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从前的时代，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从不曾是“以人为本”的时代，而是将人“生产资料”化的时代。是的，它只不过将绝大多数人当成社会“资料库”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积压物资……

因而从前的青年，无论农村里的青年还是城市里的青年，总体上共同缺乏的，最为缺乏的，乃是人生的能动力。时代和社会本身，也便渐渐地失去了活力。青年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几乎完完全全是被动的，是彻底的服从与被主宰的关系。这一种关系一向地没有丝毫的松动。直至1966年才松动了一次——于是从前的青年在“文革”中宣泄地表演他们的政治参与能量，那是他们的人生能动力唯一被允许和怂恿体现的方面……

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的青年相比，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中国青年，毫无疑问是幸运得多的——这不但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幸运，也体现着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70年代出生的人，现在已经三十多岁或超过四十岁了；80年代出生的人，也二十多岁或超过三十岁了。后者是中国最新的一代青年。相对于前者，可谓小青年。他们也许在读大一大二，也许从中专或职高毕业了，刚刚参加工作。

而前者，却已在“改革开放”后即转型期潮涌连波的海面冲浪数年了。在爱情、事业、家庭诸方面，都各自有过些苦辣酸甜麻的体会了。与他们同时代出生的农村青年们，也有着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心理形成的社会基因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民的思想观念了，人生形态也不再是了。

我认为，总而言之，毕竟的，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的青年相比，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中国青年，毫无疑问是幸运得多的。

首先，在人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他们不再背负家庭出身的十字架了。每个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有家庭出身的。家庭出身在从前的时代，亦即社会对人的阶级归类法。从前的几代中国青年，在胎里就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自呱呱坠地那一天起，就被社会戴着阶级归类法的有色眼镜看待之了。倘他们中谁身上的阶级烙印不是“红色”的而是所谓“黑色”的，那么他们的一生，命中注定了是与出身挣扎不休的一生，几乎至死仍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如果他们没能活到“改革开放”以后的话……

其次，他们不必再以人生最大的，尤其是青年时代最精华的能动力，去追求时代和社会对人最严格的认知性。从前的时代和社会，是多么政治化的时代和社会不言自明。优秀青年的前提是政治上优秀与否，而且只有这唯一的前提。而且政治上优秀与否的标准，随着时代和社会阶级斗争之弦的绷紧，定位越来越“高”、越来越荒唐。从前的时代，青年们的个人鉴定实际上是政治鉴定，个人履历实际上是政治履历。故从前的青年，档案中倘记载下了“政治不成熟”，那就意味着一辈子“不成熟”了；倘履历中有政治性的不利裁定，那就意味着一辈子的人生被提前裁定了。其后无论在别的方面多么积极努力，都难以受到极端政治化的时代和社会的信赖了。往往，在其他方面越积极努力，越受怀疑，其人生也越不顺利。至于其他方面的才能，注定了的受鄙薄。最好的结果，也不过争取到了“可用而不可重用”的资格。尤其可怕的是，许许多多的人似乎有法定的权力，在某一个具体的青年完全不知的情况之下，将几乎等于判人以“死缓”的政治鉴定，塞入那一青年的档案。

家庭出身，政治鉴定，人只要摊上了两项中的一项“异类”显示，就像摊上了癌症一样。那需要特别能忍的人生熬受力，才会主观上“照常”活着。若两项都在青年时期不幸摊上了，人生就悲惨了。

当今之青年，毕竟的，不再会被以上两种十字架的阴影所笼罩了。

当今之青年，除非他将自己的人生坐标点确定在政治舞台上，否则不必以青年时期最精华的能动力，去竞标社会和时代高悬的政治之标。

当今之青年，即或政治上真的不成熟，甚而真的偏激，也自有其可以不成熟和可以偏激的权利。只要自己不因而走向反时代、反社会的人生反面，是有权而且可以一边带着不成熟的政治思想一边在其他方面，比如文艺才能、科技才能、商业才能等方面努力追求其人生愿望的。只要才能被公认，一样会获得时代和社会的尊重。人们即使对他们的政治思想不以为然，但对他们被公认了的其他方面的才能是不会加以抹杀的。

当今之青年，也不太会受城市户口或农村户口的终生捆绑了。户口在某些方面，对于当今之青年们仍具有人生的限制性，但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相比，那限制性是小得多了。

当今之社会和时代，已基本上形成了这样的理念，那就是——中国的每一座城市，包括首都北京在内，已不仅是城市人的城市和北京，同时也是属于广大农村青年的。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到各个城市，包括北京寻求他们人生的机遇。当然别忘了带身份证。只要遵纪守法，只要他们靠了人生的能动力和实际技能，哪怕是最简单的技能也可以在北京等城市生存下去，那么他们的此种权利基本上是不受剥夺的。比如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田歌，就曾将一名外地长住北京的捡破烂的青年农民请入演播室做嘉宾。他以他的城市生存表现获得了北京某小区居民的信赖和欢迎。他离开了那小区后，北京居民还要设法寻找到他。有些城市，包括北京，几年前就开始向在城市生存表现优秀的“打工仔”和“打工妹”颁发过表彰证书……

除以上两方面的幸运之外，起码还有以下诸方面权利，乃是从前任何时代的中国青年连梦想都不敢梦想的：

跨国交往与谋求人生发展的权利——这一点其实已毋庸置疑。仅要指出的是，在从前的时代，一名青年，哪怕只不过其家庭有所谓“海外关系”，包括有香港、澳门和台湾方面的三代以上的远亲关系，人生的底片似乎便有了可疑的背景。哪怕几封有时仅仅一封父辈甚或祖父辈与“海外”的正常通信，都会使一名青年在政治上被划入“另册”，而自己浑然不觉，任凭多么地努力向上，都难以获得学校、单位、时代和社会的亲和对待。自然的，至“文革”，这一点发展到了压迫他们的程度……

学习权利——在从前的时代，家庭出身和以上一点，决定一名高考成绩优异的青年，不配或只配被什么样的大学录取，并决定他们毕业后的分配去向和人生前途……

择业权利——在从前的年代，除了少数高干子女，一名青年自己是绝然没有什么择业权利可言的。被分配到什么地方、什么行业、什么单位，其人生的句号便往往注定了标在那里。出国谋业是“天方夜谭”。“外企”意味着是一个外星词……

人权——在从前的年代，无论普遍的中国人，还是普遍的中国青年，所能享受到的几乎仅仅是生存权。生存权以外的其

他种种权利，都严重缺乏法律应该规定的种种保障。其单位的领导，往往自认为权力的化身，有时几乎是可以代表法律来对一个中国人或一名中国青年实施制裁的。公检法往往无须调查取证，而根据某级组织的建议，对其依“法”逮捕，审讯拘押和判刑。现在，任谁都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人权了。新闻和社会等方面，也都能担负起对中国人维护合法权益的关注和对司法公正的监督了……

人生观的自由——在从前的时代，中国人及中国青年，一旦被认为“人生观”有问题，那么几乎就意味着是时代的“次品”了。现在的中国，从理念上不但允许而且认可“人生观”的多元化是正常的自然的社会现象。一个人及一名青年，在不危害社会与他人的前提之下，哪怕自践及时行乐的人生观，那也仅是其个人的事，仅体现其对自己的人生责任罢了。时代的主流理念，虽倡导人对自己的人生应负有责任，但并不对某些人自己宁愿的活法横加干涉，更不至于予以剪除式的打击。

真的，当代中国青年的人生观及爱情观、婚姻观，既不但五花八门，而且得以在最大程度上自以为是……

道德观——道德观包含在人生观中。时代仅仅划出了“道德底线”，告诫青年们若突破那底线，便可能触犯法律的边线。因为道德的底线与法律的边线几乎是粘连着的。当代青年，享受着中国从前任何时代都不曾批准给青年们的，最大程度的道德指责“豁免权”，致使某些青年，将青春的美好和日子挥霍在“道德底线”上，也将人生的小舞台搭在“道德底线”上，而且自以为是最现代、最潇洒、最自由的活法。

我个人认为，一个人，尤其一名青年，终日活在“道德底线”上是没什么意思的，掰开了揉碎了说，更没什么潇洒可言。

我个人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有太多的青年以活在“道德底线”上为最快意的活法，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堪忧的。这不会使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青年成为世界上多么坏的一批青年，因为毕竟有法的边线与道德底线粘连着，电网似的威慑着他们的突破；但却也不能使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青年成为世界上多么可爱的一批青年。因为据我了解，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青年，其实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也都以活在“道德底线”上为快意的活法。相反，他们普遍主张寻求超越“道德底线”之上的活法。那么一种活法也许更不负青春和人生意义，那么一些青年也许更可爱……

生活方式——当代中国青年正享受着极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点，时代、社会和青年，已形成了中国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出现过的宽松、相互接受的局面。

文化娱乐——当代中国人，尤其青年，在文化娱乐方面的幸运，是接近着当代世界水平的。仅仅由读小说、看电影和看戏剧构成文化娱乐内容的时代已成历史，一去不返。当代文化娱乐的内容，二十年间膨大了何止十倍！

综上所述，既不但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幸运，也体现着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一个人，尤其是一名青年，终日活在“道德底线”上是没什么意思的，更没什么潇洒可言。但当下许多青年面对聒噪不休的大文化，内心痛苦、沮丧，而且倍感低贱和屈辱——中国文化也应该及时反思。

然而，倘以为当代中国青年全体生逢着以上种种的幸运，便也顺理成章地全体浸泡在注满了幸福液的时代的浴缸里，那么我几乎等于在这里进行欺世之说了。

不，不是这样的。

时代发展和进步的惠利，永远不可能像同一锅炉加温的、使人的身体舒适无比的淋浴水，通过统一的莲花喷头遍洒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可以由每个人自己来控制水温。

人类社会还从未经历过如此美好的时代。

由于青年们家境的不同，个人的先天资质和条件不同，决定着他们出生以后，不可能在同一起点上开始自己的人生。比如有的出生于寒门；有的成长于富家；有的父母操权握柄；有的父母积劳成疾；有的被上帝赋予了好的容貌、嗓子和身姿，打理人生的能动力加上令人眼羡的机遇，人世不久便成为演员、歌星、节目主持人、模特、运动员，等等，于是年纪轻轻住豪宅、开名车，并且爱情浪漫美满，于是春风得意，人生一路顺遂，喜事接踵；而有的却以残疾人的体貌，自幼开始在这世界上的唯一一次“竞走”，人生对于自己等于磨难不休的代名词……

那些都叫“命运”。是如基因一样纯粹先天的人生元素，与时代和社会无涉的，也是难以依赖时代和社会的扶持与幸运者们共舞的。只能靠自己后天对人生的耐受力和对磨难的坚忍，像战士一样而不是像这世界的贵客和嘉宾一样实践人生……

但，时代和社会的原因，毕竟是影响更多数青年人生季节的大气象。使当代中国青年中的一部分，虽幸逢“改革开放”却也实际上并无幸福可言。比如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均衡问题；比如传统大工业的解体造成的失业问题；比如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比如社会保险和慈善事业不完善的问题；比如官员的作威作福，

挥霍、浪费和贪污腐化漠视百姓疾苦的问题，使中国有些省份农民的生活仍处在很低很低的水平线上，使有些城市里一批接一批地产生新时期的城市贫民——这样一些家庭中的青年，其人生无疑仍是举步维艰的。倘要追求到人生的一点点满意，无疑是极不容易的。对他们一味回忆从前时代的苦，以启发他们感受现在的甜，是既不能使他们真的觉得幸运，更不能使他们真的觉得幸福的。

时代和社会的原因，乃是时代和社会必须承担的义务。什么时候时代和社会的义务在以上方面作为显著了，什么时候他们才会向时代、向社会交一份发自内心填写的调查表……

现在的中国，虽一年比一年重视教育，大学虽然每年都在扩招，但我们是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大学仍不能做到宽进严出，应试教育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每年跨进大学校门的青年，倘包括了农村青年统计，仍只不过是百分之几。而且，为了维持教育的良性发展，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高到了使不少家庭望洋兴叹而且却步的程度。城市里的少年、青年，因学业竞争的压力而疲惫；穷困农家，穷困地区的少年、青年，因交不起学费而不得不背对教育。在科技如此迅猛推广的现在，少年和青年们背对教育的人生，未来怎样，是可想而知的……在以后若干年内的中国，他们也许离提高人生质量的就业机会越来越远了……

毫无疑问，科技的发展必然促成科技的产业化；科技的产业化必然带来新型的就业机会。但是，也毫无疑问，科技的产业化，是以摧毁传统的工业模式和工业链条为前提的，而支撑后者的，又是为数众多的传统型的，只善操单一工种的工业技工。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十项乃至更多项新型的就业机会，其所能吸纳的就业人员的总和，往往抵不上被其淘汰的一种传统工业所造成的失业人数的几分之一，或几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在新派生的科技产业代替传统工业的转型期，失业是面积式的现象，就业是点式现象，而且，科技产业所需要并择优吸纳的，必然是高知识结构的青年。他们起码当有大学毕业的科技产业入场券。无此入场券的青年，将被阻挡在展示新型就业机会的时代场馆入口外。那么他们几乎只能去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后一种工作较之前一种工作，是薪金低得多的工作。被无情挡在新型就业机会的时代场馆入口外的青年们，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了吗？何况，时代和社会倘未开创好足够他们就业的社会服务工作，有待他们自己去一点一滴地干起来……

在从前的时代，清贫和穷困的生活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是普遍的现象。没有比衬对象，人眼就难见差别，人心就无物可羡。倘非强调从前的时代也有差别，在农村，那也不过就是两名青壮年劳力一天各挣几角钱之间的微小差别。而在城市，同代人之间的工资差别，最大不超过十元。亦即相差一级或一级半的工资。而且，那十元钱，一般便是同代人之间一辈子的差别。完全不同的工作，几乎相同的工资，这是从前的“中国特色”。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两个家庭，两个中国人，两个青年之间的收入差别，可能十几倍，可能几十倍，可能百余倍，用天地之别形容也不过分。而且，巨大的差别，就咄咄逼人地呈现于近旁，并被形形色色的文化反反复复地渲染着，人想装作不知道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从前的青年只能安于时代强使之普遍的低收入现状，那么当代的低收入青年，则难免会在咄咄逼人的差异比衬面前内心充满了焦躁，而且深深地痛苦着。

中国的文化应该反省一下的。全世界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化，像中国当代文化这么的“势利眼”。倘仅仅从电视中来感受中国，那么将会对中国产生极大的错觉，以为它已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了；以为每一户中国人家的收入都已高得不得了，因而如果不天天追求时尚，进行高消费，钱就会变成负担之物了。

有些商业广告接近着厚颜无耻。比如某些房地产广告，比如某些珠宝钻戒广告。它们的意思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多便宜呀！”而其标价对于工薪阶层，如画在天空上的饼之对于饥汉。或曰本就不是向老百姓做的广告，那么就应该把意思说得更明白——“对于富人多便宜呀！”那些广告犯的不是语焉不详的错误，而是故意混淆广告受众群体的常识错误。

有些报刊热衷于宣扬三十岁以前成为百万富翁是容易的。而我们都知道，这不但在中国对于大多数中国青年不容易，在全世界对于大多数外国青年也不容易。

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比十年前多了近三亿，比三十年前多了近一半，“文革”时期中国还是七点五亿人口。青年人数究竟翻了几番，小学算术能力也能算得出。

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大多数人能够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已然是国家幸事，已然是中国人幸事。而时下的大文化似乎总在齐心协力地诱惑人们——富有的生活早已摆在你面前，就看你想要不想要了！

许多当代中国青年，面对如此聒噪不休的大文化，包括每每睁着两眼说瞎话的传媒，内心既不

但痛苦、沮丧，而且倍感低贱和屈辱……

与从前时代的中国青年相比，当代之中国青年，半数以上在确确实实地迷惘着。甚至，也可以说确确实实地体会着另一种不幸……

然而，中国毕竟在向前发展着。

扑朔迷离的中国经济，近年正出现着有根据乐观的拐点。

时代变了，是为“道变”。

“道”既变，人亦必变。

变了的时代，衍生出新的时代人。新的时代人不可能适应从前的时代（尽管他们对现在也不见得多么适应），因而他们不会让时代退回到从前，因而他们必将时代继续推向前去，并在此过程中渐渐适应他们所生逢的时代，并渐渐提高他们打理自己人生的能动力……

归根结底——时代发展的潮流不可抗拒，其实意味着的是这样的法则——倘新的时代人衍生出来了，他们解决他们和时代的关系的方式也是新的、不可抗拒的。他们与时代共同舞向前去的能动力是不可抗拒的。

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的希望在前头，而不是在从前……

16． 网络肆意攻击的红卫兵遗风

一

由我编剧的电视剧《知青》，甫一播出，网上便有化名“滴”什么者，以及另一“小子”，轮番攻击不止。还有另一代表所谓“一些老知青”们的同样化名者，发贴“警告梁晓声，我们还活着”！

斯时我正面临45卷之全集的出版，又在进行着《忐忑的中国人》一书的写作，委实无暇反驳。

现在终于有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知青》却已播过；它是自八十年代以降，对“文革”再度继承反思和批判之文艺使命的电视剧，基本已成定论。我的反驳动念，也便随之索然。

于是想到鲁讯的话——最大的轻蔑，是连目光都不瞟过去一下。

又一想，不行。

该驳斥，还是要驳斥的。

因有时过于的包容，并不能使不识趣的人识趣起来！而彼们的不识趣，是从不会因为别人的涵养便自省的。那么，包容岂不等同于怂恶了吗？

是的，依我看来，今日之中国，网上的攻击，诋毁行径，一如当年的“红卫兵”。

何况，他们的“唯我正确”、“唯我独革”之“逻辑”，不可理喻到了极点，混淆视听的目的却又那么的显然，不斥之不足以正视听。

遂决定一一斥之。

因我只是偶尔上网一扫，实在记不清那“滴”什么者究意是“滴”什么，只得以“滴”简谓。而那一再要与我论“人格”的，推测是个年轻的，故以“小子”谓之。在中国文字中，年长者谓年轻者“小子”，并不含有侮辱的成分，是惯常之谓——在我也是。

先斥那些“要死要活”的——作家写什么，怎样写，是一种基本创作权利。读者与观众，也当然有评头论足的自由。我并没有阻止过任何人对我任何一部作品的评论、指责与批评，甚至批判。

但问题是——我只不过以知青题材托带出了种种“文革”现象，以图引起今人对“文革”之必要的再反思，你们那厢“要死要活”的相威胁干什么呢？

你们那自称的“一些”，究竟都是些什么样的当年的知青呢？总共又是多少呢？——亮出真名实姓才有抗议的力量，这点儿常识谁都懂，为什么竟不呢？

倘你们认为《知青》一剧不是为了反思与批判“文革”而由一个团队倾力完成，竟是为了“替‘文革’翻案”的话，并且于是同仇敌忾，不共戴天的话；那么现在，不共戴天的你们，又将作何打算呢？

这种动辄以“活着”或“死掉了”来龇着要咬人似的牙齿般发表意见的行径，体现于对文艺的评论，我觉得是泼习。这一点儿对你们的“意见”的意见，谨供尔等参考。

下面，我要对“滴”也发表发表我对他的攻击的意见了：

按照你的逻辑，“文革”十年，全体中国人包括全体知青“都疯了”，似乎根本没有人性未泯的人了。我写了些好人或其实只不过不坏的人，便是蓄意美化“文革”，公然要替“文革”翻案，于是不但该连人带剧一起打倒，简直还要由你号召，再一踏上千万只脚，是吗？

我在《知青》这一部书的扉页明明白纸黑字印着“‘文革’既反人性也反人格，因而是人类社会的‘反动运动’”——此话在各种报上也登过，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毫无疑问你是网上老手——二十几年来，《知青》是一部承载了最多量反思“文革”，批判“文革”的电视剧，为什么在你眼里黑白完全颠倒了过来？连付正之死、沈力之疯、张靖严排长被捕、武红兵被判刑、老支书之死、赵曙光被停止反省，统统都在你那儿得出了“文化大革命多么好”的结论？

一部剧的播出，要级级做出审看报告——每一级的报告上都写着几乎同样的字：以史为镜，本剧在反思和批判“文革”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这也是几级专家审看委员会的共识。目前它的观众肯定不少于一部电影大片的观众，山东卫视重

播时，“星在线”滚动字幕中，有一条是小学三年级孩子发的，说是在与爸爸妈妈一起看，沈力叔叔真可怜，那个年代真不好……

按你的说法，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疯了”，那么现在的你从那种疯劲中好转了吗？如果好了，为什么孩子都看得明白的内容，在你那儿却成了“唱‘文革’赞歌”？如果你认为几千万看《知青》的人们又集体中了“文革”的毒了，你究竟是在侮辱大家，还是在侮辱自己？

对剧中人物的塑造给予了特别理想化的人性及人格情节——这么批评不正是符合文艺批评之客观原则的吗？甚至可以进一步批评，由于特别理想化所以削弱了批判力度，这也很中肯啊！

可你从此剧刚一开播就抡起“美化‘文革’”、“企图为‘文革’翻案”的狼牙大棒挥舞打击，至今不停，气势汹汹。

在我的博客中，有人之跟贴使我恍然大悟，贴曰：“想要了解‘上山下乡’真相，都应该去看xxxx的xxxxx……”

而那据说包罗真相的“伟大”作品，正是你“滴”的网上未成写作。

你在网上写你的，别人以别的方式对“文革”进行反思批叛，你为什么只许你存在，不许别的作品出现呢？为什么非得将同一题材的别的作品攻击为“大毒草”，只能留你一家“香花”似的呢？什么“可耻”、“罪恶”全都用上了，唯你“独革”吗？唯你是反思批叛“文革”的英雄吗？

就算是两个种同一种蔬菜的农民，也没见一个指着另一个的菜地叫骂不停吧？

你真是当年知青吗？

若真是，肯定也有大儿大女了，你平常是这么教育下一代的吗？——只要是和自己做同一件事的，先灭掉对方再说，下手要狠？

可一个由毕竟有些思想的人组成的团队，在形成思想共识的基础之下努力完成的作品，是你这样一些人想灭掉就能灭掉的吗？

先扣上罪过的大帽子，再企图鼓噪成一种阵势，继而达到一举打倒而后快的目的——这是你为人处世的一贯方式吗？

二

还有一个什么人，在网上大谈什么“梁晓声的晚节”。有“节”之人，必有人味。那么好吧，我们就谈谈人味与“节”吧。

首先我要说，我下乡前没疯狂过，下乡后也没疯狂过。

恰是在“文革”中，我见到我的被剃了鬼头的语文老师庞颖，立即退后一步，恭恭敬敬地深鞠躬说：“庞颖老师好！我代全家问您好！”

又见到同样成了“反党分子”的教导处主任在操场扫雪，便绕半个操场走至跟前，也恭恭敬敬地深鞠躬问候：“宋主任好！我和我全家都非常关心您，请多保重。”

我所在的中学是哈尔滨第二十九中，我哥哥曾是这一所中学的好学生，所以我要代表全家。

“文革”中，她们都印象深刻地记得当时一幕，那温暖在她们心中保温了十年。

“滴”——你当年也这么有过一点儿人味吗？若你有，你当年不是就不会疯狂了吗？并且，生活中不是就也有了一点点温暖吗？你当年这么想这么做了吗？看你现在行为，大约不会。

我下乡前，要与军代表和校革委会老师，共同为全班同学作政治鉴定，不是全班同学都跟我很好，有一名董姓男生，还曾一个大背将我摔倒在地，昏晕过去。但事关同学以后的人生，可忘前嫌，得力争给出好的鉴定啊！

这么一点点人味儿，“滴”，你当年也有吗？

“责人宽，克己严”——这是我下乡前的鉴定语；你的鉴定中也有类似评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