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苏，把其中的一杯推到了他面前。提埃坡罗一口气喝下半杯酒。他只有在工作中才会谨小慎微，在所有其他事情上——饮食、美酒，还有女人——弗朗西斯科·提埃坡罗都相当粗犷豪放，甚至有些奢靡无度。加百列探了探身子，静静地将刚刚得知的消息告诉了提埃坡罗：他的敌人在威尼斯找到了他，因此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即刻——也就是在完成贝利尼的修复前——离开威尼斯。提埃坡罗悲伤地微笑了一下，闭上了眼睛。

“没有其他办法了？”

加百列摇了摇头：“他们知道我住在哪里。他们知道我工作的地点。”

“基娅拉呢？”

加百列把实情告诉了他。提埃坡罗在意大利语中意为“值得信任的人”。

“贝利尼的事真的很抱歉，”加百列说，“我应该在几个月以前就把它完成。”如果没有拉德克的事，他早就可以完工了。

“管他什么贝利尼。我在乎的是你。”提埃坡罗看着面前的酒，“我想念马里奥·德尔韦基奥，但我更想念加百列·艾隆。”

加百列举起酒杯。“我知道我没理由求你帮我这个忙……”他的声音越来越轻。

提埃坡罗看了看教皇的照片说：“你救了我朋友的命。你想让我做什么？”

“帮我完成贝利尼。”

“我？”

“我们师出同门，弗朗西斯科。翁贝托·孔蒂把你培养成了大师。”

“是的，但你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拿过画笔了。”

“你没问题的，相信我。”

“这让我信心倍增呀，这可是马里奥·德尔韦基奥大师说的话。”

“马里奥死了，弗朗西斯科，马里奥是个谎言。”

加百列在暮色中回到了卡纳雷吉欧。他稍稍绕了一小段路，这样就可以最后一次穿过那个古老的犹太区。在广场上，他看到两个留着黑色小胡子的男孩穿过石板路，快速走向犹太高校。他看了看表。他离开教堂已经一个小时了。加百列转身向着那座即将不再留下他任何痕迹的房子走去，那架飞机将带他回家。此刻，他的脑海中一直盘旋着两个问题：是谁在威尼斯发现了他？他们又为什么让他活着离开？

特拉维夫：3月10日

加百列于第二天早晨八点到达特拉维夫，两名人事部军官正在那里等他。他们穿着相同的棉衬衫，带着相同的笑容——紧绷，毫无幽默感——这类人往往有权提出任何令人尴尬的问题。加百列回归管制这件事已经延误了太久。他就像美酒，要慢慢地品尝，还要给出足够详尽的评价。在逃离了这么久之后，他像战俘投降一样将自己交到了他们手里，跟着他们上了楼。

他要签署声明，立下誓言，还被人理直气壮地问及自己的银行账号。他拍了照片，领了徽章——它如一个沉重的枷锁般挂在他的脖子上。1972年的指纹已经找不到了，于是他不得不留下新的指纹。接着是体检。医生查验了他身上所有的疤痕，对他的脉搏依然在跳动感到十分惊讶。见情报处心理医生的过程则更奇怪，那位医生在加百列的病历上写了几个字之后就急匆匆地逃离了诊室。车辆调配组临时给他配备了一辆斯柯达轿车；内务组给他在地下室找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让他在找到房子之前临时安顿一下。加百列希望在自己和扫罗王大道之间设置一个缓冲带，所以在耶路撒冷的纳齐斯大街找了一间废弃的公寓。那个地方离贝扎雷艺术学院的旧校区不远。

日落的时候，他被叫到了行政办公室去完成最后一项仪式。勒夫办公室门上的灯变绿了，他的秘书——一位黄棕色头发、古铜色长腿的美女——按了某个加百列看不到的按键。门无声无息地自动打开了，就像银行保险库的大门一样。

加百列走了进去，然后停在了门口。他感到有些不自在，就像一个男人回到自己童年时代的卧室，却发现那个房间已经变成了他父亲的秘密窝点。这里曾属于沙姆龙，但昔日伤痕累累的书桌、金属档案柜还有德国短波收音机都不见了——他曾经用那部收音机监听过敌人野心勃勃的对话。取而代之的是黑白灰三色的现代家具，以前的油地毡也换成了漂亮的地毯。墙壁上还挂着奢华的东方挂毯。房间做了吊顶，低垂的吊灯照射着一套现代黑皮沙发，让加百列想起头等舱的候机厅。离沙发最近的墙上挂了一台等离子电视机，声音被关掉了，高清的屏幕播放着世界新闻。遥控器放在玻璃咖啡桌上，大小和祈祷书差不多，看上去应该是个高科技玩意。

沙姆龙喜欢把办公桌放在门前，就像道障碍物一样；勒夫则喜欢窗边。浅灰色的百叶窗放下了一半，从这个角度刚好可以看到特拉维夫的地平线，还有正沉入地中海的巨大橘色夕阳。勒夫的办公桌是一张烟灰色的大玻璃桌，上面除了一台电脑和一堆电话机之外空空如也。他站在电脑屏幕前，双手像螳螂爪一般托着傲慢的下巴，光秃秃的头顶闪着亮光。加百列发现，勒夫的眼镜是没有反光的。他戴的是特殊眼镜，这样他的敌人——也就是情报处里任何一个反对他的人——都无法通过镜片的反光

看出他阅读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