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你做了两淮盐运使后，只要具备“刚正不挠”的气节和“条理精密”的才干就可以了。年深日久，从前猜疑你、诋毁你的人终会害怕你，然后是有求于你。到时候，你不必计较，大度地可怜他们就行了。与这些人相处，只有你这样个性坚强的人才能出淤泥而不染。

胡林翼的话使李鸿章飘飘然，非是胡林翼夸赞他，而是他恍惚地认为，自己真就是两淮盐运使了。因为胡林翼和湖广总督官文的私交甚密，而且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如果没有得到确切消息，他怎么会这样说？

那段时间，李鸿章走在祁门大营中，对任何人都保持着高贵的微笑，浑身散发着“平步青云”的气息，只有曾国藩还被蒙在鼓里，当他正要得知这件事时，祁门的灾祸正如李鸿章所预料的那样不请而来。

曾国藩在祁门大营里抬头望天时，南京城里的洪秀全也在望天。

天是那么蓝，那么顺利，他的野战军却远没有那么顺利。太平军攻陷苏州、常州后，顺理成章地去攻打上海。人人都知道上海是座宝库，可因为上海有洋人军队助守，所以对于“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中国人而言，就成了禁地。太平军只攻了一轮，即抱头鼠窜。洪秀全慌忙命令太平军回军西上，救援安庆。

两根太平天国的顶梁柱陈玉成和李秀成经过密切协商后，开始沿长江南北两岸，直扑湖北武昌，这是“围魏救赵”。

依二人伶俐的见解，湖北是湘军后方兼粮饷之源，湖北遭受围攻，曾国藩必救。曾国藩当时没有多余的兵力，只能用围困安庆之兵，如此，安庆之围自解。

曾国藩得到消息后，立即命令李元度领兵去负责徽州防务，目的是保卫祁门大营东部大门。李元度原本是曾国藩的谋士，后来带兵的人手不够，李元度就冲上了战场。

曾国藩对李元度极为信任，不过他谨慎惯了，所以在李元度临行前还是千叮咛万嘱咐，因为这事关祁门大营东大门的安全。

李元度拍着胸脯对曾国藩说：“请您放心，我一定保卫好您的东大门！”

李元度低估了当时的形势，也高估了自己。当时的形势实际上已万分危急，太平军以雷霆之势拿下了宁国，并在祁门大营外围进行了大范围扫荡，当时掌控在湘军手中的只有徽州。而李元度带去徽州的三千人又是新募之兵，所以曾国藩嘱咐他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只能死守，绝不可出战。

对曾国藩这句生死般的嘱托，李元度理解得很随意。

他也是打过硬仗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该死守，什么时候该以攻为守。一抵达徽州，就日日出城和太平军血拼。太平军先是主动后撤，不和他发生冲突，在他不停地出城的第五天，太平军突然出战，李元度大喜过望，认为可以一战成名，结果中了太平军的埋伏，三千人马全军覆没。一天后，徽州失守，曾国藩抱头痛哭。

他对李鸿章说：“李元度从前用兵是在众多将领的辅佐和指挥下，他独挑大梁，实在自负得愚不可及。”

李鸿章为李元度开脱说：“他也是想求胜，稳固您的祁门大营，我看还是等他回来再说。”

曾国藩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他的本意是，见到李元度，训斥他两句，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想不到的是，李元度丢了徽州后，根本就没回祁门大营，而是在浙江和江西交界处徘徊。只有鬼知道他在徘徊什么，曾国藩暴跳如雷，确信李元度违规违纪，声称要严厉制裁他。

李元度后来对人说：“我之所以不回祁门大营，是觉得对不起曾公，如果我是个不要脸的，早就回去了。”

这是典型的书生意气，他不知道

自己现在已是湘军的一员，既然是军队，就该遵守纪律。他更不知道的是，曾国藩最重视纪律，无论是谁违反纪律，他绝不宽恕。

他决定要向中央政府弹劾李元度，所有他的幕僚都反对，反对最激烈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对曾国藩说：“当初您创建湘军，李元度最先入您帐下，后来您出山挽狂澜，狂澜未挽，却连战连败，困苦艰难，中央政府不信任您，地方官阻碍您，在这种形势下，很多幕僚都离您而去，只有李元度一根筋地跟随您。您和李元度不是上下级关系，简直就是生死之交。军纪固然重要，但情谊更重要。”

曾国藩发表意见说：“湘军能有今天的成绩，全靠纪律。没有纪律的军队不先灭于敌手，必先毁于自己。”他举例说，“当年湘军初出茅庐时，他弟弟违反军纪都被遣散回家，因为不如此就不能保证军队的战斗力，”他又委婉地说，“现在弹劾李元度，不代表我以后不用他，这只是权宜之计。”

李鸿章相信曾国藩的话，但他有顾虑：一旦弹劾李元度，中央政府抽风将他处死，人都死了，还用个啥。所以他带领全体幕僚到曾国藩军帐中力争，不能弹劾李元度。

曾国藩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弹劾李元度，并让李鸿章草拟弹劾稿。李鸿章肝火大冒道：“这稿子，我写不了！”

曾国藩冷笑：“我自己来。”

李鸿章追击道：“那我只好告辞了。”

曾国藩气冲斗牛：“听君自便！”

李鸿章已骑虎难下，只能离开。他走后，曾国藩负气地对人说：“李鸿章这小子实在难与人共患难。”李鸿章也四处对人说，“曾国藩这老家伙太不近人情，冷血的腐儒。”

李元度也没想到曾国藩真对他下了手，很快，他接到中央政府的命令：革职拿问。他咒骂着抹掉额头的汗水，侥幸地说道：“幸好老子早有准备，不然真被曾公这厮给算计了。”

李元度所谓的“准备”实在是步臭棋。这部臭棋要从浙江巡抚王有龄谈起。太平军攻陷宁国后，王有龄惊慌失措，因为宁国一失，浙江就是太平军的下一个目标。王有龄急匆匆派人去祁门请曾国藩出兵帮助，当时曾国藩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可还是兴冲冲地答应了王有龄的请求，理由很简单，浙江是财源重地，王有龄特别有钱。让曾国藩大失所望的是，王有龄只谈援助不谈钱，曾国藩暗示、明示了多次，王有龄支支吾吾，说等援兵来了再说。

这种扯皮的事，曾国藩见多了，于是一怒之下取消了援浙计划。王有龄大怒，但对曾国藩却无计可施。此时李元度兵败，王有龄像是发现了金矿，积极拉拢李元度。李元度也不拒不迎，不久后又发生了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事件，王有龄和李元度一拍即合。王有龄答应李元度，只要你归顺我，我就保你前程。他果然说到做到，中央政府的命令才到，王有龄就向中央政府提出保举李元度为浙江地方官。

王有龄的分量十足，因为浙江财源是支撑中央政府在南方用兵太平军的保障，所以很快李元度非但无罪，还被授予了个不错的浙江地方官。曾国藩震怒。

他震怒，不是因为李元度投靠王有龄，而是王有龄挖走李元度。湘军本来自成体系，政府人进不来，湘军也不允许出去。如果李元度真的安枕无忧地当他的浙江地方官，那就是对湘军体系挑战的成功，曾国藩就是再跳一次江，也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他二度弹劾李元度，字里行间有要挟中央政府的意思：如果你们不处置李元度，湘军内部纪律将松散，我如何带兵，太平军如何被消灭？

中央政府审时度势了多日，做出决定：将李元度发配边疆充军。

曾国藩赢了，直到曾国藩暮年，在众多好友的劝说下，曾国藩才向中央政府请求起用李元度。很多人都说，曾国藩在这件事上太不近人情，但曾国藩自有算计：湘军是我曾国藩的，湘军的人，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绝不能改换门户，这是铁的纪律，也是血的纪律。

困祁门

铁血纪律似乎在1860年时解决不了曾国藩的困境。当李元度蹒跚于遥远的边疆路上时，曾国藩在祁门连半步都进退不得。本年12月初，太平军李秀成兵团攻占离祁门只有几十里的黟县。这支兵团的宣传队朝着曾国藩的祁门大营敲锣打鼓，看架势随时要发动决战似的进攻。

曾国藩满腹惆怅，对他的将领们说，“如果李秀成来攻，就让他来，我绝不逃跑。”他的将领们站在屈指可数的士兵前面训话，誓死保卫曾大帅。幸运的是，李秀成好像意不在祁门，或者说，当时太平军已把祁门包围的水泄不通，李秀成并不着急。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太平军越是不来攻，曾国藩就越是惊恐难耐。在祁门之外，太平军左冲右突，上演着一幕幕胜利大戏，曾国藩成了个悲伤的看客。他给家人写信，绝望透顶地说：“最近半个月，奇险万状，风波迭起，外面的情报送不进来，里面的命令出不去，我感觉到世界把我们抛弃了。”

世界把祁门变成了一个人心涣散、悲观的地狱。有位幕僚逢

人便问：“死在一起如何？”

各种各样的幕僚、中下级军官们纷纷逃亡，军中一片肃杀景象。

曾国藩只好死马当活马医，试图用诚意挽救祁门世界。他下令：“有想要暂时离开的，支付三月薪水；太平无事后，仍可来营，吾不介意。”

这招的确起了点效果，那些有血性的军官们听后，热血沸腾，反而视死如归，再也不说走的事了。而幕僚们却对此嗤之以鼻，脸皮厚的真就去领了三个月薪水，和曾国藩招呼也不打一个，抱起儒书就走。

幕僚们走得越来越多，曾国藩咬牙切齿，每天都在纸上画狼，狼的眼睛是白色的。

除了悲伤的军情每天都来之外，曾国藩还能收到离开他幕僚的名字。

每当有人告诉他，某某走了，他就咬牙一回。突然一天，有人来告诉他：“王闿运先生竟然没有走！”

曾国藩“嘶”了一声：“他竟然没走？”

王闿运，可谓大名鼎鼎。他后来撰写了闻名天下的《湘军志》，是研究湘军最宝贵的史料之一。此人擅长帝王学，所谓帝王学，就是找个潜力股，把他培养成帝王的同时，自己也能成为帝王师。他1860年进曾国藩幕府时，极受曾国藩的器重。可后来，曾国藩发现这小子是个大嘴巴，什么都敢说，于是刻意疏远他。

王闿运也注意到了曾国藩态度的变化，在这种时候，最应该走的就是他。

曾国藩大为惊奇，还有点小感动。

他命令仆人：“你去看看王先生在干什么？”

仆人很快就回来了，告诉曾国藩：“王先生在读《尚书》。”

曾国藩问：“他的跟班呢？”

仆人摸了摸头，“没有见到。”

曾国藩笑了：“王先生肯定要走。”

仆人莫名其妙。

曾国藩道：“王先生对《尚书》能倒背如流，在这种危急时刻竟然还看，显然是拿着书装样子，其实在思考走的问题。他的仆人和他形影不离，如今却不见踪影，可见是去收拾东西了。”

第二天，王闿运果然领了三个月薪水，逃之夭夭。

谁都可以走，只有他曾国藩不能走。不能走，就意味着眼睁睁地面对困局。所以他的心情越来越糟。1860年最后一个月，他甚至写好遗嘱。遗嘱中有这样一句话，让人读来凄凉：自来祁门后，实无生人之乐趣。然后就是一番深刻的自我剖析。

他说，“我这人天资本一般，全靠个人努力才混到今天，但无论是理学思想还是作文，都是半吊子。尤其是带兵，带兵根本不是我所长，兵贵奇而我太平，兵贵诈而我太直，能有今天看上去的胜利，全靠侥幸，非我真本领。不过，我这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有一样却是行的，那就是识人用人。你们不信可看我的部下，哪一个不是独当一面的真英雄？！”

他接着对家人说，“识人用人是天赋，你们大概学不来。请记得我的话，将来曾家人万不可带兵，至于做官，也大可不必。官场如战场，不是那么好玩的。”

字里行间透露着平淡的心态，其实，曾国藩当时内心已波涛汹涌。读历史，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记下来的文字大都不可信。任何伟大人物看似在危难关头泰然自若，其实他们也是凡人，也有恐惧，只不过有人用文字掩饰过去了。曾国藩在祁门大营正如他所说，毫无生人乐趣。但他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就是，临危虽然惧，却不后退，不当逃兵。除了他性格因素外，儒家理学的气节情怀铸造了他这种死都不肯退缩的第二性格，这是英雄人物必备的性格之一。或许正应了那句话，天佑英雄，曾国藩的运气稍有好转。外围的左宗棠突袭景德镇，大获成功。景德镇是通往祁门的必经之路，也是最容易进入的道路，控制了它，祁门大营转危为安了。

湘军将士们欢欣鼓舞，曾国藩也露出仿佛消失了几百年的笑容，但仍有件憾事袭上他的心头，搅扰得他不得安宁。这就是在此之前发生的北上勤王事件。

1860年10月初的一个夜晚，曾国藩已早早睡下，突然被六百里加急的圣旨惊醒。

咸丰在圣旨里悲痛地说，一月前，英法联军攻陷了天津，如今已推进到通州八里桥，守卫在此的是僧格林沁兵团。外界传说，僧格林沁战无不胜，但我觉得他不行。所以你立刻派你的湘军北上勤王。

曾国藩听完圣旨，“哇”地吐出一口鲜血来，昏倒在地。众人急忙来救，半昏半醒状态下，曾国藩“呃”了几声，又晕过去了。

醒来时，天已大亮，所有的幕僚和将领们都围绕床前，脸上呈现出焦急之色。曾国藩安慰众人说：“我没事，我这点事和皇上现在的处境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众人开始窃窃私语，私语的当然是勤王的问题。有幕僚说，“应该立刻勤王，这是臣子之责，”有幕僚帮衬着说，“很多官员都说咱们湘军自成一系，对皇上不那么忠诚，现在正是破此谣言之时。”

曾国藩睁着空洞无神的大眼，望着窗外，窗外细雨绵绵，冷空气进来，他

的皮癣开始发作。他伸出两手拼命地抓，抓得床前如同披上了一层明月光。

众人就在这纷纷的“雪片”中等待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思考问题向来慢，他一面抓皮肤，一面思索：到底该不该北上勤王？

按道理，他应该立即从床上爬起，带着他的湘军急如星火地北上，去拯救咸丰皇帝和大清江山，而且还要每个士兵脸上呈现出“忠诚”的颜色。但道理和现实有明显差距，首先他出不了祁门大营；其次，如果调围攻安庆的部队北上，那他的作战计划将功亏一篑；最后，他不认为自己的湘军能打得过英法联军。

也就是说，他北上的话，非但意义不大，可能会满盘皆输。但道理仍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君让臣来，臣不得不来。

1860年秋季的寒雨中，曾国藩在军帐里不断踱步，思索皇上的命运，不知该如何是好。有幕僚进来，他招呼到棋盘边，二人下了两盘棋。幕僚明显感觉到曾大帅魂不守舍，却也无话可说。

接到圣旨的三天后，曾国藩在一场噩梦中惊醒，眼前突现一片银丝水帘，寒雨敲打着窗棱，如同咸丰用六棱锤敲打他的心脏一样。

“不能北上！”他对着房间里的一片漆黑处，斩钉截铁地说道。

凌晨，他让人叫来几个重要的幕僚，吐露心曲：“普天下处处都是长毛贼占上风，只有安庆一城是长毛贼占下风，岂肯轻易撤退？”

幕僚们已听出曾大帅的深意，却并不吃惊。他们太了解曾大帅了：坚守既有立场，绝不放弃一点点优势。

“可是，圣旨……”有幕僚一语中的。

曾国藩立即萎靡下来，思索许久，才缓缓地说道：“我相信僧格林沁能守住八里桥。”

这种谎言，连他自己都不信，幕僚们自然也不信。随即，他又说，“我可向皇上请求从湘军中调派一人北上，即使让我北上也可以，但整个湘军不能撤退。”

机智过人的幕僚们纷纷点头，曾国藩惊奇起来：“你们知道我的本意？”

有幕僚嘴快：“拖字诀。”

“哦？”曾国藩略有些欣喜。

幕僚卖弄起来：“祁门离北京的路程，快马加鞭的情况下，单程还需半个月。您这道奏折送到北京，皇上的圣旨再来，一个月时间过去了，这就为进攻安庆争取到一个月时间。”

曾国藩笑出声，但马上就收起，长叹一声：“我也是逼不得已，希望天佑大清，僧格林沁能守住北京城！”

实际上，曾国藩用拖字诀，并非是他不想北上勤王，相反，当时他和胡林翼已定下基调，一旦咸丰允准他的建议，他就亲自北上。但他也悲观地承认，英法坚船炮利，我辈真很难阻挡，天翻地覆，大局瓦解，全体土崩，我辈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在忧惧和痛苦中，曾国藩度过了难熬的一个月，祁门大营转机来临时，他也收到了北京一位朋友的来信。信中说，早在二十多天前，英法联军就摧毁了僧格林沁兵团，咸丰早已西逃。英法联军不但占领了北京，还把圆明园付之一炬。

曾国藩原本的忧惧和痛苦顿时变成震惊，他在日记中写道：“伤痛之至，无可与语。”他知道，已经等不来咸丰对他意见批示的圣旨，在接到朋友来信的十天后，他接到咸丰的圣旨。圣旨里的语气半死不活地说：“和英法的和议已成，北上勤王的事可以取消了。”

曾国藩额手称庆，但这种情绪并未持续多久，他面临两个选择或者说是两个问题。第一，离开祁门大营；第二，英法列强对中国的虎视眈眈和步步紧逼。

多年以前，他就和恩师穆彰阿探讨过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他认为应以和为贵，以信为本。但这些年他耳濡目染，却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和与信并不能解决西方列强的贪得无厌。那么有什么办法呢？

至少在祁门大营昏暗的军帐中，曾国藩冥思苦想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他的精力全被部下希望离开祁门大营的吵闹声吸引了。

很多人都对曾国藩驻扎祁门颇有意见，李鸿章是反应最激烈的一个。如今危险已解除，按理说曾国藩应该立刻离开才对，但他就是不紧不慢，对那些请求置之不理。

他有在他那个地位上的想法。他的职位是两江总督，太平天国之前，两江总督的驻扎地是南京，太平天国把南京变成天京后，两江总督多驻常州，这是个好地方，一方面可利用江南财赋支持江南大营，一方面又可把粮食运往北京。可现在，常州已成了太平天国的地盘。整个江南几乎都成了太平天国的地盘，中央政府和江南的地方官员、士绅都希望他即刻来拯救江南。如果他出祁门，给人的感觉就是他要拯救江南了，但他此时唯一的目标只是安庆。

在和幕僚们闲聊、正式开会了多日后，曾国藩发现，自己的坚持应该放弃，因为祁门的确是险地，一旦再度被围，就没有上次那么好的运气转危为安了。

出祁门前，他重申自己的执意：出去后先打安庆，江南的事，等等。

幕僚们说：“只要能出这个绝地，先打哪里都成，让江南

等上一百年又有何妨？！”

1861年4月，曾国藩拔营，湘军秩序井然、斗志昂扬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