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便好。”唐康笑道：“那我便向子云保证，倘若子云因此事受责，我唐康也绝不独善其身。我也便辞了官，回家做富家翁去。”
“这……在下并非此意……”
吴从龙正不知道要说什么，帐外忽然有人高声禀报，原来却是送宣台札子的差官到了。二人不敢怠慢，连忙见过差官，收了札子。自大名府至武邑虽有四五百里，但两地之间有官道相连，又在宋军控制区内，采用换人换马的接力传递方式，宣台公文，仍是一日多几个时辰便可送到。因此自议和以来，唐康和吴从龙收到的宣台札子每日少则一封，多则三四封，早就习以为常。只是此刻二人各怀心思，各有担心的事情，当下连忙一起将装札子的匣子打开，取出札子，摊在案上，二人一道览读。
这札子上的内容却是极短，二人几眼便已看完，然后都是面面相觑，半晌说不出话来。唐康先前的脸上的高兴之色，早已一扫而光，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便是吴从龙的脸上，也是忧形于色。
过了好一会，唐康才冷笑着对吴从龙说道：“看来待会宴会之上，子云可以给耶律昭远送件大礼了。”
但吴从龙的心思，却似乎全不在此，喃喃回道：“这……这……皇上果真肯答应么？”
吴从龙的担忧，却也不算全是杞人忧天。正如唐康所猜到的，皇帝赵煦的的确确是迫于两府的压力，而不得不点头同意接纳辽使，然而石越也低估了赵煦不甘心受人摆布的心意。这一次的议和，虽然朝中有韩维与范纯仁极力主持，可即便是在御前会议中，也是态度分化的。其中枢密副使许将、刑部尚书李清臣、翰林学士苏轼、工部侍郎曾布、权太府寺卿沈括、权知军器监事蔡卞、职方馆知事种建中等七人立场皆十分鲜明，全靠韩维与范纯仁一再保证和议条款绝不会辱国，又用数十万的流民问题向他们施加压力，御前会议这才算勉强达成一致。然而，分歧仍然存在。赵煦年纪虽轻，但对于“异论相搅”这等家传的帝王之术，却是毫不陌生。对于一个新掌握权力的君主来说，臣子们之间出现大分歧，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利用他们的矛盾趁机得利，竖立起自己的权威，这也算是必修的一课。更何况，这一次的政策，的确是赵煦所无法接受的。
因此，他故意在向太后面前说出石越、韩忠彦是霍光这样的话来。而这句话也不出他所料很快便流传出去，许多本就不满的人、望风承旨的人、对石越与韩忠彦有私怨的人，立即读懂了这句流言的意思，在他的鼓励下，弹劾当政者的奏状，便如雪片一般飞进宫中。
读“弹章”这种东西的技巧，此前太皇太后跟他说过，后来清河也说过、桑充国也讲过，赵煦早就知道，绝大多数的“弹章”中，总免不了要有些不尽不实、夸大其辞的话——太皇太后、清河、桑充国所说的重点，当然是希望他既能分辨这些，又不要因此而拒谏。要做一个好皇帝，最重要的当然是兼听则明，倘若因为“弹章”中在些夸大不实之语，便扔到一边，不去留意其中的可取之处，这很容易就会成为一个致命的弱点，而被奸臣所利用。许多自以为聪明的君主，便都栽在了这个弱点上。
道理虽然早就懂得，可真的见识到之后，赵煦却仍然禁不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反感。
譬如这一次，有不少人便在奏状中，将石越骂了个狗血淋头，称他不过徒有虚名，宣抚三路，自开战以来，却是每战必败，故闻敌而丧胆，又惧怕朝廷问罪，是以才又生出议和之意，全然不顾出征之初的豪言，甚至将他与后蜀的王昭远相提并论。又称皇帝当日下《讨契丹诏》，明言“凡敌未退出吾土而有敢言和者当斩于东市”，石越身犯此令，纵皇帝念及往日功劳，不将他赐死，也不当再以军权付之云云。
赵煦固然对于石越有许多的不满，但是要说他是后蜀的王昭远之流，他还是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的。那王昭远原是五代末年的一大笑柄，他在后蜀掌握大权，自比诸葛武侯，先是自不量力，傻乎乎想要与北汉夹攻宋朝，结果不仅联络北汉的使者半道叛逃宋朝，还引火烧身，引来宋军攻蜀。他至此还是十分狂妄，蜀主令他率军抵抗，他还声称“取中原如反掌”，哪料到最后连战连败，一路逃跑，竟被宋军活捉，后蜀也因此亡国。那些人将石越与王昭远相比，就算是赵煦，也觉得未免诬之过甚。虽说开战以来连战连败，可宋军却从未乱过阵脚，若是那些个败仗也要算到石越头上，连赵煦也觉得冤枉了一些。
可尽管如此，这些“弹章”，仍然不失为赵煦手中得力的武器。
这便是身为万乘至尊的好处。如果他愿意，他依然可以将这些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当成石越的罪名，加以问责。
当然，做这种事会面临多大的阻力，赵煦也是心知肚明的。
所以，他也只是想想而已。给石越一点压力就可以了，真的要罢掉他的话，现在还不是时候。
“官家！”庞天寿蹑手蹑脚的进来，打断了赵煦的暇思，“守义公仁多保忠已在殿外候旨。”
赵煦“唔”了一声，连忙收拢思绪，道：“宣他进来罢。”
这是仁多保忠回京之后，小皇帝第一次召见他。其实这谈不上有何特别之处，即便是很亲贵的皇亲国戚，也不是天天能见着皇帝的。办了差遣回来，皇帝见或不见，都是很寻常的事情。然而，不管怎么说，仁多保忠这次却是以败军之将的身份回京，因此总是有些许的尴尬与忐忑。陪着韩拖古烈一行抵京之后，仁多保忠去太皇太后灵前哭了一场，又上了封请罪的札子，便回到府上，闭门不出。就这么着关在家里两三天，没想到皇帝突然又说要召见他，这不仅是让他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而且还有点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的感觉。
仁多保忠离开汴京的时间其实很短，然而在再次回来之后，宫里面的情形，便已让他颇有物是人非之叹。垂帘时期宫中最得势的陈衍与清河郡主，如今都已是昨日黄花。陈衍在忙于太皇太后的山陵之事，而清河郡主则退居家中，深居简出，整日替太皇太后念佛讼经。曾经炙手可热的两个人，几乎是转瞬之间，便可以让人看到他们凄凉的下场。而如今宫内的权贵，摇身一变，换成了李舜举、庞天寿、童贯三人。尤其是李、庞二人，极得新帝的信任，李舜举官拜入内内侍省都都知，这是从五品的高官，“内臣极品”，是大宋朝宦官所能做到最高位置，号称“内宰相”；而庞天寿虽然还只是从八品的入内省内东头供奉官，但他是一直跟着皇帝的从龙之臣，自非寻常内侍可比。再加上内西头供奉官童贯，这三人，都是当年雍王叛乱之夜，曾经拼了死命保护小皇帝的宦官。因此，这其中的酬庸之意，倒也十分明显。
想到这些，仁多保忠心里面又更加安慰几分。
不管怎么说，小皇帝对于那些忠于他的人，并不算十分薄情。
他小心翼翼的随着庞天寿进到殿中，行过大礼，听到皇帝淡淡的叫了一声“平身”，又谢恩起身，低着头侍立在殿下，静静等待皇帝发问。但他耐心的等了许久，左等右等，都不见皇帝说话。仁多保忠心下纳闷，终于忍不住悄悄抬头偷看了一眼，却见赵煦提着笔，还在批阅奏章。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赵煦仿佛又长高了不少，一张清秀苍白的脸上，更又多了几分阴沉的感觉。
仁多保忠哪敢催促，只好继续侍立等候。这却是一番好等，幸好他是武将出身，久站倒还不算什么，只是不知道皇帝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心里面不免又打着小鼓，胡思乱想。便这么着等了约小半个时辰，才忽然听到皇帝问道：“守义公，朕听说你生了两个好儿子。”
仁多保忠愣了一下，再没想到皇帝一开口是说这个，他又不知皇帝的意思，只得躬身回道：“臣惶恐，臣有失教养……”
“什么有失教养？”赵煦也不料仁多保忠会如此狼狈，不禁笑出声来，又笑道：“卿家三郎十几岁便能守东光，若这也是有失教养，耶律信大概会气死。朕听说韩拖古烈这次来，还特意问守东光的少年是谁家子弟？”
仁多保忠这才算真正松了口气，谦道：“陛下谬赞了。”心里却是不住的苦笑。这次他率两子出征，当日渡河之前，他是安排第三子仁多观明去冀州的，哪知道人算不如天算，仁多观明少年心性，将他的话完全置之脑后，自己又跑回了东光。结果差点父子三人都为宋朝尽忠。这次他回京，又想将两个儿子一并带回来，不料又是一个也不肯听他的，仁多观国在冀州时便自告奋勇，随何畏之救援东光，如今颇受何畏之赏识，在镇北军中如鱼得水，再不肯走。而仁多观明被王厚荐了个行军参军之职，“回京”二字，更是提都不用提。此时皇帝当面夸奖三郎，他脸上虽觉光彩，可心里面，倒是担忧更多几分。
但赵煦哪里体会这些为人父的心情，只是自顾自的笑道：“俗语道‘将门虎子’，这话真是一点不假。十几岁便有如此忠义胆色，日后必是我大宋栋梁之材。如今国家正是多事之秋，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若是我大宋的那些世家将门，皆能如卿家一般，朕复何忧？”
仁多保忠正想再谦逊几句，但赵煦思维跳跃，说话语速极快，根本容不得他打断，便听他一口气都不歇，又继续说道：“守义公你是我大宋的宿将，此番又曾亲自领兵，与辽人作战，深知辽人虚实。这回也是你陪着韩拖古烈来京，路途之上，当与韩氏多有交谈。如今契丹请和，朝议纷纷，有谓可和者，有谓不可和者。朕深知卿知兵，又深信卿之忠义，只是卿回京之后，却实令朕失望。”
这话一出口，仁多保忠慌忙又跪了下去，顿首道：“臣自知罪不容诛……”
“罪不容诛？”赵煦冷笑道：“卿有何罪不容诛之事？”
“臣败军辱国……”仁多保忠才说了五个字，便被赵煦打断，厉声道：“胜败是兵家常事，你有何罪之有？朕失望的，是你回朝之后，于和战不发一言！”
“这……”
“今日朕召你来，便是要当面问问你，究竟是可和，还是不可和？”
赵煦的目光咄咄逼人的逼视着伏在地上的仁多保忠，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亲政的小皇帝赵煦，就已经如此的象他的父亲，让仁多保忠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压力。但是，尽管如此，仁多保忠仍然在心里面犹疑。
“臣……臣不敢说。”
“不敢说？”赵煦几乎是愕然，“卿有何话，只管说来，朕非拒谏之主，绝不至因言加罪。”
“不敢。”仁多保忠忙道：“陛下之明，堪比尧舜，天下不论贤愚不肖皆知。臣所虑者非此，而是……”
“而是什么？”
“而是，而是臣以为子明丞相不过假议和而已！”虽然在心里面有过一些挣扎，但仁多保忠最终还是决定不要得罪皇帝才是明哲保身之法。
“假议和？！”赵煦已经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脸上写满了震惊。“卿莫不是说笑？果然是假议和，难道连朕都会不知道？！”
“此非臣所知。”涉及到宰相们与皇帝之间的矛盾，仁多保忠毫不犹豫的装起糊涂。
“那卿有何依据说是假议和？”
“臣在永静、冀州之时，见御河粮船依旧昼夜不停往东光运粮；至大名府时，听到宣台急急催促各地冬衣；回京之后，又听闻朝廷明年要从荆湖南北路多买粮数十万石，有官员正在为运输而发愁……若说冀州、永静、大名之事只是未雨绸缪，那明年自荆湖南北路多买数十万石粮食，又是为何事？自熙宁以来，荆湖南北路虽垦田日多，户口滋衍，已有富饶之称，然至京师转运非易，走水路须沿江而下，至扬州再走汴河，可江淮已然是鱼米之乡，故朝廷若不是迫不得已，两湖之米，是不进汴京的。”
“不错。先帝开发湖广，规模宏大，然最终却只可说完成了一半。荆湖南北两路，最终到底没能修成一条运河，以水路连通汴京。走陆路事倍功半，下江淮多此一举。故此荆湖南北之粮，毕竟只能用来防江淮益黔有个天灾人祸。”说到这里，赵煦忽然笑了起来，道：“到荆湖南北多买粮食，卿只怕是听错了。”
“臣听错了，亦或是有的。然以臣对子明丞相之所知，仍不能信他是真议和。”
赵煦见仁多保忠说得如此坚定，亦不觉讶然，默然一会，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又问道：“且休要管甚真议和假议和，倘若和议是真的，卿又以为如何？”
仁多保忠脸上抽搐了一下，但他伏在地上，赵煦自是半点也看不见他神色的变化。他本想说：“那也无甚不可。”但是，最终说出口的，却是迎合皇帝心意的话，“若如此，臣以为此时不当议和。”
果然，他话一出口，赵煦便十分高兴，哈哈笑了几声，道：“朕果然没有看错人。你快起来罢。”望着仁多保忠谢恩起身，赵煦又说道：“卿在武强吃了败仗，朕知道卿十分灰心，然卿还是要打点精神，在京休养数日，日后朕还要用得着卿处。”
一时之间，仁多保忠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吃惊，但他心里明白，如今大宋选将，只怕他面前的小皇帝说了也不能全算，虽然皇帝他绝不敢得罪，但两府诸公他同样也不愿招惹，因此忙又欠身道：“恕臣愚钝。陛下，所谓军权贵一，陛下既以征战之事委右丞相，似乎……”
“此事卿不必担心！”仁多保忠话未说完，赵煦已是摆着手打断他，道：“石丞相的事权，朕既任之，则必信之。朕要用卿的，是另一处。”
“另一处？”仁多保忠疑惑的抬眼偷看了皇帝一眼，却见赵煦满脸兴奋之色，又听他说道：“正是。有人献策，可效李唐攻高丽故伎，征调海船水军大船，筹兵四五万，自海路攻辽国东京，使其首尾不得相顾……”
“陛下！”仁多保忠不等皇帝说完，已是大吃一惊，急道：“此策恐不可行。”
“为何？”赵煦却不料仁多保忠反对，兴头上被人浇了一盆冷水，不由大是不悦，拉了脸说道：“朕筹划已久，颇觉可行。况李唐当年攻高丽，曾得奇效。”
“高丽与契丹不同。高丽国都近海，以水师自海攻之，虽花费甚大，然而正是攻其要害，故而有用。而契丹之精华在其南京、西京道，往北则是中京、临潢附近，以海船水军攻辽之东京道，便好比征调骑兵，焚掠其上京道之西北草原，是以宝贵之兵力，攻敌所不急，击敌所不救。纵然做得到，又有何意义？只是白白耗费国帑而已。如今朝廷方在河北河东与契丹相持，陛下果有四五万人马，请使之增援河北河东，或许最终取胜，便胜在这四五万人马之上……”
“朕哪有这四五万人马？须得临时征募。”赵煦被仁多保忠这么一说，脸一下子便红了，讷讷道：“只是兵法有云，以正合，以奇胜……”
“话虽如此，然奇兵不可恃。用兵之道，若以正可胜，便没有必要节外生枝。”涉及到这等大事，仁多保忠便不敢再一意迎合皇帝，毕竟日后若有个什么差错，他此时若不劝谏，到时便也脱不了干系，因此他一心一意要打消皇帝这个念头，又道：“陛下果真要袭辽人东京道，与其临时去征募乌合之众，莫若静待高丽出兵。高丽之兵再差，亦强过陛下临时征募之兵。”
“高丽果然会出兵么？”赵煦疑道，“朕已是几番下诏，要秦观催促，然至今仍不见他一兵一马。”
“高丽以一小国居于两大国之间，胜负未明，陛下催也无益。然陛下只须宽心等待，其必然出兵。”
赵煦揣摸仁多保忠话中之意，不由喜道：“卿是说我大宋必能取胜么？”
“臣观王厚用兵，有必胜之理。”
这些话却全赵煦所喜欢听到的，他立时高兴的问道：“何出此言？”
“以臣观之，耶律信如剑，韩宝如斧，而王厚似墙。剑斧再如何锋利，砍在墙上……”
召见过仁多保忠之后，赵煦心里面又多了几分绝不议和的底气。此前无论谁说，毕竟只是一种愿望而已，他不想议和，但若战局逼着他要议和，他也无法可想。但仁多保忠是自两军交战的地方回来的，他既也说不当议和，又认为宋军能很快取得更大的优势，这便让赵煦的底气更加足了。因此，便连他的心情也变好了几分，而心情一好，思维又变得更加敏捷。他突然又想起石越前不久呈进的一份札子，依稀记得札子中石越曾提到给战损的几支禁军补充兵员的事，他连忙叫庞天寿帮他找出来，又细细读了几遍，脑子里面，不断的想起仁多保忠“假议和”的说法。
“假议和”的说法是不可思议的，赵煦无法理解如果石越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怎么会不禀报与他知道。但这个想法，却又似生了根的，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议和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倘若能够通过和议达成目的，便最好不要采取战争的方式，这原也是理所当然的。当年太祖皇帝想要收复幽蓟诸州之时，不也是设想先通过交涉赎买的方式，要契丹不肯答应，才诉诸武力么？“兵凶战危”不是说着玩的。赵煦自小受的教育，也是“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每个人都会告诉他，不管拥有多么强大的军队与武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远的不说，对西南夷的战争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因此，赵煦也从不曾怀疑过他的宰执大臣们是可能将议和当成一个选项的。
直到仁多保忠提出石越是“假议和”之后。虽然当时他觉得是不太可能之事，但事后再想想，却总觉得莫名的蹊跷。
因为心里一直萦绕着这样的想法，下午的时候，御前会议向他报告石越请求在议和条款上做出重大让步，不再要求辽人归还掳获的财物，赵煦竟然也没有感到十分愤怒，更没有坚定的反对。
赵煦的异常表现，被视为皇帝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让一些人松了一口气，又让另一些人开始紧张。但赵煦却浑然不觉，只是一直思忖着“假议和”的事。到傍晚时分，他又让人去唤来陈元凤，在便殿接见，询问他的看法。
然而，陈元凤的回答却让他大吃一惊——“臣以为此亦大有可能！”
“既是如此，那为何要瞒着朕？”他不解的追问。
“恐陛下年幼泄机也！”
陈元凤直截了断的回答，便如一根刺针，狠狠的扎在了赵煦敏感的自尊心上。但也让他立时明白了这可能就是真相。他年轻的脸顿时涨得通红，身子气得一直发抖，却半晌说不出话来。
而陈元凤却始终垂着头，仿佛全然没有感觉到皇帝的怒火，反倒是自顾自的发着议论：“此亦无足怪。本朝自熙宁以来，朝野儒者所宗，其大者不过道学、新学、石学、蜀学，而这四派，名则纷争，实则同一，最后不过归为两个字——‘宗孟’！汉唐之儒，都是宗荀子；本朝之儒，都是崇孟子，此即本朝与汉唐之大不同处。这亦是儒者最大的区别。宗荀子者，必然崇君，重君权；崇孟子者，便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陛下虽然是天下至尊，但是在本朝那些儒者看来，却到底还要排在祖宗社稷之后。此辈自相标榜，自以为为了黎民百姓、祖宗社稷，‘尊君’二字，竟可以不讲，至于触怒至尊，无君无父，更是引以为荣。这便是熙宁、绍圣以来儒者的风气！似韩维、范纯仁、韩忠彦辈，皆是本朝忠厚醇儒、老成可信之人，然此风所及，此辈竟皆为一干邪说所惑，明明是跋扈欺君，他却当成忠君爱国。开口祖宗之法，闭口社稷为重，可曾有一人将陛下放在心上？恕臣大胆，这等事情，若在汉唐，便是权臣乱政，虽三公亦可诛之。”
“可在本朝，朕却只好忍了。对么？！”赵煦尖声讥刺道，陈元凤的这一番话，譬如火上浇油，然而却也句句皆是实话，赵煦气得手足冰凉，心里面却也清楚，他的的确确做不了什么。他或许可以用欺君跋扈的罪名来处分他的宰相们，但那只是成全他们的令誉，让他们在国史上面浓章重彩，然后，他还只能换上一群一模一样的宰相。这种事情，是不分新党旧党石党的，将吕惠卿、章惇召回来，又能好多少？除非他找几个三旨相公一样的人物来做宰相。
而且，从现实来说，陈元凤口中“宗荀”的汉代，如汉宣帝那样的令主，也奈何不了霍光。他父皇留给他的几个遗诏辅政大臣，更不是他轻易动得了的。这个时候，赵煦不由得有点怨恨起他一直尊重的父皇来。大宋朝本无这样的家法，他却偏偏要多此一举，给他留下几个偌大的麻烦。
“以卿所知，本朝可有崇荀卿的儒者？”
“恐怕没有，便有，亦籍籍无名。”陈元凤淡然回道，一点也不理会皇帝口中的讽刺之意，又说道：“世风难易，陛下要振纲纪、尊君权，臣以为，不必远法汉唐，只需学先帝便可。先帝之时，儒者亦讲宗孟，然何人敢不尊君？”
赵煦是最爱听人说他父皇的好话的，陈元凤这话，却是说到他心坎里去了，他立时便敛容相问：“这却又是为何？”
“盖以先帝英武，而勇于有为，不烦改作，故大臣皆惮之。”
“卿所言极是。”赵煦连连点头。“只是如今之事，又当如何？难不成朕也跟着装糊涂么？”
陈元凤抬起头来，望了面前的皇帝一眼。这是一个急欲获得尊重与成功的少年，然而，这正是石越他们给不了的。他们天然的处在对立的位置上，而没有人愿意为他的成长支付代价。其实，陈元凤也能理解两府的宰执们，他们对于忠君有自己的理解。况且，再无私的人，要放弃到手的权力也是困难的。能让皇帝真正的“垂拱而治”的话，就意味着相权的最大化，他们纵然不是有意为之，却也很难拒绝这样的诱惑。
而这却正是陈元凤的机会。
将韩维、石越们斥为奸臣，那是拙劣的伎俩，皇帝年纪虽小，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分辨是非的昏庸之君。但是，在皇帝面前将他们描述成“祖宗之法”的维护法，孟子的追随者，而将自己打扮成君权至上的忠臣，这样的两种形象，却能正中要害，大获成功。
小皇帝渴望权力，所以，他知道他需要哪一种忠臣。
而他，甚至谈不上诋毁过石越。他说的全是实话。这不都是石越、桑充国们所鼓吹的么？只不过为了顾及皇帝的好恶，陈元凤小心翼翼的将桑充国划了出去。
“此事是真是假，尚不能完全确定。只如今却有一要紧之事，臣不敢不言于陛下。”
赵煦不由怔道：“有何要紧之事？”
“臣风闻今日御前会议对辽国的和款又有让步？”陈元凤几乎是有些无礼的注视着皇帝，问道。
赵煦点点头，讽刺道：“原来非止是朕而已，御前会议亦是守不住机密的。不过辽人是要朕‘赠送’他们钱币，虽是让步，其实分歧仍大……”
“不然！陛下此言差矣！”陈元凤促然高声，连连摇头，道：“恕臣直言，此前的和议条款，臣也曾与陛下说过，虽是议和，陛下不必担心，辽人绝难接受那几条和款。但如今果真只是要重申熙宁之誓，罢耶律信，归还河北百姓，和议便不见得不能成了。”
赵煦吃了一惊，“这是为何？”
“因为辽人想要的，其实不过钱财而已。此前石越要辽人归还掳掠财物，便如同叫辽主胸口剜肉，辽主绝不会答应。想来石越亦是想明白了这一点，故此才又请将这一条去除。以臣之愚见，辽人接下来，必会要求将‘归还’二字，改成‘赎还’。只要朝廷肯答应这一字之别，辽主便也不会再要求朝廷‘赠送’他钱帛。如此一来，双方便等同于避开了谁胜谁败的问题，各自保全了脸面，些些分歧，亦不过是在‘赎金’之上。唯一的一个问题，便只是要不要罢免耶律信了！”
“这……”这些日子以来，陈元凤没少在赵煦面前做过预言，几乎无不中的，这次说得合情合理，由不得赵煦不信。
“此事若如仁多保忠所言，是右丞相假议和，则此为诱敌之计。是故意让辽人以为有谈成的希望，拖延时日。然万一是真议和，陛下又当如之奈何？”
“这……”赵煦咬着嘴唇想了半晌，“朕便召见韩维、范纯仁，问个明白！”
“不可。”陈元凤连连摇头，道：“韩、范两位相公，不见得肯说实话。”
“那当如何？”赵煦此时，已是对陈元凤言听计从。
“以臣之见，若是假议和，必是右丞相的计策。陛下要问个明白，须从韩师朴参政处入手。陛下只需写一封手诏，差人送至韩师朴处，责之以君臣之义，韩参政是忠厚之人，必然据以实告。”
其实赵煦既然已经猜到，若召来韩维与范纯仁，二人也断无再隐瞒的道理。但陈元凤深知二人品性，一旦承认，必然会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替石越与韩忠彦开脱。尤其是韩维，已是快要致仕的人，也不怕多担些怨恨。他若一口咬定这是自己的主意，虽说这件事颇犯赵煦的忌讳，但人走债消，赵煦也只得优容一二，最终不了了之。然而陈元凤心中知道，这等胆大包天的事，多半是石越的主意，他哪肯让石越占这个便宜？如此虽是舍近求远，大费周章，可这笔账，却也终究是记到了石越头上。
出宫之后，陈元凤特意绕道去了一趟州桥投西大街。陈元凤现在住的驿馆是新城西北，投西大街在旧城城南，两处原本是南辕北辙，但辽国使馆在投西大街街南，而韩拖古烈一行又住在街北的都亭驿，投西大街如今也算是汴京一个炙手可热的地方。不过陈元凤是没甚么借口去拜会韩拖古烈的，他心里面也并无这个想法，如今陈元凤在汴京，是以“知北事”、“主战”两件事而立身的，朝中如今除了那些因为吕惠卿事而怨恨他的新党，以及对他偏见很深的旧党，许多年轻力壮而渴望有为的官员，都十分亲近他，认为他是个“不党不阿”的君子，值得信任。而且，大家暗地里都觉得他既在宣台之中举足轻重，在皇帝与御前会议中，也颇受重视。陈元凤知道自己并无什么根基，反倒是政敌不少，因此也格外注重自己的形象，绝不肯在这个时候去私见韩拖古烈，招人非议。
他去投西大街，只是因为李敦敏不久之前，刚刚把家搬到了投西大街。
太府寺丞的确是个肥差，大宋朝官员薪俸虽然优厚，可州桥一带的宅子，也不是寻常官员买得起的，李敦敏才入京时，穷得连马车都坐不起，但几年下来，已是宦囊颇丰，难得的是，他官职虽卑，却没少得罪人，可御史台居然没找他麻烦。这一点让陈元凤十分羡慕。虽然也有人说那是阿沅颇善货殖之术，替李敦敏打理家产，生财有道，但这些话陈元凤自然是半点都不信的。那阿沅还是他送到李敦敏府上的，如今逢年过节，阿沅还要差人送些礼物到他府上，可他压根也不相信当年那个落魄的小丫头，懂什么货殖之术，便是那个“杭州正店”，陈元凤也认定全是因为石越关照，方能一直开下去。他当年将阿沅送回，其实也没安什么好心，原本他是希望这丫头能回到石府，再加笼络，可以帮他收集一些石府的阴私，哪料到阿沅脾气固执得很，竟然死也不肯回石府，让他如意算盘打空。虽说那阿沅一直十分感激他，但对陈元凤而言，她既不肯回石府，对他便全无价值，他又哪里会真的在乎阿沅这样的人的感激？相反，他心里面的歧视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也认定李敦敏必是因为做了太府寺丞，才能有现今的家产。
而他因为得罪的人太多，此前虽然一直做地方官，却都十分谨慎，守着点俸禄过日子，虽然宋朝之制，地方官的各色收入远较京官为多，又兼之地方开销远低于汴京，在任之时，倒也不曾为那阿堵物发过愁。可他此番入京，一旦多滞留几日，便觉得囊中羞涩，十分支应不开。他虽是住在驿馆，兼之是国丧，声色犬马的开销已是省去不少，但石越与司马光改革驿馆之法后，对官员来说，的确是颇有许多不便。以前驿馆使费，官员只管混用，亏空往往要驿吏填补，如今连借个马车，都要先让管家把缗钱交到账房，否则这些驿吏便装聋作哑，不肯支借。尤其这又是在汴京，驿吏都是极混赖的老吏，千方百计讨要打赏，连晚上送点热水，都要“汤水钱”，要不然便连热水都无人伺候。这等事情，若发生在各路府州，早就一顿好打，但既在汴京，御史台虎视眈眈，官员们都要个体面，谁也不想为了几个铜钱成为同僚笑柄，也只好忍气吞声。
陈元凤这次来京，随从带得稍多了点，十几口人加上坐骑住在驿馆，每日花销不菲。再加上总有些人情往来、赏赐打点，又免不了有打秋风的同乡故旧上门，他来汴京时带了三百足贯缗钱，竟然就花了个精光。迫不得已，数日之前，他只得找李敦敏借了五百缗交钞。谁知道偏有这般巧法，才一借到钱，便有几个河北的儒生，逃难至此，叫他在安远门碰着，他原做的是河北学政使，这些人都是当日他亲自考试过，拉到面前谆谆教诲过的，难道这时候见他们落难，他也装视而不见？只好咬咬牙，白送出二百缗。剩下三百缗交到管家手中，各家店子赊欠的账一结，已是一文钱不剩。
没奈何，陈元凤只好又找李敦敏借了二百缗交钞。早上叫管家去李府取了钱，李府又跟着管家过来一个人，送了张帖子，道是晚上要请他吃顿便饭。陈元凤自是不好回绝，兼之他与李敦敏交情甚笃，虽是赶上皇帝召见，耽误了时辰，却仍不以为意，出宫之后，依旧往李敦敏府上去。
虽然大宋朝现在处于战争之中，可是汴京的夜晚，依旧是灯火通明、金吾不禁。国丧之间，瓦子勾栏暂停营业，可其他的行商、住商，都照常经营，州桥一带，依旧是熙熙攘攘，除了偶尔听到报童叫卖，大声喊着前线的战报，偶尔能见到一些逃难的流民在沿街乞讨之外，陈元凤几乎感觉不到战争的气息。他骑着马到了投西大街，发现街南的辽国使馆，依然是在禁军的严密看管之下，偶尔有一两辆马车进去，都是蒙得严严实实，让人觉得神秘莫测。而街北的都亭驿，这几日间也是戒备森严，但驿馆外面的马车，明显就要多出许多。
韩拖古烈在汴京毕竟是很有人缘的。尽管是两国交战，但还是有许多士大夫自认为心中坦荡，并不如何避讳，亲自来拜访的，送上诗文书信的，络绎不绝。而韩拖古烈也抓住一切机会，向这些人表明辽国议和的诚意。他竭尽可能的将这场战争描绘成一场可悲的意外，尽可能的在不丧失尊严的情况让人感受到他的歉意——尽管他绝不会宣诸于口，但仍然赢得了许多人的谅解。
至少对他个人而言，汴京很少有人能痛恨得起来。汴京绝大部分的士大夫，都知道他是坚决反对这场战争的，人人都相信他对宋辽通好所抱持的善意与诚意。大概这也是为什么韩拖古烈来京不过数日，便能顺利的拜会御前会议的几乎全部大臣的原因吧。若是换一个人，宋廷多半会将他扔在驿馆晾个十天八天再说。
无论有多么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一个事实。汴京的士大夫们，直到这个时候，似乎仍然将韩拖古烈看成自己人。仿佛他们仍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能够互相理解彼此的无奈与痛苦。据陈元凤所知，即使在御前会议中，也有大臣相信，如果石越的议和条件能够成功让辽主罢免耶律信，而以韩拖古烈取而代之的话，那么宋辽之间恢复和平，依然是可以信任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假设宋辽之间要实现和平的话，那么韩拖古烈在辽国执政，便是必须的条件。即使是陈元凤，也是如此认为的。
只不过陈元凤并不认为辽主会任由宋人来决定他的北枢密使人选而已。
陈元凤才到了李敦敏的宅子外面，李府早有家人在门外候着，远远见着陈元凤，就一路小跑着过来，服侍着他下了马，将他迎进府中。便在同时，已有家人进去通报，李敦敏亲自迎出中厅，与陈元凤笑着叙过礼，也不在厅中奉茶，便将他往自己的书房里请。
李敦敏的书房十分宽敞，陈元凤进到书房之时，已有家人在书房里摆下桌椅与各色点心，点起几盏明晃晃的大蜡烛来，待李敦敏与陈元凤落座后，又有侍婢送上温好的酒菜，李敦敏提箸请陈元凤吃了一口旋切鱼脍，一面喝着酒，一面便说些家常闲话。
自从熙宁末年，陈元凤对吕惠卿反戈一击之后，七八年来，陈元凤都很少再享受声色犬马之事，他是一个将功名事业看得极重的人，为了搭上范纯仁这根线，巩固他对自己的信任，也为了不给朝廷中那些政敌把柄，这些年陈元凤一直过得小心谨慎。范纯仁自己很节俭，也不喜欢别人生活太奢侈，陈元凤就算远在成都，也要每十天才能吃一两次肉。这种状况，一直到他转任河北路学政使，才稍有改变，然而即使如此，在河北官员中，他也是有名的不爱口腹之欲。
但李敦敏与陈元凤却是布衣之交，二人相知已久，李敦敏素知陈元凤未中进士之前，吃东西便已经是十分讲究的了，因此他办的几个下酒之菜，看起来寻常，却是特意去寻了汴京有名的厨子来府中做的，平常便是李敦敏自己也吃不起。
他这点心思却也不曾白费，果然陈元凤口里虽然不说，但下箸极快，吃得甚为欢快。
酒过三巡，李敦敏瞧见陈元凤已是脸色微醺，当下轻轻挥了挥手，他那管家见着，连忙打了个眼色，领着几个侍婢退出书房，李敦敏一面从袖子中抽出一叠交钞，轻轻放到陈元凤跟前。
陈元凤原本就料到李敦敏请自己绝不是吃顿“便饭”那么简单，因此虽听陈元凤一直闲扯，心里却在等着他步入正题，只是他绝没料到，李敦敏竟是要送一大笔钱给他。他拿眼睛瞥了一眼桌上的交钞，全是五十贯一张，大约有二十来张，竟然有一千贯之多！
他不由愣了一下，问道：“修文，这却是何意？”陈元凤的惊讶，倒的确是发自内心。他与李敦敏相交数十年，对他也算十分了解。李敦敏大半生为官都清廉自持，虽然这几年他做到太府寺丞，慢慢发起财来了，但说一下子堕落到要向他行贿，却也有些让他难以接受。
却听李敦敏笑道：“履善兄，这些，是你应得的。”
“我应得的？”陈元凤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解的望着李敦敏。
“履善兄忘了种棉诏？若非是你在皇上面前力陈其利，又游说两府诸公，此诏哪能那么快颁行？”
“可这和这些钱，又有何干系？”陈元凤依然糊涂。
李敦敏嘿嘿笑了几声，道：“履善兄以为是谁最着急棉花的事？如今天下州县种棉花的已经不少，然而朝廷的考绩中，却一直只有劝桑麻的，这棉花究竟算不算在桑麻之内，朝廷却没有规定，各地各说各是。东南那些种棉花的州县，这几年没少闹出事来，县官要耕地，要桑麻，如此考绩才能优等，因此常常禁止百姓种棉花。而织棉布的作坊越来越多，各地经常为了抢棉花打个头破血流。需得运气好，碰上个好郡守，好县令，这事才能解决。这次朝廷又大举收购棉花，对许多作坊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故此有几十家商行一道想了个法子，请人来找弟陈情。弟人微言轻，又能有何用？只得拜托履善兄与沈外府。履善兄自是不爱财的，然沈外府兄是知道的。那些商行一共筹了四千贯送到弟这里，已送了沈外府两千贯，此事弟无寸功，余下两千贯，自然是履善兄的。”
陈元凤听得目瞪口呆，怔道：“原来这也能生财？只是为何此前却不曾听修文提过半句？”
“弟知履善兄品行高洁，若事先说了，反而不美。我事先不说，履善兄向皇上进言之时，便全是出于公义，就算事后收了这笔钱，亦谈不上因私害公，可以心安理得。”李敦敏淡然笑道：“不是弟矫情做作，履善兄若果然如沈外府一般爱财，兄身为随军转运使，只须稍开方便之门，这区区两千贯，又何足道哉？”
陈元凤连忙摇头，笑道：“修文说笑了。军国大事，我岂敢中饱私囊？”说着，用手摸了摸脖子，又笑道：“况且还在石子明眼皮底下，我这大好头颅，不想被他砍了去。”
“履善兄说得极是。”李敦敏笑道：“不过这笔钱，取不伤廉。沈外府已然收了一半，这一半我断断不能退回去，否则大骇物情，便连弟也要受牵连。”
陈元凤笑道：“既然如此，修文自己留下便是。”
“奈何无功不敢受禄。履善兄莫要再辞。”
陈元凤见李敦敏十分坚定，心里面又认定李敦敏必也收了一份，当下也不再推辞，将一叠交钞轻轻拢入袖中，笑道：“如此，便生受了。”
李敦敏见他收了，这才放下心来，又敬了一回酒，笑道：“如今汴京议论纷纷，都说些议和之事。我知道履善兄是主战的，不过，依我之见，即便是议和了，亦维持不了几年。子明丞相不过是缓兵之计，辽人如此欺我，朝廷只要缓过这口气来，必要北伐。如今这些争论其实没甚意义。此事我原不该置喙，不过我实是不愿见到履善兄与子明丞相再起不必要的误会……”
陈元凤没料到李敦敏话风一转，竟做起说客来，一时哭笑不得，却听他又继续说道：“其实子明丞相不会与辽人议和是明摆着的事，可惜连两府之中，有些公卿亦太糊涂。弟在太府寺，有些账目进出，看得清清楚楚，朝廷直到现在，都在增加各地的铁课、铜课，还有硫磺、硝石、牛皮、竹子……这些物什的和买采购，皆是平常年份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朝廷还在准备打仗，这是明摆着的事。不久前，朝廷还下了一道密诏，河东路这几年的两税，一粒米一文钱都不出境。履善兄，恕我直言，屈指一算，我认识子明丞相已有二十余年，子明丞相每事皆深谋熟虑，绝非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论旁人如何说，我是绝不相信他会无缘无故与辽人去议和。履善兄的才华，非弟能望项背，又得蒙皇上信任，若能与子明丞相同心协力，助子明丞相一臂之力，此非止是大宋之福，亦可使履善兄得以一展胸中抱负。还望兄三思。”
李敦敏言辞恳切，陈元凤虽然心里嫌他天真，嘴上却不得不说得冠冕堂皇一些，笑道：“修文说得极是。我与石子明虽无私交，却也并无私怨，同为国事，自当要同心协力的。其实石子明是假议和，修文看得出来，难道我便看不出来么？只不过，朝廷上面，总要些人来唱唱反调才好。若没有人对辽主战，这士气民心，又要如何维持？”
李敦敏望着陈元凤，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十分顺耳的，但是自他说话的神色语气当中，却又感觉不到半点诚意，他怎么也分辨不出陈元凤的话究竟是真心还是假意。良久，他轻轻叹了口气，道：“我在京师，也听到一些传闻。履善兄有鸿鹄之志，我亦不敢勉强。但不管怎么说，于公，子明丞相是国家社稷之臣；于私，咱们也算是布衣之交。如今皇上对履善兄十分亲近信任，果然要如传闻说的那些，君臣之间有些嫌隙，不管是为公为私，还望履善兄从中多多周旋劝谏，使小人之谗不得行，如此我大宋中兴，方能长久。”
陈元凤随声应和着，心里面想的，却已经是另一件事。便在此刻，他突然想到，石越的假议和，连李敦敏都看出来了，只怕也很难持续下去了。那么接下来，战火又将重新点燃，大概，皇帝会更希望他到石越身边去，他恐怕也难以推辞。想想又要离开汴京这等锦绣繁华之地，离开天下权力的中心，陈元凤不觉平生出几分怅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回到这个地方，进入大宋的权力中枢，这段时间，他几乎有种心愿达成的满足感，然而，这个时间，还真是短暂。
与此同时。
投西大街街北，都亭驿。朔风院。
韩拖古烈站起身来，亲自剪掉一根蜡烛的灯芯，只见灯花跳了一下，烛光顿时又明亮了几分。他又轻轻踱到下一根蜡烛前面，熟练的轻剪烛芯。
都亭驿对韩拖古烈来说，熟悉得如同自家的后院，这次宋廷安排他独住的院子——“朔风院”，还是当年他在宋朝做使节之时取的名。当年都亭驿意外遭了一场小火灾，宋人重修之后，又换了个士人来主管都亭驿，其时辽宋交好，宋人因都亭驿也经常接待辽国特使，便特意请韩拖古烈给几座翻修的院子取名……这些，如今都已恍若隔世。但宋廷对韩拖古烈的礼遇，他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并非每一个出使宋朝的正使，都会被单独安排一座院子居住。而且，为了表示格外优待，尽管都亭驿外面，肯定有数不清的职方馆、职方司细作，甚而在都亭驿里面，也少不了这些人众，但在朔风院内外，宋廷连一个宋人都没有安插进来，侍候韩拖古烈的，全是他带来的辽人。
韩拖古烈并不天真，他知道虽然表面上宋廷对并无限制，然而，每日他去了哪些地方，拜会了哪些人物，又有哪些人物来拜会过他，肯定都被宋人监视着，宋朝枢密院对他，甚至他整个使团的行踪，多半都是了如指掌的。能有表面上的尊敬与礼遇，他便已经心满意足。
况且，若非有这表面上的礼遇，他要想见着面前的这个人，恐怕要更加困难许多。
安静的坐在屋中的这个人，看起来与宋人并无区别，他的穿着打扮，也是汴京大户人家的厮仆中最常见的那种——最最普通的青衣小厮。就算是南朝职方馆的种建中，大概也料不到，大辽通事局南面房的知事，竟然敢在他无数细作的监视之下，大摇大摆的走进都亭驿中。
表面上，他是来替南朝参知政事、户部尚书苏辙来送札子的。
这个是很大胆，却也是极妙的主意，韩拖古烈知道，苏辙府上一共有数百口人，只要宋朝的这些细作不曾重蹈皇城司覆辙的话，大概没有人敢去监视苏府，因此他们是难辨真假的。也许他们迟早会设法向苏府核实是否差这么个家人来过都亭驿，但就算苏辙或他的管家愿意答理他们，那多半也是几天以后的事情了。如果南朝那些细作聪明一点的话，大概会趁他回去时跟踪他，而不是拿这点小事去麻烦苏参政。不过，他们最终肯定也会无功而返，因为大辽通事局的南面房知事，此前的的确确是在苏府做仆役。
“大林牙，为免惹人生疑，下官不能在此耽搁太久。此番冒险前来，实亦是不得已而为之。自司马梦求入兵部之后，南朝职方司几乎脱胎换骨。平时倒尚可，如今两国交战，平民百姓，只有南下者，没有北上者，石越在河北，令勾当公事高世亮与职方司一道，对北上商旅百姓严厉盘查，水陆孔道都看得甚紧，几个月下来，下官属下已折了十来人，如今与国内几乎是音讯断绝，便有要紧之事，也极难传递回去。”南面房知事低声说着，一面指了指放在桌上一份札子，道：“这札子中写的，皆是极紧要之事。七月底下官便想设法传回来，然而……迫不得已，才来见大林牙。一则为这札子所言南朝虚实，一则奉杨公之命，特来转告大林牙——朝廷若不能在河北大败王厚，南朝恐终无和意，杨公请大林牙速归，毋要滞留。”
韩拖古烈一面听他说着，一面缓缓剪完所有的烛芯，这才慢慢踱到书案之旁，讥道：“杨公自负智术，然南下已久，周旋数月，却只留得这一句话？”
那南面房知事愣了一下，一时不敢接嘴。
他二人口中的“杨公”，便是萧岚的亲信南院察访司判官杨引吉，自从萧佑丹死后，辽主颇有怪罪南院察访司未能事先侦知叛乱之意，萧岚迫不得已，只得将杨引吉罢官，然杨引吉仍是萧岚的谋主，此番辽军南侵，萧岚便又用杨引吉之策，将他荐于辽主面前，使他先行南下入汴，伺机而动。总以设法与南朝朝廷中的主和派接触为主，一则分裂南朝朝廷，再则未雨绸缪，为两朝议和做些准备。这其实也是杨引吉为萧岚谋画，想要助萧岚在与耶律信的斗争中抢回先机——如今耶律信影响辽主的，是靠着战争；萧岚既然难以在这方面与他争锋，那杨引吉便想帮他掌握着对议和的影响力。当“战”字在辽主那儿占到上风之时，自然是耶律信得势；然而有朝一日，必是“和”字重新占到上风，那时候，萧岚便有机会压过耶律信一头。
这些内情，许多自非区区一通事局南面房知事所知，然而他也知道杨引吉是个惹不起的人物。而面前的韩拖古烈，更是当年一手拨擢他的上司。不管怎么说，神仙们打架，他是一点儿也不想招惹。
但韩拖古烈说的，终究也只是一句气话而已。
尽管他也竭精殚智，想要促成宋辽恢复通好，然而，他这次能南下议和，与其说是他的主张得到了认可，倒毋宁说是因为皇帝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先是雄心勃勃的意图冒险，然后便在进展不如预期或者说对手出乎想象之时，又骑虎难下，意图侥幸……韩拖古烈对于宋朝颇为了解，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其实是知道议和难成的。然而，韩拖古烈虽然是辽人，却也是个标准的儒生。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样的文化性格，也已经刻进他骨髓了。所以，他才毅然南下，几乎是自欺欺人的，想要抓住每一丝的机会。
这是他对大辽忠诚的方式。
但他自南下以来，十多天的时间，接触的南朝官员几有近百名之多，结果却是不甚乐观。宋人未必不能接受和议，然而，辽主提出的条件，却是宋人所无法接受的。而另一方面，即便石越提出的条件在宋人看来已是“不为已甚”，可是，果真要让辽国君臣接受，却也难如登天。
而更大的一个隐忧，还是一直埋藏在他心底的——韩拖古烈始终都拒绝去认真思考石越与南朝君臣同意议和的动机。辽军自开战以来一直占据优势，宋军即使主力大集，的确也没有必胜的把握，表面上看来，此时议和，不失为明智之举。然而，很多人都忽略了大名府防线对于南朝君臣心理上的意义。倘若没有大名府防线的存在，大概南朝最坚定的主战派，心里面也是会害怕战争带来的难以预料的后果的。谁也不能保证战场上的必胜，而万一王厚战败，汴京就是岌岌可危，而大宋就有亡国之危。因此，在没有绝对把握的前提之下，输掉战争的后果又完全无法承受，只要能够议和，南朝就一定会议和。没有大名府防线，南朝与大辽的每一场战争，几乎都是孤注一掷的战争。可有了大名府防线的存在，对于南朝，就是完全不同的心理。即便王厚输了，即便实际上大名府防线很可能也会随之崩溃，但在心理上，宋人总会想，他们还有一道固若金汤的防线。大不了，他们再召集天下军队勤王，再募兵，他们最多也就是拿半个河北与大辽拼个你死我活。而对于那些主战派来说，只要自己是躲在坚固的防线之后，人们就有了强硬到底的理由。人情总是如此。也许有少数人是例外，可是绝大多数人，他们的主战还是主和，强硬还是软弱，的的确确是根据自己的安全程度来变化的。
韩拖古烈从来就知道，石越与司马光耗费巨资构筑的大名府防线，于南朝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这也符合石越一惯的风格，此人的性格，从来都不是拿着一切身家去关扑的人。他总是慢吞吞的做好一切准备，再开始出手。因此，即便有人说石越修筑大名府防线是为了图谋大辽的山前山后诸州，韩拖古烈也会深信不疑。因为，这就是石越会做的事。别人想要图谋山前山后，或许会整军经武，经营边地，调集重兵前往沿边诸州，可是石越，他首先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先做好防范万一大军全军覆没的准备。
兵法说，先为不可胜，待敌之可胜。在韩拖古烈心里，石越是将这一条准则应用到极致的人。而偏偏对于南朝来说，这一条兵法，是真正的金玉良言。若是宋朝永远做好“先为不可胜”的准备，在这个世界上，韩拖古烈的确也找不到能战胜他们的力量。南朝的缺点，是即便他们等到了“待敌之可胜”这样的机会，他们也不一定抓得住。至少他们建国一百年的历史，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直到熙宁年间，他们的变法，给了他们抓住这样机会的能力。
石越等到了西夏的机会，也许，他一直在等大辽出现这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