤巍巍，说话都十分费力的韩维，脸上一瞬间露出惊讶之色，他望着范纯仁，奇怪的问道：“那尧夫你特意来见我，又是为何？”
范纯仁一怔，但还是坦白回答：“只是不知为何，我心里面，总是有些不安。”
“呵呵！”韩维禁不住笑出声来，旋即肃容，认真说道：“尧夫感觉不安，那就对了。”
“丞相何出此言？”
“尧夫你真没看出来么？”韩维奇怪的看着范纯仁，“官家这次，可是下了一步妙棋啊！”
范纯仁脑海之中，忽然感觉闪过一个什么念头，想要去抓，却怎么也抓不住，他也不做无益之事，认真的对韩维说道：“还请丞相明言。”
韩维不禁一阵苦笑，虽然范纯仁是正人君子，但若在一年之前，他也是绝对不会和他“明言”的，但现在情况却不同了，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再加上朝局的变化，让他也生出了不同的心思。
他看着范纯仁，反问道：“尧夫真的以为李端伯比得上刘莘老么？”
见范纯仁还是不太了了，又不由得苦笑一声，叹道：“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都已经淡忘了御史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瞬间，仿佛一道闪电在范纯仁脑中闪过。便听韩维又说道：“御史台，可从来都不是御史中丞能够一言堂一手遮天的地方啊！”
顷刻之间，范纯仁已经彻底明白了，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感到不安！
的确，便如韩维所说的，御史台，可从来不是御史中丞说了算的地方。这些年刘挚能够将御史台管得服服帖帖，那是因为刘挚个人的强势作风，他是旧党的三巨头之一，为人刚正，有着极强的个人魅力，所以，基本上整个御史台，都要惟刘挚马首是瞻，御史的选拔，也基本上是刘挚推荐为主。但是，御史台原本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御史台的职责是监察百官，但同时，它也是皇帝用以制衡两府的工具。而皇帝之所以能用它来制衡两府，可不只是因为御史中丞，而是因为每一个御史，都有权力上书言事。包括范纯仁在内，现在几乎所有的旧党，都为李之纯接任御史中丞松了一口气，却都忘记一件事情——李之纯性格温和，而且又缺少刘挚的那种强势与威信，因此，可以预见，李之纯绝不可能如刘挚一样，真正掌控御史台！
换言之，御史中丞既然管不住下面的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那么，御史们就可能会望风希旨，揣测上意，再次成为皇帝制衡宰执大臣的武器。就算往好里想，现在的御史们都正直不这么干，因为李之纯的性格，皇帝也可以轻易的往御史台安插自己选中的人——至于现实当然不用这么麻烦，现在的御史们，一旦意识到管着他们的刘挚不在了，他们绝对会希旨言事。更不用说御史们大多好名，能够有机会扳倒一个宰相，本身就是任何一名御史都无法拒绝的诱惑。
一瞬间，范纯仁完全明白过来了，他知道了自己为什么会一直感到不安。但是，明白过来并不会让他的不安稍加减少，反而令他更加忧虑了。
韩维看着范纯仁的表情，也知道他已经明白，便不再多说，话锋一转，继续说道：“官家年纪虽小，但是却聪明天授，也有自己的主意，是绝不会甘心垂拱而治的。既然官家迟早要用自己相中的人，那尧夫其实亦不必太在意。以某之见，只要朝中格局不破，换上几个宰执，亦没什么大不了的。”
停了一会，又说道：“某老矣，也该让出道来了。”
“持国丞相！”范纯仁万万没料到韩维说出这番话来，不由大惊，道：“丞相，官家纵然要换自己选中的宰执，亦不至于让丞相避位。朝廷如今正是多事之秋，也需要有丞相主持大局，岂可言此？”
韩维却是不由笑了起来，“尧夫你还是看不透。官家这时候赶走刘莘老，当然不会为了我这个老叟——官家现在想做什么，不是明摆着的事么？”
“丞相是说？”范纯仁的神情越发的严肃了。
韩维点了点头，道：“官家亲政未久，便是想要换新人，也没多少人可用。而且官家聪颖，也不会一下子全部换光两府大臣，总得慢慢更替。更不用说如今正是多事之时，辽人虽然大败，但朝中又为北伐之事争论不休——这时候，官家便不是赏宰执辅弼之功，也当以稳定政局为先，否则两府动荡，纵然遣大将北伐，又岂能见功？这是粗浅的道理，官家自然是清楚的。既然清楚，但却还是要赶走刘挚，那就是很明白了——官家觉得两府之中，有大臣挡了北伐的道。”
范纯仁不禁苦笑，沉默了一阵，说道：“丞相的意思我明白了。回去之后，我便上表请辞。”
此时此刻，范纯仁的心中，亦极是苦涩，因为类似的话语，他已不是第一次听闻。高太后在去逝之前，曾经秘密召见范纯仁，亲口吩咐他：“老身殁后，公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
高太后还是很了解赵煦的。赵煦雄心勃勃，很像他的父亲，想要有一番作为，这样的新君亲政，便很难因循守旧，尽用前朝老成旧人，定然是要用新人的。而范纯仁声名卓著，在朝野极有德望，又偏偏位极人臣，这样的臣子，赵煦轻易也不好动他，若两人政见相同，倒也罢了，偏偏赵煦进取之心，溢于言表，而范纯仁却是老成持重的性子，君臣之间，岂能没有冲突？冲突一多，自然就有其他臣子揣摸上意，在皇帝面前说范纯仁的坏话，日积月累，最后弄不好，范纯仁就要没好下场。
高太后预见到此，才对范纯仁有此叮嘱。但高太后去逝之时，正逢与辽国战事正酣，范纯仁身为枢密使，自然不能在这个时候求退，而现今辽国虽败，北伐又关涉到国家的国运，范纯仁也没想过在这个时候甩手不管。在他看来，总得再辅佐赵煦几年，待到赵煦熟悉政务，国家走上正轨，那才是放心归隐的时候。
但此时听韩维一席话，范纯仁才意识到，高太后预见的事情已经开始发生。皇帝想要北伐，他身为枢密使，却反对此议，这已然逼得皇帝想要对付两府。既然如此，倒不如自己不要恋栈，在君臣未交恶之前，主动辞相，那至少皇帝也会顾念这么多年的旧情，不至于将自己的阻扰，迁怒于整个旧党。
这是于自己，于旧党都有好处的事情。至于国家的命运，范纯仁倒也放心得下，虽然自己不在其位，但朝中还有韩维、石越、韩忠彦、吕大防等人，甚至就算是新党的许将，在范纯仁看来，也不是什么邪人佞臣，哪怕是新党得志，也不是什么不堪设想之事——党派之争，固然主要是因为政见，但很多时候，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便如新党，如果现在新党的领袖还是吕惠卿、蔡确，那么，就算是范纯仁这样温和的人，恐怕也不可能有如此平和的心态。
范纯仁在心里面暗暗做下决定，回过神来，却见韩维一脸无奈的看着自己。他正要再说点什么，却听韩维苦笑道：“尧夫，你可不能辞相。”
“但……”
韩维似乎是有点尴尬，打断范纯仁，委婉的说道：“尧夫，我等身为朝廷大臣，有时候，纵使要担些干系，也是不能放任着官家做快意事的。某事高宗皇帝如此，事当今官家，亦是如此。不过，现在官家年纪还小，亦不能一味的只知道谏阻，那样的话，反使官家觉得吾等可憎，反为不美。这其中，便有一个分寸，要靠着我等来把握。”
范纯仁若有所思的望着韩维，韩维又继续说道：“便以今日之事来说，官家觉得有宰执大臣阻扰了他北伐的志向，但我等身为宰臣，明知其不对，又岂能不加谏阻？尧夫你劝谏皇上，那正是为人臣的本份。岂能官家稍有不乐，便欲求退？”
范纯仁听出韩维语气中的责怪之意，不由老脸微红，正待解释，韩维又意味深长的说道：“何况，刘莘老刚刚罢御史中丞，尧夫你又要辞相，朝中从此，还想有宁日么？”
范纯仁顿时就愣住了。这也是他思虑不及之处，的确，他自己甘心退隐，不做宰相，但是旧党的官员们，可不会接受这个。
猛然之间，范纯仁意识到一件事情，他现在的地位，已经不是说退就能退的了。
“而且，最重要的，恐怕官家也并不认为两府之中挡他北伐的大麻烦，是尧夫你啊！”韩维一边说着，一边连连摇头，“尧夫只要想想便知道，如果石子明支持北伐，纵然你我都反对北伐，又有何用？”
“丞相是说？！”范纯仁瞬时惊呆了，他睁大了眼睛，望着韩维，不可置信的问道：“丞相是说，官家罢刘莘老，是为了石子明？！”
韩维微微点头，叹道：“恐怕正是如此。”
说完，他从榻边的案子上，取出一封书札来，颤巍巍的递给范纯仁，说道：“这是子明给我的信，信中说，他已经给官家上了几封奏章，表明反对北伐之意。他的奏章至今没公布，那就是被官家留中了。不过，这信中，子明已说明了反对北伐的理由。而且，他已经决定和李邦直一道返京，太皇太后就要奉安山陵，他为朝廷的右相，参加奉安大典，也是为人臣子的本份。”
范纯仁连忙接过韩维手中的书札，迅速的读起来。石越的这封信，除了前面是问候韩维外，几乎全部是在讲叙他对于北伐的看法。而石越反对北伐的理由，归纳起来，就是三个：其一，河北疮夷，需要时间恢复；其二，辽国虽败，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契丹仍为强国，未可轻视；其三，幽蓟一失，辽国难存，塞北自古为中国之患，中国可败之，却不可抚而有之，辽在塞北，能为中国当北狄之患，故亡辽不如存辽。
前面两个理由，正是范纯仁对北伐持保留意见的原因，他自是不难理解。但第三个理由，却是范纯仁所从未想过的。
“亡辽不如存辽！”范纯仁不由得喃喃自语，在心里面反复琢磨着这句话。
韩维却是忍不住赞叹：“石子明所见，往往都是出乎意料，却偏能发人深省。我等以前又何想及于此？但细按史册，却不得不承认石子明所见，并非没有道理。”
“中国强盛时，遣一大将纵横于塞北，斩单于首，封狼居胥，都是等闲之事，但要统治塞北，却是再怎么样也做不到。如盛唐置都护府，其实不过羁縻而已，徒得虚名，全无实利，反为中国之累，此亦殷鉴未远。观塞北历史，不过是匈奴衰败，鲜卑兴起，鲜卑衰败，突厥兴起，突厥衰败，契丹兴起，契丹衰败，其兴者又当为谁？阻卜？粘八葛？且塞北一族崛起之时，往往万族称臣，控弦数十万，纵然我中国强盛，亦不得不暂避其锋芒，若不幸暗弱，则五胡乱华之事，恐再现于中国。对于我大宋而言，若抛开虚名不计，恐怕正如石子明所说，倒不如有个辽国在北边还要好打交道一些。毕竟塞北夷狄初兴，多是逐水草而居，无家无产，居无定所，故而其劫掠中国，可以肆无忌惮，而辽国则不同，其已渐蒙汉化，治有五京，上至贵人，下至黎庶，皆各有家业。除非是如这次这般大举入侵，否则两国边境还是可以安宁的。这也不是无凭无据的揣测，辽人初兴之时，亦有打草谷之习俗，然自澶渊之盟后，两国边境，便十分安宁，偶有冲突，两国官府交涉，便能解决。比起蛮不讲理的夷狄，却是要好太多。而且这次南犯吃了这么大的苦头，辽人想要再次南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用石子明的话说，就是如果就此与辽国签订和约，那么未来至少五十年，甚至是一百年内，我大宋的北方是谁，有什么样的实力，该怎么样打交道，都是可以预测的。而如果真的要北伐幽蓟，败了自不用说，就算胜了，未来的塞北是什么样的，也根本无法预测。而安平大捷，已经奠定了我大宋的优势地位，那么，我大宋下一步该做的，就是利用好这次胜利，确定天下各国的秩序，让未来变得更加清晰、可预测、可控制。一个混沌不明，不可预测的未来，无论如何，都是不符合现在的大宋的利益的。”
韩维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身体不由得感到有些疲倦，但他一双眸子，却是越说越兴奋、越有神。但说到最后，却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又略有些沮丧的叹道：“可惜，恐怕就算在两府之内，也不会有几个人接受石子明的这个观点。”
“我倒是觉得石子明说得很有道理。”范纯仁笑道。虽然没有如石越这样明确的说明，但司马光其实也提出过类似的主张，因此石越的这个说法，对范纯仁这样的儒者来说，是有着某种天然的亲和力的，他接受起来，并不困难。
这也没有出乎韩维的预料，“某亦料到尧夫能理解石子明此说，但是，恐怕也只有如你我这样的老叟，性格又是老成本份，不喜兴事的人，才会喜欢这样的主张。”韩维一边说，一边自嘲的笑道：“人老了，便喜欢稳重，当然就觉得未来不可预测是一件可怕的事，可是，对于官家那样的少年人，是绝对不会觉得那样可怕的。甚至，就算是章子厚、李邦直，也会不以为然吧？”
“那是自然的。”范纯仁也不得不承认，“恐怕朝中百官，绝大部分都会觉得这是杞人忧天，在其心中，这亦不过是些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
“最重要的是，官家北伐之志甚坚，某预料到石子明的这几封奏章，绝对说服不了官家。而眼下，马上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官家顺理成章的将石子明赶出两府……”
“丞相是说太皇太后奉安？”
韩维点了点头，道：“太皇太后奉安山陵，哪怕现在朝廷正是多事之秋，以太皇太后之功德，也理当由首相出任山陵使，但某这个首相正告病在家，那么石子明这个次相，出任山陵使，也是理所当然……”
“石子明看来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他特意赶回京师，我猜他便是故意想当这个山陵使。”韩维说着，嘴角露出一丝笑意来，“他这是已有激流勇退之意了，但是，这次我却不能成全他，我已向官家上表，准备复出视事！”
“啊？！”范纯仁望着韩维，不知道是该惊还是该喜。
韩维却是很平静的笑道：“太皇太后对某恩重如山，理当由某来送太皇太后奉安山陵，某断不能让石子明抢了我这山陵使的位置。”
他又望着范纯仁，道：“某也是为了自己考虑，某已经到了该致仕的年纪，由山陵使退任，可谓圆满。而劝谏官家不要北伐的事，我已是有心无力，这件事情，便要靠你和子明了。你和子明不要怪我抢了容易的事，将为难的事留给你们便好。”
“丞相……”范纯仁正要说什么，却听到房间外面传来韩瑨的声音：“范相公、大爹爹，外头有密院的使者，称有紧急要事，求见范相公。”
范纯仁只得向韩维告了罪，走到门口，却见一名枢密院的军吏，手执密匣，在外面等候，见着范纯仁，那军吏连忙跪倒行礼，递上密匣，在门外守候的范纯仁的亲随上前接过匣子，验了腰牌、公文、火漆封印尽皆无误，便与那军吏办了交接。范纯仁向韩瑨借了一间清静无人的房间，带着亲随进去，打开匣子，读完里头的文书，又令亲随收好，不动声色走出房间。不料才出房间，韩瑨又领了一名送信的枢密院军吏前来，但这一次，范纯仁却是在那房间里呆了好一阵才出来，出来之时，神情之间，仍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激动之情。
直到他又重新回到韩维面前，告了罪坐下，他的心情，才终于渐渐平复了下来。
范纯仁再次落座，却不急着说话，韩维望着范纯仁，亦不催促，二人颇有默契的沉默了一会，范纯仁才调整好情绪，尽量平静的说道：“丞相，高丽出兵了！”
韩维眉间一紧，却并不是太意外，只是问道：“这却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约一个月前，高丽出兵三万，号十万，已至大同江。”
停了一下，范纯仁又说道：“还有一个好消息——被困在蔚州的折克行部，已然突出辽军的包围，抵达定州，与段子介、吴安国合兵一处！”
“啊？！”这个消息，让韩维瞬间惊讶得站了起来，“这是如何做到的？”
“因为围困折克行的耶律冲哥，原来唱的是空营计！”范纯仁此时也不知道自己是该高兴还是该忧虑，“我接到的是段子介的报告，据他说，折克行被困在蔚州，箭尽粮绝，穷途末路，折克行迫不得己，与部下相商，与其饿死蔚州，不如垂死一博，求个战死沙场，于是杀尽战马为食，烧毁弓弩，率残部持刃出城，但辽军只有小股部队尾随骚扰，众人冒雪直趋飞狐关，才发现飞狐关只有数百老弱病残把守，也是天不绝折克行，他当日苦战飞孤峪，因为大军损失惨重，离开之时，便在飞狐关纵火泄愤，这虽然导致后来耶律冲哥轻易夺回飞狐关，但辽人也根本没有时间修葺关城，几百老弱病残把守的关口，被折克行一鼓而下，他就这么着突出重围，抵达定州。此后段子介与吴安国又遣轻骑前往侦察，才发现蔚州、飞狐附近，辽人虽然旌旗遍立，但却尽是些空营。考虑到之前段子介派兵运粮还曾经在飞狐一带被辽军狙击，段子介判断耶律冲哥撤兵不久……”
范纯仁的解释并没有韩维解惑，他缓缓坐回榻上，却依旧是双眉紧锁，似是相问，又似是自言自语的说道：“耶律冲哥为何会突然撤兵呢？这完全没有道理啊。放走折克行不算什么，但这空营计一旦被识破，岂不是等于拱手让出飞狐、蔚州？”
“段子介认为，这空营计，应当是耶律冲哥不得己之举。”范纯仁说道：“段子介等人推测，一定是辽国内部出了极大的变故，令耶律冲哥不得不撤兵。他们已经向雄州及河东送信，说明情况，吴安国也已派出精兵潜入辽境侦察。但辽人在南京道屯集重兵，对道路控制也极严密，据说辽人已下令禁止一切商旅行人南下，并严令各驿馆、村里，任何经过本处的行旅，都得押送官府，抓获细作，便得重赏，见而不报，行连坐之法，辽兵每日在各处巡视，发现嫌疑，便即诛杀。故此职方馆在南京道的细作，至今没有一个人能联系得上，依我看来，想要从南京道探得辽人虚实，恐怕十分困难。要想知道虚实，还须得靠章楶、种朴从西京道打探……”
“章楶、种朴……”韩维不由得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他二人在河东，直是被耶律冲哥玩弄于股掌之中。耶律冲哥既然在蔚州唱了一出空城计，那他要么就是率大军返回了大同府，要么就是率大军离开了西京——不管是何种情况，他二人竟然全不知情，可谓无能。”
范纯仁也只能苦笑：“他二人已是惊弓之鸟。耶律冲哥只要在边境稍布疑阵，他二人便忙于自保，根本无暇他顾。但平心而论，对他二人也不能强求太多，章楶性格谨小慎微，种朴才具有限，两人手里又兵力不足，靠着那点兵力，面对耶律冲哥这样的名将，要护得河东周全，已然是很不容易了。”
“罢罢罢。”韩维摆了摆手，“便算他二人有苦衷罢，这且不去管他——要紧的是耶律冲哥究竟去做什么了！”
“段子介称有流言说，辽国发生内乱，有人挟辽太子阿果造反……”
韩维双眼一眯，“可信么？”
范纯仁摇了摇头，“只是流言而已。”
韩维脸上露出失望之色，他沉默半响，才注视着范纯仁，缓缓说道：“尧夫，你知道这意味着吧——不管是不是只是流言……”
范纯仁默然一会，长叹道：“尽人事，听天命罢……”
韩维却是摇了摇头，凝视范纯仁，仿佛是在斟酌语言，一句一句慢慢的说道：“天意如此，事已不可为……”
“还可以等石子明回京……”范纯仁犹抱着一丝希望。
但韩维还是摇着头，“石子明也违逆不了天意。如此大好的局势，连韩某都要心动，何况旁人？北伐已是大势所趋，纵然石子明，亦未必能有什么办法。但是……”
说到此处，韩维微微停顿了一下，“但是，越是这般时候，两府之中，越是要有老成人……”
范纯仁不由得愣了一下，半晌才回过神来，苦笑道：“丞相的意思，在下明白了。”
韩维盯着范纯仁，仿佛是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明白了，过了好一阵，才放下心来，笑道：“难为尧夫了。”
范纯仁摇了摇头，正要说话，又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声，然后便传来韩瑨的声音：“启禀范相公、大爹爹，有天使驾到！”
稍早，禁中，内东门小殿。
侍候在小殿院子里的内侍，都感觉到了今日气氛的不同寻常。从早朝之后，皇帝就在小殿里召见刚回汴京未久的内东头供奉官庞天寿、兵部侍郎司马梦求、卫尉寺卿李稷以及少卿曾诜、高公效，职方司郎中曹谌等一干臣僚，小殿里面的黄铜座钟已经敲响过两次——也就是说，皇帝的这次召见，最少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时辰，但召见完全没有结束的迹象。而除了在小殿内的官员，小殿院子里的几间厢房中，还有十余名着绯袍、甚至是绿袍的文武官员在等候召见，这些等候召见的官员全都是恭谨的叉手站立在厢房中，不和任何人交谈，一个个表情严肃，神情中带着几分紧张与拘谨，每当小殿中有内侍来传旨召见，被召见的人便低着头目不斜视的随内侍入殿觐见，召见完毕出殿的人也是一般的表情，回到厢房之后，更是如木雕泥塑一般。
这些人的情绪，不知不觉间，便影响到了在内东门小殿当差的内侍们，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从小殿内走出来传旨的内侍的表情，每个人都意识到，皇帝此刻在殿内与那些大臣们谈论的，绝对不可能是什么让人愉快的话题。于是，每个人也都自觉的变得谨小慎微起来，哪怕最活跃的内侍，此刻也不敢多说半个字的废话。
外面的气氛如此，内东门小殿之内的气氛，就更加令人感到压抑了。虽然小殿内有完善的取暖设施，但是，每个身处其中的官员，都感觉如同呆在冰窖之中一般，意志稍微薄弱点的人，更是不由自主的打着冷战。
而这一众臣僚中，此刻最为狼狈的，无疑便是卫尉寺卿李稷了。他跪伏在内东门小殿那冰冷的地板上，面如土色，全身颤栗不止。这位自上任以后便以苛刻暴虐而闻名军中的卫尉卿，此时此刻的样子，恐怕是无数谈其名而色变的禁军将校怎么也想不到的。连一向对他颇有不满，不断在暗中使出各种手段，想要架空甚至是挤走他的两名卫尉少卿曾诜、高公效，都不由自主的充满了同情。只不过，他二人此刻其实也没有多少立场去同情别人，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一齐跪在殿中，汗流浃背，而兵部职方司郎中曹谌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此时脸上一个劲的冒着冷汗。
殿中惟一还能保持从容镇定的，也就只有司马梦求与庞天寿两人了。
从河北回来的庞天寿，带回来的关于安平劳军事件的报告，让大宋朝负责监视军队的两个机构的众多主官，都陷入了极大的危机之中。
根据职方司与卫尉寺的调查，已经可以肯定，安平劳军事件，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起有预谋的阴谋。一名五十余岁、操汴京口音的郭姓男子，暗中收买了袁坚、方索儿、韦烈等五名校尉，在石越至安平劳军之时，带头鼓噪，诱使众军齐呼“万岁”。虽然到目前为止，对郭姓男子的追查仍然沓无音讯，事情的真相，也依旧扑朔迷离，但既然是有人策划的阴谋，那未能提前发现的卫尉寺与职方司，便已难辞其咎。事情过去了这么久，连收买军中校尉的姓郭的贼人都未能抓获，更是罪加一等。
但是，这些罪名还不是让李稷如此狼狈的原因。皇帝并非不讲道理的人，再怎么说，能够抓获韦烈，并且撬开他的嘴巴，确定了安平劳军事件是一件人为策划的阴谋，卫尉寺与职方司，也算是将功抵了一点过。但让李稷等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庞天寿带回报告之前，皇帝赵煦还收到了一份来自薛嗣昌的密折！
薛嗣昌宣称他在河北听到一些“不甚切实”的传闻，安平劳军事件并非偶然，而是有人暗中策划，而主谋便是吕惠卿，其目的是为了陷害石越！
在庞天寿带回确定证据之前，赵煦对于薛嗣昌的密奏是没太放在心上的，在他看来，这更象是市井之中不着边际的无稽之谈，但是，当庞天寿回来之后，薛嗣昌听到的这个流言，便变得有些微妙了。赵煦虽然不至于就此相信这种流言，但心里面也免不了犯起小小的嘀咕，所谓“空穴来风，必有其因”，薛嗣昌听到的流言纵然是捕风捉影，那也是先有那风、那影存在。
然而，让赵煦感到愤怒的是，对于薛嗣昌听到的这个“传闻”，李稷等人竟然一无所知！
堂堂的卫尉寺与职方司两大机构，耳目竟然还不如一个薛嗣昌灵便！
尤其让赵煦心中顿生猜忌的，是当他问到此事之时，曾诜、高公效、曹谌等人都只是顿首谢罪，声称自己无能，从未听到过这个流言。而卫尉寺卿李稷，却辩称自安平事件之后，他便调集得力人马前往河北调查，若然果有这种流言传播，他绝不可能全无所知，此事大有蹊跷，并极力请赵煦下旨，令薛嗣昌“分析”，说明他是何时、何处，自何人口中，听到此流言。
出身名门，却因为考不上进士只能靠着恩荫入仕，于是越发的变得争强好胜，事事要强，不肯输人半分，虽然因此得罪无数的同僚，却也正是靠着这样的性格，好不容易才爬到卫尉寺卿的高位——但李稷却怎么也想不到，他这要强的性格，会在此时坑害自己。
李稷绝对想不到，自己与薛嗣昌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可以说是根本就不相干的两个路人，但薛嗣昌却已摸透了他的性格，在那份奏状中，早就事先给他挖好了陷阱——他在那份密折中，已然向赵煦报告，称自己曾经听到有人议论，吕惠卿熙宁间为相之时，对现在的卫尉寺卿李稷曾有提拔荐举之恩，是以吕惠卿所率太原兵虽常有不法事，但卫尉寺往往置之不问。因此他怀疑此前在汴京从未听到过这些“流言”，可能与李稷有关。
而李稷果然就主动跳进了薛嗣昌的陷阱。
李稷的辩解尚未说完，赵煦已经愤怒的将薛嗣昌的奏状扔到了他脸上，在李稷惊疑不定的捡起薛嗣昌的奏状读完之后，瞬时间便如堕冰窟，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薛嗣昌要如此陷害自己，但李稷能够走到今日，也不可能是傻子，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已然是百口莫辩。
他自问从来不是吕惠卿的党羽门生，因此才毫无禁忌，敢声称要让薛嗣昌“分析”，但是，薛嗣昌说的也不全是假话，他的确是受过吕惠卿提拔的！吕惠卿为相之时，提拔荐举过无数的官员，而他恰好是其中之一。而太原兵偶有不法之事卫尉寺置之不问，这个事情也是有的，因为太原兵只是教阅厢军，在卫尉寺内部，通常对厢军和禁军的军纪要求是有所不同的。况且太原兵是吕惠卿亲自统率，那毕竟是前任宰相，在新党中至今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卫尉寺自然不可能事事追究得那么不讲人情。卫尉寺不仅仅是对太原兵如此，比如象田烈武这样的亲贵将领统率的禁军，若有校尉犯事，卫尉寺往往也会做个人情，交由田烈武自己去处置。
但这些事情，大多是心照不宣之事，是无法宣诸于口的，就算在平时，想要解释清楚让皇帝接受，都十分困难，更何况现在皇帝明显正在气头上。
这让李稷越发的感到绝望。
宫殿之内，有如死一般的沉寂，只有赵煦恶狠狠的盯着面如死灰的李稷。
此时此刻，小皇帝的心里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情绪，愤怒、失望……甚至还有一丝慌张与惧怕，只是这一部分的情绪，连他自己都难以觉察。
对于李稷，赵煦的心中，除了愤怒之外，更多的还是失望。李稷的自辩，在他看来，完全是借口，因为他绝对不可能接受令薛嗣昌“分析”的建议，这并非是因为他有多信任薛嗣昌——而是“分析”不可能有任何作用，薛嗣昌虽然不是御史，但他既然风闻言事，便同样也轻易不会透露自己的消息来源。这种事情是有先例的，以前也不是没有官员、御史被要求说出消息来源，但大多会被拒绝，多数情况下，他们宁可罢官免职，也不会出卖自己的消息来源。更不用说，一旦令薛嗣昌“分析”，就难保薛嗣昌不把这件事给闹得人尽皆知——这种事情，赵煦绝对相信他的臣子们做得出来。
因此，李稷的自辩，在赵煦看来，完全是狡黠奸滑的表现。
至于原因，也许如薛嗣昌所说，他和吕惠卿有所勾结，也许不是如此，他只是在为自己的失职推卸责任……
但这没什么区别。
对于卫尉寺卿，赵煦看重的，是绝对的忠诚。他不介意卫尉寺卿犯错，但是，绝对不能对自己有任何的欺瞒，绝对不能存任何的奸滑之心。
这是不容动摇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对于卫尉寺、职方司主官的任命，从高太后开始，便已是煞费苦心——卫尉寺卿虽然是李稷，但一文一武两名少卿，曾诜是曾公亮之孙、曾孝宽之子，高公效是高遵裕之子，而职方司郎中曹谌，则是曹太后的弟弟曹佾的儿子！
原本赵煦对李稷还是比较满意的，有能力，不怕得罪人，但现在……
赵煦看向李稷的眼神，恨不能将他撕碎。
这其实不仅仅是因为李稷的“欺瞒”。
赵煦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中，在愤怒与失望之外，始终被一种无以名状的慌乱缠绕着，他并没有意识，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也不愿意承认——他其实并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样的情况。庞天寿带回来的报告是他不希望看到的，他虽然下令秘密调查，但是，当一切证实安平劳军事件真的是一起阴谋的时候，他却并没有真正准备好面对这一切。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如何处理和石越的关系？
小皇帝的心里面，是完全没有底气的。但是，他也是绝对不可能承认这一点的。因为，他是高高在上的君主，而石越只是他的臣子。一个皇帝不知道怎么处理和他一个臣子的关系？这怎么可能？
赵煦绝不会如此认为。
这让他被一种莫名的烦躁感萦绕，挥之不去，却不知道源自何处。于是，顺理成章的，他把这一切，也迁怒到了李稷身上。
赵煦盯了李稷很久。
如果此刻小殿内的臣子们敢于抬起头来直视他们的皇帝的话，可以很清楚的从他脸上的肌肉变化感觉到他内心的挣扎——赵煦到底还年轻，还做不到胸有惊雷面如平湖般的喜怒不形于色，他的喜怒，全部反应在他的脸上，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可以很轻易的看出赵煦的愤怒，以及他内心深处正在极力克制自己爆发的自制。
不值得在李稷身上浪费太多的精力，还有更加棘手的问题要解决。
尽管心里面恨不能杀了李稷，但是，赵煦还是努力的保持着自己的理智——尽管他非常的年轻，但在如何克制自己的情绪方面，却已然经验丰富，高太后垂帘听政的七年，他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克制自己。
虽然现在他已经亲政，世间已无高太后，但是，赵煦心里面非常的清楚，朝中两府的那些大臣，一点也不比高太后容易对付。
须做不得快意事！
他始终记得自己和桑充国夫人王氏的一次对话，那是一次宫中内外命妇的闲聚，他无意中遇到王昉，那时候他已经听说过许多关于这位巾帼英雌的传闻，便半开玩笑的问了她一些问题，他记得王昉在评价了她父亲王安石以及司马光、石越等熙宁诸臣之后，遗憾的对他说道：先父无论经术学问道德文章经济治国皆胜光、越百倍，光只道德足称，越不过能和人、守中庸，然世人皆谓与越相交，如沐春风，越遂以此佐先帝成其事业，官家有意法先帝，做成事业，则不可忘熙宁初年之鉴，朝中所谓“老成”之人，虽不如意，亦不可尽去之，终要委曲调和，不得此辈拥戴，亦难济事。
王氏的话说到了赵煦的心坎上，他想要继承他父亲的遗志，将他父亲留下来的家底发扬光大，首先便要得到两府的支持——这一点，在高太后垂帘的时候，他也已学到不少。以高太后的威望，所有诏令，都免不了要先取得两府的支持才能颁布，更何况他一个新登基的皇帝。现在两府的布局，是高太后遗留给他的，他早有更替之意，但这种事情，还是得耐住性子，一步步的来进行。他并没有到非要将两府宰执大臣全部更换的地步，有一些宰执，哪怕是他不喜欢的，也得留在两府，还有一些宰执，即使他想赶走，也未必那么容易能做到——他父亲在熙宁年间定下来的制度，让他无限景仰崇拜的同时，也给了他极大的掣肘，尤其是门下后省制度。没有充足的理由，随便罢免一个宰执大臣，他很难找到一名翰林学士草制，更加难以找到一名宰执副署让诏令生效，因为罢免宰执大臣的诏书是肯定要送到门下后省的，没有足够的理由，就很难保证不被封驳，如果因此而引发廷议，那名副署的宰执、草制的学士，都可能要承担严重的政治后果……在这样的制度下，宰执大臣和翰林学士一般都不会无底线的附和皇帝意愿。比如许将心里绝对乐于见到吕大防下台，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的落井下石，但是，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许将也不会轻易在一封罢免吕大防的敕书上面署名，他承担不起被给事中们封驳的风险，事情如果闹大，言官拿皇帝无可奈何，攻击的矛头绝对会首先指向草制的学士、副署的宰臣，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他和吕大防两人一起下台。
其实，不要说罢免宰臣，就算是想要罢李稷的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卫尉寺卿也是朝廷重臣，赵煦对李稷再恼怒，又能将他如何？赐死？这只能想想而已，即使他贵为皇帝也做不到这样的事情。问罪贬黜？他已经准备好将所有的事情公之于众了么？没有的话，两府、学士院倒还罢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赵煦也没必要瞒着宰臣与翰林学士，但是，他要怎么过给事中那一关呢？宰臣与翰林学士不管能否守得住秘密，至少他们知道这件事后不敢公然乱说，给事中就难说了……他愿意冒这个风险么？
现在不是好的时机。
终于，赵煦还是勉强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压抑着心中的不快，慢慢的将自己的目光从李稷身上移开，无力的挥了挥手，不耐烦的说道：“尔等都退下吧。”
听到这句话，殿中众人都是如蒙大赦，正要告退，却听赵煦又说道：“侍郎、天寿留下。”
众臣恭声唱喏，鱼贯退出，转眼之间，小殿之内，便只余下司马梦求与庞天寿二人。
赵煦沉默了一会，突然注视司马梦求，问道：“侍郎今日为何寡言？”
司马梦求却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陛下真的相信安平之事，是建国公在陷害石丞相么？”
赵煦没料到司马梦求会开口问这个，神情微变，凝视司马梦求，但后者却一直是垂首而立，一副执礼甚恭的模样，看了半天，也看不出端倪。他亦不回答，只反问道：“侍郎以为呢？”
司马梦求摇了摇头，回道：“臣以为建国公不会干这种蠢事，如果他真的做了，别人便不可能知道。如今竟然有流言传来，此事甚是可疑。”
“这件事的疑点，可不只这么一桩！”赵煦讥讽的冷笑道，“但是，这件事情，还能查明真相么？”
司马梦求顿时沉默了，赵煦的目光转到庞天寿身上，庞天寿也是低着头，不置一语。
“果然如此么？”赵煦嘿嘿的笑出声来，他无力的坐在御座上，满脸都是难以掩饰的失望。
感觉到小皇帝那难以形容的失望，司马梦求心中更加犹豫了——今日内东门小殿的这次召见，他之所以沉默少言，在旁人看来，那自是因为今日的气氛如此，他谨慎一点置身事外明哲保身也理所当然，但司马梦求心里是知道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内心深处，一直在激烈的斗争着。只是，以他的城府，旁人从外表上，自然是看不出一丁点痕迹的。
赵煦也并没有留意到司马梦求内心的斗争，却仍是又无奈的追问着：“真的连侍郎也没有办法么？”
这一句无意识的追问，却在一瞬间令司马梦求做下了决定，他突的抬起头来，注视着御座上的赵煦。
赵煦脸上露出一丝希冀之色，“侍郎可是还有什么办法么？”
司马梦求看着赵煦，又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庞天寿，轻轻摇头：“虽然证实了安平之事背后有人策划，但主使之人非常谨慎，以臣的经验，那名所谓的姓郭的贼人，不是远走高飞，便是已被灭口，想要循此线索追查，恐怕是永远都查不到真相了。”
赵煦的脸色再次灰败下来。
但司马梦求恍若未见，继续说道：“但是，虽然真相难以查明，却仍有办法澄清一些重要的事情……”
“哦？”这次不只是赵煦，连庞天寿都惊讶的转过头来。
“说到底，那幕后主使的贼人的目的，不过是想离间陛下与石丞相的关系而已。”司马梦求这次没有避开赵煦审视的目光，仍是继续说道：“此人煞费苦心，目的非常明显，是要让我大宋君臣相忌，石丞相不安于位……”
赵煦默默的听着，并不表态。
司马梦求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仍然是不疾不徐的说道：“臣到今日，仍敢以身家性命担保此事与石丞相无关——这并非是因为臣与石丞相的关系，恕臣大胆妄言，若果真石丞相有不臣之心，那安平之时，唐康就不该出来转寰，乃至此后的每一件事情，都不该那般发展，如今石丞相也不该反对北伐！兴兵北伐，他才能手握兵权！或许有人会以为这是因为石丞相临事犹疑所致，但是臣出自石相门下，对石相的性格非常了解，他表面上温和谨慎，但却绝不是临大事而犹疑之人。相反，面临大事，他反而会非常果断，并不害怕犯错。否则，他也立不下今日的功业。”
“侍郎所言，朕亦知之。朕并非是疑石相公，不过……”赵煦半真半假的说道，突然话锋一转，“不过，此事既有主谋，若非契丹用间，便是谋逆大案，若不能查明真相，岂非令人笑朝廷无人？”
“陛下所言自是正理。”司马梦求瞳孔微缩，语气却依旧平静，“臣亦以为，查明真相，方能彻底还石相公清白。此案关系重大，不得不有所权变，既然案子已陷入僵局，何不另辟蹊径？”
“侍郎的意思是？”赵煦不解的望着司马梦求。
便听司马梦求从容回道：“臣以为，主谋既然查不到，那便先试着排除石相公的嫌疑好了。”
这平平常常一句话，却是恍如平地惊雷，赵煦和庞天寿愣了一下，才听明白司马梦求话中的意思，二人顿时都惊呆了。
赵煦不自觉的便从御座上站了起来，吃惊的望着司马梦求，庞天寿更是汗流浃背，低着头，不敢说一句话。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独特的文化与习惯。在某些时代可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换一个时代，却可能是离经叛道，不可思议之事。暗中调查宰执大臣，如果传扬出去，赵煦根本不敢想像，那会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
但司马梦求连脸色都没有变一下，只是继续说道：“安平之事，既有主谋，那便只有两个可能，或是有人陷害石相，或是石相左右，有奸险小人，欲图侥幸。前者难查，后者易明。以臣之见，不如两头并进，卫尉寺与职方司仍旧追查原有线索，陛下则另遣信任之人，老成之辈，先排除了石相左右之人的嫌疑，如此则可君臣相安，方为国家之幸。”
司马梦求说得淡然，赵煦却做不到那么果断，他沉吟半晌，仍是犹疑难定，为难的说道：“侍郎所言，虽然不失为一良策，然恐碍物议。”
司马梦求望着小皇帝，“臣所献之策，本不足取，陛下若无意北伐，臣进此策，当磔于东市，然陛下若有进取之意，且仍欲用石相，则君臣相疑，必为契丹所乘。非常之时，自当行非常之事。只是陛下须善择其人，只可用老成谨慎可信之辈。”
赵煦目光不自觉的移向庞天寿，吓得庞天寿扑通一声便跪倒在地，司马梦求不待赵煦开口，也出声反对：“供奉虽然忠心，然岂可以宦寺监察大臣！”
赵煦一怔，想了半晌，才惊觉自己竟然没有可用之人，只得对司马梦求道：“如此，此事只得托付侍郎。”
司马梦求仍是反对：“臣岂得无嫌疑？”
赵煦不由苦笑：“侍郎以为朕是昏君么？”
司马梦求连忙顿首：“臣不敢。”
“忠奸朕还是分得出来的，断不至于凡是石越门下，便怀猜忌。”赵煦望着司马梦求，推心置腹的说道：“不要说侍郎朕信得过，便是唐康、田烈武，朕都是信得过的。唐康在安平一事，已足见忠义，此番天寿与李邦直使河北，唐康在河间布置，更是煞费苦心，其非忠臣乎？其实安平之事，朕亦从不曾有半分疑石越，只是石越功绩既高，威名早著，便难保有心怀叵测之人，从中设计。便以本朝之事而言，太祖非忠臣乎？一但黄袍加身，不得不尔。故此，若是有人陷害石越，朕必不中其奸计，但若果是石越左右有人意图非份，亦不可姑息，总要将此种奸险小人铲除，方能全君臣之义。”
顿了一下，又道：“侍郎虽曾随石越游，为石府门下士，然先帝已称君忠义，太皇太后在时，亦称君乃本朝奇士，朕更无疑君之理。此事便付于侍郎，幸毋推辞。”
司马梦求连连叩首：“先帝、先太皇太后、陛下如此信任，臣感激涕零，此恩万死难报。”却仍是婉辞：“然此事实非臣所能胜任，还望陛下另委贤能。”
“侍郎莫要推辞。此事非君不可，旁人朕亦不能信任。”赵煦态度十分的坚决，“便如君所言，宦寺不可监察大臣，而朝中之士，却各成朋党，若所任非人，借机陷害石越，则朕亦难以自处矣。惟有侍郎，朕方能信任。”
小皇帝话说到了这地步，司马梦求已知无法推辞，又婉辞了一回，这才接受任命，顿首道：“臣必不负陛下信任。”
赵煦见他终于答应，不由大喜，亲自走下御榻，扶起司马梦求，正要再勉励两句，却听到小殿之外，有内侍尖声禀报：“启禀官家，枢密院副都承旨徐禧称有紧急军情求见！”
虽然辽军已经出境，但此时宋朝却依然是战争状态，御前会议也未解散，听到有紧急军情，赵煦也不敢怠慢，连忙整了整衣襟，喊了一声“宣”，一面快步走回御座端坐。司马梦求与庞天寿也都各整仪容，叉手侍立两侧。
不一会，便见一五十余岁的长须绯袍男子走进殿中，向着赵煦请了安，便将手中一份卷轴递上，庞天寿接过卷轴，送到赵煦案前，徐禧垂首肃立，不断用眼角的余光打量司马梦求，司马梦求感觉到徐禧的窥视，却仍是不动声色，并无半分回应。
司马梦求对徐禧这位枢密院副都承旨了解不多，只知道此公属于新党，熙宁年间以布衣上书，而得不次擢用，在中书任习学公事，因为晋身方式与石越相似，一时间也有人称他为“小子明”。据说先帝也非常欣赏他，后来他与吕惠卿亲善，在熙宁间，也算是官运亨通，虽然比不上石越，但短短十余年，便由一介布衣而成为五品大员，也算是一个异数。而且此公好谈边事，在新党中被视为“知兵”。不过石越却十分排斥他，因此宋廷几次用兵，他都不得重用，只是平西南夷之乱时，据说他曾经帮吕惠卿画策，但也只是传闻，因为那时候徐禧正在外地做官。他被召回京师担任枢密院副都承旨，还是年内之事，之前枢密院有一正一副两名都承旨，因为都承旨刘舜卿意外病逝，副都承旨唐康又在河北，密院缺人，趁着石越前往河北，许将便推荐了徐禧，石越后来知道，但木已成舟，也无可奈何。而徐禧自吕惠卿罢相之后，官阶便一直延滞不进，绍圣以来，整整七年时间没升过官，许多后进都超过了他，以这次来说，他是正五品上的资序，本来完全有资格出任都承旨，但虽有许将举荐，却还是被打压，竟然只让他做副都承旨，而都承旨的位置却空悬无人。汴京一直有流言说那个位置是为唐康预留——这次大封赏之后，唐康也已然是正五品上资序，可以名正言顺出任都承旨。因此众人都在暗地里猜测徐禧心里一定会有怨言，甚至有人预言他可能会报复唐康，但这几个月来，他却表现得十分低调，完全不似二十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徐禧，他虽然是副都承旨，但实际上做的是都承旨的差遣，一些不喜欢他的人在他上任之初，便等着看好戏，因为枢密院都承旨不但需要管理整个枢密院的日常运转，还要在枢密使、副与皇帝三者之间掌握好平衡，这个职务一般官员是做不好的，徐禧任职之时，又正好赶上与辽国的战争，枢密院的事务空前繁剧，如果是二十年前甚至是十几年前的那个徐禧，估计用不了一个月，就会弄得树敌无数、人人侧目，但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州郡迁转十余年后，让徐禧判若两人，自上任以来，虽然偶尔也会流露出他恃才傲物的那一面，但单凭他能将枢密院的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便足以让人赞叹。只是司马梦求也听到过一些传言，说徐禧与枢密使范纯仁不太相洽，在密院中，徐禧与枢密副使许将是一派，而枢密使范纯仁则更倚重枢密会议……
不过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一个是新党，一个旧党，没有点矛盾才怪。而且，枢密副使许将素称文武双全，知兵法晓军政，而枢密使范纯仁在这方面却不免有所欠缺，两人又分属不同党派，这中间本来就已不可避免的存在矛盾。如今许将又得徐禧之助，自然免不了要更加活跃一些，汴京之中也有耳言流传，称许将又是支持组建火铳局，又是大力鼓吹北伐，背后便是有徐禧为之谋画。
耳语流言，自然不足采信。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徐禧的影响力不容小窥，不构成威胁的人物，便是对手也懒得理会，枢密院都承旨这个位置，也是通往宰执之位的一道阶梯，资历中有过这么一笔，对未来是大有好处的。司马梦求内心也是希望唐康能任此职的，尤其是这次的大封赏之后，唐康资序已够，而且还是正儿八经的温江侯，如果再出任枢密院都承旨，其份量之重，绝非他官可比。尤其唐康并非科举出身，将来肯定做不了翰林学士，有了这份资历，将来再历部寺，就会有更多的机会跻身两府，官拜宰执。
但现在看来，近水楼台，又有枢密副使许将支持的徐禧，很有可能先唐康一步做枢密院都承旨，毕竟徐禧的能力已经受到认可，而官场之中，也总是有一些潜规则的，如果两个人各方面条件相当，都适任同一职位，那一般会让年纪较大、入仕在先的那位做。而在正五品的资序上，除了门下后省的都给事中，再无一个官职比得上枢密院都承旨，以唐康升官的势头，也未必会在正五品的资序上停滞很久，一但失之交臂，就可能永远错过这个历练的机会。在唐康的履历中，这无疑会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因此，司马梦求心里面，是极不希望徐禧在皇帝面前有任何加分的表现的，可惜的是，这一次，他又要失望了。
读着徐禧呈上的卷轴，小皇帝已是情不自禁的喜形于色，差点便要击案叫好了。随着赵煦心情的变好，内东门小殿内的气氛也随之改变，原本弥漫在空气中的紧张严肃消失一空，刚才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庞天寿也明显的松了一口气，即使是司马梦求自己，也不由自主的放松了许多。
司马梦求正在心里面好奇是什么消息竟然会让皇帝如此高兴，赵煦却已经迫不及待了——他此刻所读到的内容，正是稍后范纯仁在韩维府中所得知的消息。无人知道，徐禧悄悄的用了一点小伎俩，利用范纯仁恰好不在枢密院的机会，他先亲自将情报整理妥当，送呈御前，然后才算好时间，安排人马分两次报告范纯仁。
果然，高丽出兵，折克行突围，辽国疑似内乱……这几个好消息突然接踵而至，不但令赵煦喜上眉梢，而且他也几乎是马上意识到——这正是自己等待已久的良机，甚至安平之事的调查结果，也正好可以成为自己一个难得的筹码。
面对如此良机，赵煦一刻都不想耽误，放下手中的卷轴，便迫不及待吩咐道：“速遣中使，召韩维、范纯仁、韩忠彦、吕大防、许将、李之纯觐见！”
庞天寿领命退下。徐禧亦随即告退，司马梦求见皇帝已无意继续召对，亦跟着告退，赵煦果然并不挽留。一面想着自己接下的任务，一面揣测着皇帝刚才得到的消息，司马梦求心事重重的与徐禧一道退出内东门小殿，直到走出内东门小殿的殿门，他才恍然惊觉一件事情——方才皇帝召见的名单，几乎包括了所有在京的宰执大臣与新任的御史中丞，却不知为何，独独漏掉了户部尚书苏辙！这个发现，让他的心情，变得更加忐忑起来。
不管皇帝赵煦有多么迫不及待，这个时代的运转都有它固定的节奏，并不会因为他是大宋的皇帝，便给他例外。当他召见的重臣全部赶到崇政殿时，禁中大内的座钟，都已指向未末时分。
在崇政殿外等候皇帝驾到之时，被召见的六个人，几乎都是立即意识到了这次召见的不同寻常，他们可不是司马梦求，在第一时间，每个人都注意到了户部尚书苏辙不在召见之列，这让众人都不由得在心里面各自揣测，他们很容易就联想到前御史中丞刘挚的去职——苏辙与刘挚罢中丞的案子，也是有所牵涉的。另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就是在家里养病的左丞相韩维，竟然与枢密使范纯仁联袂出现，这不免也让另外几人浮想联翩。
不过，这一干宋朝重臣，其实都是知道皇帝这次召见的原由的。
在赵煦得知高丽出兵、折克行成功突围等消息之后没多久，他们也都得到了报告，其中枢密副使许将因为在密院当值，知道得比皇帝还要早些。
因此，每个人心里都非常清楚，这次召见的主题就是北伐。
但是，不论他们在心里面是兴奋还是忧虑，从他们的外表上，都是看不出任何端倪的。贵为宰执大臣，不说喜怒不形于色，若是随随便便就七情上面，那毫无疑问会被人轻视，别人会觉得这个人“轻佻”，不堪大任。
六人几乎都是不发一言，静静的在偏殿之内等候，直到偏殿内那座黄铜座钟的指针终于指向申初，小皇帝赵煦驾临崇政殿，六人才在内臣的引导下，依次进入正殿，行礼如仪。
此时的赵煦也已经完全平静下来，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他身着常服，端坐在御榻，看着六人鱼贯入殿——看见第一个入殿的竟然真的是韩维，赵煦脸上还是禁不住露出一丝讶色。
虽然他派使者去召见了韩维，但那只是为了表达对这位左丞相的一种尊重，韩维病得不轻，他原本预计这位左丞相是不会前来的，因此，虽然之前内侍告诉了他韩维已经进宫，但直到亲见的那一刻，他才真的相信这个不大不小的意外，真的发生了。
不过，赵煦现在应付各种意外，也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他脸上的惊讶很快消散，待六人平身之后，赵煦便立即吩咐侍立旁边的庞天寿亲自扶着韩维落座，又压抑着心中的不快，眼睁睁的看着枢密使范纯仁在另一张椅子上也坐了下来。
这是几个月前才有的习惯，当时高太后让司马光、韩维、石越三人坐了下来，赵煦心里面就有些担心他们这么一坐，便难以再起来，结果还真是被他不幸料中。此后司马光虽然去逝，石越也去了河北，但韩维的身体又有些不好，结果就一直坐着了，而遵循当日的先例，枢密使范纯仁，也跟着一起坐了下来。原本赵煦还指望范纯仁谦逊一下，他顺水推舟就撤了他的座位，但没想到范纯仁看起来忠厚老实，但在这件事情上却老实过头，和当日的石越一样，他没有半点推辞，竟然就那么理所当然的坐了！而且后来韩维告病在家，几次召见宰执，只有范纯仁独坐，范纯仁也没有任何客气。更可气的是，还有人为了拍马屁，在《新义报》上大赞太皇太后恢复三公坐而论道的古制，将此事当成太皇太后的圣德之一，外人不知虚实，一时马屁之声四起，竟然有将这件事情坐实之意。赵煦不是没有想过学太祖皇帝，突然撤座，也想过找几个御史上书，给范纯仁施加压力，让他自己主动不坐，但是，他到底亲政未久，没有这个底气，先是辽人在境，现在又想着北伐，他不想也不敢节外生枝。因为那些马屁精的存在，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太皇太后的圣德，如果轻易加以改作，难免会引发不必要的争论，最后为了平息纷争，很可能座位没撤掉不说，自己还要亲自下旨，为这件事情背书——这种事情，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干的。
而且，在这件事情上，赵煦也已经有些自暴自弃了。就算撤了范纯仁的座又如何？石越马上就要回京，以石越现在的功绩声望，不加礼遇，反而撤座，岂不又要引人议论？如果到时候只有石越一个人独坐，赵煦会觉得更加恶心难受。倒不如留着范纯仁的座，到时候如果韩维不在，至少也有范纯仁和石越一起坐着，看着也要顺眼许多。
至少大朝会的时候，所有人都还是站着的。事到如今，赵煦也只能如此自我安慰了。
但这也让他没有心情再多说什么，转头朝身旁的庞天寿点点头，庞天寿会意出列，手里捧着一叠卷宗，送至韩维座前。
韩维莫名其妙的取了最上面的一份卷宗开始浏览，才看得几眼，便是脸色骤变。
其余五人也是被赵煦这一出戏弄得面面相觑，这时候看见韩维脸色不对，心里更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却一个个都低着头，脸上竭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赵煦扫视众人，他本无意卖关子，趁着韩维在读卷宗，淡淡解释道：“不知诸公是否还记得当日石越在安平劳军之事？此乃是庞天寿使河北带回来的卫尉寺与职方司关于此案的卷宗，经由卫尉寺、职方司详加调查，可以确认，当日之事，并非偶然，而是有人幕后指使！”
这可真是大出众人的意料。
谁也没有想到，皇帝今日的召见，一开口，就抛出了如此敏感的大案。而更让众人意外的是，皇帝言之凿凿，直指安平劳军一案，确系有人策划。
一时之间，殿中众臣，尽皆大惊。甚至，因为太过于惊讶，竟然没有人接皇帝的话，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到了正在读着卷宗的韩维身上，崇政殿内，安静得能听见韩维翻弄纸张的声音。
赵煦也不再说话，只是静静的看着韩维读卷宗。颤颤微微的捧着卷宗细读的韩维却是恍若未觉，只是端坐交椅之上，低头读着手中各色人等的口供——但所有人都知道，此刻他的内心，绝不可能如表面上那么平静。
韩维每读完一份卷宗，便交还给庞天寿，庞天寿又将之送至范纯仁手中，范纯仁读完，又依次送给韩忠彦、吕大防、许将、李之纯传阅。一时间，崇政殿仿若变成了政事堂，五名宰执和一名御史中丞，不管心里面是惊讶、担忧，还是幸灾乐祸，都无比认真的读着手中的卷宗，不肯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最后一份卷宗由御史中丞李之纯读完，交还到庞天寿手中。
最先读完全部卷宗后，便垂眉端坐，仿若老僧入定的左丞相韩维首先朝着赵煦微微欠身，说道：“陛下，老臣原本并不相信安平之事背后有何阴谋，但观诸人口供，安平一事背后另有主使确凿无疑，此案非比寻常，以臣愚见，必须穷治，务得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韩维的表态，让赵煦既高兴，又意外，但韩维话音未落，兵部尚书韩忠彦已经亢声反对：“韩丞相此言差矣！以臣之见，这不过正好证明安平之事，乃是辽国的反间计，其意便在离间我大宋君臣，若要穷治，正是中契丹下怀，石越亦难自安。”
“师朴参政所言有理。”韩忠彦话音刚落，范纯仁也跟着出声声援，“不论安平之事背后是否有主谋，都可以肯定石越与此事无关——河北诸臣，与石越亲莫过于唐康，石越若有异志，唐康岂会不知？其在安平乃大呼皇帝、皇太后万岁，使奸小之谋，不得其逞，足见忠义……”
关于唐康之举，赵煦倒也是颇为认可，接过话来，道：“唐康忠义，朕自知之，此番拜温江侯，朕亦颇闻外人非议，且不论唐康战功，只安平之功，便足当封侯。”
“臣亦以为石越当与安平之事无关。”吕大防也跟着说道，不过却话锋一转，道：“但臣以为韩丞相所言，才是正理。此事既是有人意图陷害石越，岂可不查明真相，还石越清白。若避嫌疑，反见猜忌。”
赵煦连连点头，又说道：“有人陷害石越，或亦有之。朕闻河北有流言，或谓是吕惠卿欲害石越……”
“臣以为吕吉甫不至如此。”许将连忙说道。
吕大防却道：“亦未可知。”
范纯仁却是脸色有些难看，皱眉问道：“敢问陛下自何处知之？”一边说着，一边拿眼神去看庞天寿，神色颇为不善。庞天寿感觉到范纯仁的眼神，顿时心惊肉跳，却又不敢分辩，只是暗暗叫苦。须知他虽是天子近侍，但宋朝非他朝可比，范纯仁贵为枢密使，真是惹恼了他，他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幸好赵煦也看出范纯仁在疑心庞天寿，他也知道其中利害，心里面想着回护庞天寿，不及细想，脱口便道：“范公毋疑，此非庞天寿所言，乃薛嗣昌使河北听闻。”
但范纯仁脸色却是越发难看了，盯着皇帝追问道：“不知薛嗣昌何人？”
赵煦被他看得有点发虚，勉强回道：“小臣尔。”
“其所闻流言，未知可有出处？”
“既是流言，岂能问其出处？”
“吕吉甫亦大臣也，虽待罪河东，陛下岂能信小臣无稽之语，而疑大臣？”
赵煦被范纯仁逼得有点狼狈，讪讪道：“朕亦疑其不实。”
范纯仁这才脸色稍霁，但吕大防却不愿意了，道：“范公所言虽是正理，但既有此流言，吕吉甫亦不可久居河北。”
许将听出吕大防心怀不善，念在同为新党的几分香火之情，再次出言回护：“可令其回河东。”
“回河东亦不便。”吕大防摇头，不依不挠，“吕吉甫本守太原，却擅兴兵出河北，致河东章、种反无兵可用，其若回河东，章、种辈焉能制之？”
众人心里都知道吕大防的这番话不是太公道，但同样也难以说吕大防说得不对。许将已然感觉到皇帝的猜忌之意，他与吕惠卿又没什么交情，便无意再为吕惠卿辩护，免得连累自己，其余诸人，更不可能替吕惠卿说话——便是范纯仁刚才，其实也不是为了吕惠卿，他在意的是一些不成文的规矩。
这却是正中赵煦下怀——薛嗣昌所说的流言当然未必可信，但吕惠卿在他心里，也并非是什么重要人物，那自然还是处理一下的好，有些事情，宁可错杀，不可错放。但他还是转头假意问韩维意见：“丞相之意如何？”
韩维自然是知道他的心思，沉吟了一下，道：“莫若移镇他处。”
赵煦立即点头，口里却说道：“吕惠卿在河北亦不为无功，且是前朝宰相，朝廷自当优待。”又问：“吕氏是何处人？”
许将也是福建人，便回道：“吕吉甫乃福建南安人。”
“南安属何州？”
“泉州。”
“可令其判泉州。”
赵煦话一出口，众人又是大吃一惊。吕大防更是目瞪口呆——他本以为皇帝是想惩罚吕惠卿，那样的话，就应该找一个和太原府级别相当甚至稍高一点的府州，不拘何处，只须远离汴京与河北、河东就可，让六十多岁的吕惠卿既远离现阶段的政治舞台，又千里奔波劳累，虽然不至于死在路上，但如此折腾一次，也算是惩罚了。但没想到，说了半天，赵煦却是让吕惠卿衣锦还乡！
虽然泉州无疑离汴京足够远，远得足够让吕惠卿的声音彻底从朝廷中消失，这也是吕大防所喜闻乐见的，但是，任何一个宰相，如果不能老死任上的话，那么最理想的结局，莫过于能回家乡做太守吧？这是真正的恩典，毕竟大宋朝对本地人做本地官，是极为忌讳的。
而许将的心里面，却是一阵难以自抑的惊喜。他当然不是为了吕惠卿高兴，而是从这件事情上，感受到了皇帝对于新党的善意。
韩维与范纯仁对视一眼，他们当然也能感受到这是皇帝在刻意展现对新党的宽容姿态，要说心中全无芥蒂自是不可能，但此刻他二人心里所想的，却是今日吕惠卿能回泉州当太守，他日范纯仁也许就有机会回南京应天府当留守……一念及此，两人心里面生出来的那一点反对的念头，马上便烟消云散。
韩维率先便说道：“陛下如此处置甚好，圣上宽宏，此非只是吕惠卿之幸，亦国家之幸。”
范纯仁也开口称颂：“陛下顾念老臣，臣等同沐圣恩。”
他二人既然出声支持，韩忠彦与李之纯本来就无可无不可，六人之中，有五人同声称颂，吕大防虽然不太乐意，但想着吕惠卿从此回到泉州，路途遥远，真正眼不见心不烦，便也不再作声。
小皇帝赵煦心中却是大受鼓舞，他刻意岔到吕惠卿身上，一方面固然是想处置吕惠卿，但更主要的，却是想拿吕惠卿来投石问路——他如此处置吕惠卿，如果刘挚还是御史中丞，那绝对是不可想象之事，如今刘挚不在了，但是赵煦并不确定其余的宰臣，尤其是韩维、范纯仁、吕大防三人，会不会有人取代刘挚的角色，因此必须要加以试探。
事实证明并无第二个刘挚。韩维老矣，再也不会事事顶针；范纯仁虽然让他有一些狼狈，但他本性温和，他只会在他觉得比较重要的原则上较真，这是一个把规则看得比具体的事情更重要的人；而吕大防虽然性格刚强，但他在处理党争的问题上，明显是心中怀私的——刘挚能够令人畏惧，是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正直公平，无欲无私，便无所忌惮，而吕大防正直倒是正直，却做不到公平，偏偏他又以君子自期，既然有所欺心，就算自己不愿承认或者没有意识到，下意识的也会因此而约束自己，如此便有了弱点，便做不到刘挚那样一往无前。
当然，赵煦并不可能对吕大防的性格了解得如此细致，但他关心的也只是结果而已。
吕大防退缩了！
只要知道这个就足够了。
既已得逞，赵煦便不再在吕惠卿的事情上多纠缠，又将议题拉了正途，“既然诸公皆无异议，吕惠卿之事，便如此议定。至于安平一案，范相公所言，甚有道理，朕亦并非是疑石越有异志，君臣之间，并无嫌隙。只是朕以为韩丞相与吕参政所言亦是正理，此案既是有人陷害石越，离间我君臣，又岂能听之任之？如此，岂非使人笑我大宋君臣无能？是以，此案仍须穷治。”
安平一案比起吕惠卿来，无疑份量要重许多，众人的注意力立即被拉了回来。范纯仁听完赵煦的表态，仍是坚持反对：“陛下既然信石越不疑，则奸人之谋不得逞，又何需多生事端？若是穷治，石越既为率臣，统兵数十万，所谓‘瓜田李下’，纵是无他心，又岂得自安？此非待大臣之道矣。”
韩忠彦也道：“陛下若要穷治，石越儒者，必乞解兵权。如此，则正中契丹下怀。”
吕大防对吕惠卿的事情本就不甚满意，此时见范纯仁、韩忠彦一意维护石越，心中更是不满，冷冷说道：“师朴参政此言差矣，安平之事，纵与石越无关，纵然朝廷不穷治，石越若是忠臣纯儒，亦必乞解兵权。臣闻石越已与李清臣回京，已知其断不会再回河北领兵，故尧夫相公、师朴参政所虑，臣以为不过是多虑了。”
许将见着机会，也趁机说道：“臣方才细读供词，奸人因知石越在军中威望甚高而设此计，而如案犯韦烈、方索儿辈，之所以梃而走险，亦是知石越极得军心。如此，石越纵然无辜，亦不可使再领兵，此亦为安全之。君子瓜田不纳履，石越乃当世大儒，岂能不知？纵解兵权，其必无怨言。”
他二人的话说得都还算漂亮，但在场之人，又会有谁听不出来话里面藏着的刀子？吕大防还委婉一点，许将的话却已经算得上是白刃相见了。
但他二人的话，却是极有道理的，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讲究推己及人，你自己跑到瓜田里面，低头去弄自己的鞋子，如果因此被人说成偷瓜贼，那是绝对没有理由责怪别人冤枉你的，因为那是你自找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要求别人无条件信任自己，要避免不必要的误会，自己首先就要知道避嫌。
事情有大小，但道理却是相通的。石越明明己经身处嫌疑之地，自己却不懂得主动避嫌，那其实也是没有任何理由责任朝廷猜忌怀疑他的——这至少和他“大儒”的身份不相合。如果一介武夫不懂这个，还有可谅之处，但石越如果不懂这个，那就是他在践行儒家的理念上，有太大的缺陷，当不得他现今所拥有的声誉。
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对于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本来就应该有不同的要求标准。如果一个人背负着“当世大儒”的名声，却要求别人象对待一个普通儒生那样宽容的对待他，这已经不是非份之求，而可以称得上厚颜无耻了。
因此，吕大防和许将这番话一说出来，范纯仁心里面再想回护石越，也不好作声了，韩忠彦本来就不擅长辩论，此时也是哑口无言，至于御史中丞李之纯，他根本就不想随便淌这浑水，因此早已打定主意，只要皇帝不问到自己头上，就绝不开口说话，此时更是三缄其口。
只有左丞相韩维朝着赵煦微微欠身，慢条斯理的说道：“陛下，国朝制度，宣抚使本就是有事则设，无事则省，契丹既已被逐出河北，战事已了，包括石越在内，诸宣抚使副，皆当回朝缴旨，是否解兵权本就无须多议。”
赵煦没想到韩维竟然是在这里等着他，不由愣了一下，才勉强笑道：“宣抚使司恐尚不能遂罢，契丹在河北受到重创，仓遑北撤，今日诸公应当也都已得到消息——高丽已然出兵夹击辽人，而折克行亦自蔚州突围，耶律冲哥行踪不明，辽国必有内乱。这是千载难适的良机，所谓‘天予弗取，反受其咎’，辽主背盟弃誓，鬼神厌弃，朝廷若不在此时顺天应人，兴义师北伐，他日思之，必悔之无及。”
这是赵煦第一次当着众多宰执重臣的面如此清晰的表明决意北伐的态度。这让一直旗帜鲜明的鼓吹北伐的枢密副使许将立即就兴奋起来，马上接过皇帝的话说道：“陛下圣明，先帝励精图治，便是为了恢复汉唐故地，遗诏于未收复幽蓟耿耿于怀，如今辽国内忧外患，正是陛下全先帝未竞之志之时。”
韩维脸上露出为难之态，“若陛下有志北伐，以老臣之见，仍须使石越节制诸将。”
韩忠彦也趁机说道：“臣亦以为非石越不能为此。”
范纯仁却是弗然不悦，厉声说道：“陛下，北伐大事，牵涉国家气运，不可如此轻易定策，况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己而用之，臣以为北伐与否，仍需从长计议。”
谁也想不到到了这个时候，范纯仁居然还是反对北伐，众人不由都是十分惊讶。尤其是韩维，他本以为之前已与范纯仁达成共识，但却万万没有料到，原来那只是自己一厢情愿。但事已至此，除了苦笑，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但更让众人意外的，却是第一个出头对范纯仁表示不以为然的，竟然是吕大防！
范纯仁话音一落，他便马上出列，朗声说道：“诚然，兵者国之大事，必庙算无遗，方可兴兵，臣此前亦因此对于北伐持有疑虑，然如今形移势变，却正是天赐良机！若再从长计议，错过良机，正所谓铸九州之铁，不能为此错字。”
“朝廷当以义兴兵，不当以利兴兵！河北遭逢劫乱，百废待兴，朝廷正当安抚百姓，救济黎庶，岂是兴兵之时？”范纯仁今日完全是一反平常的温文尔雅，立即反唇相讥，“况且即便计较利害，亦未必如诸位所想般乐观。辽军虽受重挫，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更何况辽主亦曾励精图治、整兵经武，辽军实力仍然不可小觑。高丽虽然出兵响应，然其与我相距万里，不过是各自为战，缓急难以相济，不足为恃。至于辽国内乱，不过是猜测而已，岂足为凭？”
“若非辽国内乱，那相公以为耶律冲哥又是为何事纵折克行突围？”许将不屑的反问道。
“许公便能确定是辽国内乱？”
“即便不是内乱，能让耶律冲哥放过折克行的，也必是辽人的心腹大患。”许将颇为自信的说道，“若我大宋再兴兵北伐，则辽人便是三面受敌，其以新败之师，受三面之敌，如此良机，若不把握，便是纵虎归山，必为后患。”
“契丹这只老虎，便是归山，也成不了什么大患！”范纯仁辩不过许将，便干脆搬出石越的论调来，“朝廷兴兵，若败则前功尽弃，即便侥幸得胜，契丹败丧幽蓟，则有亡国之势，塞北之地，向非中国能有，契丹既衰，必有新族兴起，臣恐便如石越所言，到时中国之患，才刚刚开始！”
许将不由哈哈大笑，“相公莫非是说笑么？若依相公之语，则汉何必击匈奴？唐何必击突厥？皆不过徒劳耳。世间本无一劳永逸之事，但若思虑太多，则近于杞人之忧天矣。朝廷北伐若得成功，我大宋据有幽蓟，据守雄关则河北无患，屯兵大同则可攻可守，战与不战，操之在我，又何必管他塞北由谁称雄，由谁称霸？彼若敢为患，朝廷只须遣一大将，便可以再封狼居胥、勒燕然山，岂不强过由辽人占据幽蓟形胜，使河北腹心之地，令敌来去自如百倍？”
许将文武双全，又是状元、翰林学士出身，辩辞无碍，这一番话说出来，恐怕就是石越在此，也不好反驳，更何况范纯仁完全是在以短击长，顷刻之间，就被说得哑口无言。若是以往，他说不过时，自有吕大防、刘挚相助，但今日刘挚已经不在，吕大防受到高丽出兵与折克行意外突围成功的影响，也转变了态度，转而支持北伐。连吕大防都支持北伐了，其余如韩忠彦、李之纯更不用说，心里面多半也是支持北伐的，二人此时不多说话，无非是知道大局已定，顾全范纯仁面子，便不多为难他。而韩维又早已明言，不会再反对北伐。范纯仁顿时就陷入了孤掌难鸣的尴尬境地。
崇政殿内，也出现了熙宁以来最为诡异的一幕——新党与旧党的首领人物俨然如同盟一般，而站在他们对立面的，却是另一名旧党领袖。
但范纯仁虽然辩不过许将，却也并非被其说服，虽然许将语带讥讽，他也不生气，只是对赵煦欠身说道：“陛下，石越曾与臣言：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此真不易之理也！臣愿陛下三思。辽人虽行不义，然其与大宋相处已逾百年，渐蒙德化，已非蛮夷可比，此番南犯狼狈而归，足以令其刻骨铭心，若此时议和，则是我大宋德加于辽国，北境可得百年无事。杜诗有云：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幽蓟虽是汉唐故地，然太祖、先帝欲收复幽蓟，亦不过是为了得其形胜，以庇佑百姓。若能边境无事，又何必兴无益之兵，反令百姓劳顿、将士死伤？臣愿陛下三思！”
范纯仁这番话言辞恳切，令人动容。百姓与国土，孰轻孰重，何者才是根本，何者才是目的？这原本也是儒家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如《史记》记载冒顿之事，其实并不足法，毕竟冒顿不过一匈奴单于而已，并非中夏圣主，对于中夏来说，为了国土而抛弃人民，那显然是绝不可能被歌颂的，相反，真正的儒者，是一定会将百姓置于国土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