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认为中日之争为兄弟阋墙，而日本之所以能御侮于外，非明治西化之故，实中国传统之功。西方人言性恶，互为猜忌攻伐，衍为欧战，若听任之，必成人类之浩劫。日本若持续西化，亦必将扰乱东方，因此应喝止西化，荷担起复兴东方文明的使命，进而拯救世界。日本之喝止西化，亦足以喝止中国之西化，日本须将纯正的中华文明反馈中国，这是上天给予日本的使命。这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化建设之论，日本人因之而成大东亚的政治理论。

辜鸿铭学中文较晚，以《康熙字典》为入，六经子史为出，自以为不须旁求。沈曾植很轻视他，说：“尔所言吾尽知，然尔欲知吾所言，非二十年不可致也。”

辜鸿铭在北大的讲坛上说：“我们之所以学习英文，是为了用我国温柔敦厚的诗教，去化谕那些蛮夷。”他居北京时，洋人络绎来访，都说：“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一次有英国作家毛姆来访，抱怨他的油灯太过昏暗，他说：“我们中国人讲求明心见性，其灯自亮，不像你们西洋人专务外表。”

民国始肇，鸿铭时为南洋公学校长，不肯易其辫服，自诩老大中国之最后代表。尝笑解云：“常人笑我愚忠于清室，吾岂止如是。吾非仅效忠于世受皇恩之清室，亦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也。”

蒋廷黼在德国出版协会演讲：“中国可以，而且一定会再成为一个伟大国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并不想建立一个大帝国。在中国悠久的历史过程中，曾经作出许多种尝试，包括建立大帝国。但中国诗人对唐代的开疆拓土、丰功伟业并不歌颂，反而有许多惨痛的描述。我们中国人对建立大帝国的确有丰富的经验，但却坚定认为建立帝国或是占领其他人的土地是人类的谬想。”

某新学者对柳诒徵说：“线装书在新社会已毫无用处，不如付诸一炬！”柳答道：“我非常赞同，且应做得彻底！否则此处焚毁，别处未焚毁，终究无益。应该号召全国一致行动，将线装书焚尽。然而即便如此仍不够妥当，因为世界各国的图书馆里尚有不计其数的中国线装古籍，故应动员他们一起焚毁。否则国外有些汉学家，正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汉学，倘使有朝一日他们来华，就经史子集向我们提出问题，我们却瞠目结舌难以应对，岂不会贻笑于世界么？”

梁漱溟说：“中国传统中该变化的早就变了，不该变的永远都不会改变，而这些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中国传统将统领世界。”他认为中国有以贡献与世界者，不外八个字：“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而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梁漱溟应邀来清华短期讲学，贺麟抓住这一良机，拜访梁漱溟几次。梁漱溟推崇王阳明，他对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

——彭华贺《麟年谱新编》

吴稚晖批评“整理国故”：“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胡适认为陈寅恪是当世“治史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然陈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标点尤赖，不足为法”。实际上，陈寅恪毕生以文言写作，自未必遵守新式标点。

林语堂在哥伦比亚大学讲“中国文化”课，对中国文化的称颂可谓不遗余力，一个女学生有点生气地发问：“什么东西都是中国的好，难道我们美国就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你们中国吗？”林语堂答道：“有的，你们的抽水马桶比中国的好！”

殷海光以“五四”英雄的传人自命，崇尚进取，轻视和疏远传统。60年代台湾发生中西文化大论战后，他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认识上的转变。1969年他临殁前，在病中遗言中说：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蒋百里说：“国粹者，特色而带有世界性者也，非然者，癖而已矣！”

梁思成说：“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

梁思成去扬州主持筹建鉴真纪念馆时，作了有关古建筑维修问题的报告。他说：“我是个无齿之徒——我的牙齿没有了，在美国装了这副假牙。因为上了年纪，所以没装纯白色的，而是略带点儿黄，因此看不出是假牙，这叫整旧如旧。我们修复古建筑也要如此，不能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