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眼下，也许不明显，但是，大辽的举国南下，在某种程度上，的的确确是向石越露出了一个破绽。
他为何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
就算这可能谈不上是一个机会，只是一个小小的破绽，可是，石越也应该知道，大辽也已经今非昔比，他这次放过了，或许以后几十年连个破绽也不会露给他。而他再如何也不可能再做几十年的宰相！甚至他能再做超过五年的丞相，都算是个奇迹。南朝皇帝再过五年，就已经二十多岁了，他绝不可能接受一个石越这样的宰相。事实是，古往今来，就没有一个君主，不管他贤明也好，愚蠢也好，会心甘情愿的接受这样的臣子。
许多宋人都对山前山后抱着企图，难道石越就真的没有么？
倘若他也有的话，那么，他就没理由放弃任何的机会。他的时间并不多了。五年之后，即使他能继续做南朝的宰相，也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应付来自南朝内部的挑战。以南朝的政治现状来说，就算他能成功，他也会在无穷无尽的政治斗争中度完自己的后半生。韩拖古烈不相信那时候他还敢离开汴京与南朝皇帝半步！
所有的这些，韩拖古烈心里都很清楚。
只是他从来不让自己去想。他心里面在害怕，一旦他想了这些，大辽与南朝想要恢复通好，就几乎不可能了。他不知道那样一来，兵祸连结会有多久，也不知道大辽的中兴，会不会因此就告终结……对于大辽能彻底击败南朝，他毫无信心，可是他也无法想象大辽失去山前山后的后果！
而杨引吉，用一句冷冰冰的话，将韩拖古烈所不敢想，不愿意想的事情，全部勾了出来！
他的目光扫过南面房知事送来的札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南朝各种军资采购的动向，关键物品的价格波动，汴京私下里流传的各种流言……
韩拖古烈心里面比谁都清楚，这些都意味着什么？！
或许和议，终究只是镜花水月一场。
不过，韩拖古烈倒并不急着回去，通事局获得的这些情报，的确十分要紧；杨引吉亦可能确是一语中的，但是，若大辽的君臣庙算之时要完全依赖这些细作间谍，他们也达不成中兴的伟业。尽管韩拖古烈与耶律信是政敌，在政见上水火不容，但他们始终都是忠于大辽的。在韩拖古烈南下之前，耶律信便曾与他在滹沱河畔定下约定，大辽不能将数十万人马曝师于外，无止境的等待和议。耶律信最多等到九月，若到时议和再无进展，耶律信便可以不顾韩拖古烈的安危，做一切他认为该做的事情。
掐指一算时间，韩拖古烈知道他无论如何都赶不回肃宁了。
他很快沉下心来，望了南面房知事一眼，平心静气的说道：“杨公呢？他不回大辽么？”
“此非下官所知。”那南面房知事见韩拖古烈冷静下来，不由松了一口气，低声回道：“汴京人口上百万，兼之商贾流民，不计其数，南朝是奈何不了杨公的。大林牙不必担心。”
“那我知道了。”韩拖古烈点点头。“你这便回去罢。自明日起，你也便安心躲藏起来，既然石越与司马梦求要切断你们北上联系的孔道，你也不必再心存侥幸。高世亮张了网在那儿等你们，你没必要去自投罗网。我若能平安回去，南朝朝廷虚实，吾已尽知。你只要安心等待朝廷再行征召之日便可。”
他说完，停了一下，又想起什么，忙又抬了抬手，说道：“还有一件事，即便日后传出我被扣留的消息，你亦不必惊慌。无需理会。”
南面房知事一惊，问道：“大林牙是说？”
韩拖古烈笑着摇摇头，道：“我还要做点最后的努力。和议既使今日不成，日后还是要谈的。打点伏笔，亦不可避免。你放心，只要南朝有石越在，我便可高枕无忧。”
那南面房知事见韩拖古烈如此说了，心中虽然惊疑，却终不便再说什么。虽然通事局这些年来是萧岚的地盘，但是卫王萧佑丹的影响依然无处不在。年初自辽国传来萧佑丹蒙难的消息后，南面房更是受到极沉重的打击，有三四名很得力的细作心灰意懒，不肯再为大辽效力，他们先后失踪，据说是悄悄逃往南海诸侯国避难去了。这种军心涣散的局面，直到大辽南征的消息传来，才终于得到扭转。然而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萧佑丹、韩拖古烈在通事局中，余威犹存。尤其是专门负责刺探宋朝东西两京事务的南面房，因为韩拖古烈曾长期担任驻宋正使，更是对他又敬又惧。
因此，韩拖古烈既然下了命令，那南面房知事便连忙欠身应允，仍然将他当成上司一般对待。
韩拖古烈又吩咐了南面房知事一些事情之后，后者便告辞离去。为免启人疑窦，韩拖古烈自是不便相送。南面房知事一走，他便端了几盏蜡烛到书案之上，打开札子，细细阅读。就算是在军心涣散的局面下，通事局南面房还是恪尽职守的，这份札子中，的确收罗了许多的紧要军情，包括宋朝宣抚副使、京东路转运使蔡京已率水陆兵马两万余众，向沧州进发等机密军情。
南面房还打探得清楚，蔡京是奉南朝皇帝密旨行事，而齐州都总管府宋球则仍奉石越之令，并没有北上。因此蔡京率领的两万余众，其中只不足千人的禁军，其余都是所谓的“京东兵”。那是战争开始后，蔡京在京东路征募的厢兵，其中还有许多受招安的寇贼。虽然大宋是承平之世，然而京东绿林，在宋朝也算是赫赫有名的，不过，这些绿林豪杰，先是被李清臣严厉镇压，后又被蔡京剿抚并用，如今已是十去其九，余下的都是些小寇，已经难成气候。此次蔡京两万余人马，其中一半以上，倒是绿林出身。因此这两万余“京东兵”其实是乌合之众，倒是不足为惧。然而南面房获得到的消息，是皇帝已令蔡京兼领沧州一切兵马，其目的可能是救援霸州。一旦蔡京的京东兵与沧州的海船水军、禁军、教阅厢军，以及霸州的宋军合兵一处，声势大振，对辽军的东翼就会形成威胁。
除了蔡京的情报，还有许多让韩拖古烈头皮发麻的事：汴京风传石越在大名府操练环营车阵；宋夏达成协议，陕西其余宋军还可能东援；宋朝决定在各地增建数个火炮作坊；段子介可能在组建一支奇怪的军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也是当年萧佑丹要特别组建南面房的原因——汴京是一个奇妙的地方，任何在别的地方被拼命保守的秘密，在汴京，总会被莫名其妙的流传出来。不过，司马梦求的确不可小觑，他深知要除去汴京的细作几乎不可能，便朝准了南面房的最大死穴出招——要从汴京将情报传回大辽，平时并不困难，但在战争之时，却绝不容易。在宋辽交战之时，北上的人是极少的，他只要沿着大名府防线严守各条南北交通孔道，南面房便形同虚设。就算他们什么都打听得到，若不能及时传到辽军那里，却也毫无意义。
韩拖古烈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着这份札子，一面在心里掂量这些情报的意义，与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放在一起，权衡着利弊得失。过了许久，他终于将札子小心收进一个匣子之内，站起身来，整了整衣冠，走到门口，大声唤道：“来人！”
一个随从连忙跑过来，才朝着韩拖古烈行了一礼，已听他朗声吩咐道：“去请韩侯与萧将军过来。”
那随从慌忙答应了，一路小跑着，往韩敌猎与萧继忠住的院子跑去。
韩拖古烈这次前来汴京，为了表示诚意，特意送还了在深州之战中被俘的几名宋军将领，其中便包括姚兕之子姚古。投桃报李，韩拖古烈一抵达开封，宋朝就释放了萧阿鲁带的义子——漠南群牧使萧继忠。辽国风俗，于这种被俘甚至投降之事，都并不太以为嫌，只要是略有所长，归国之后，照旧信任甚至重用都是有的。这一点上，契丹倒是颇有匈奴遗风。因此，宋朝既释放萧继忠，韩拖古烈便将萧继忠安置在使团之内，与韩敌猎一道，倚为臂助，凡有重要之事，无不与之商议而后行。
此时随从唤来韩敌猎与萧继忠，韩拖古烈让二人坐了，自己坐在上位，手里端着一盏茶，一面轻轻啜饮着，一面在心里斟酌着将要说的话。
“此次咱们多半是要白来一次了。”良久，韩拖古烈终于开口，缓缓说道：“宋人恐非真心议和。”
“这亦是意料之中的事。”韩敌猎与萧继忠的表情都很平静，韩敌猎抿着嘴一言不发，听萧继忠说道：“南朝今非昔比，朝廷轻开边衅，是启无穷之祸。兰陵王若不能在河北击败王厚，大辽之祸患，才刚刚开始。以下官之见，南朝之所以议和，不过是因为两军僵持，对其有利。况且他们到底亦无必胜的把握，便抱着万一之心，来试试议和。若条款有利，谈成了亦可，就算谈不上，于他们亦有利。”
“倘若宋人果真是心怀叵测，咱们亦不会让他们占到多少便宜。”韩拖古烈淡淡说道，“吾请韩侯与萧将军前来，是要商议吾等接下来的应对之策。”
韩敌猎与萧继忠对视一眼，都不约而同地坐直了身子。
“和议之事，是果真彻底无望，还是尚存一线生机，我亦拿捏不准。日前范尧夫亲口对我说道，南朝又做了极大的让步，我大辽在河北所获财物，南朝不再要求归还。如此一来，大辽归还被掳宋人，亦无不可，只需要南朝交一点点赎金，使我大辽军士没有怨言，和议便能达成。”
“南朝的条款中，还有罢兰陵王一事……”韩敌猎轻声提醒道。但他话音方落，萧继忠已在一旁低声笑了起来。韩拖古烈亦只是意味深长的看了他一眼，却没有回答他。韩敌猎看看萧继忠，又望望韩拖古烈，心中立时大悟——大约只要能在其他条款上谈拢，不损失大辽的实质利益，韩拖古烈等人，只怕正是要借宋朝之力，将耶律信赶下北枢密使的宝座。因此这一条，在韩拖古烈等人看来，根本便算不得什么阻碍。
想明白此节，韩敌猎顿时略觉尴尬，轻咳了一声，又说道：“还有一事，或是末将杞人忧天，只恐宋人虽然今岁同意议和，缓过气来，便要兴兵报复。”
“那是另一节了。”韩拖古烈不曾回答，萧继忠已经笑着回道：“和议也好，战争也罢，说到底，仍是要靠实力说话的。我大辽既然无力灭了南朝，那它迟早有一日，总是要缓过气的。若我们没有实力，亡国亦是活该。否则，又何惧他报复？只不过自取其辱而已。韩侯可能一时没想明白——皇上同意议和，那便是皇上认为我大辽没有把握一口吞掉王厚；南朝同意议和，说白了，亦不过是他们亦无战而胜之的把握。”
“萧将军说得极是。”韩拖古烈接来话，缓缓说道：“天底下所有的和议、盟誓，皆是建立在实力均衡之上的。若我大辽主暗臣佞、政事不修、甲兵不治，一纸誓书，尚不及一张草纸。南朝若如此不智，妄想兴兵报复，那便再打一仗，他们便会心甘情愿的接受和议。”
韩敌猎听着韩拖古烈说出这番话来，气度雍容，掷地有声，不免大出意料。他一向追随其父在军中，虽然天性聪明，可这等政略策谋，却毕竟极为陌生。以往他只道韩拖古烈是个文臣，使宋已久，故此不愿意与宋朝交恶。但他这次随韩拖古烈南下，一路之上，路过许多宋军驻地，见到宋军都是行伍严整，纪律井然，而且人马众多、兵甲精利；至于所过州县，虽逢战争，到处都是逃难的流民，可是城市之内，仍是秩序井然，市面繁华，由南方运来的各种物资，更是堆集如山；而宋朝的官员到处搭棚设帐，救济灾民，与他们打交道的官员，个个都显得十分精明能干……这些最直观的感受，令韩敌猎感触颇深。特别是他与南朝的拱圣军、骁胜军皆交过手，虽皆取胜，但对于宋军的战斗力，亦颇为忌惮。平常与同僚议论，总觉得大约这便宋军最精锐的禁军，余者皆不足道。然而这次南下之时，路过永静、冀州，所见宋军，看起来竟然丝毫不逊色于拱圣、骁胜二军，这给他心理上的冲击，实是远过旁人。他早已经开始在心里面怀疑耶律信发动这场战争的正确性，只是对韩拖古烈这些主张与宋朝通好的人，仍然有“未见其是”的感觉。直到此刻，听到韩拖古烈与萧继忠的议论，韩敌猎颇有茅塞顿开之感。他本是十分聪明的人，只是因为年纪尚小，又恪于成长环境所限，如韩拖古烈与萧继忠所说的，虽非什么高深的大道理，可他却也的确从未如此考虑过。不过此时他却是一点即透，举一反三，于许多事情，他亦看到更加透彻。又听到韩拖古烈的这一番话语，至此方觉面前的这个男人，实是称得上大辽的奇男子，非寻常文官可比。
韩拖古烈却不知道韩敌猎心里面在想些什么，见他不再说话，以为他是接受了自己的看法，又继续说道：“故此若从此事看来，和议之望，仍未全然断绝。不过……”他沉吟了一会，方才又说道：“不过，南朝石越，貌似忠厚，表面上观他行事，总是光明正大，不肯去使阴谋诡计。然我在南朝亦颇有些时日，知道此人有时狡诈似狐。他宣台的谟臣，如折可适、游师雄辈，皆是南朝智谋之士。尤其他幕府之中，还有一个潘照临潘潜光，智术绝人。虽说此人如今已不在石越幕中，然这等事，外人又如何能知真假？因此，这一切若是石越的诡计，亦是说不准的事！”
“那大林牙之意？”萧继忠倾了倾身子，问道。
“此正是我要与二君商议的——若是为了我等身家性命考虑，我等便应该辞了南朝朝廷，速速归国。这亦算不得有辱使命，毕竟如今看来，说南朝非真心议和，当有七八成的把握。最起码，南朝国内仍有争议。便是南朝皇帝，从我这些天的所见所闻中，亦可知他是不愿意议和的。有这许多掣肘，纵使石越是真心议和，变数恐怕也不会太少。”
萧继忠与韩敌猎皆听出他言外之意，一同问道：“若不为我等身家性命考虑呢？”
“然若是为了大辽计，我等便还当冒一冒险。”韩拖古烈断然说道：“我可设法去试探一下南朝君臣，逼出真相！只是如此一来，万一南朝果真是假议和，吾等很可能会被南朝扣押，沦为阶下之囚。虽然我以为有石越在，我等亦不必过于担心。只是这仍有极大的风险，石越虽然威望颇高，可在南朝，便是皇帝亦不能说一不二。变数仍然是有的。”
他说完，望着二人，却见萧继忠犹疑的望了韩敌猎一眼。他知道萧继忠做阶下囚已经有些日子了，自然不想再在汴京继续被囚禁，只是此事他虽然不乐意，却总是不便反对，因此这件事情，韩敌猎的意见，便至关重要。韩拖古烈虽然可以独断专行，可是这等大事，他仍是希望能上下一心，方能免生他变。
韩敌猎沉默了一会，才抬头望向韩拖古烈，说道：“若我等果然在此沦为阶下囚，南朝只怕亦很难守住这个秘密。此事用不了多少时日，便会传得天下皆知。”
韩拖古烈听他这么说，不由愣了一下，方点头笑道：“韩侯说得不错，以南朝的行事，他们再有本事，亦瞒不住这个消息。晚则十日，快则五六日，河间府必能听到流言。”
“那吾辈更有何惧？”韩敌猎沉声说道，“大林牙试一试亦好，果真南朝是假议和，咱们便断了这个想法，好与它战场上分个高低。若万一真有一线希望，南朝是真心想要议和，那就是两朝之幸。”
萧继忠万不料韩敌猎如此说，顿时瞪大了眼睛，却也只好随声附和，道：“韩侯说得极是。”
韩拖古烈见二人都表态支持，亦颇觉惊喜，笑道：“既如此，便要连累二位。我等便在这汴京多留几日！”
商议妥当之后，接下来两天，韩拖古烈便专心奔走，希望可以见一次宋朝皇帝。他知道韩维、范纯仁都不好对付，要实行他的计策，自然赵煦是最佳的目标。然而，即使他是辽国特使，要求见宋朝皇帝，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禁中的赵煦，此时正处在一种既得意、又恼怒的情绪当中。
他采纳陈元凤的献议，给韩忠彦下了一道手诏，责以君臣之义。果然，不出陈元凤所料，次日赵煦便收到韩忠彦谢罪的札子，韩忠彦坦承了设计假议和以行缓兵之计的事实，但他大包大揽，将从头到尾的所有责任全都揽了下来，宣称瞒着赵煦完全是他的主意，石越只是勉强接受。而他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汴京人多嘴杂，难守机密，非敢有意欺君。但他仍自知罪不可赦，甘愿伏罪，自请辞职，并请赵煦发落。
这份洋洋万言的札子，让赵煦心里面五味杂陈。
他的确是有几分得意的，得意的是，他那些老谋深算的大臣们，到底欺瞒不住他。他决心通过这件事，敲打敲打他的几位重臣，让他们知道他是位聪明睿智的明君，便如汉昭帝、汉明帝那般，年纪虽轻，却不是底下的人可以欺瞒得住的。
他也有一些轻松，轻松的是，既然确定是假议和，那么他就避免了与石越这些重臣的一场大冲突。他的国家还处在战争当中，他需要臣子们和衷共济，他也需要石越这个宣抚使。
而除了得意与轻松之外，赵煦的心里面，还有一些担忧。陈元凤所指出的和议有可能达成的危险，让赵煦一直在心里面感到不安，万一石越弄巧成拙，他又当如何？就算是兵不厌诈，可是大宋是堂堂天朝上国，翻脸也是需要找个好借口的。仓促之间，这个借口上哪去找？
但是，无论是得意也罢、轻松也罢、担忧也罢，所有的这些情绪，加在一起，也抵不过他心中的恼怒！
石越、韩忠彦们欺瞒自己，欺他年幼而瞧不起他，这些都可暂时放到一边。让他愤怒的是，在被揭穿之后，韩忠彦竟然还在袒护石越！而这个韩忠彦，不仅是被他父皇当年认定为社稷之臣，便在赵煦心里，也是相信他绝对忠于自己的！自英宗皇帝入继，濮王一系承绪大统以来，韩家父子两代，三朝都是定策元勋！
帝王之术是什么？大宋朝的家法是什么？他的宰执大臣们水火不容，固然不行，那会令国家无法正常运转，政令难以推行，朝中陷入党争；可是，更加危险的，却是所有的宰执大臣都一条心！这比宰执大臣之间誓不两立更加糟糕。因为如此一来，便容易乾坤颠倒，太阿倒持。君权轻而臣权重，危害的，是赵家的江山社稷！
与他的祖先们不同，赵煦是不介意朝中有朋党的。从小的耳濡目染，还有桑充国、程熙的苦口婆心，让他从心里面接受了“君子亦有党”这样的思想，朝中大臣分成新党、旧党，甚至石党，都不是大事。
可是，如果朝中皆成一党，或者一派独大，那赵煦就会感觉到背脊上的凉意。
前些日子，他还听苏轼讲论本朝政事，苏轼是评价熙宁年间的变法之事，可他却无意中一口揭穿了大宋朝的一项国本。按苏轼所言，本朝自太宗以后，常行“守内虚外”之策，内重而外轻，故此大宋之患，与李唐不同，李唐之患在藩镇权重，而大宋之患则在宰相权重。本来已经是内重外轻，若不分宰相之权，而只顾恢复汉唐之制，那么宰相便会凌驾于皇帝之上了。故此祖宗才要将宰相之权一分为三，夺掉宰相的兵权与财权，分给枢密院与三司使。苏轼本意当然是极赞熙宁之变法，改善了内重外轻的局面，虽然恢复了宰相的财权与部分兵权，却又增强了参知政事的权力，使得左右丞相难以独揽大权……
便如他们的对手所攻击的，苏家兄弟所学，即所谓“蜀学”，实际接近于纵横家之学。如程颐便曾经直言不讳的对赵煦说，苏家兄弟，与其说是儒生，不如说是纵横家。甚至连桑充国，在赵煦询问之时，都不得不承认，苏轼的文章固然是执大宋之牛耳，可他的学术，却难称“圣人之学”。赵煦知道，桑充国虽然祖籍开封，可是桑家曾经避居蜀地，也算是蜀人，熙宁、绍圣朝的蜀人，凡是识文断字的，十之八九，都视苏家兄弟为天人一般。他两兄弟一为参政，一为内相，可以说“天下荣之”，至于本乡之人，更不用提。
书生学者们很在意苏家兄弟之学不是“圣学”，可赵煦于这方面，倒不甚在乎。儒家也罢，纵横家也罢，有时候只怕纵横家的话，还要更加一针见血些。对赵煦来说，苏轼对本朝政治的这番分析，实是颇有独到之处，令他印象深刻。
如今他已经将天下大半的兵权交付石越之手，而倘若韩维、范纯仁、韩忠彦都与石越沆瀣一气，那他这个皇帝，又该往哪儿摆？
这件事情，倘若韩忠彦将一切赖到石越身上，把自己撇个干干净净，赵煦还不会担心，可是，韩忠彦的举动，与他所期望的，却完全是背道而驰！
这时候的赵煦，已经完全不在乎石越、韩忠彦的假议和究竟是为了何事。
被心中恼怒的情绪驱使着，占据着他脑海的，是另一个计划。
他本可以将韩忠彦谢罪的札子扔到御前会议，然后他就可以知道，哪些人知情，哪些人被瞒在鼓里——被隐瞒的人，心里面一定会有一种被侮辱、轻视的感情，这是容易分辨出来的。若是被瞒了依然为石越与韩忠彦说话，那肯定便是二人的党羽无疑。但赵煦心里面也很清楚，他若然这么做，便是将事情闹大了。到时候肯定会引起一场很大的风波，而他也将骑虎难下，至少要将韩忠彦罢相贬官，才能收场。
可在这个时候，如此处置，绝非明智之举。赵煦对韩忠彦仍然抱有期待，他还是希望能保全韩忠彦，以观后效。
因此，他很谨慎的，只将韩忠彦的札子，送到了左相韩维与枢使范纯仁处。
不出赵煦的意料，韩维与范纯仁很快递上了札子，请罪、辩解、表明自己将待罪在家，辞相听劾。然后，赵煦遣中使召二人到禁中面对，表示慰留之意，并将所有的罪责，全部顺水推舟的推到韩忠彦头上，然后又宽宏大量的宣布他也不会过于责怪韩忠彦，并表示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在这种局面之下，韩维与范纯仁亦只有叩头谢恩，感激于皇帝的英明与宽厚。这还是赵煦即位以来，头一次对他的宰执大臣们占据如此明显的优势。
然后，他顺水推舟的提出了两个任命——拜参知政事工部尚书吕大防为参知政事吏部尚书；拜前兵书章惇为参知政事工部尚书。
从赵煦尚未亲政时开始，六部尚书之中，一头一尾的吏、礼两部，便长期空缺，皆以侍郎掌部务。当日高太后尚在时，石越曾经上表，推荐吕大防为吏部尚书，但未被采纳。此事赵煦当时也是知道的，并且他心里面亦很清楚，吕大防是个不折不扣的旧党，石越并非是喜欢他而荐他掌吏部，只不过是因为希望借此拉拢、安抚旧党。而高太后也并非不喜欢吕大防而未采纳，只是因为宋辽战事方起，她需要借助吕大防在工部，与苏辙一道掌管财权，相比而言，升吏部尚书并非急务，倒可以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做为赏功，将吕大防拨擢到吏部尚书的位置，更能增其威信。
然而高太后未能等到这一日，便已逝世。
而赵煦却势难再耐心等下去，事实上，他本人更是一点也不喜欢吕大防。然而此时，他却不得不借助吕大防——原本，吏部他是希望能交给韩忠彦的。可现在情势却改变了，拨擢一个他不喜欢的人掌管吏部，是他迫不得已之下的一箭双雕之计。为了召回他颇有好感的章惇，他需要拨擢吕大防来拉拢、安抚旧党势力，至少使他的宰执大臣们无法反对；此外，尽管他不喜欢旧党，可是，在新党一时难以恢复旧时气象之前，他也需要增强旧党的声势与力量，借此制衡石越。
不出赵煦所料，在他一面占据着心理优势，一面还拨擢吕大防做为一种妥协的局面之下，韩维与范纯仁虽有几分勉强，但还是接受了章惇起复的变化。为了安抚二人，亦为了翰林学士草诏与给事中书读时减小阻力，赵煦又主动表示，章惇暂不回京，以参知政事工部尚书的身份，再兼宣抚副使，仍在河间，协助石越主持河间、雄、霸一带军务；同时，他又顺势提出，使田烈武兼知河间府事。
韩维与范纯仁心里面正担心章惇此人野心勃勃，回京后平生事端，又觉得他在河间足以信赖，因此虽然明知道皇帝这一手有分石越之权的意思，但他们都知道章惇也曾经依附过石越，对石越多少有些敬畏之意，便也不反对。总之与其将这个大麻烦带到汴京来，倒不如送给石越自己去领受好了。至于田烈武以武人做亲民官，虽然近数十年比较罕见，但如今是战时，从权亦无不可。
赵煦亲政之后，凡是有何主张，十条里面倒有七八条要被大臣们驳回，往往心里憋了一肚子气，还要忍着听他们婆婆妈妈的劝谏。他皇帝做了七年，何曾有一日象今日这么快活过？几件如此重大的人事任命，竟然如此顺利的得到韩维与范纯仁的支持。
他心里面免不了要自觉自己手腕纯熟，处事十分得体，颇有些自鸣得意。不过他也知道韩维与范纯仁也不是好惹的，他这是打了二人一个措手不及，但若是自以为是拿住他们什么把柄，这两人恐怕都是吃软不吃硬，弄不好就让自己碰一鼻子灰，讨个老大没趣。因此既得战果，赢了第一局，他也就见好便收。
甚至在韩维与范纯仁回府之后，他又遣中使去二人府邸，表彰二人功绩，赏给韩维一件隋代的绿瓷琉璃、一根鹤骨杖；赏给范纯仁一条玉带、一方金雀石砚。做完这件事后，赵煦又亲自给韩忠彦、石越各写了一道手诏，恩威并施，安抚二人，既严厉责怪他们举止失当，又表示谅解他们的苦心。
做完这一切后，他心里更加得意，自觉自己一手棒打，一手安抚，直将朝中这些元老勋臣，玩弄于股掌之上。
然而，赵煦却不知道，他突然召见他的首相与枢使，然后又是中使赏赐，又是夜御内东门小殿召翰林学士赐对、锁院——当天晚上，汴京便已骚然。人人都知道，这是将有大除拜的铁证。至次日，白麻出学士院，经皇帝审阅，然后东上阁门使持至尚书省政事堂，由中书舍人宣读，宰执副署之后，再送至门下后省书读……很快，整个汴京，人人都知道吕大防做了天官，而章惇又东山再起，拜了冬卿兼宣抚副使。
至于田烈武兼知河间府事，自然没资格这么郑重其事，也几乎没有激起任何波澜——宋朝本就有许多武官刺史以上做知某府事的“故事”，其时武官刺史不过从五品而已，熙宁改制后，知某府事是正五品下，从五品武官自然做不得了，可是田烈武乃是正五品上的定远将军，资序上面，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田烈武在汴京名声甚好，此时又是战时，他的这道任命，甚至在给事中那儿都没遇到任何的阻力。
所有人睹目的焦点，都是吕大防与章惇的任命，特别是章惇的起复，让所有人都浮想联翩。
很快，再一次，汴京的街头巷尾，各种各样的流言，又开始疯长。其中赫然就包括宋廷是假议和的传言！
一天后，禁中政事堂。
韩维坐在一张圈背交椅上，一面细细读着书案上的公文，忙里偷闲，还瞥了一眼正在伏案疾书的范纯仁，只见他右手持笔蘸墨，左手飞快的翻阅书案上的公文，然后熟练的在公文后面写批注、画押。韩维比范纯仁要大上整整十岁，此时不得不羡慕范纯仁那旺盛的精力。当他还在六十多岁时，他也能范纯仁一般，思维敏捷，绝不为案牍所累，即使再多的公文，他也能迅速的处理完，而且件件妥当。可如今，他读一份公文要花费以前的数倍时间，而哪怕只是简单的画押，很快也会觉得手腕酸痛，更让他害怕的是，他现在偶尔已经出现忘事的症状。
已经七十五六岁的韩维，久历宦情，早已历练成精。他已然位极人臣，终于在致仕之前，达到了人生的最顶点，尽管他对左丞相的位置不无留恋，可是他毕竟也不是那种贪权恋栈之人，也早已经想好，只须战事一了，他就要辞相致仕，回到雍丘去，或者干脆搬去西京洛阳，安享晚年。此前，他就托人去洛阳觅了一座园子，打算致仕之后，在园中种满他最爱的牡丹，再买几十个歌姬，过几年神仙也不换的生活。
因为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态，自韩维做上左丞相起，他便常有一种局外人的心态。尤其是高太后死后，看到咄咄逼人，一心想要有所作为的小皇帝，韩维虽然仍坚持自己做一个首相的尊严与本份，可是心里面的退隐之心，更是愈发的坚定。他也知道，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右丞相石越的一个挡箭牌。尽管他心甘情愿替石越做这个挡箭牌，尽管他与石越有几十年的良好私交，但是，做为一个大宋朝的士大夫，他永远都不会放弃自己的自尊与独立。他不能给后世留一个左丞相成为右丞相附庸的恶例，他的自尊也无法允许他如此。因此，他既要坚持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有时却又不得不为顾全大局而屈从石越的意志……这样的现实，更加令他时常感到矛盾与疲惫。
不如归去。
这样的念头，便在此时，再一次从韩维的心底里浮了上来。
“韩公、范公。”突然，一个令史出现在门帘外，欠身禀道：“辽国致哀使韩拖古烈来了。”
韩维“唔”了一声，见范纯仁从一叠公文中抬起头来，二人会意地对视一眼，便听范纯仁吩咐道：“请他到西厢房相见罢。”
宋朝的尚书省，实际沿袭的是原来的中书门下省，又被称为东府或者东省。但其职权，与中书门下仍有相当的不同。为了方便宰执们办公，它在绍圣年间，又经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修葺与调整。因为改制后的诸部寺监，虽然名义上都隶属尚书省，但实际上却并不在禁中，而是在皇宫以外各立衙门，故此修葺之后的尚书省，亦常被宋人称为“政事堂”。但真正的“政事堂”，其实却只是尚书省内的一座小院子而已。
这座小院子座落于禁中右掖门至文德门之间的横街的北面，它东边的建筑直到文德门钟楼为止，西边的建筑直到枢密院为止，也都属于尚书省，是尚书省诸房与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们办公的地方，其中只有一座小院子，是中书舍人院，算是归属于中书省的。政事堂的所在，便在尚书省建筑群的正中央。院子的正北，便是最狭义上的“政事堂”，一间朴实无华的单层木结构建筑，那是宰执们召开会议时才使用的地方，平时大门紧锁，除了每日洒扫的内侍，无人进去；东西两边，是两列厢房，也都不事纹饰，所有门窗柱壁，皆漆着深红色的红漆，让人感觉单调到乏味，全无半点美感可言。但这里，却正是主宰这个庞大的国家日常运转的地方。东厢房是当值的宰执日常办公的地方，此时则由韩维与范纯仁在此共同办公；西厢房是宰执们接见各级官员、外国使臣，以及谒见官员们休息等候的地方。这东、西厢房也同样是单层木结构建筑，整个政事堂内，唯一的高大建筑，是东厢房南边的水池旁那座三层高的藏书楼——这是如假包换的一座图书馆，尚书省已经有专门的机构分门别列整理、保存各种档案文书、图章典籍，所以，这座藏书楼里面，收藏的都是大宋朝坊间能见到的各种经书、史书、文集，以及各家刊印的报纸……乃是专供宰执们空闲时读书浏览之用。即便完全不知道的人，只要走进政事堂，都可以猜到，这里完全是按着司马光的审美来设计的。只有在被这些简朴得毫无美感可言的建筑环绕的中间空地上，那些树木花草水池假山的布局，才稍稍体现了一点点宋朝的精致巧妙的园林艺术。
韩拖古烈每次走进这座院子都要情不自禁皱一下眉头，他完全无法接受司马光的风格，可是，对于宋朝的那些园林匠人，他是打心眼里发出赞叹，如此逼仄的空间，如此令人望而生厌的建筑，经过这些匠人的点缀，竟然就能生出来一种幽雅怡人的气息！
在这方面，大辽的工匠们，实在相差太远。将来有一天，当自己致仕以后，韩拖古烈在心里面早已经想好，他一定要亲手设计一座真正的园林，就建在大辽的某个地方，让南朝所有的园林，都黯然失色。
这样的念头，即使这次他身负使命，甚而可以说有些忧心忡忡，但是，当他坐在西厢房内，抬眼望着窗外的景致，便抑制不住的，再次从心底浮了上来。
“韩林牙。”一位尚书省的令史走到门外，打断了韩拖古烈的思绪，欠身说道：“韩丞相与范枢使已经到了，请韩林牙移驾相见。”
韩拖古烈连忙起身，整了整衣冠，拱手说了声“劳驾”，出了房间，随着那令史朝北边的一间厢房走去。其实不用人来带路，他也知道韩维与范纯仁会在哪间房间等他，进了房间，与韩维、范纯仁见过礼，看了座，韩拖古烈不待二人发问，抬抬手便先说道：“韩公、范公，拖古烈此来，是向二公辞行的！”
说到这里，他有意停顿了一眼，观察二人的表情，却见韩维正端着一盏茶送到嘴边，听到他的话，眼皮都没有动一下的继续喝着他的茶；范纯仁却关切的向前倾了倾身子，“哦”了一声，温声问道：“不知林牙决定何日启程？”
“在下想越快越好，便择于明日。”
“林牙有使命在身，吾等亦不便多留。”韩维轻轻的啜了一口茶，将茶盏放到旁边的桌子上，接过话来，慢条斯理的说道：“既是如此，吾等当禀明皇上，修国书一封，略致薄礼，聊谢北朝皇帝之情。”
“如此多谢二位相公。”韩拖古烈连忙抱拳谢过，又叹道：“只可惜未得再拜会大宋皇帝一次……”
“皇上此前便已经吩咐过，道林牙大概这数日间便要归国，辞行前不必再面辞，只盼林牙回国之后，仍能以两国通好为念，多多劝谏北朝皇帝，早日退兵，罢干戈，修和议，如此方是两国之福。所谓‘机不可失’，若是此番议和不成，下次再议和之时，恐将不再是今日乾坤！”
韩拖古烈听着韩维慢吞吞的说着这番语近威胁的话——这样的话，南朝如今大概也只有韩维适合说，他德高望重，年纪又足够老，是可以倚老卖老的，而韩拖古烈也可以假装不将他的话视为一种威胁。
但是，韩拖古烈却也知道，他想见宋朝皇帝最后一面的希望，已经破灭。而这个事实，也让他几乎肯定，南朝的议和，并无诚意。否则，若是南朝急于求和的话，赵煦就算再不愿意，也不会不见他。这个时候，韩拖古烈的心，仿若掉进了冰窟一般。
他失神的怔了一会，半是故意，半是自暴自弃，喃喃说道：“如此说来，坊间所传之事，竟是真的了！”
“坊间所传之事？”韩维与范纯仁都愣了一下，范纯仁问道：“不知林牙说的是何事？”
“事已至此，二公又何必再欺瞒？！”韩拖古烈突然拉高了声音，几乎是质问的说道：“汴京便是三岁小儿，如今都在传南朝并无议和之诚意，乃是假议和！二公难道真不知情么？”
但也在韩拖古烈的意料当中，韩维与范纯仁听到他的质问，连眼睛都不曾眨得一下，二人只是对视一眼，哑然失笑。
“林牙说笑了。”范纯仁轻轻摇了摇头，道：“这等市井谣言，本就不足为信。我大宋是诚心诚意希望两朝能恢复通好之谊，平息刀兵之祸。范某只盼林牙这番话，不是因为北朝没有议和的诚意，便来反打一耙。”
尽管这些反应，全在韩拖古烈的预料之内，可是不知为何，韩拖古烈依然感觉到嘴角凄苦，他望望韩维，望望范纯仁，良久，才叹了口气，道：“韩公、范公！果然再无转寰之机么了？”
“林牙言重了。”韩维回视着韩拖古烈，缓缓说道：“虽然林牙不肯见信，不过——倘若北朝真有诚意，肯接受我大宋的条款，老朽亦敢向林牙保证，我大宋绝不会做背信弃义之事！”
范纯仁也点点头，说道：“然某亦不瞒林牙，如今的条款，已是最后的条件。我大宋亦已无法再退步！”
“二公，若贵国果有诚意，现今条款，只须改一个字——由南朝赎回被掳河北百姓——拖古烈敢保证，赎金不超过二十万贯！此于南朝，不过九千一毛。于我大辽，亦可安抚将士之心……”
“林牙，大辽要以此二十万贯赎金抚将士之心，未知我大宋要以何物来抚将士之心？”范纯仁打断韩拖古烈，反问道。
“兵凶战危，两军交战，胜负难料。韩公、范公，莫要忘记，如今战场之上，还是我大辽据着胜券。况且，若和议不成，我大辽铁骑今岁虽然退回国内，日后却不免边祸未已！二公又何惜这区区二十万贯？邀虚名而招实祸，窃以为恐非智者所为。当年大宋真宗皇帝之时，两朝本已早立盟约，此后百年之间，两国皆再无刀兵之祸，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平心而论，这是于两国社稷、百姓皆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辽宋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此理不言自明，二公不会不知。拖古烈亦曾久在南朝，虽知南朝有轻狂之士，颇以岁币为嫌，然于士林之间，亦曾闻得些真知灼见——我大辽自与南朝开放互市，敝国之中，无论贵贱，皆爱南朝器物精美，南朝每岁河北沿边关税之收入，便何止十万贯？而敝国为了满足与南朝之互市，牛马羊群，尽入河北，仍不能止，不得不使百姓采参药于深山，摘东珠于渤海——纵是如此，犹不能偿。我大辽每岁于两国互市之上，屡屡亏空，而自熙宁以来，又有取消岁币之盟，如此则大辽日穷而大宋日富。此虽中智以下，知其中必有不堪者。是故司马陈王执政之时，又立新约，以全大宋之仁，大辽之义。故斯时两国太平无事，全因司马陈王深谋远虑、宅心仁厚，其德泽亦被于大辽。此番两国交恶，亦是由贵国君臣惑于一二轻狂之士，而招致边衅，未可一味归罪我大辽背盟。然如今事已如此，过往之事，深究无益，拖古烈所不解者，是二公又何惜这区区二十万缗铜钱，而不顾千万将士之性命？在下听闻，当年贵国王韶开熙河，半年有奇，所耗缗钱便超过七百万贯！王韶之开熙河，又如何能与今日之河北相比？今日二公惜此区区二十万贯，恐他日付出二千万贯，亦难止战祸！非是拖古烈出言不逊，然则若今日盟约不成，河北之胜负休去说它，只恐此后数十年间，贵国西北边郡，难有一日之宁！”
韩拖古烈舌辩滔滔，一口气说完这一大段话，方才停顿了一下，朝着韩维与范纯仁抱拳一礼，又诚恳的说道：“拖古烈此言，还望二公三思！”
然而，虽然他的话听起来入情入理，却也打动不了韩维与范纯仁。
二十万贯的确不是个值得一提的大数目，尽管自绍圣以来，宋朝军费开支日渐减少，但这也只是相对过往每年军费折算下来远远超过五千万贯缗钱这个天文数字而言的。从宋仁宗至熙宁年间，宋朝每养一个禁兵，平均每年开支少则五十贯，多则一百贯——而无论怎么样进行改革，这笔平均开销是很难摊薄的，绍圣年间，军费开支最低的一年，曾经只有三千四百余万贯，折合下来平均每个禁军的开支只有六十贯左右；大多数时候，每年日常军费开支，总不会少于四千万贯——而这已经令宋朝君臣欢欣鼓舞了。毕竟绍圣年间的缗钱，早已经没有仁宗朝那么值钱了，想要回到每五十贯养一禁军的时代，大概永远都不可能了。而宋朝的中央税赋收入，折算下来，已达到每岁七八千万缗之巨，日常军费开支，由当年占到每年中央税赋收入的五分之四以上，成功的降为如今的二分之一强，这也是宋朝能够迅速的走出交钞危机的重要原因。这对于宋朝来说，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新党们认为这是王安石新法的成功；石党认为石越变法的成功，而旧党则相信这是司马光战略收缩策略的成功。
但不管是谁的成功都好，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如今宋朝国库不缺钱，打得起仗。
战时的军费开支远高于平常是不用多说的，特别是熙宁西讨之后，赵顼颁布了《熙宁赏功格》，重新详细的规定了禁军杀敌、俘获、重伤、轻伤、战死等等各种情况下的奖赏抚恤。尤其是加大了对获胜部队、参加艰苦战斗部队的集体赏赐，加重对斩杀、斗杀敌人的赏额，对战斗中受重伤、轻伤者也给予重赏，比如凡在战斗中受轻伤者，即赐绢十匹，重伤者除赐绢十匹外，还可优转一资，连续在几次战斗中受重伤，赏赐更是惊人。这改变了宋军过往完全以首级、胜负定功过赏额的做法，的确提高了宋军的斗志，可是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便是战时军费开支的激增。
韩拖古烈说得一点也没有错，当年王韶开熙河，半年多点花掉近千万贯，连王安石都不敢再公开他的军费开支。可是今时不同往日，自四月开战至今，不过短短四个月，包括救济逃难百姓在内，宋朝的各项开支早已经迅速的超过了两千万贯！
然而，即便在范纯仁心里，这个仗，仍然还打得起。只要军事上不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的失利就好。
“林牙所言差矣。”范纯仁望着韩拖古烈，不管遇到什么事，他说话的声音总是不疾不徐、从容淡定，哪怕他是在辩驳、批评别人，语气也总是十分的温和，“天下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若是无理索求，休说二十万贯，便是二十文亦不能给。林牙将北朝启衅，归咎于两国互市，然则当日萧卫王出使后，北朝已经提高许多货物之关税。便以丝绸来说，丝绸入辽境，原本是十五抽一，其后贵国改为十分抽一，不久又改为十分抽二，而商旅遂绝。连大食胡商，亦宁可过西夏贸易，也不愿前来中京。此后贵国改回十分抽一，商旅复通。北朝三易其法，我大宋未置一辞。为何？因为我大宋并不贪图与北朝通商之利，两国互市，是为互通有无，而我大宋无大辽有者少，大辽无而大宋有者多，此非是我大宋贪图互市之利可知。北朝要果真以为互市上吃了亏，是何物上吃亏，便禁绝何物入境可矣，又何必背盟犯境，伤我百姓？恕我直言，与北朝互市之利，于我大宋，不过九牛一毛，不值一提。便是自此禁绝互市，又有何妨？只恐贵国不肯！”
“尧夫相公说得不错。”韩维也点头说道：“他事可以不计较，然道理不能不明。若北朝果真继续穷兵黩武，恐更非智者所为。还望林牙归国之后，能向大辽皇帝晓明利害。我大宋确是诚心议和，然而却并非是乞和。诚然，我大宋禁军未必便能稳操胜券，然大辽的宫分军亦不能说有必胜之把握。如今之事，是辽国先背信弃义，犯我疆界，似不宜再贪得无厌，见利忘害。否则，若北朝定要选择干戈相见，大宋亦不敢不奉陪！休说是两千万贯，便是两万万贯，又何足惜？！”
韩维和范纯仁将话说到这个地步，韩拖古烈知道再说什么也已没有意义。他微微叹了口气，缓缓起身，欠身长辑，说道：“既是如此，拖古烈亦已无话可说，就此告辞别过。不过，拖古烈与二公，当仍有相见之期。但愿下次相会之时，二公莫要再如此固执。”
韩维与范纯仁也连忙起身，回了一礼，笑道：“彼此彼此，愿林牙毋忘今日之言。”
韩拖古烈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在汴京又多留了这数日，但结果却让他大为失望。
到政事堂拜会韩维、范纯仁之前，他还想着虽未必能如他所愿见着小皇帝，但韩维、范纯仁都是重百姓之福祉而轻边功之人，一切所谓的“宏图霸业”，倘若要累得百姓流离失所，或者赋税加重、生活困苦，那在二人尤其是范纯仁心中，实是轻若鸿毛。而只要二人略有动摇，他便再去设法去拜会吕大防，这位新任的吏部尚书，如今几乎已经完全是司马光晚年政治理念的继承者，韩拖古烈曾将他的政见归结为六个字——“省事、汰兵、薄赋”。一切大的变动，能没有就最好没有，更不用说打仗，别人打上门不得不应战也就罢了，但是只要能有机会恢复和平，那就没有理由再继续打下去。倘若能用二十万贯恢复和平，特别是能换回被掳的百姓，韩拖古烈相信吕大防没有理由拒绝。省下来的军费开支，足以帮助那些遭受战祸的河北百姓重建家园，并且将沿边州郡都修得固若金汤，再造一条大名府防线。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了让百姓能重返家园、安居乐业，从此再不受侵略？倘若这一切不需继续打仗也能达成，那为什么还要打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朝的旧党，是最不在乎“天朝上国”脸面的一群人。不去管他们实际上是怎样的一群士大夫，至少在政治理念上，他们的确是将思孟学派的“民本”之说，在这一个方面，发展到极致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在南朝，倘若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旧党去做地方官，当地的赋税收入可能不会急速增加，也可能不会马上就看到商旅往来、工商兴盛的繁华景象，可是，他们会远比新党与石党的官员更受当地士人、百姓的欢迎与爱戴。
韩拖古烈一直认为这才是旧党最大的政治根基所在。从整体实力来说，旧党的影响力要远大于新党与石党，因为他们植根于南朝的每一个乡村，受到最广泛的士人与农民的爱戴与支持。对那些常年在乡村之中，且耕且读的中下层士人来说，接受旧党的理念显然更加容易。而新党与石党，倘若离开城市，他们就难再找到多少的士子能接受他们的理念。即便他们也读王安石、石越、吕惠卿的书，可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很容易就能决定他们内心的倾向性。
从这个层面来说，旧党的根基甚至是超越简单的南北地域之分的。大约只是在陕西、益州、两浙路的乡村，倾向石党的士人会略多一些；在江南东、西与福建路的乡村，倾向新党的士人会多一些，除此以外，便都是旧党的天下！
因此之故，亦或是因为旁观者清，韩拖古烈看到了一个宋朝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政治现实——在宋朝，倘若没有旧党的支持与合作，任何变法、任何政策，都不会有好结果。韩拖古烈相信石越是明白这一点的。在韩拖古烈的观察中，石越一直都在礼让旧党，或许旧党会在中枢失利，以旧党内部的派系矛盾重重来说，这是极有可能的，可是在这个庞大帝国的最底层最根本的地方，却依旧是由旧党的支持者与同情者把持的。倘若中枢的胜利者够聪明的话，那么，不管他取得了多大的胜利，他仍然需要竭力避免不要将旧党变成自己的敌人。
而旧党如今的领袖，不出于范纯仁、吕大防、刘挚、程颐四人。和战大事上，程颐直接影响力有限，刘挚很难接近与游说，韩拖古烈能寄予希望的，就只有范纯仁与吕大防。倘若这两人倾向议和，那么刘挚也很可能同意，如此一来，不管石越心里面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他多半也要妥协。小皇帝更加只能屈服。
然而，范纯仁的态度却出乎韩拖古烈意料的强硬。
这也可以理解。韩拖古烈再如何了解宋朝，他到底不可能知道宋朝确切的军费开支与国库积蓄。旧党并非是不想让大宋朝如汉唐一样，有着辽阔的版图与强大的军力，事实上，熙宁、绍圣年间的旧党，年纪大一点的，正是当年支撑着仁宗朝与西夏的战争的那些官员。这些人只不过是比一般新进的官员更加了解战争的困难，而在某些选择之上更加现实而已。
但倘若现实并不需要他们做抉择的话，那么战争也同样可以成为他们的选项。
更何况，范纯仁本身就是旧党诸领袖中，立场最温和者。这个“温和”，当然不是对辽国，而是对新党与石党。他与石越原本就是有极好的私交，对石越也十分信任，在这个时候，只要石越不同意议和，范纯仁断不至于做出釜底抽薪的事来。
韩拖古烈失望而归，回到都亭驿，又有下人来报，称吕大防也婉拒了他求见的请求。
这时候他终于不再怀报幻想，着人将早已写好的辞行表送至礼部，讨了国书，即吩咐韩敌猎与萧继忠并一众随行，收拾行装。宋廷果然也并不慰留，当日皇帝赵煦便颁了敕令，赏赐韩拖古烈一行，又有两府各部寺官员来辞别，并安排了护送的文武官员与军队。
韩拖古烈暗中计算时日，知道耶律信早晚间就要停止和议，重启战端，眼下宋廷虽然待之以礼，但一旦战事重开，那就祸福难料，保不定便会被宋人扣留，当下也不敢再多停，次日便在数百名天武军的护送下，离了汴京。
韩拖古烈虽然一心想要兼程北归，奈何出了汴京，还是宋人的地盘。护送他们一行的宋将，是天武二军的一个指挥使，唤作郑夷中，官阶不高，不过是个正八品的宣节校尉，可是为人却不太好相处，绍圣中宋军马匹渐多，天武二军虽是步军，却也配有不少战马，这郑夷中部下五百余众，便个个有马，但他却仍按着步军的速度，每日算着时间，最多走六十里。超过六十里，无论韩拖古烈如何好说歹说，他都多一步也不肯再走。有时候更是托言种种变故，一天下来，连二十里都走不到。韩拖古烈心里着急，想要悄悄贿赂郑夷中，但他却不知道，这郑夷中早就受了陈元凤的嘱托，哪敢违命？离京之前，陈元凤便警告过他，限期到达大名府，只许晚，不许早，早一个时辰到，便要郑夷中项上人头。金银再好，终不如自己的脑袋好。
郑夷中那里既说不通，韩拖古烈也无可奈何，只得外示从容，随着宋军缓缓而行。如此非止一日，转眼之间便到了九月，而韩拖古烈竟然还没到大名府。一路之上，各种坏消息不断传来，先是传闻辽主知道宋廷终无和意，大怒之下，已经中止和议，深冀一带，已经重燃战火。据说韩宝率军屡次进犯冀州与永静军，向宋军挑战，但王厚始终坚守不出，绝不应战。
此后不久，又传来消息，称宋帝下诏征发京师禁军，除调集了包括宣武二军、骁骑军在内的步骑两万五千余人的禁军，又在京师、河北诸镇及逃难百姓之中，征募精擅武艺的勇壮男子两万余人组成一军，并尽数征调朱仙镇讲武学堂之学员充入军中担任武官，赐名“横塞军”，拜天武一军副都指挥使王襄为主将——如此一共征发了步骑近五万人马，组成“南面行营”，又拜熙宁朝宿将、王襄之父王光祖为南面行营都总管，以李舜举为宣抚使司提举一行事务，随军北上，大举增援石越！
这个消息传到韩拖古烈耳中，让他又是惊讶，又是担心。这王光祖是仁宗朝名将“王铁鞭”王珪之子，将门出身，能征善战，颇有勇略，熙宁初年也曾在河北做过边臣，其时为了一点小纠纷，萧禧率数万大军压境，而王光祖看穿了萧禧只是虚张声势，竟遣他的儿子王襄，当年不过二十来岁，单骑赴会，说退萧禧。此事令萧禧印象十分深刻，曾多次与韩拖古烈言及。但王光祖与王襄都有些时运不济，王光祖做过多任边臣，虽然治军有方，却也没能立下多少了不起的战功，每逢大战，他总是阴差阳错的错过，如熙宁西讨之时，他在广西路；西南夷之乱时，他又调任河东路……最后还因为在黔州路当知州时，对治下夷人过于残暴，受到弹劾罢官，绍圣之后，便调任三衙，并在朱仙镇兼个教官，清闲度日，据说如今已是六十好几。而王襄自当年与萧禧一会之后，二十多年间，皆默默无名，只是在禁中安分守己的做侍卫，偶尔出外，担任过几次“走马承受”的差遣——说白了，就是皇帝派出去的耳目之臣，中规中矩，积功积劳，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才做到天武一军的副将，究竟有多少统兵之能，便是韩拖古烈这个“大宋通”，亦不得而知，只怕这其中，主要还是因为他是两朝皇帝的亲信武臣。倒是王襄的幼弟王禀，韩拖古烈数年前还见过一面，弓马出众，颇有当年萧忽古之风，只是当时年纪甚小，掐指算来，如今最多不过二十来岁，官爵未显，世人也未知其名，却不知此番是否也随父兄出征。
故此这赵煦以王光祖为帅、王襄为将，韩拖古烈实是有些讶异的。如今南朝有名的将领不少，如王光祖父子，虽说二十年前还算颇具声名，可若非韩拖古烈曾格外留意，大概如今也已经要算是籍籍无名之辈了。但他也并不会因此而感到放心，在他看来，越是这样的籍籍无名之辈，石越与王厚便越好统制，南朝在河北又多出近五万兵马，于大辽可算不得一个好消息。
韩拖古烈却哪里知道，这其实不过是赵煦在简拔亲信而已。此番随这近五万人马北上的，除了李舜举，还有陈元凤！李舜举的“提举一行事务”，是位在诸总管之上要职；而陈元凤本就身兼宣抚判官之职，二人既在军中，这王光祖，其实也就是拱手而已。赵煦有心要将这只大军交给李舜举统率，然如今宋军既废监军之名，又不便公然以内侍掌兵，做为权宜之计，赵煦只好费点周折，以塞两府门下之口。这只大军，石越虽指挥得动，可是却绝对轮不到王厚来插手。
不过这也须怪不得赵煦，他采纳陈元凤的献策，派出这支大军之后，京师兵力已经空虚之极，除了班直侍卫之外，便只有捧日与天武两军，勉强可以守一守东京城，连西京洛阳，都已经是一座空城。他既倾京师之兵欲谋求与辽人决战，自然不能不让亲信之臣来掌兵。而陈元凤在得知深冀重燃战火后，撺掇小皇帝增兵，也不可能是为了石越与王厚打算。他这是一石二鸟之计，一则迎合赵煦的心思，催促石越与王厚进兵决战——与辽人议和之事决裂之后，宋朝东京与北京之间信使往来，赵煦急欲石越速战速胜，他满心想的是要趁此良机，与辽人决战，歼灭契丹主力，进而收复燕云，而石越却总是拖拖拉拉，不断借口兵力不足，难保必胜，不肯下令决战——故此这次陈元凤献策赵煦再派出这近五万大军，便是为了塞石越之口，迫他进取；再则这近五万大军，陈元凤亦当成是他最大的本钱。他知道自己以目前的资历，很难长久的留在汴京中枢，他也须要建功立业，也要积攒资历，也希望能出将入相，让天下人无话可说……总之，凡是石越做得到的，他陈元凤没有理由做不到！而他要做到这一切的话，他就需要牢牢掌握着南面行营的这近五万人马！尽管李舜举是个阻碍，但这也是为了取信皇帝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这些内情韩拖古烈自然是不可能知道。他所能知道到的，是宋廷一定还在为是否要扣留他们这一行人而犹豫，甚而很可能发生争吵，所以，宋人才既没有立即扣留他们，也不肯让他们尽快返回——事实上，辽国使团中的每个人，都清楚他们正面临着什么样的处境。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些惴惴难安，谁也不知道自己一觉醒来，将会遭受什么样的待遇……但在使团之内，人人都心照不宣的忌讳公开谈及此事。看到韩拖古烈镇定自若的样子，自副使韩敌猎以下，直至普通的士卒、仆从，都不愿意或者不敢显露自己的怯懦。
尽管在韩敌猎与萧继忠面前，韩拖古烈总是信誓旦旦、信心满满的宣称宋人绝对不会扣押他们做为人质。可是，在内心的深处，韩拖古烈却也并不如他嘴上说的那样有信心。他一方面的确相信石越会确保他平安回到辽主跟前，但另一方面，鉴于大辽至今还扣押着朴彦成等宋朝使馆的文武官员，他们被扣留为质的可能性仍然相当大。
他们的命运，可能就决定于石越的一念之间。但一切都要等他们到了大名府，才会知道答案。
新宋III·燕云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