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有“草圣”之称，他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即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后之学人，当更易易……”

王韬说：“见世之所称为

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忮惟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

鲁迅批评借保存国粹而维护专制政治的“国粹派”们，他说：“我们要保存国粹，须得国粹也能保存我们。”

沈曾植说：“学士者，国之耳目也，今若此，则其谁不盲从而踬蹶也。且学者，礼之所出，礼也者，国人之准则也。若今学士，可谓无学，国无学矣，而欲质之以礼，其可得欤？”

抗战期间，上海一度成为“孤岛”，中国图书文献流失严重。郑振铎缩衣节食，千方百计筹款，抢救珍贵图书，他在《劫中得书记》中说：“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陈济棠跟胡适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认为生产建设可以要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胡适说：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陈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弘一法师圆寂，丰子恺悲痛之余，怅然若失，继而曰：“人生境界可分三等。一曰物质生活，此大多数也。二曰精神生活，即学者之流也，此亦不在少数。三曰灵魂生活，即宗教也，得其真谛者极少数耳。弘一法师则安步阅此三层楼台也。事母孝，待妻爱，精深艺术，精研佛法，实最完美一人也。艺术家之最高境界，实与宗教相近。艺术之情景交融，与宗教之诸相非相，实止差一步耳。故所谓格律诗、山水画之属，绝非雕虫之技，为其有宗教精神在焉。吾脚力甚小，故不能随法师更上层楼，惟斤斤于小技，但可攀其栏杆作一窥视，深自惭愧云耳。”

苏曼殊云：凡诸学术，义精则用愈微。

毛泽东和张元济等人游天坛。毛问张说：“你以前做京官的时候，可曾来此？”张元济说：“天坛是敬天之所，我六品小官安能到此？”毛大笑，接着又批评了戊戌变法的不足。张元济曾先后与光绪、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五位巅峰人物促膝而谈，这样的人是绝无仅有的。

杜维明对唐德刚说：“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

唐德刚总结道：我国军界素有“无湘不成军”之说，现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界，也有“无华不成校”的现象。北美稍为像样点的专科以上的学校，差不多都有中国教授，其总人数盖在千人以上。中国人之所以能在美国高等学校内一支独秀的道理，实在是因为美国教授生活最适合“百无一用”的中国书生的脾胃。做教授要有专业知识，要有最高学位。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美国知识分子多不愿为、不屑为、也不易为之事，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之所长、之所好。教书生活安定，人事单纯。经济收入虽胀不昏，也饿不死。一个“清高”的头衔，也足使礼仪之邦出来的穷秀才，发生足够阿q式的自满；也可使远在港台的父母亲大人，乃至丈母娘、未婚妻，提起来笑逐颜开。教授！教授！你真是个中西通用、长幼咸宜，港台大陆都可唬人一下的好招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熊十力向陈毅哭诉道：“我的学问无人可传呵！”文革中，红卫兵抄熊十力家，焚毁无数手稿和书籍。他大受刺激，常精神恍惚地四处吟游，喃喃自语：“中国文化已亡！”

熊十力在无限孤独的暮年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殷海光对弟子陈鼓应说：“要好好的读庄子，庄子对人性的了悟这么深切，比现在的存在主义要高明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