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病了！”——这正是我当年与一位叫王钟龙的，大提琴拉得极好的老高三知青每每说到的话，这一点点独立思想的青年之“节”，“滴”，你当年有吗？
“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到处开会学习“转弯子”，但身为团部报道员的梁晓声说：“转不过来，不转了。”“滴”，这种抗议之语，你当年也曾说过吗？
却并没有被打什么小报告，因为我的知青战友们，都特别理解我的思想苦闷，处处提醒、掩护。
“滴”，你获得过这种知青友情吗？你没有，不等于全中国就没有吧？
我们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几名知青聚在某团举办创作学习班，每个人都为国家命运所焦虑，都无心写作，天天谈中国应向何处去；有一名知青打了小报告，兵团总政治部主任连夜乘吉普车前往“查谣”，但人人互证，没有出卖现象。
“滴”，此种爱国情怀，你身上当年也曾有点儿？
我在木材加工厂蹲点，恰有鹤岗市某青年在师部医院治病后，私自探家了——连里要开除他的团籍，之后他将被调往偏远连队。
能否保护一下？为什么不啊？
于是我组织团员学习团章，读关于“民主”的语录，结果是保其“过关”了呀！
“滴”，你这种人根本不信的事，并不等于生活中绝对不可能吧？这么一点儿常识你也不懂？
我因而被“精简”出团机
关，回不了老连队了，那就偏去木材厂！
问：“你来能干什么？”
反问：“什么活最累？”
答：“抬大木。”
我道：“那我到抬木班！”
“滴”，对于一名23岁的知青，这也算有点儿“节”吧？
你当年有吗？
三月份到木材厂，五月份知青们推荐我上大学。
明白为什么会吗？
很简单——那些知青们内心里有“好人标准”。
复旦大学的老师，因从《兵团战士报》上读到了我一篇小说《向导》，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到北安到黑河再到我们团部面视我。
问：“你对当前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看？”
答：“中国将因此蒙羞。”
问：“你对此书怎么看？”
答：“那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
“滴”啊“滴”，在当年，这么一点点独立思想，你是有，还是完全没有？
老师嘱咐：“三个月内，千万别犯错误，我多么希望能在复旦见到你。”
“滴”啊“滴”，你信不信，自己努力做好点儿的人，那往往就会将更好的人吸引到你身边！
三个月中，我为老高三知青主持婚礼，因动用了卡车接新娘，招惹来了是现役军人的团参谋长。敢不敢顶一下，将婚礼主持完毕？
我敢了。
“滴”，你当年也表现过此等知青豪气吗？看你现在这行径，不太可能啊！
入复旦，代表新生发言，明知张春桥说过“复旦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虎豹材狼之窝”，眼望几排老教授，坦言：不见虎豹犲狼，只知藏龙卧虎，我们渴望知识，需要知识，愿与老教授们教学相长。虽当然遭到纷纷批判，但仍面不改色。
弟啊，错，你这类人哪配我称弟！
“滴”，就那么一点点独立思想之“节”，你身上当年可有？——问的多余，你这号人当年疯掉了，怎么会有？
北京粉碎“四人帮”，上海却在爪牙们的忽悠下要向党中央表示抗议——率先闯入党委办公室的是我，要求敞开校门，放学生到外滩去……
因而我的档案里，有“与‘四人帮’做过斗争”一条。这当然是同学们的表扬，但证明当年没和你一样疯掉！
我很佩服云南知青当年组织的返城大游行，心中永远向他们致敬！
但是“滴”，观你今日之行径，断不会是当年之勇者！
你最了不起是个受益者！
在两会期间，面对国家一号领导，朗声读稿曰：遮蔽，漂白历史绝不可以！“禁区”不能固若金汤！……
“滴”，这种文人“节”，你有吗你？
“禁区”别人绕行，我们偏闯！
我们一个团队咬定青山不放松，横下一条心，何等不易！该妥协，妥协了。命剪，便剪！我们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相反，换位思考，也能体量别人的难处——毕竟，审与被审双方，竟达了高度共识，说是幸运也好，说别的什么污蔑之词也好，我们要多少呈现一些“文革”极左现象的初衷实现了！
“滴”，这有什么值得你攻击起来没完没了的？
你！你这个“滴”，用老百姓话讲——如果你是你爹妈养育的，像我一样，拿出点儿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男人气概，自行去掉你那“滴”衣，报上真名实姓，道来你自己也可以说道说道的人味和气节！——倘你但凡有点儿的话！
你这个“滴”，头脚不露地蒙着大被似的，这儿攻击一阵，那儿笔伐一番，可就是不敢光明正大地来声讨——你不觉得行径很丑陋吗？
你果而也是知青的话，你觉得你是长知青们的脸呢，还是丢知青们的脸呢？
幸而当年的知青不全是你这一类人！倘竟多是，我才不一再地写什么知青！
我如此将自己陈列于网络，任尔等评说，若尔等竟还是不敢如我一样，尔等何异于在网上低级厮混的泼皮？
三
我在接受《大家书斋》采访之时，沈星姑娘说她前一晚上在北大与众青年讨论，皆言《知青》“美化”云云，并当即与其中一人拨通了手机，似乎“我们都还活着”一句与彼的知青父母有关。通后，沈星姑娘先问——回忆回忆，你看过的影视剧中，有哪一部呈现“文革”极左现象的片段超过《知青》——手机那端沉默良久，答曰：《活着》。
沈星姑娘道：至今尚未通过的不算。
答曰：《小姨多鹤》。
那是我朋友严歌苓的作品，我竟没看。
我接过手机问：你父母当年下乡何处？
曰：不是父母，是一个姨。
问：几年？
曰：四年。姨说，根本不像！
问：根本不像，便是“美化”？只表现了东北、西北，可叫我怎么像湖北呢？
沉默。
问：那你姨自己来写湖北知青，或你替她写，
以补一方面之真实，不才是对的吗？如果你替你姨写了湖北一地知青，其他地区认为不像，皆耸动地说“我们还活着”！不是都不像了吗？
再无言。
林昭是北大人。
想及此，怆然。
“文革”中的悲惨，非百集电视访谈而难以呈现。“知青”之遭遇，非几百个人来写而难以全面。好比万千棱之镜，多一片镜，总是好的。
忽然很想到北大去对话——为我不相识却又永远心疼的林昭。自然也就同时想到了张志新，遇罗克们。
请那青年传个话——倘能聚起百人以上“美化”论者，我去答辩。人多更好，别忘了“人自备话筒”，稍带为我备一支。
四
恰在“文革”中，我应感激的好人，给我留下的回忆最深。
复旦大学的老师不必再说。为感激他，我写出过《复旦与我》。
兵团总司令部宣传处的崔干事，一位六六届牡丹江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当年为关心我的处境，连续转车，兼程四月，还借了一身现役军装穿在身上，当着我们政治部主任的面说：如果一团不能照顾一下梁晓声的身体，我今天就将他带走。当时终日劳累于电锯流水线上的我，已累出肝炎而不自知。我写出了九万字的《又是中秋》，以纪念当年友谊。
作家林予，被打成“右派”后又打成“右倾翻案急先锋”，然与我不但成了忘年交，还是“思想同志”。
黑龙江出版社的肖沉，也是忘年交及“思想同志”。
我们复旦中文系的翁世荣、于成鲲、袁越、牛耕老师，皆对我关怀有加。
我老连队小学校的魏校长夫妻待我如亲弟，魏校长去世后我写过《致嫂子》。
我木材加工厂的上海知青刘鸿飞，当年知道我在复旦思想备受压抑，探亲假期间，陪我去他乡下的外婆家住了多日。我曾在《解放日报》发表整版的《上海好人刘鸿飞》，以纪念那份知青情谊。
《知青》肯定是我关于我当年的“同类”的最后一次创作——最大程度呈现“文革”伤害人性与人格的愿望我实现了；将知青们在极左年代寻找人性支点和人格底线的心路程也大致描画出来了。
对于我当年的“同类”们，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
至于斥“滴”们，非是胸怀狭窄殊不能容，而是因为——人人都言网上语言暴力如何可怕，聚蚊可以成雷，攻击如排山倒海，故皆惧之，一旦遭遇，唯忍之。
我偏是不信邪的人。
于是挑战而已。
是的，我挑战网上肆意攻击的红卫兵遗风；统统上吧，我看究竟能咋的！
17． 拐弯抹角的“民意”
近日，读到《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以“你看好未来十年的中国发展吗”为题，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1405名网友实施的在线即时调查；困惑顿生。
首先声明，我的困惑与调查本身无关。我认为不论“中青报”的调查中心还是两家网站，所做都是有必要、有意义之事。中国在许多时候需要类似的民情、民意调查。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此乃经常之事，并且极有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我所困惑的是调查所呈现的民意状态。
此调查的结果是：
一、最期待哪些领域的问题能够得到显著改善：
排在首位的是“医疗”；排在第六位的是“反腐败”。
二、最有可能阻碍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问题依次是：
“贫富分化严重”、“权力不受制约”、“集团利益坐大”……
三、未来十年，公众最期待哪些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反腐机制改革”……窃以为，“显著改善”也罢，“阻碍发展”也罢，“期待改革”也罢，皆是“中国问题”。那么，同是“腐败”，为什么忽而排在第六，忽而被“权力不受制约”、“集团利益坐大”所取代，又忽而成了“反腐机制改革”了呢？
困惑于此也。
这使我联想到两本书、一句话。
第一本书是《中国人的气质》，一位是传教士的美国人明恩薄写的，初版于1890年。作者对我们中国人虽不无偏见和误解，但基本态度还是友善的。书中有一章标题是“拐弯抹角的才能”。举例介绍中国人不喜欢直来直去地谈问题，而善于拐弯抹角地表达态度。比如仆人向主人告假，言乡下的“姨妈”病了，决定辞职，真实的情况却可能是受另外某个仆人的欺负，希望有可能不愿放他走的主人去深入了解，掌握了真相，于是替之解决问题……
这个例子虽然比较“中国特色”，却并非唯中国才有的说话现象。其实，放之四海而皆准。
但作为中国人，窃以为，即使今天，我们中国人也还是经常拐弯抹角地表达意思，习以为常。
第二本书是《你到底要什么？》，苏联的一部小说，“文革”时期曾“内部出版”，供批判用。那时的苏
联，权力也乏制约，腐败现象也比比皆是，公众尤其青年对国家前途感到失望与迷惘，却又无可奈何；于是产生了那样一部社会问题小说。
我所联想到的一句话是——在某电视台的一档音乐节目中，嘉宾问已经做了父亲的流浪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