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院子里就住我一个人，让他们留在这里养伤比较清静。”

“罗大爷，为了安全，一户老百姓家里只留一名伤员。”

罗忠答应下来，又连夜赶着马车将几名男伤员送到乡下田庄上去了，那里有几个可靠的老兄弟。腿部受重伤的女兵行动不便，留在了罗府。

意外还是发生了。

当时的红军不仅仅要和马家军周旋，还遭遇了河西走廊恶劣的天气和自然环境。这里的一月份是最苦寒的季节，到处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严寒成为红军的又一大敌。而且从军事角度来看，这里是一个狭长地带，南靠祁连山，北临荒漠戈壁，红军队伍无疑钻进了一个天然的口

袋。他们陷于东进受阻、西进不能、南北无路的困苦中，近于全军覆没。

不久，马家军进驻到平安县城，并对县城和周边村寨进行“清场”。安置在老百姓家里的许多红军伤员或失散的战士被马家军搜查到了，一些人作为俘虏被押送到银川，一些人被屠杀在县城外。城墙上，悬挂着一排血淋淋的人头，旁边还贴了告示，以威慑和警示那些帮助红军的老百姓。

马家军到县城“清场”时，罗忠正在为他的外甥举办婚礼。蒙着红盖头的新娘一直坐在炕上。罗忠对闯进来的士兵说，外甥媳妇是先天小儿麻痹，不会走路，不能起来敬酒，还请各位长官见谅。然后罗忠热情地招呼他们喝酒，还给他们发了小红包。喝了酒拿了红包的士兵没有再打扰婚礼也就走了。天水美人这才成功地躲过一劫。

被罗忠送往乡下田庄上的另外两名红军战士却不幸落入马家军之手，三天后他们的人头挂在了庄子前面的一棵杨树上。

一九三八年冬天，那支充满传奇色彩的叫红军的队伍在历尽数十天的血雨腥风后，已如祁连山脉飘逝的白雪，落在了平安县城充满血腥的记忆里。

也是那个冬天，年关将至，趟过南方的兵灾水患的陆祥回到平安县城，他和他的骆驼毫发无损。街坊们听说陆祥带回来一个会磨豆腐还会唱豫剧的女娃娃，都争相跑来瞧瞧。他们很好奇，世上居然有一种与他们听到过的秦腔全然不同的豫剧，它该是怎样的一种腔调啊！

那个流落在县城的红军女战士——天水美人也来了，怀里抱着她的刚满月的大胖儿子。刘迎春唱《花木兰》，天水美人跟着唱。

天水美人果真与罗忠的外甥顺子在县城里过起了小日子，但她对于自己的过去绝口不提，仿佛她的前半生就在蒙着红盖头成亲的那一刻被拦腰斩断了。此时街坊们方知，天水美人是戏班子出身，打小就一边学唱戏一边走南闯北地演出，后来她如何加入到红军队伍就不得而知了。天水美人不仅会唱豫剧、秦腔、花鼓戏，还会做家乡的浆水面和腌黄瓜，蒸的馍馍也不错，又生下了大胖儿子，从各方面都表现出她是一名很符合平安县典范的家庭主妇。因此街坊们很快接纳了这个外地女子，几乎是在她顺利地生下儿子的那一刻，大家也将她的现在与过去拦腰斩断了，完全把她当做了本乡本土的人。

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刘迎春跟着天水美人学习了不少持家过日子的本事。等刘迎春长大成人后，顺理成章嫁给了陆祥。刘迎春——也就是陆刘氏也的确是持家好手，她不仅帮陆祥在县城最繁华的东大街开起了杂货店，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年成不好，杂货店的生意很清淡，但基本能维持一家人最普通的生活，再加上陆祥手里已经有了一点积蓄，他再不用南来北往地到外省奔波了。他在年近五十岁的时候总算过上了期盼已久的好日子。

但是，刘迎春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好日子会一闪即逝。

某个夏天，一个平常的下午，陆祥在自家的杂货店里照料着黄昏将至时愈加淡薄的生意。陆刘氏也坐在柜台旁，怀里抱着刚满百天的儿子陆思豫，等陆祥闲下来的时候她就陪他说说话。

一个老汉进来买了一包烟丝。烟丝是陆祥买回来烟叶自己加工切碎的，看起来比较粗糙，但价钱要比成品烟丝便宜很多。在那些抽烟的老汉看来，只要烟叶地道，烟丝是否精细并不影响他们在街边晒太阳的时候或者晚上听戏的时候享用，反正什么样的烟丝最终都是化作一股烟气吸进肚子又吐出来了，他们认的是价钱。因此陆祥加工的烟丝在县城里销路尚好。

又一名主妇进来买醋，用一个铜板买了一小提。陆祥卖的醋不以重量论，而是用白铁皮做的一大一小两只提子量，一大提两个铜板，一小提一个铜板，很实惠。而且他卖的醋是正宗西凉陈醋，用小麦酿制的，他又从来不往醋缸里兑水。这样的醋味道好，耐吃，放时间久了也不会长白花发霉，很受主妇们的欢迎。

还有一个牵小孩的老婆婆进来买了一刀草纸和一顶羊毡帽。因为帽子早过了季节，陆祥降价处理，老婆婆顺便给她的小孙子买了一顶。帽子戴在小孩的头上大了一圈，晃来晃去像个锅盖。但老婆婆说不要紧，她是给孙子留着下一个冬天戴的。他们临离开柜台的时候，陆祥又送给小孩一小包糖。老婆婆牵着孙子欢欢喜喜地走了。

好半天再没有人进店里来。

“今天要早点打烊吧？”陆刘氏一边轻轻拍着怀抱里的孩子，一边轻声细语地问男人。小孩儿睡着了，一张圆脸露出粉扑扑的红润色。看着那张小脸她喜欢得不得了，总想着要亲上一口。但她又怕把孩子弄醒了，只能静静地看着他，一分钟也不愿把目光移开，即使在与自家男人说话的时候，她仍然舍不得抬起头来。

闲下来的陆祥也走过来看那个粉嘟嘟的小宝贝，他蹲在孩子跟前对女人说道：“生意都是守出来的。咱们铺子的小东西看着好卖，但赚不下几个钱。我想过了，等孩子长大一点，你能放开手的时候，把杂货店交给你，我再开一个绸布店，把南方的绸布贩过来。我们要好好赚钱，给儿子预备下

娶媳妇呢！”两个人畅想着未来的美满生活。

抱在怀里的小孩儿突然半睁开眼睛嗷嗷地哭，像是饿了。刘迎春给小孩儿把了尿，又坐到柜台后面的一个角落里，背过身去撩起衣襟给孩子喂奶。

“你还是先抱儿子回家去吧，帮着娘把饭做上，再烙几个饼子。我明天要到凉州进货。等会儿我盘点完就回去。”陆祥看着媳妇暴露在衣服外面的一截白净丰满的后腰说道。他不喜欢她像其他妇女一样生完孩子了就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甚至习惯于在大街上奶孩子。但他嘴上却说不出来，只能找个理由将她打发回家去。

等刘迎春抱着小孩儿起身走了，陆祥隔着窗户远远地看了一阵，才拿出算盘坐在柜台算账，噼里啪啦拨动算盘珠的声响划破了金色的夕阳。

天色暗下来，街上有的店铺纷纷打烊了。陆祥算完账，坐在门口抽了一支自己用烟丝卷的卷烟，准备关上店门回家去。家里有热汤、热面和热炕头在等着他，此时他对生活感受到了无比的幸福和惬意。

然而，正在给杂货店上门板的陆祥却突然听见了枪声。他年轻时经见过外面流血的、混乱的世界，却不知道这情形会在偏僻的县城重复。枪声越来越密，越来越近。陆祥愣了一下，知道事情不妙。他原本可以躲回杂货店内，但想到妻儿可能还在回家的路上，于是拔腿就往街上跑。沿着街道奔跑的陆祥虽然还没有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知道枪子儿是不长眼睛的。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他早已经在自家院子里挖了一个能藏身的地窖，他要让妻儿和老母亲平安地躲起来。

街上稀疏的行人都慌乱地奔跑起来，或钻进小巷，或躲进还没有来得及关门的店铺。

陆祥突然停止奔跑，站了那么几秒钟，像木头一样“扑”地一下栽倒在地，再也没有爬起来。他被一颗流弹击中。

原来，有一股装备精良的土匪突然拥进了平安县城，街上的许多店铺遭到洗劫后又在一片枪声和冲天的火光中化为灰烬。其中包括陆祥的小杂货店。

早年间，河西地区的土匪虽然闹得很凶，但他们一般都蛰伏在交通要道袭击过往商旅，抢完东西就撤退。他们即使要主动袭击居民区，也是对没有防御能力的村寨下手，从不敢惊扰一县之首府，负责治安的官吏才好睁只眼闭只眼，他们也就得到了许多生存发展的机会。但是，从一九四八年年初开始，土匪忽然间猖獗起来，竟然敢和守卫县政府的正规军交手。他们的胆大妄为当然是受了时局的影响。

县城守军大多数是从地方武装中选拔的，当一些消息灵通的正规军出身的上司悄悄安顿家眷做撤离的打算时，当年的陪都重庆也将被放弃的传闻不胫而走。为了稳定军心，电台每天都在训话，说国军一定会借长江天堑顽强作战，即使长江防线真的被突破，政府撤离也是战略战术上的需要，是暂时的，大部队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再进行大反攻。在东部和南方隆隆的炮声中，县城守军们不大相信那“适当的反攻机会”真的能够到来。于是，守军们也效仿上司的做法，开始为自己的家小和财产准备退路了。因此，土匪进攻县城时并没有遇见多少阻力，他们像出入于无人之境，在改天换地的混乱时局下发泄最后的疯狂。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一九四八年秋，当年的红军又回到平安县城。但此时他们不叫红军，叫解放军。更确切地说，回到平安县城的仅仅是西北野战军的几个小分队，与刚成立的县府新政权一起，开始了改变社会秩序的庞大工程。县城居民将他们笼统地称为工作团或工作组。西北野战军的大部队则按照上级指令继续西进，投入到了新疆战区。

此时，退缩到隍城一带的马家军残部以及土匪又活跃起来，更加频繁地骚扰四周的百姓，还有一些新政权的反对派趁机活动，平安县城面临了一个纷乱复杂的局面。这一时期，工作团首先对县城里的居民身份、个人财产、就业状况、公共设施等等进行摸底登记，预示着新政权将对每一个居民重新定位。这定位就像标签，对他们的影响深不可测。他们在时代变换的滔天巨浪中沉浮，有的人被吞没，有的人搭上了另一条船。

第一个到县政府登记的是开瓷器店的麦先生的太太。麦先生作为平安县城曾经的商会会长，在解放军进城的前几天突然失踪，很多事务便由麦太太代劳。麦太太在登记簿上详尽地填写了她的家庭状况，当写到籍贯一栏时，她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写下“大秦”两个字。

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疑惑地问：“大秦在哪里？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麦太太说：“大秦是古地名，具体在哪里我也不清楚。”

工作人员看着麦太太走远的背影，在她的登记栏后面打了个大大的问号，并写下两个字：调查。

在平安县城，麦先生的来历一直是个谜。有人说麦家的先祖世代经商，曾经数代人行走在唐高僧玄奘走过的西域古道上，还涉足过欧洲，由于近百年来战乱不断，麦先生的父亲才选择了祁连山下偏僻的平安县城定居。也有人说，麦先生的父亲是黑道上的人

物，发了财，金盆洗手，迁徙到平安县过起了隐居生活。还有人说，麦先生的祖上原本是欧洲商人，喜欢上了东方人的生活方式，又娶了东方女子为妻，他们的后人来平安县寻根，定居下来。后一种说法倒有些根据。据见过麦先生父亲的人说，麦先生的父亲在外貌上与本地居民存在明显差异，影影绰绰有一点欧洲人的特征。而且，从前的欧洲商人沿丝绸之路的城镇或村寨定居也是常有的事。但上述言论都属猜测，从来没有得到过证实。

人们的印象中，麦先生是一个言行谨慎的人，他从父亲手里接过生意后就把瓷器店从闹市区搬到城东，在背靠大街的一个旮旯里，店铺不大，门面也不惹眼，一块黑色牌匾上题着“麦记瓷器”几个字。然而，只要顾客走进店内，货架上摆放的各种精品瓷器美轮美奂，令人满眼生辉。这样的瓷器对大多数普通居民来说是中看不中用的玩意儿，奢侈品，且位置偏僻，麦记瓷器店一年也难得做成几桩买卖。倒是有南来北往的客商特意前来造访。街坊们疑惑，省城有很多瓷器店，客商何以要来这偏僻之地？麦先生好好的生意不做，为什么要把店铺搬到街背后？心里总该是有鬼的……疑惑归疑惑，越是隐秘的行当居民们越不敢深究，麦记瓷器店就那样神秘地矗立在县城一隅。

有一年，县城的钟鼓楼要修葺，按以前的规矩，所需资费由全城居民分摊。但是，这麦先生却提供了修葺钟鼓楼的全部费用，又另外花钱铸了一口铜钟和八只雕花镀金铜风铃，将原来缺损的铁钟替换下来。当新铜钟和八角楼上的铜风铃被西部的劲风摇响，悠扬绵长的叮当声传遍县城的每一个角落，居民们从漫漫尘沙的荒芜中感受到了一丝安详，这才记起麦先生平时对大家的种种好处。麦先生因此赢得了街坊的敬重，他那间位置偏僻的店铺也人气渐旺，虽然到店铺里来的一些人与他并无生意上的交集，麦先生都一视同仁，叫小伙计给进店的人沏一碗茶，他过来陪着说几句话，再去做他的生意。人气给麦记瓷器店带来了好口碑，麦先生也被推举做了县城的商会会长。等到工作团来调查时，出于居民们对麦先生的评价，而且县政府也没有察觉出麦记瓷器店有什么不妥，当时掌管家业的麦太太仍旧安安生生做她的瓷器生意。只不过麦太太经营的店铺一改往日的气派，把精品瓷器都收起来，开始经营普通人家用的粗瓷碗盏，生意倒也说得过去。

麦太太这样的妇道人家能抛头露面做生意，也是迫于无奈。因为麦先生突然离家，最后不知所终。麦太太辞退了店里的伙计，自己将店铺接过手，抚养着三个儿子。又平静地过了几年，某年秋天，已经长成半大小伙子的麦太太的大儿子和二儿子扛着猎枪出城，说是打黄羊，却好几天没有回来。麦太太急不过，好心的街坊帮着寻找，只在离县城十几里外的骆驼峰下找到几片碎布和几根骨头。碎布片麦太太认得，是与儿子的衣裳同一个颜色、同样的质地，那几根骨头就没有人能说得上是人骨头还是幼畜的骨头了。但大家都相信，两个年轻人是遭遇了狼群。总而言之，麦太太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就此音讯全无，她只剩下了最小的儿子麦三。

麦家两个儿子的遭遇让县城居民议论了很久。街坊们据此私下里传言，说麦家经商肯定是个幌子，他们干了见不得人的营生，损了阴德，才祸及后人。否则，麦先生为啥在解放前夕要逃跑？他逃到台湾去了也说不定呢！说到“台湾”这个词时，说的人和听的人都紧张地把眼睛翻了翻。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还极不稳定，县广播站的大喇叭里天天叫唤，说要收复宝岛，要防止残余匪军反攻大陆。战争好像一触即发。不必讳言，那个宝岛就是台湾了。不过，平安县城的许多人并不知道台湾在哪里，离他们居住的小土院有多远，要坐几天的马车或牛车才可以走到。然而在当时，有关台湾的问题毕竟是敏感事件，是国家大事，某种程度的无知使县城居民感到无比自卑且极不甘心，于是有人去请教了刚成立的县立中学的地理老师。地理老师很热情，他拿出一张刚出版的崭新的中国地图，用粘满粉笔灰的食指往“大公鸡”肚子下点一点：喏，这只鸡蛋就是台湾了。有人想不通，麦先生在县城好好的生意不做，跑到鸡蛋大的弹丸之地去干什么？他必定是特务，要到台湾去邀功，要和麦太太一起里应外合搞策反！最后还是地理老师制止了这样的荒唐言论，他说，一个小小的麦先生哪里有胆量赶着马车、牛车往台湾跑？即使残匪需要潜伏特务也还轮不到他啊！据地理老师猜测，麦先生要么是欠了别人的钱出去躲债，要么是和麦太太发生了家庭矛盾。总之，他是因为自己在县城混不下去才离家出走的。大家觉得地理老师的措辞相当有文化、有见地，于是半信半疑地默认了此事。

请教过地理老师的人虽然不再说什么，但麦先生当初积下的善行基本上又被居民们那些奇奇怪怪的猜测所演绎，导致麦太太后来的遭遇有点像祥林嫂的故事。不过此时的政府不提倡封建迷信，那些人对麦太太的家庭以及他们家庭的晦气虽然不放心，却不便做什么出格的举动，于是，除了私下里言传麦家的隐秘家族史，就是用不与麦太太交往来表示对麦家的警惕和藐视。后来，

与麦家联姻的在面粉厂做工的老张头都把脸面往口袋一抹，反悔了定下娃娃亲的自家闺女与麦三的婚约，把女儿嫁到了外县。在这种形势下，麦太太的瓷器店注定撑不下去，她关了店门，到街边支起一个卖凉粉的小摊度日。

不久，平安县成立文化馆，扩建的时候占去了麦太太家的一多半院子。麦太太觉得有些东西是留不住的，就向文化馆捐献了几件珍贵瓷器，麦三也借此机会被聘请到文化馆当了管理员，跟现在的公务员差不多，算是政府的人了。自此，麦太太的日子无忧无喜地过下去，她唯一的盼头就是麦三能顺利娶妻生子，活出个人样来。当然，自打县文化馆成立占了麦家的院子，或者更早一些时候，从麦太太将瓷器店关张的那天起，已经标志着麦记瓷器的彻底没落。

许多年后，一个叫罗扬的年轻人从麦太太的孙女那里得知，当年失踪了的麦先生从未离开县城。麦先生结识了许多南来北往的生意上的朋友，消息灵通，他对中国当前的革命形势有了比较准确的把握。麦先生忧虑的是，远在欧洲的俄国也发生过革命，新诞生的俄国政权对旧式地主和商人毫不留情地施行过非常政策。即将诞生的中国新政权作为苏俄的政治联盟，麦先生拿不准他这样的商人会有怎样的待遇。经过深思熟虑，他连同他的珍贵瓷器都躲进了后院偏房的一道夹墙里，由麦太太给他送水送饭。后来麦太太告诉麦先生，他的躲藏没有必要，新政府正在与有影响力的工商界人士合作，商铺和企业都要公私合营了，他身为商会会长或许还能有一番作为。但麦先生却怎么也不肯走出来，直到他在某年某月某日的深夜病死在夹墙内。

被誉为平安县第一美人的麦三娘子嫁进麦家时，麦先生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麦三娘子是县城里破烂王的养女，她能嫁进麦家，完全是时代促就的姻缘。那个时代，颠覆了原有的一切秩序，使商贾之家破落为一介平民，而地位低下者，如靠拾荒为生的破烂王，欢天喜地成了新政权的主人，并不由自主发出一声扬眉吐气的感叹——世事难料！

破烂王没结过婚，从年轻起就以收破烂为业，又因他姓王，人们一直都叫他破烂王，他的名字已不为人知。麦三娘子是他在收破烂的途中捡的，其亲生父母的真实身份也不可考。他给她取名花花。

平安县历来有重男轻女的风气，究其根源，是女孩儿不仅不能为家族顶立门户，出嫁的时候还要带走一笔嫁妆。按当地规矩，男家娶媳妇只管修房子盖院子，媳妇进门时要置办好所有的日用家当，衣服被褥，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还要陪送车马和一定数目的银钱，其嫁妆破费之巨，不仅让普通贫民小户人家感到养不起女儿，即使在大户人家，如果女儿养多了也有可能家道衰落甚至破产。因此，贫民小户人家生下第一个女儿后就要跌脚喊冤枉，想想毕竟是头生女，一咬牙一跺脚还是养下了；大户人家生下的第一个女儿自然是大小姐，娇生惯养起来，生第二个女儿便有些马虎，养到第三个女儿时爹妈的脸立即黑下来，但毕竟是大户人家，咬一咬牙也还养着。那时医疗条件不好，没有计划生育的政策，也没有使人能够计划生育的措施，贫民小户有了一个女儿或者大户人家有了三个女儿之后，再生下的女儿怎么办呢？碰到心肠硬的爹娘，将刚落地的女婴扔到灰圈里，也不去照看，任其夭折。以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新生儿夭折是最平常不过的事，除了刚生完孩子的母亲在坐月子的空闲里伤感几天，外人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一种情况，如果那个不识时务降临人间的女娃碰到心慈的父母，他们会把她简单地包裹一下，放到街上或者城外的大路边，希望能有想抱养女孩的人家捡了去——这样的几率并不高。于是，导致平安县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且又波及了其他问题：总有一部分男子到该成家立业的时候却娶不到媳妇，而能在本乡本土娶到如意的媳妇再如意地为他生下儿子的男人真是有福之人了。因此，若条件允许，生了儿子的人家当那小孩儿刚蹒跚学步时就会寻一个合适的女孩儿定下娃娃亲。亲事既然定了，女孩儿的吃穿给养一般都由男方家里负担，逢年过节还要给女方送节礼，整只的羊，少不了烟、酒、糖，十几年算下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等到该成亲时，随女孩儿抬到夫家的嫁妆像是被男方家里狠狠宰回来的一刀，婆家人绝不会有心慈手软的商量余地。如此循环往复，这也成为平安县的包办婚姻能一直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平安县的女子都比较命苦。一般情况下，既然女孩儿从小定了亲，成了别人家的人，她在娘家生活的十多年里并不金贵。到了夫家，她也如同那些嫁妆一样，成了丈夫的一部分财产，丈夫想怎样对待她都天经地义，于是在长期打骂媳妇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一句俗语：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从这句俗语可以领略到，在平安县男人打老婆不能说是蔚然成风，也如同每天的吃饭、睡觉一样，小事一桩。

破烂王在城南门捡到花花时，她正熟睡，用一条花洋布小棉被包裹着，像一只尖角的粽子，一看便是出自家境不错的富裕人家。他把粽子抱在怀里，将棉被一角掀开，除了奶腥味，还能闻到胰子的气息，那种别样

的香气，让人觉得清新干净。于是他再舍不得放下她，他拾破烂走到哪里，就把她带到哪里，风里来雨里去，转眼长到十八岁，亭亭玉立，很有几分姿色。

花花那样的出身在县城是定不下娃娃亲的。她长到十八岁也不能像别的女孩儿那样坐在家里做女红准备嫁妆，只跟着养父沿街收破烂，收不到破烂的时候就捡别人丢下的瓜皮和烂菜叶。她在家里养了几只鸡，那几只鸡即是她的伴，都是她用捡来的瓜皮和菜叶饲养的。

成天抛头露面的花花被县城里开钱庄兼做首饰生意的秦先生看中了，某天托了喜婆（媒婆）到破烂王家里，说要娶花花做老婆。秦先生五十八岁，家里有老婆。喜婆说得很明白，破烂王最好能答应这门亲事，让花花嫁到秦家去享福。破烂王刚开始不肯，说自己养大一个女儿不容易，她能嫁个好女婿，自己将来才有指望，如果让她给半截入土的老头子做小，便什么也指望不上了。喜婆掏心掏肺地说，与花花年纪相仿的条件稍微好一些的男娃早定了亲，她能到哪里去寻个好女婿？她嫁到秦先生那样的大户人家去有的是福享，只是听起来不好听；如果想名分好，只能到穷家小户去继续吃苦受罪，自己的日子都顾不过来，哪还有能力给你养老？破烂王听完喜婆的话心里沉了沉，他没敢再多想，就把婚事答应下来，当即受了秦先生的聘。说是聘，倒有几分卖女儿的意思，因为破烂王和秦家签了婚约，白纸黑字写得明白，花花出嫁时他不仅不用按规矩准备嫁妆，秦先生在迎娶的时候还要送给破烂王一百块现大洋，从此两家各不相干。

养女儿能赚钱，在平安县城还是从未发生过的事，人们都很关注，可谓满城风雨。破烂王本就是个无人瞧得起的下等人，他也不在乎多了这一项议论，花花的婚事算是定下了。

可惜，秦先生和破烂王的打算落了空。还没等到花花过门，新政府成立了，按新政府的新政策，有老婆的秦先生不能再娶，他们的婚约无效。破烂王没有得到一百块现大洋，花花也只好重新待字闺中，继续帮养父沿街收破烂。

十八岁的花花出落得真是漂亮，连当年的天水美人也被她比下去了。然而，她曾经是秦家的准小老婆，还有一百块现大洋做攀比，普通小户人家既娶不起也不敢娶，殷实人家又更多地考虑政策问题，她就这样耽搁在破烂王家中，年近三十岁才迫不得已嫁给了和老婆离婚十来年且还没有另娶的单身男人麦三。此后街坊们都叫她麦三娘子。

县城第一美人最终嫁了二手男，这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麦三的离婚在县城里却很有些影响。

对于今天这样的社会，男女离婚实属稀松平常。但是，如果时间倒退到二十多年前，按照平安县的风俗，想要离婚的人无疑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论他（或她）有多么充足的要给小家庭改头换面的理由，在重重阻力之下也根本不易得逞。阻力主要来自家族。假如一个男人要离婚，必得分给女方一部分财产，在父母眼里他就是不肖的败家子，在外人眼里他成了秦腔里抛弃糟糠之妻的陈世美。想想吧，原本就遗臭了好几百年且又败家都等不到天亮的“陈世美”，将会遭到来自家族和街坊怎样的唾弃？反映到现实中，就是人们对离婚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