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草稿，我去往广州。那是我第一次去广州。飞机误点五个小时，走出机场，已是晚上九点多。天在下雨。许多人举着牌子接客。我一一细看那些牌子，没有接我的。我拍给《花城》的电报，在他们下班后才送到。

同机乘客一出机场，便奔上各宾馆专车。我早听人说，广州住宿很贵，又正值广交会期间。八九十元住一夜通常事。故我一上车，先问房价。一听房价，咂舌退下。如是者三，衣服便已淋湿。直至最后一辆车，是广州军区第几招待所的，上去问最便宜的房价，十七元。十七元——我还犹豫。

没有一个有点儿良心的作家居然不为编辑部的经济而精打细算。

“走吧！再不走，没车了！广州这地方，十七元一宿够便宜的了……”

有一个男人好心劝我。

车上已没座了。

站着往窗外看，透过密织的雨帘，并未看到什么不夜城的灿烂灯火。这里那里，稀稀疏疏的光亮，反而越离越远了。车分明地是驶在城郊公路上……

深夜，终于到达。三人一房间，同宿舍乃两小青年，从上海到广州跑买卖的。一对合伙的“阿庆”。我一向认为，买卖之事，一步一个凶险，才二十来岁，便下海经商，足见当代青年铤而走险的气魄，不禁由衷佩服。两小青年，神神秘秘的样子，频频做耳语状，喁喁咕咕的，仿佛看出我是个缉私的便衣。我不愿讨人嫌，何必主动攀谈？道句“晚安”，倒头便睡……

没睡多久，被激烈的吵骂声惊醒，猛睁眼，但见屋里多了一个妙龄女郎，抄起不论什么，发疯似的打一对小青年中的一个，飞快的上海话夹杂着黑话行话……

同室操戈，内部火并。

我只好充当劝架的角色。劝不开，遂请来了服务员。女服务员揉着眼睛，惺忪忪的，老大不高兴，还

以为我是他们一伙的……

第二天早晨，找了半天鞋，终于在门外找到，想必是昨夜被当了武器。

两小青年很不过意，硬要塞给我十元钱，算是补偿我的睡眠损失。

我不要。他们更加过意不去，硬塞给我三包“骆驼”烟。

书包里还有飞机上吃剩下的一个面包，吃掉，结账。步出招待所，天已转晴。大门外有三四辆出租小汽车，司机们迎上，争相招揽乘客。一问车价，又一咂舌。路旁有公共汽车站牌，打听清楚，是开往市内的，便老老实实在站牌下等。一等，便等了近一个小时。好在带了本书是斯大林女儿阿利卢那娃的《仅仅一年》。

终于上了公共汽车，问《花城》编辑部，无人知晓。却有人给我出主意，说这车在《南方日报》附近停站，莫如去报社询问。

下了公共汽车，心中为给《花城》编辑部节省了几十元钱，很是高兴。鼻子底下一张嘴，走几步，问一问，还是没找到《南方日报》，却找到了《羊城晚报》。借电话给《花城》挂通电话，接电话的是位姑娘，说《羊城晚报》离《花城》不甚远了，但你可能仍会迷路，拦辆出租汽车吧！我想既然不甚远了，那钱花的岂不冤枉？鼻子底下一张嘴，问。又乘公共汽车，到了大沙头。天又下起雨来。从那路公共汽车终点至《花城》，约十五分钟的路，边问边走，就走了有半个小时。待坐在《花城》编辑部，衣服已经湿透。两位非常之年轻的编辑姑娘，友邦惊诧，似想不到眼前这神情倦慵的、面呈病容的、身体单薄的水淋淋的人，便是作家梁晓声。我出示工作证给她们看，她们便急急地去找来了副主编杜渐坤。

老杜一见我，笑了：“我还以为你应该是位东北大汉呢，怎么这般瘦？”

我说：“照片上的我，几乎都不像我。”

“怎么浑身湿？怎么来的？刚刚我们还传看电报，不知去哪儿接你呢！”

“坐公共汽车来的，路上淋湿的。”

“干吗不坐出租汽车？我们广州的出租汽车挺方便啊！”

“能省就省点儿吧，看你们这破破烂烂的编辑部……”

我竟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意思——每每踏入那些严肃的、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的编辑部，见小说家们的手稿，是在拥挤不堪的、光线不足的、乱乱糟糟的境况之中，被编排出版，就觉得寒心。某些刊物和某些作家的境况，可谓同病相怜。

“是啊是啊……”比我还瘦的老杜，搓着他的双手，做豪迈状地笑着，感激地说，“你能这么体恤我们，那咱们就是自己人啦！不过嘛，编辑部再穷，也还是接待得起作家的……你有没有衣服换啊？”

我说有。他说换上换上，湿漉漉的，叫我们看着怪惭愧的……

这时我才发现，唯一的小手提包丢了——细想了想，大概是丢在《羊城晚报》的传达室了……

老杜很有些急——他说他们就是安排我在那儿住，快一同去找找……

雨仍未停。我们走到车辆多的马路上，老杜非要拦一辆出租小汽车。我看得出，他那份儿内疚是很真实的，只好服从。结果是他没拦到。最后我们还是坐公共汽车。他上午已在开一个重要的编务会。我一来，他会也开不成，反使我感到他太把我当成回事儿，便有几分拘谨。其实，他完全可以指派一位编辑安排我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书卷气十足，热情，真挚，对作家极其坦诚友好。

《羊城晚报》招待所，典型的鸽子笼式招待所，每个房间大概仅有六平方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竟还有一张沙发。无窗。门顶上的小窗就算是窗了。房租很便宜——十五元。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十五元住单间，条件算相当不错了。何况还有电视机。

各自落座，说了几句话，到中午了，老杜非要陪我去吃饭。我拗他不过，就在马路对面一青年饭店共进午餐。

吃饭间，老杜问：“房间大小，不会影响你的写作情绪吧？”

我说：“比我在家里的写作条件好多了。我争取写出一篇好小说。”

第二天起，我就以每天四千字的进度，写《冰坝》。刚从大学毕业时，我一天可写一万字。而现在，每天写四千字，已是从早写到晚，比当年写一万字还觉得累。我从没感到写作是轻松愉快的事。不，我常感到写作是很摧毁人的健康的事。写作时，我吸的烟比平常多三倍。有时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吸。我想的我的肺早已被烟熏黑了吧？尼古丁的作用，只有尼古丁的作用，才能使我潜下心思，精神完全进入到我的小说之中……

老杜给我派的责编叫萧晓红——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一位女研究生做我的责编，让我觉得怪委屈了人家的。她出差到北京时，找过我一次，随和得要命，说话总是那么娓娓的。一言以蔽之，是位静若处子的女性，身上绝少现代派色彩。思想观念、文学观念也并不很先锋。她不喜欢侃，我没时间侃。所以我们总是互相礼礼貌貌的。我讨厌能侃的编辑。讨厌一切能侃的人——不论男人或女人。倘若哪一位小说

家摊上位责编是侃姐儿，那可就倒了霉了。侃、麻将、酒——这三方面使中国的许多男人和女人显得俗不可耐。而现实似乎继续一批批大量地滋生着这些个男女。他们在城市、乡镇，乃至乡村，如同蟑螂迅速繁殖。有了一个几个，不久便有了一群几群。他们就最最无聊的话题侃得热火朝天。他们传染赌博之风。他们今天撮一顿明天又撮一顿，你不知他们究竟是在吃的谁们。他们仿佛是一类职业的侃爷、赌徒、食客，他们真是令人厌恶透了！

《羊城晚报》招待所的早餐很不错——米粥、咸菜、烤小饼。由于胃病，十几年来，粥和咸菜成了我每天主要的摄食内容。餐厅的卫生也令人满意得无可挑剔。只是早餐开得太早——七点半，而我一进入写作状态，同时便受习惯性失眠之苦，七点半常常起不来。并且，我已早就没有了戴手表的习惯。进入写作状态的我，亦便同时没有了时间概念……午餐我在家里也常常是对付或根本不吃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每天更需要的仿佛不是吃饭而是睡觉。我去小店买回了几袋方便面、面包、榨菜，于是索性完全自由，连午饭和晚饭也很少到餐厅去吃了。

老杜和晓红常来看我，带来他们各自那份儿真挚的关心。对于吃饭问题，他们是很看重的，批评往往便不客气。相声里说“卫生”便是为了活着。我承认我的写作习惯很不“卫生”。他们下午四五点来的时候多，目的显然是为陪我像像样样地吃一顿晚饭。倘他们不来，我则往往一整天不下七层楼。

八天的时间又写完了一稿，比我预计的时间提前两天。我未即交出，我说要放两天，松弛一下，再润色一番。老杜和晓红当然是完全赞同的。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我有暇看电视了。当地电视台的节目，大多是流行歌曲演唱会。男星女星，所唱大抵港味十足。甚至可以说彻底港味。最让人受不了，就是每唱完一首，照例的那声“谢谢”。男人捏着话筒，长吟短叹地唱些卿卿我我的词句，使我联想到旧戏剧舞台上患了单相思的自作多情的娇气书生，使我感到别扭，使我对他们产生一种怜悯——我以为那是性的扭曲的结果。那如同男人拿腔捏调地装年轻的母亲，把听众当成摇篮里的孩子。不是摇篮曲，你听了也犯困。我想听苍凉遒劲之歌，比如《西北风》，始终未听到。也许广州的男星女星，是唱不来这样的歌吧？我觉得广州的女人，太在意使自己像一个女人了。我觉得广州的男人，大概是顶顶少男人气质的男人。阴不盛而阳衰——悲也夫，广州人！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我理了一次发。那是一家个体小理发铺。我迈入后，女理发员操着广州腔问我——剪发？

我说——剪发。我以为广州人就是把理发说成剪发的，便也那么回答。入乡随俗呗。她始终用剪子剪，挺认真，好像老太婆用剪子修剪毛了边的毯子。我很纳闷儿她怎么不用推子啊，可又不好意思问。她剪她的，我闭目养神。等吹完风，我往镜子里一瞧，头发原先多长，似乎还是多长嘛！再瞧地上，也不见多少我的头发楂儿。

我说：“同志，您没怎么给我剪啊！”

她说：“没怎么给你剪？那四十多分钟，我摆弄谁的头来？”

我说：“可您，光用剪子剪了剪啊！”

她说：“剪发剪发，我不用剪子剪，难道还能用推子剪吗？”

“多少钱？”

“七元。”

“七元？”——我以为听错了。

“七元！”——她不高兴地瞪着我。

十几年来，我一向是北京北太平庄小理发店单项快理的常客。从没为自己的脑袋花过七块钱！

怏怏付了钱，走出来，也并未体验到以往理过发后那种凉爽的感觉。抹发腊吹了风的头发，似乎老太婆刷了几层糨糊未干的“袼褙”，觉得不透气儿，觉得严罩在头上，越发的热了。

我又返回去，请求道：“同志，还是给我动推子理理吧！”

“好，那就给你理！”

她和她的同行们交换着使我怪难堪的眼神儿。

这番她给我理得很短——满地纷纷落下我的头发楂儿。

理毕，她问：“满意了吧？”

我说：“很满意，很满意。”连连道谢，正待欲走，她止住了我：“还没付钱就走？”

我说：“刚刚付过了啊！七元，您忘了？”

她说：“那是剪发的费，我这是要你理发的费，你剪一遍，理一遍，当然得交两份钱。”

“多少钱？”

“理发便宜，两元五角。”

人家心平气和，人家很讲道理。人家的道理你难以反驳——我只好又掏钱呗……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我居然和我的一个弟弟在广州见了一次面。他和他的同事为单位索款，从哈尔滨飞往北京，想求我买从北京到广州的机票。没见到我，也就没人能替他们帮上这个忙，滞留了好几天，总算买到机票，到了广州，又无住处，而且还要买回程机票。人生地不熟，知我在为《花城》写稿，便找到了《花城》编辑部。广

交会期间，外地人没有预定，要当天在广州有下榻之处，谈何容易！

我想这事万万不可麻烦《花城》编辑部，对于他们显然也是难事啊！

老杜在电话里问我——你弟弟他们有地方住吗？

我伪装出早有安排很自信的语调，十分肯定地回答：“有！有！你别操心啦！”

把弟弟他们接到我的住处，问昨夜怎样度过的，答曰买了几张报纸铺在身下，露宿街头。而那几天广州一直阴雨，没有哪处街头不潮湿的。看他们那样子，脸也未洗，十分的狼狈。我那小房间，三个人的存在，便都转不开身了。他们分明都困得够呛，但硬撑着，不好意思便往床上躺。

弟弟问：“二哥，能找到住处吗？我们买的可是三天之后的机票啊！”

我说：“放心，没问题！你们先轮换着在床上休息休息。”

见他们一个在床上，一个在沙发上，昏昏然睡去，我悄悄离开了招待所，踟蹰于人行道。

靠着一棵街树，吸了两支烟，努力缓解突如其来的心理压力。我决定，转遍广州市，也要为弟弟他们找到个住处！倘找不到，宁肯骗他们，而我自己就在马路上逛它三个夜晚。

那时是上午九点多钟，至下午四点多钟，我差不多是乘着公共汽车转遍了广州市，四处碰壁。我就有点儿难以回招待所，难以见弟弟他们的面。

徘徊之中，一眼瞥见《南方日报》的牌子，心中产生一线希望——去求记者们吧！他们总是神通广大的。

在《南方日报》文艺部办公室外，犹犹豫豫地就不敢敲门。对于我的性格——上山擒虎易，开口求人难。屋里一位正在改稿的男子，从窗口发现我欲入不入，欲去不去，久久踌蹰，便放下笔，出来问我找谁？有什么事儿？大概以为我上访，或者上告。我只好自报家门，说明走投无路的困境。

“是这样……先别急，我们这儿倒也有招待所，只是条件不好……”

我急忙说：“有床就行！”

“那我带你去。”

于是他引我去《南方日报》招待所……

没有床位，的的确确没有床位。

一线希望当然落空。虽然落空，但我非常感激，正欲握手道别，不料他说：“你别急着走，等我再替你想想办法！”

他便去四处挂电话，挂了许久，电话里说了许多好话，我从旁望着他，心想这人真是好人！我必得记住他这一份儿真挚，将来我必将报答他这一种全心全意的帮助！不管他今天是否帮我找到了一处住的地方……

放下电话，他对我摇头。

我又要走，他又止住我。

冒着雨，他带我接连去了几个旅馆、招待所……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处比我住的地方条件还要好的住处——新华社广州分社的招待所。一个房间，两个床位，是给两位要从北京来的记者留的。完完全全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才开了房间……

我心中一块石头可算落地了。

分手时，我问他姓名，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他是《南方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钟声同志。他送我的名片，不慎丢失了。他的名字，却是牢牢记住的。离广州前，诸事匆匆，未能当面再谢，返京后，又病数月，每欲写信聊表感激，屡因心绪烦乱，笔意涩滞，几次作罢……

今录此事，盖因实难忘耳！

想我中华民族，自谓礼义之邦，纵观人间百态，审度炎黄子孙，礼安在耶？义安在耶？唯一个“利”字，诱使人欲横流，多少卑鄙邪恶之徒，逍遥于道德审判之外！呜呼中国人，我们的明天并不美妙！

就在那一天晚上，我平生第一次在广州人家中做客。主人是出版社《随笔》主编黄益庸，陪客是出版社编辑林贤治。还有他们的女儿，两位正读初中的少女。黄老师主编之《随笔》，精诚团结各路杂文家、理论家、社会学家及学者，使《随笔》办得庄而谐，儒而锐，雅而通俗，自成风格，可视为案头读物。未谋面前，已有肖复兴写信给我，嘱我若到广州，无论怎样忙，“老黄”是不可不见的。他虔诚请我，我欣然从命。他长我近二十岁，我尊称他老师。按他的意思，大约是搞一次三代人的共同对话。我与林贤治兄算同代。他们的女儿算是第三代。倒也没有什么文字方面的实际考虑，只是对对话而已。两位女中学生，思想较为现代的，是黄老师的女儿。思想较为传统的是，是贤治兄的女儿。复兴早已先于我与她们对过话了，据说败下阵来。或者是他自谦，其实舌战了个“平手”？

那是一次愉快平等的对话。大家畅谈文学、艺术、社会、人生、爱情、当代人的灵魂现象，等等。黄老师分明是个对国家、对民族忧患意识很强的人，但又分明地并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过早地挤入大人们的思想世界。这大概是知识分子父母们普遍的矛盾心理吧？

两位少女都很单纯，单纯得近于透明。黄老师的女儿不无高级知识分子女儿的优越感，反应机敏，谈吐不失锋芒，指点江山，批评现实，很有些咄咄逼人。贤治兄的女儿

刚从农村到广州这样的大都市不久，显然地对大都市没有信任感，明显地保持着乡土少女的质朴。谈起她那些乡下小伙伴，眼圈便红红的。她们都很聪颖，都受其父母的影响，热爱着文学。在广州这样的商业大都市，我想热爱文学的少女肯定是不多的吧？

她们都有着未被大都市的当代现实所庸俗所污染的少女的完美的灵魂。

然而不被污染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不论男女迟早总是要被污染的，迟早而已，程度不同而已。我们逃脱不了这个下场，我们每一个人。人类的一切美好都是人类为之。人类的一切丑恶亦都是人类为之。物质世界仅只能污染我们的物质机体。我们自己为之的丑恶才污染我们的灵魂，事实上当我们向人世告别之时没有一个人的灵魂完美如初。事实上所谓高尚的灵魂可能正是那些被污染最严重被侵蚀最严重的灵魂。区别在于它可以被污染可以被侵蚀但不可以被改变原本的形状，除非彻底打碎它。区别仅在于此，仅在于此……

但是这样的一些话我并没有对她们说。我不忍说我不忍……

向灵魂单纯的少女过分冷静地指出生活的无奈是近于严酷的事。我想我那一天并没有在她们面前扮演导师或牧师的角色。我只是倾听并且尽量理解她们。

她们将写的诗和小散文给我看，很自信地问难道达不到发表水平吗？

我看了。我说很好。我说也许可以发表，我说让我替你们转寄某青少年报刊吧？

她们都说是这是她的愿望。

于是我把她们的写在小纸片和作业本上的“处女作”带回了北京。我曾向几位编辑推荐过。他们看了都摇头，说中学生怎么可以写这样的诗和这样的散文？发表不就等于鼓励了一种倾向吗？我不认为中学生写出这类诗和这类散文有什么不好。我不死心，不过也没有再推荐过。今抄录如下，也算了却一件事吧！

我们不应使孩子们对我们大人们的许诺产生不堪信任的心理，是不是？

黄于杨的诗

一

你是我玫瑰色的梦

我迷恋着的火

我凛洁（生造词？）的神

我对你的爱是赤裸裸的赤裸裸的我对你的

爱

我的爱充满深沉和力量充满深沉和力量我

的爱

让我们在那有着

野火一般的玫瑰蒲公英红蜻蜓的黄昏里

让我深深地吻着你吻着你深深地吻着吻着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