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眼睛里凝聚着我的泪我的纯洁我的虔诚
我燃烧的火
你是我的生命我的力量我的意志我的我
谁也不理解不理解冷冰的眼泪只有我
们知道
只有我们只有我和你
我玫瑰色的梦我迷恋着的火啊我凛洁的诗神……
二
宁歌
转过身来的大山不再欢笑 大地啊
你沉睡过去了 那么长久
呢喃温热
梦魂索绕我们将双臂举起
伸向天空 美丽的安宁
风信子光着脚丫走来走去 星星
布满黑色披风，情人在跳舞
远处
野火熊熊燃起我们
眼睑低垂抱紧疲惫的裸腿 倾听
弥漫天国的哀曲
当亲故（又是生造词？）的呼唤再不能
使我们醒起当
哀愁缠在心上再也挥之不去而
骷髅化成鬼火到处漂泊
安宁的歌声就在我们头上闪闪烁烁……
——一首关于死亡的诗——写给陈丹燕的《一个女中学生之死》中死去的宁歌——黄于杨自注。
林露茜的散文
多梦季节
在多梦季节，你发现你长成一个少年了。
在雨地里行走，踏着满地落英，你心里充满了怅惘。云彩飘满了你的天空，不平静，不平静，它来源于一层雾霭……
你想起儿时叠起的纸船了。一只一只的小船儿放到碧水里，那是真的海，真的，蔚蓝而且广阔无边。你端起最后一只小船，又庄重又真诚地为它祝福。是的，它要远航了。你只知道要远航，你相信有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
你站在一棵树下，树干直而挺拔，这是一棵你不知道名字的树。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已不再是严寒时脱光了最后一片叶的样子。而是默默地挂满了一树赭黄色小果了。它已拼命地长了一树绿叶子，呵，绿得这么泼辣！你悄悄地笑了。
雨不知不觉地停了，小鸟就开始叫唤了。叽叽喳喳的声音在绿阴的这边落下，忽而又在那边响起——那是什么鸟儿啊？
如果我是一只爱飞翔的小鸟，我必会把翅膀染成天空的颜色，你总在想。
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变得心事重重。当小窗格子里爬满了星星，夜显得愈加单薄，你开始咀嚼失眠了。你懂
得了什么叫作不快活。
你觉得胸口闷得慌。你扒在窗台上，把玻璃上的雨滴数了又数，可你没有一次数得清它的数目。你失望而且懊丧，你觉得你要哭了。哭了就哭了，你坚持为自己辩解，说流泪并不等于脆弱，但是你的眼睛分明涨满迷茫的雾。你不知道是不是有一样东西已经丢失了，心里头常常觉得空空落落。对你所热爱的东西你没有什么信心，因为常常不自觉地你对它充满了怀疑和惶惑；你甚至常常对一切表示轻蔑，尤其轻蔑你自己。
你有时也盼望成熟，但更多的时候是对于成熟的不屑一顾。
你不能理解诗人为什么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你固执地认为，不识少年愁的诗人只够做半个诗人。在云朵们开始骚动不安的时候，春天已经在栅栏外闪闪烁烁了。
如果雨季日子永远潮湿的话，梦总还是梦吗？
那么，让我变作一只蓝翅鸟——你说我要穿过这多梦季节而去了！……
我想，当我们面对这样的诗和这样的散文的时候，我们大可不必害怕什么。她们不过写了诗和写了散文而已，并且写得相当之好——如果我们不是过分挑剔的话。是的，我就是这样认为的。难道对于我们的用真情实感去写诗和散文的女孩儿们，我们除了欣慰之外，竟然还应取别的某种态度吗？当然，我所说的“我们”，并非她们的父母。所幸在于，她们的父母并不庸人自扰，看法上大致和我差不多……
休息这两天，因为弟弟的从天而降，使我身体精力更觉疲惫不堪。
老杜和晓红见我那种萎靡不振的样子，都劝我再休息两天。
我说不。我说就算我休息了吧。我说希望从明天开始，两天内谁也别来看我。
他们便两天没来。
第三天我交了稿。
第四天他们都看过了，都说不必改了。
那一个中篇便是《冰坝》——我完成长篇后的第一个中篇。
我请求他们给我订火车票或机票，越快越好。
老杜说你不能走。
我问为什么？
老杜说你辛苦了十多天，连在广州玩儿还没玩儿过一天呢！
我说我给我弟弟四处奔波找住处的那一天，就算是玩儿过了吧！
老杜说我正为这事儿生你的气哪！我们并没把你当外人，你怎么可以把我们当外人？你怎么可以碰到难题都不对我们说一声？
看得出来他是真有些生气了。这个精瘦的老杜啊，他生起气来都显得很可爱。
我问，老杜你有没有什么病啊？
他摇头说没有。
我又问那你为什么这么瘦啊？
他苦笑了，长长地叹了口气，说自从负责办刊后，就没轻松过几天……
我说咱俩一见面，看你这么瘦，我就暗暗发誓一定少给你增添麻烦。我说我来广州，并非想到这座没来过的南方的大城市玩儿的。我说我没精力玩儿没时间玩儿也没心思玩儿。我说城市和城市对于我都是差不多的。大城市和大城市对于我尤其差不多。我说我只是想到一个比家里的写作环境好些的地方，摆脱掉纷乱的干扰，能潜心地写一篇小说。我说我的愿望和目的已实现，你们对小说满意，我对自己此行也就满意了。我说我归心似箭。
老杜频频点头。老杜表示充分理解。但是他坚定地说，晓声你广州可以不玩儿，却一定要去一次深圳。一定要去一次沙头角，非去不可。你是作家，你要开拓视野。你要当成一种特殊的商业文化去了解一下。这件事我们做主了……
老杜真是个好人。
晓红也从旁劝说，并且愿陪我前往。
晓红很热心、很虔诚。只是我们相互太尊重了，倒显得彼此矜持了些……
对于这么好的两个人，我能说什么呢？
唯有从命……
老杜怕晓红深圳方面不熟悉，又委托编辑部陈文彬大姐“带队”。
于是第二天我们三人乘火车去了深圳。
深圳林立的高层建筑的确使我非仰视不可，然而未能使我惊异。高楼不过就是很高的楼而已，不过就是金钱的立体结构而已，除了高并不能说明其他的什么。一座城市不但需要高楼，还需要其他的。我想深圳作为一座城市是太缺少其他的了。那也许对于一座城市是很重要的。我想一个人选择深圳这样的城市生活挺不错。但小说家在这样的城市里也许会感到窒息。文学绝对地需要一种文化的传统和氛围来养育。深圳它太新了，新得使人难以寻找到一点儿文化的痕迹。
曾有好心的朋友怂恿我调往深圳——我一经踱入它到处闪耀着马赛克光泽的门户，便从此打消了投靠它的念头。我觉得它和我格格不入。我本能地疏远它，对它怀有戒心，并且抵御它可能对我产生的诱惑。好比抵御一个脂粉气太重的女子可能对我产生的诱惑。也许它肯于慷慨地为我提供住房？可是我猜想我在“她”的怀抱里会感到灵魂无倚。人的灵魂总还是需要一点儿温馨的。所谓现代文明对现代人的损害恰在于
此。故现代人匆匆忙忙地拥抱现代文明的同时，灵魂将无处逃遁。现代人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深刻的关系在于——与其说现代人拥抱现代文明，毋宁说现代文明纠缠住现代人。与其说现代文明是现代人的“舞伴”，毋宁说后者更是前者的“舞伴”。如果不是时代跟着人的感觉走，而是人跟着时代的感觉走，那么人是可悲的。人终究还不过是时代的奴隶。最典型的消费城市是最缺少温馨的。“夜总会”和“卡拉ok”里的温馨情调本质上是虚假的。是人付出了真实之后，为了安慰自己制造的。我觉得普遍的深圳人太跟着深圳的感觉走了，而深圳你又在跟着一种什么感觉走呢？你真的就那么感觉良好吗？
那天晚上我在两座立交桥之间迷路了，转了一个多小时，就是回不了我住的招待所。不得已坐上了一辆出租小汽车。十五元坐了五分钟。司机显然有意兜了一个小圈子，否则三分钟也就到了。可是我问他路时，他却不告诉我。晓红同情地说这十五元的车费就由编辑部来报吧。我说完全是我自己的过错，不能由编辑部来报，我没将票据给她。她说晓声你太认真了。我说这些方面我愿意认真。
第二天我们一人带了两个面包去沙头角。九点半到达。通过检查站，我们便融入了小小一条街的人流，不时彼此呼唤才能免于失散；我提议还是分开行动，都自由些。陈大姐和晓红同意了。我们确定下午四点在检查站外相聚。
我半小时便走完了那条街，什么也没买，没什么可买的。我在一家书店转了几分钟，希望发现一两本别处买不到的书，却连这一小目的也落空。那条街上最多的是衣服，女性们的时装或准时装。我没看出款式有什么别致的，漂亮的女人绝对不是非穿漂亮衣服不可的女人。衣服首先因女人漂亮才漂亮。时装因穿它的女人的风格才具有了风格……
我又用了半小时第二次走完那条小街，便觉得再没兴趣走第三次，时间却还早着哪！
幸而我发现在“我们”这半边街的后方，有电影院。放映的是我们北影的一部影片——在我记忆中似乎是《飞镖黄天霸》。
黄天霸就黄天霸了！在北影我没看过。编剧又是作家张弦，就在这儿看看吧。
于是我买票进入电影院。空荡荡的，才百十来观众，尽管是新片。
看完《飞镖黄天霸》，买了两个杧果吃，时间仍早得很。就又买了一张票，又看了一遍《飞镖黄天霸》。
编剧张弦和导演李文化，真是该感激我这么热心为功夫片捧场的观众啊！
看完第二遍《飞镖黄天霸》，饿了，找了个僻静地方，吃掉两个面包，我就毫不留恋地离开沙头角，出了检查站。检查人员见我手中连个塑料袋都没拎，大大地起了疑心，对我的士兵书包非常之认真地检查，不过字典、身份证、一本《世界之窗》、一包烟。
他翻我的身份证，朝我笑笑：“作家？”
我也笑笑。
“什么都没买？”——他好生奇怪——“这里的金首饰是可以买一两件的。内地不是抢着买吗？”
我说：“下次来再买吧。”
沙头角——我没情绪再来了。
那么一条小破街，没给我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
我买了一本《世界之窗》，坐在自行车棚——一块砖头上看。跟看自行车的老头儿聊起来，得以混入老头儿的小屋子，殷勤地向他接连敬了两支烟，进而被允许躺在他的小竹榻上。
枕着我的书包，我睡着了。
出门在外半个月，那一觉我睡得最安稳、最香甜。
醒来一问老头儿，五点半多了。赶快告辞，就往相聚的地方跑。老远便见陈大姐焦急地举目四望——晓红又回到沙头角那条街上找我去了……
她们以为把我丢了呢。
一会儿，晓红从检查站口出来，为找我找得满头是汗……
她问我到哪儿去了？
我说早就出来了。
陈大姐问我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感想？
我说在里边看了两遍我们北影拍的《飞镖黄天霸》，在外边睡了一觉。
陈大姐顿足道：“嘿，你呀！辜负了老杜一片心意。我看就凭这一点你成不了大作家！”
晚上，我和晓红冒雨买返回广州的火车票。结果只买到了两张。
在深圳火车站，离开车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我自告奋勇去补票——当日当次的票已卖光。
陈大姐说可以上车补票。书生气十足的晓红说似乎车站执行规章很严格，不可以的，还是先找站长之类人物批个条才稳妥。晓红她根本不是那种很闯荡的女性。我也没那股闯荡劲儿。但我是男的，我想这种事儿应该我去办。作家呀作家，在许多时刻，普遍的总那么不愿说出自己是作家。不说，人家也就没来由地非照顾你一次……
我又没手表！
在我对几位像站长其实并不是站长的人磨嘴皮子的时候，那一次列车已进了站。陈大姐对检票的说了几句陪同一位作家等等的话，人家也放行了。可是
她们又找不到我……
待我沮丧地回到检票口，列车已开走。
晓红问：“怎么样？”
我说：“没门儿！”
她叹了口气：“唉，你这个男人啊！陈大姐几句话，检票的就高抬贵手了！”
我说：“那好啊！”
她说：“好什么啊？陈大姐在车上等，我在这儿等，车已经开走了！陈大姐的票在我这儿，她在车上还得再补一张票……”
她亮开手掌——两张昨夜冒雨买的票，在她手中攥得湿漉漉的……
她苦笑道：“都作废了……”
我惭愧地说：“我真笨……”
我很惭愧自己在这些方面真是太笨了！
太多的时候，我们做人都做得太老成了。我相信我如果说明我是《雪城》的作者，一切都很顺利，因为候车室正反复播放着“天上有个太阳”。
回到广州，老杜告诉我，福建《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