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战胜阿拉伯恐怖分子，那些为数不多的公约在必要的时候都可以打破。雅科夫这样的人都是以色列安保部门的武士，是为了反恐工作进行一些肮脏工作的步兵。沙巴克的成员有权在毫无理由或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行逮捕和搜查，可以随意命令店铺和销售炸药等物品的地方关门。他们的生活依赖两样东西：勇气和尼古丁。他们喝咖啡过量，而且很少睡觉。他们的妻子离开了；阿拉伯线人对他们又怕又恨。加百列虽然执行的都是国家最终极的任务，但依然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加入的是情报局，而不是沙巴克。

沙巴克的做事方法有时和民主国家的原则截然相反。和“机构”一样，一些坊间流传的丑闻摧毁了它在国内外的名声。最早的还是臭名昭著的300路公车案件。1984年4月，300路公车正从特拉维夫开往南部的阿什凯隆城。汽车被四名巴勒斯坦人劫持，其中两名在军队营救过程中被杀，另外两名则被带到了附近的麦田中，再没有露过面。后来有报道称，那两名劫持者被沙巴克官员殴打致死，而且那些官员是奉上面的命令行事。一系列的丑闻接踵而来，每一条丑闻都揭露了沙巴克最残忍的手段：暴力、逼供、勒索和欺诈。沙巴克的辩护者则称，对嫌疑分子的审讯很难在咖啡桌前完成。虽然丑闻不断，但沙巴克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他们并不在乎能否在流血事件发生后抓住恐怖分子，他们要做的是防患于未然。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希望震慑住那些年轻的阿拉伯人，让他们不要走上暴力的道路。

雅科夫突然刹住了车子，他们差点撞到前面那辆货车的尾巴。他对司机闪了闪车灯，又按响喇叭，货车移到了旁边的车道。雅科夫开过去的时候，加百列看到那辆车里有一对哈瑞迪教徒正在兴奋地聊着天，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雅科夫把小圆帽扔到加百列的腿上。那顶帽子比普通的要大一些，黑色背景上有个橙黄相间的图案。加百列明白这个设计的意义。

“我们要穿过居民区了，我怕安全部门或哈马斯会在检查站把守。”

“我们要自称从哪儿来呢？”

“舍莫纳镇，”雅科夫回答说，“在约旦谷。我们永远都不会去那儿的。”

加百列拿起那顶帽子。“我猜当地居民不会太欢迎我们。”

“不如说舍莫纳镇的居民对以色列的领土承诺比较审慎。”

加百列把帽子扣到脑袋上，调整了一下角度。雅科夫边开车边简短地跟加百列说了一下穿过西岸的程序、他们去阿拉伯村庄要走的路线，还有引开守卫注意力的方法。雅科夫说完之后，就从后座上拿了一把乌兹迷你机枪。

“我更喜欢这个。”加百列拿出了他的伯莱塔。

雅科夫笑了。“这可是约旦河西岸，不是左岸。别傻了，加百列，用乌兹吧。”

加百列有些犹豫地拿起了那把枪，把弹匣插进了枪柄里。雅科夫也包上了头。过了本-古里安机场几英里之后，雅科夫离开了高速路，来到了一条双车道上，然后向东驶向西岸。隔离带出现在了他们眼前，在地面上投下了阴影。

在检查站，一名沙巴克工作人员站在以色列国防军当中。雅科夫开过去之后，那名沙巴克工作人员和士兵们轻声交流了几句，然后他们的大众汽车没接受检查就被直接放行了。雅科夫在洒着月光的路上疾驰而去。加百列看到他们身旁有一辆车，一对前灯跟了他们一会儿就消失了踪影。雅科夫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那辆车。那应该是沙巴克反监视战队的车。

前方的路牌写着距拉马拉还有四公里。雅科夫离开主路，来到了古老河床旁的一条沙土路上。他关掉车灯，只用停车灯照着前路。没多久，他停下了车。

“把杂物箱打开。”

加百列照他的话做了。里面有两条阿拉伯围巾。

“你开玩笑吧？”

“蒙上你的脸，”雅科夫说，“全部蒙上，就像他们那样。”

雅科夫非常熟练地用他那条围巾把头裹得严严实实，然后在喉咙下面打了个结。除了眼睛，他的整张脸都隐藏在了围巾后面。加百列也依样做了。雅科夫再次发动车子，双手紧紧地握住方向盘，沿着一片漆黑的河谷向前开去。加百列感到自己像是坐在一个阿拉伯民兵旁边，正准备发动一场自杀式袭击，这让他感到十分不适。他们开了一英里之后，前方出现了一条窄窄的柏油路。雅科夫转上那条路，向北飞驰而去。

即便是以西岸的标准来看，这座村子也算是很小了，看上去好像被遗弃了一样——几栋颜色阴暗的矮房子簇拥着宣礼塔的塔尖，大部分房屋都黑着灯。村子中央有一个小集市广场，没有车子，也没有行人，只有一群山羊正在庄稼中间闻来闻去。

雅科夫在北边的一栋房子前面停了下来。房子临街的窗户紧闭，因为一边的折页坏了，一扇百叶窗斜挂在窗前。前门旁边有一辆孩子骑的三轮车，车头冲着大门的方向，这表示一切按计划进行。如果车头朝外，那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离开这里，到后备的地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