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山上搭起了帐篷。我们四处寻找食物，靠阿拉伯弟兄的接济过活，等着有一天巴勒斯坦的大门再次向我们打开，等着犹太人兑现他们在我们离开时许下的诺言。但六月份的时候，本-古里安说，难民不能回家了。他把我们划为第五类不能回去的人，我们会威胁到这个新犹太国家。我们知道我们再也看不到撒梅里亚了，天堂没有了。”

加百列看了看表：五点十分。离巴黎还有八十英里。

“我们向北走，到了西顿。那个长长的夏天，我们一直都住在帐篷里。然后天气变冷了，雨季来了，可是我们依然生活在帐篷里。我们把这个新家叫‘艾因赫勒韦’，意思是‘甜美的春天’。这一切对我祖父来说尤其难以忍受。以前在撒梅里亚的时候，他也算是个重要人物，看管着田地和牲口。可现在整个家庭都在靠接济过活。他有地契，可土地却没有了；他有房子的钥匙，可房子已经被夷为平地。第一个冬天，他就病了，后来很快就去世了。其实他是不想活了——至少不想在黎巴嫩活着。撒梅里亚死了，我祖父也死了。”

五点二十五分。离巴黎还有六十二英里。

“我父亲当时只是个男孩，但他有责任照顾他的母亲和两个姐妹。他没法工作——黎巴嫩不允许难民工作。没有黎巴嫩的社保，没有黎巴嫩的医保，我们也没法离开那儿，因为我们连有效的护照都没有。我们谁也不是，什么都不是。”

五点三十八分。离巴黎还有三十五英里。

“后来我父亲娶了一个撒梅里亚女孩。村里剩下的所有人都聚集在艾因赫勒韦难民营，为他们庆祝。当时大家就像回到了家乡一样，虽然周围的环境迥然不同。那里不是天堂，地面上是阴沟，四周围着棚屋和帐篷。母亲给父亲生了两个儿子。每天晚上他都给他们讲撒梅里亚的故事，这样他们就不会忘记自己真正的家。他给他们讲了经受过的灾难，也讲了回家的梦。我的哥哥们生来就注定要成为巴勒斯坦的战士，他们没有选择。当他们长大到可以拿枪后，法塔赫就开始训练他们。”

“你呢？”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1975年出生，那时候刚好黎巴嫩开始内战。”

五点四十七分。离巴黎还有二十五英里。

“我们从来没想过他们会再来找我们。是啊，我们失去了一切——我们的家，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土地，但至少在艾因赫勒韦，我们是安全的。犹太人永远都不会来黎巴嫩。他们会吗？”

五点五十二分。离巴黎还有十九英里。

“加利利的和平行动——这是他们起的名字，天啊，就算是奥威尔也想不出更好听的名字了。1982年6月4日，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目标是一次性彻底清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一队以色列士兵沿着公路北上，唯一的不同是，这条路在黎巴嫩，而非巴勒斯坦，士兵也从哈贾纳变成了以色列国防军。我们知道事情的结果会很糟。艾因赫勒韦难民营被认作是法塔赫的地盘，是流亡国外的巴勒斯坦人的中心。6月8日，战争开始了。以色列派来了伞兵。我们的人像狮子一样勇敢地反击，在每一条巷子中、每一间房子里，从清真寺到医院，任何投降者都会被击毙。人们都在说，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艾因赫勒韦之战就会继续下去。

“以色列改变了策略。他们用飞机和大炮一条条巷子、一个个街区地毁掉我们所有的帐篷。每过几个小时，以色列人都会劝我们投降。我们每一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绝不。战争持续了一个星期。战争开始的第一天，我就失去了一个哥哥，我的另一个哥哥在第四天也牺牲了。战争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母亲在爬出石头堆时被误以为是游击队员，被以色列人击毙了。

“一切结束以后，艾因赫勒韦变成了一片废墟。犹太人又一次把我们的家夷为平地。我失去了哥哥，失去了母亲。你问我为什么会来这儿，因为撒梅里亚和艾因赫勒韦。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在我心里的意义。我除了反击，没有别的选择。”

“之后发生了什么？你去了哪里？”

那个女人摇了摇头。“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她说，“太多了。”

“我想听。”

“开车吧，”她说，“你就快见到你的妻子了。”

加百列看了看表：晚上六点。离巴黎还有十英里。

德南（duna），一种面积单位。传统上认为，1德南的边长为标准的四十步距离。如今通常定义1德南=1000平方米。

25

巴黎北部，圣丹尼斯

阿米拉·阿萨夫关上了房门。灰色的水泥地走廊里只有一根日光灯管，时不时还会闪一下，光线十分昏暗。她推着轮椅走向电梯，一个操着摩洛哥口音的女人正朝着她的两个孩子大喊大叫。再往前走，有三个非洲男孩正围着一部迷你移动音响听嘻哈音乐。这就是法兰西帝国的遗产了，女人心想，加勒比海上的几座岛屿，还有圣丹尼斯这几间供人居住的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