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唐朝，日本人还处在他们的“战国”初期。

到宋朝，中国古代文化已经开始相当全面地影响日本，日本对于中国是仰慕有加的。

但被他们视为榜样的中国，竟被北疆的“蛮族”给灭了，这使当时的日本极为震惊。

我曾与几位日本学者谈到此点，他们说——中国那一段历史，给他们以很深刻的印象。

到了明朝，日本又对中国刮目相看起来——他们那时不断骚扰中国沿海地带，却几乎没有过未付出多大代价又大占便宜的时候。

人企图侵犯对方利益却又一次次占不到便宜的话，便会以刮目相看的眼看待对方了——这是人性真相，也是动物性真相。

当明朝这一汉王朝又一次被外族所灭，建立了大清朝，并且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这使日本更加“刮目相看”了。只不过这一次刮目相看的不再是中国；而是世界上一个地域比十几个日本还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实是可以一番又一番被灭掉，也一番又一番被长期统治的，而且作为外族，也完全可以少数统治多数的事实。

我一向以来有这么一种认识——如果元朝取代了宋朝，只不过使日本人震惊；那么，清朝取代了明朝，则使日本人（这里指的是统治阶级）开始如是之想——彼人也，吾人也；彼能是，吾何不能是？

即——日本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全面占领并统治中国的野心，其实从明灭清立的时期就萌动不止了。

我向几位日本日中关系学者请教过，他们居然是承认的。

据他们说，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也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时期，统治阶级的大多数人认为——元朝和清朝的例子证明，某事一旦成为定局，中国人是很容易并且很善于接受那现实的。所以他们要趁清朝一亡，军阀割据的“大好时期”，加紧实现他们从明亡清立时期就开始做着的美梦，而且誓在必成。

“二战”的结束虽然粉碎了他们的梦想，但是那梦想已经成为一种基因，遗传给他们以后的政治人物了。

如果说，今日之德国，实际上愿意起到和平制止战争的世界作用的话；日本则恰恰相反，他们的某些政治人物，巴不得再次成为军事强国，起码是亚洲军事强国后，终于又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只有那样，他们当年的梦想才又有机会成真。那梦想已变为他们的国家基因，不让他们再做那样的梦是很难的。

依我看来，对于中国，美国绝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美国只不过是西方诸国“制度优越感”的表达国而已。

美国从来没做全面占领中国之梦。

但日本对于中国，却一直是“亡我之心不死”的。

要使这样一个近邻成为“友邦”实在是极难的事，除了使自己更加安定和强大；安定可使它无机可乘，强大可使它从根本上断了想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三

为什

么同是军国主义战败国，德国是那样的，日本是这样的？而且它还挨了两颗原子弹啊！

原因很多。相对于它的人口，它的领土太小，这一“上帝”造成的原因，是它民族心理上永远的纠结。

而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自从他们经历了明治维新以后，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国家，他们“文明”了一大步，而中国那时处于封建文明也就是半文明时期。

到现在为止，日本一直认为它是亚洲最“文明”的国家，“文明”程度可与西方诸“文明国家”平起平坐。依他们看来，中国只不过强大成了个“巨大的经济体”。就“文明”程度而言，与他们相比的差距，简直大了去了。

他们骨子里依然瞧不大起中国。

他们认为西方诸强国在整个亚洲最瞧得起的国家是他们日本。

人类的进步，无非这么一种过程：

动物性时期

动物性与家畜性混和时期

动物性、家畜性、人性三者相混和时期

动物性消退，家畜性与人性上升时期

家畜性消退，人性上升时期

人性为主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人类，家畜性进化为公民性了，但动物性偶有发作，比如在局部战争中。

就全人类而言，即使在西方所谓“文明国家”，人类也不过就进步到了这么一个份儿上。

但进步到了这么一个份儿上的人类，委实已接近“人或为君子”了。

比如前边所讲到的两件关于德国人的事，若是由于恐惧惩罚，便只不过是家畜性表现。而成为无须警告的自觉，便是优良的公民性表现了。当然，“人或为君子”了，并不等于人皆为君子，更不等于全没了“小人”、“人渣”及恶人。

日本人在国内的表现，也相当之优良，与德国人那种优良的公民性如出一辄。而在国外的社交场合，他仙姿玉貌显得尤其彬彬有礼，仿佛各个都是从小按中国的《弟子规》教养成人的，简直可以树为人类榜样似的。什么情况下，躹躬到多少“度”，在他们标准的礼节中是有讲头的。

但为数不少的日本男人，基因里仍残留着数量较多的动物性，并且是那种攻击性很强的动物们的动物性。其动物性，又主要是相对于亚洲人类，特别是中国人的。仅就此点而言，他们像是狼与狗所交配的最初几代狼狗，狼性与狗性对半。美国投向日本的两颗原子弹，使他们在对美国的关系中狗性十足。曾经的侵华历史，使他们在对中国的关系中一不伪装就狼性十足。只不过，“二战”后，新中国对日本过于宽恕，它自身又刚刚受到过重创，狼性在它身上处于“潜伏期”。

在日本的政治人物中，除了田中角荣代表日本对当时的中国表示过一次“道歉”，其后的他们一概讳莫如深，甚至一再挑衅中国人民的容忍底线。

日本的不忏悔，使它在日中关系中不可能彻底摆脱动物性，相对于中国，日本是小国，而且中国又在日愈强大，动物性是日本平衡内心惶恐的法宝。

一条基因里狼性对半的狼狗，曾经扑倒过一匹病入膏肓的骆驼，正在它觉得大获全胜时，自己反而被突然一棒打得晕头转向——等它恢复了体能，对那一棒打得它晕头转向的强大者不免有几分哈着，而对于曾经扑倒过的那匹骆驼，也仍不免地习惯于龇出牙齿，做野兽凶猛之状。尽管那匹骆驼业已十分伟岸，真的发起威来，很可能使它毙命于蹄下。

以上中日关系或曰日中关系，将是长期的。

3． 非物质性差距

所谓人性，是由优劣两种成分组成的。

优而又优，接近天使。

“二战”时期，辛德勒身上具有天使性。

同样是“二战”时期，葡萄牙驻法国重镇波尔多的外交官门德斯，不顾本国外交部禁止令，在短短20天里，向犹太人突击签发了3万多份放行证。

门德斯身上也具有天使性。

当德军在莫斯科之役失败，一队德军俘虏被押过一个苏联村庄时，全村庄的男女老少驻立道路两旁，默默地也是目光中充满仇恨地瞪着他们。他们中的一个，看去年龄最小，几乎还像是少年。天寒地冻的情况下，他穿得最单薄，一边走一边瑟瑟发抖，还在无声地哭。

忽然，一位老妪冲向他。他以为那老妪要打他，吓得呆住了。而那老妪，却是取下了自己的披肩，三下两下包在他的头上。

那苏联老妪身上，同样具有天使性。

是的，人性优而又优的那一部分，真的接近天使。

古今中外，接近天使的人性实事，举不胜举。但总体而言，毕竟又是少数人身上所表现的人性。

天使性并不必然使人获得好报，在具有天使性的人活着时往往相反。辛德勒和门德斯都是在死后才获得回报的，却也只不过是千百万犹太人的感激。感激对于他们本人已没什么特别的意义。那苏联老妪，因为她的做法，很可能还会受到指斥。果有天堂，他们当然应活在天堂。

但谁知天堂究竟是有

还是没有呢？

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天使性，对人类之意义大矣！

人类由而明白，倘具有天使性的同类多起来，天堂未必不在人世间。

人性的另一半，一般被说成“兽性”。

一个人恶到极点时，我们每形容他“兽性大发”。

其实那么说是不正确的。

是对动物的污蔑。也是对野兽的污蔑。

因为有一个事实人类不得不承认，即——人类的某些劣点、恶点，比动物性、野兽性更劣更恶，甚至是动物性，野兽们基因里根本没有的。

所谓人性之异化，细思忖之，并不意味着异化了的人性，而是人性中先天具有的那一部分动物性、野兽性异化到了极点，于是使人类中的一部分，成为地球上最可怕、最邪狞的较大型怪物。其可怕性、邪狞性以及不可思议性，乃地球上任何别的物种所不能相提并论。

包括野兽在内的地球上的某些动物也每有报复的行为，但哪一种动物会像人一样，挖空心思想出种种残酷的方式来细细地折磨它们的报复对象呢？故这一人之“性”既不该是人应有之性，也非是一切动物曾有之“性”，而只能说是地球上绝对没有过的“恶魔性”。借助所发明之武器，以达到成百成千成万地极大规模地杀死同类，这种“高级”物种之“性”，是多么的可怕！

地球上任何一种动物中的雄性，都不会因为喜新厌旧而咬死配偶，并将配偶分尸。也不会勾结别的种群来攻击自己的种群，以达到在种群中称王、称霸之目的。

一头狮子，或一只猎豹、鬣狗，断不会望着一群角马做如是想——怎样以计谋一一消灭同类中的雄性，只留下健美的雌性和自己唯一强势的雄性，以及一大群角马，以使自己和自己的后代的幸福长久持续……

《圣经的故事》中记载上帝曾毁灭过人类一次，那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

所幸人类后来确实文明了。

但，假如……

假如有绝对可信的根据证明，地球在一百年后将彻底毁灭呢？假如还不是一百年那么长的时间呢？五十年后呢？三十年后呢？仅仅十年后呢？

那么人类的情况会如何？

在欧洲各国，情况会如何？

在非洲各国，情况会如何？

在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三教之教众甚多的国家，情况会如何？

在日本会如何？

在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会如何？

在台湾、香港、澳门会如何？

在中国大陆会如何？

我们与世界的“非物质性差距”，在最后一问我们自己的回答中，将分明地呈现出来。

是啊，在中国大陆，情况究竟会如何呢？

我能想象出来，但我不愿写出来。

那一种“非物质性差距”，又需要多少年才能缩小呢？

4． 舌尖上的“好人文化”

一

1862年，俄国；屠格涅夫在《俄罗斯导报》发表了代表作《父与子》，副标题“新人记事”。

1863年，还是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发表了《怎么办》，也有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创作《怎么办》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因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而被关入了彼得保罗要塞的单人牢房，《怎么办》是铁窗文学成果。

二十几年后，中国梁启超发表论文，呼吁当时的文学人士以小说育“新民”。

1911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陈独秀著文疾呼——1911年以前出生之国人当死！1911年以后之国人永生。

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问世。

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

1921年，鲁迅发表《阿q正传》。

让我们将视线再投向欧洲，屠格涅夫发表《父与子》的同年，雨果出版了《悲惨世界》。1874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

而在英国，比《父与子》、《悲惨世界》早三年，狄更斯晚年最重要的小说《双城记》问世——那一年是1859年。

1888年王尔德出版童话故事集《快乐王子》。

1891年哈代出版《苔丝》。

在德国，1883～1885年，尼采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

将以上（当然不仅限于以上）跨国界文学现象排列在一起，从中探究文学与时代、与社会、与人心即人性之关系，寻找文学在后文化时代亦即娱乐时代或许还有的一点儿意义，是我十几年前就开始思考的事情。

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些我所崇敬的文学大师们，为着他们各自的国的进步，一生大抵在作两方面的努力——促旧时代速朽；助新时代速生。

为使旧时代速朽，于是实行暴露、解剖与批判。既批判旧的制度，也批判“旧的人”，那

类自在于、适应于、麻木而苟活于旧制度之下的人。

为使新时代速生，于是几乎不约而同地预先为他们尚看不分明的新时代“接生”新人。新时代并未实际上出现，他们便只能将新人“接生”在他们的作品中。

“旧的人”倘是多数，那么即使旧的时代行将就木，也还是会以“世纪”的时间概念延续末日。因为“旧的人”是旧时代的寄生体，就像“异形”寄生人体。

新人倘不多起来，新时代终究不过是海市蜃楼。因为新时代只能与新人相适合，就像城市文明要求人不随地便溲。

车尔尼雪夫斯基们是知晓这一历史规律的。

二

《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这一俄罗斯新人，反权威，具有独立思考之精神，在乎自身人格标准，对旧制度勇于进行无情批判，对于旧式人物纵然是讲道德的旧式人物，每冷嘲热讽。但屠格涅夫最后使他由于失恋而心理受挫折而颓唐而死于疾病加郁闷，屠氏这一位接生婆，他接生了巴扎耶夫这一新人，又用文字“溺死”了他。

也许屠氏认为，一个新人，是根本没法长久生活在旧环境中的，他太孤单，孤单会使人很快形成脆弱的一面。并且，他的基因中，不可能不残留着“旧的人”的遗传。比如他的偏执丝毫不逊色于老贵族巴威尔。而偏执——这正是俄国老贵族们不可救药的特征。

车尔尼雪夫斯基比屠格涅夫要乐观多了。在寒冷的俄罗斯的冬季，在彼得保罗供暖一向不足的单人牢房里，他以大的希望为热度，用四个月专执一念的时间，“接生”下了他的 “样板新人”——罗普霍夫。罗普霍夫是一位理想社会主义者，医学院成绩优等的学生，正准备攻读博士，被公认是将来最有前途成为教授的精英青年。然而这极具正义感的平民之子，一旦得知他的家教学生少女薇拉的父母将她许给了一个贵族纨绔子弟，而她决定以死挣脱时，他大胆地“拐走了”她，与她结为夫妻。他因而被学院开除，也断送了成为教授的前途，但他善良不减、正义不减，在朋友吉尔沙诺的帮助下，与薇拉办起了家庭服装厂，实行社会主义工资原则，一切看来似乎并不坏，但不久薇拉和吉尔沙诺夫都深深地爱上了对方。吉尔沙诺夫不再登门做客了，薇拉要求自己以更大的主动来爱丈夫，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将敬爱提升为亲爱，三个“新人”皆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怎么办？

对于病入膏肓的俄罗斯，除了期待“新人”的救治别无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