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我的作品当然有诗意，我一点也不否认。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有诗意的。生命的本质就是诗意的。无论他是一个什么人，作为社会的人，无论他的外壳是什么，无论是丑还是美，是贫还是富，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不妨碍诗意的存在。诗意是不局限于任何具体事物的，像罗丹雕塑的老年妓女，你不能说她很丑，也不能说她没有诗意。任何物质碎片，哪怕是垃圾也可以含有诗意。

赵：你所塑造的人物都非常逼真，不管是产业工人、小市民，还是知识分子或者其他人物，简直就是活生生地从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背景中生长出来的，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贴切地吻合于人物的身份。但你作为一个作家，必然有你个人的思想、行为和言说的方式，那么你认为，在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如果有矛盾，你是如何克服的？

池：我这种作家与我写作的人物之间没有矛盾。因为我不是老师，不想当精神导师，不想刻意教诲世人。换句简单的话说：我不推销真理，只是对生活进行审美性的虚构与塑造，我乐意让读者自己从中去获取他需要获得的东西。因此，我自己的言行与思想以及言说方式，与我的小说人物毫不相干。我的人物都是他们自己。从他们的家庭出生，在他们自己的环境里生长，说处在他们的性格和身份下应该说的话。我对我笔下的人物都是非常重视的，无论短中长篇小说，在我的笔记本里，他们都有完整的出生以及成长经历，都活生生地存在着，我要把他们研究得非常透彻了，有触手可及的把握了，而且我被感动或者打动或者震动了，才会动笔写作。我是写作别人，不是写作自己。我不能让自己来限制我的小说人物。这是我对自己最基本的艺术要求。

赵：从1987年的《烦恼人生》开始，你的创作受到了当代文坛的持续关注，不少作品都获了奖。你的小说也很受大众的欢迎，许多作品不但书畅销，而且很快就改编成电视剧、电影，并且受到了国外观众的好评，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应该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池：我当然也很高兴。只是觉得还不满足。因为现在的读者，绝大多数是像你们这样的人群，博士生、研究生、大学生，至少也是高中生。总而言之，都是文化人，而且大多从事文化工作。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里，作品发行量为几十万册的谈不上畅销，我希望我的读者群能够进一步扩大。因为我的写作对象是大众中真实的个体存在，我希望更多的读者通过对于作品的阅读，认识到自己生活的本质。我希望一个作家能够隐蔽地伴随着许多人的成长，伴随一个人从幼稚、年轻到成熟，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现在我的读者群，许多人就是多年来跟随着我的作品阅读，其心理原因大约也就是这一点吧。

（本文节选自《精神之旅——作家访谈录》，陈骏涛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

三个女人和男人无数

（王玮， 102099 6：41：14 ）

女人的游戏可不好玩

池莉新作《小姐你早》，乍一看会以为是《来来往往》的续篇，尤其是封面，也许就是在故意为之。当然这都是表面现象，就故事本身而言，还是有着大不同的。

故事中的男人都是配角，主角是三个女人：戚润物、李开玲、艾月，也可以是戚润物这样一个女人。戚的社会角色是国家某部委所属某局一个粮食储备研究所的研究员，同时又是王自力—

—一个由市政府建委派去做房地产生意而富起来的“王总”的妻子以及一个弱智男孩的母亲。故事开始于1997年春天戚润物因为飞机超员使她的一次出差未成，回到家中却撞上了王自力与小保姆作爱做得“热火朝天”，这一幕让戚润物的人生观或者说世界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加上王自力自作聪明撵走了小保姆换了人生经验丰富感情生活坎坷的老女人李开玲来照顾戚润物——其实是给戚润物找了一个认识现实的导师，在李的影响下，戚润物开始了惩罚王自力的短期和长期行动：先是绝不正中下怀地去满足王离婚的愿望，然后再使他身败名裂，但在他身败名裂之前还要将王的钱财据为己有——所谓“女人的游戏可不是好玩的”以及“女人的顿悟来自心痛时刻”、“别人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身上”、“总有一朵玫瑰停留在夏天的最后”、“最难得的境界还是在人与人之间”如此等等的共10章故事。

女人都那么好

从上述所引那些格言式或者说通俗歌曲式的各章小标题即可看出，这一本《小姐你早》所走的还是通俗小说的路线，其中的人物性格所具备的“典型性”或者说标签化：比如戚润物、李开玲、艾月就被作者强迫着矢志不渝地代表了三个时代以及三种类型的女性（中国的？），也是通俗路线的标准要求，这是和《来来往往》相一致的地方。于是有些叙述就难免理论化了，比如我就很难理解戚润物连卫生巾都不晓得——当然池莉告诉我们了：戚润物从来不看电视，这就好像司汤达要求德雷纳夫人从来不知道自己漂亮一样，也好像还珠格格从来不知道有吃饭这回事儿一样——总之戚润物像极了被时光机器送到现在的一个女人，纯洁到了除去研究粮食储备一无所知的地步。我不知道是否武汉这样的科研人员就多，反正我在北京没见过这样的人。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上面使用“理论化”的原因，换言之我是指戚润物、李开玲、艾月其实都是极其理想化的产物，她们具备着女性的美德却全被男人伤透了心。这很正常，在通俗小说中。但《小姐你早》不是一本普通的通俗小说，所以有些麻烦就来了。之所以说其不通俗，我是指这个故事传达的观念不一般，而是很“先锋”，也不能简而言之为女权主义，而仿佛是“天下男人都混蛋”主义，其宗旨便是全世界的女性都团结起来共同仇恨男人进而打击男人，因为男人的本质就如同那个农夫（女人）怀里的蛇，是不能施之以同情的。这就很严肃了，比如我们单位有一位一口气读完这小说的男同志就很生气，说：“女人就都那么好？”我随口说了一句：“差不多吧”，他便骂我：“你真是变态”。顺便表白一下，我是个“男生”。我能够顺口说出那样的话来，只能说明我深受红楼梦的影响，但并不能就说我变态。当然了，就算我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意打击男人，我也很怀疑全世界的女性们能团结在一起。这就是我所说的麻烦了，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很生气的男同志。而且我们也应该分析一下他们生气的原因。

通俗路线下的文学的确不应该承担太多严肃性的话题

先假设即便读得很生气的那些男同志也有很好的反省意识，很深刻地意识到了自身的不洁与龌龊，日思夜想地盼望着得到拯救，那么女性是否就可以担当起此任呢？排除某些不理想的女性，他们是否可以放心大胆把自己交由理想的女性如戚润物、李开玲、艾月等等呢？在《小姐你早》中，戚润物问王自力现在社会里，什么对一个男人最重要，王答：“我坦率告诉你吧：是金钱和权力。”

随后戚又问王“男人是不是都喜欢年轻漂亮的姑娘”，王答：“一般说来，是的。”——且不说“一般说来”的模糊性，这里所省了：通俗路线之下的文学作品的确不应负担太过严肃的话题，否则实在麻烦多多。尤其不应该轻易鼓励“仇恨”情绪——不仅仅男女之间而已。因为欲望中的我们，一切麻烦的起因，从来就不是“性别”或者“阶级”那么简单。不过我也想到了，池莉的用意也许只是让那些受了委屈的、又具备了全为男人所想之“美德”的女性们发泄一下，并借此提醒男同志明白自己没什么了不起——果真如此，岂不美好？

转摘自《中国图书商报》1999年9月7日

「文学视界编辑整理」

池莉的小说为什么畅销

在文学类图书普遍滞销的图书市场，池莉小说的发行数字以《来来往往》的23万、《小姐你早》的10万，引来业内人士和新闻界的惊奇。

作为池莉这两部小说的责编，我接到过很多读者的电话，他们说池莉根本不是只写爱情婚姻家庭什么的，她写了改革开放20年以来的社会变化，简直就是一部小百科全书。他们认为池莉很深刻，池莉写什么都写得那么深，语言简练，看去平常，但感觉特别到位，读着特别过瘾。

我认为池莉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作家，她与其他一些严肃作家的区别是，她格外看重读者，或许这种意识奠定了她的小说得以畅销的基础。

池莉心中装着多数人，她希望她的作品是好读的，她会设计一个好进入的故事，

运用简洁、口语化、有时代气息、鲜活的叙述语言。这种语言是绝少陈词滥调的，她也并不喜欢一览无余的直白，她使她的小说语言具有针和刀的禀赋，尖锐、犀利、一针见血、具有穿透力。有时你甚至觉得池莉过于尖刻，觉得她狠，不留情面，但就是在尖刻与狠之中，她抵达人性的深处，她触及了人性的隐秘，她留给你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真实。真实并不是容易达到的，或者有些作家追求极端个性化的真实，读者难以获得共鸣，或者一些作家根本认识肤浅，到达不了真实，这真的很见功夫。

有太多的人认可池莉的一针见血，他们说“池莉写的就是我”，这样的阅读让人产生复杂的感受，轻松愉快伴着心痛或心酸或怅然若失或沉思良久，让人把过去的生活重新想一遍，让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忘不掉它。

池莉写当代人的当代生活，她所熟悉的城市、市民、多变的社会里人们多变的心态，在太快的变化中人们的茫然失措。

一个读者，他在一本书中读到了作家对自己心灵的关怀，一些句子触动了他，让他心惊肉跳，他觉得他读到了一本好书。池莉很幸运地拥有一大批这样的读者，早在她写出《烦恼人生》时，她已经得到了读者的信任，多年以来，一批读者忠实地追着她的作品。她的文集每年再版，我了解这个事实，所以一点也不奇怪她的长篇小说单行本会畅销。

池莉热爱写作，她对自己的创作水准是有要求的，她想写好一本书的欲望超过她对于畅销的期望，这一点我深有所知。

池莉的成名

80年代初，我在武钢专家招待所主持一次《芳草》文学月刊小说改稿会。组织省市一些业余作家住在武钢专家招待所改稿，我自然也不忘向武钢的业余作家组稿。武钢的文学创作力量在武汉市一向有名，许多工人作家我都熟悉。我听说武钢新近冒出个年轻的女作者，名叫池莉，开始在省内一些刊物发小主说，很有苗头，却还没有见过面。

第二天，散了会，人也渐渐散了，有一位年轻的姑娘来到我跟前。我抬眼打量一下，清秀，朴素，身子有点单薄，似乎还没有完全发育好，略带羞怯。我猜想是池莉。一问，果然是池莉。

简单地交谈了几句，我请她为《芳草》写篇小说，她干脆地答应了，离去。

过两天，她拿来个短篇《月儿好》。这篇小说在《芳草》刊出后，立即为《小说月报》转载，受到评论界好评，并收入过几种短篇选集。根据我的记忆，这是池莉第一篇引起国内注目的小说。

就是在这次小说改稿会上，她填了一个武汉作家协会的申请表，并要我当她的入会介绍人。

以后两年，池池莉佳作迭出，不断有作品为各种选利选载，渐渐引起文坛注目。

可是，忽然间……

忽然间，池莉生活里出了一件意外的事，弄得满城风雨。多少次我在路上碰见她，脚步匆匆，脸上带着惶惑。立在路边，简短交谈，只能说几句不平、同情、鼓励的话，望着她匆匆离去的背影，暗暗为她担心；一个稚嫩的、刚刚走向生活的姑娘，承受得住如此沉重的生活压力吗？池莉一时成了灰姑娘……

这一二年，我想她不可能静下心来写什么。

逐渐听到一些于她有利的好消息。事情渐渐有了转机，池莉终于走出阴影，走出泥泞。朋友们都为他们高兴。

1984年，武汉市筹建文学创作所，进行专业作家体制改革的尝试，我被任命为文学创作所所长。一面吸收一些已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做驻所作家，一面招收社会上有创作实力的业余作家做合同制作家。

一天，我正在写作间爬格子，池莉进来了。我这祝贺她走出困境。她说，想进文学创作所当合同制作家。我说，很好，欢迎你加盟文学创作所，武汉市的创作队伍一直男女比例失调，文学创作所也都是男作家，更欢迎有实力的女作家加盟。

池莉在履行了有关手续，并获得她当时所在的武钢工作单位同意后，正式成为武汉市文学创作所合同制作家，脱产创作。就在这期间，经历了走向生活后第一次重大烦恼的池莉，写出了她的代表作，中篇小说《烦恼人生》。

这篇小说的问世并不顺利，她曾投寄多种刊物而屡被退稿，后来，《上海文学》慧眼识珠，以显著地位刊出。《小说选刊》随即转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

《烦恼人生》的成功，使池莉的创作和生活都开始转运，并渐入佳境。以后她佳作迭出，名噪遐迩。

池莉谈高行健获诺贝尔奖

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国内，正在南京参加全国书市的著名作家池莉表示，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惊讶，很高兴。苏童等作家也持同样的态度。

池莉说，她是从苏童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当时她正和几个作家朋友在一家宾馆聊天，苏童跑进来说：“你们知道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众人齐声说：“苏童！”苏童说是高行健，大家都感到很吃惊，也非常高兴。

池莉说，对于高行健

她不算了解。高行健出国之前，在国内主要研究戏剧理论，感觉很不错。小说则没有见过。高行健法语非常好，曾主攻法国文学，向国内介绍法国的文学流派。去法国后，高行健生活比较穷困，主要搞了一些小场戏剧，但不是很成功。池莉说，她去法国时没有见到高行健，只听说法国当地人很可怜他。

说起获奖主要作品《灵山》，池莉说没有读过，国内根本没有出版，只有台湾版的。对高行健的小说谈不上有什么看法。

池莉说，大家感到很吃惊是因为谁都没有想到，感到高兴则因为大家都是华人。但和任何奖项一样，诺贝尔文学奖也只是一种游戏。记者问，年初时美国几个作家成立了一个“中国作家诺贝尔奖提名委员会”，把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节煽动得无以复加，关于巴金、李敖、王蒙、莫言获诺贝尔奖提名得传言一个接一个，你如何看这件事？池莉说，那纯属几个人的闹剧。

池莉：别再和我谈文学了

女作家池莉昨天通过解放日报郑重声明：对于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她的名言“文学本是一俗物”的争议，她再也不想说什么了。同时，她直率地表示，从今以后，她只想躲进书房，静心为读者写作，并奉告各路记者：“别再和我谈文学了。”

前不久，池莉去南京书市，签发她的最新小说集《惊世之作》。虽然池莉一直在媒体前保持低调，但在那样的场合，还是免不了要与大家说话。有记者朋友提问文学问题，池莉自然也聊了几句。但最后的结果，却发现人们只对她的一句话感兴趣。这就是：“文学本身就是一俗物”。一时间，网络上便出现了七七八八的说法。以前，女作家也多少遭遇过类似的事，她的观点是，人们愿意怎么说与我无关。但想不到的是，此事居然愈演愈烈。池莉遭到了来自文坛以及文学崇拜者等多方面的攻击。池莉觉得，现在的话语传播过程似乎加上了发酵的程序，话语脱口而出之后便像风筝断了线，断线的风筝会逐渐膨胀，变形，最后甚至有臭气飘过来，实在是无聊。但生活中的事实就是这样由不得人。

为此，池莉给自己提出了最新的座右铭：闭上臭嘴，要求自己不再说话。昨天，她还在武汉的家中，特意撰写了一个声明，对大众阐述她所认识的文学，究竟什么是俗和雅的概念，消除近期来人们对“文学本是一俗物”的歧义。

池莉的声明：什么是俗？

我不写座右铭贴在我的墙壁上，但是我有自己的座右铭。现阶段我的座右铭是：闭上你的臭嘴。我要求自己不要说话。因为现在的话语传播过程似乎添加上了发酵的程序，话语脱口而出之后便像风筝断了线；断线的风筝会逐渐膨胀，变形，最后甚至有臭气飘过来；实在是无趣。但是，生活就是生活，有时候是由不得你的。

最近我去南京书市，签售我的最新小说集《惊世之作》，就免不了要与大家说话。有记者朋友提问文学问题，我自然也得聊它几句。最后的结果，却发现人们只是对我的一句话感兴趣。这就是：“文学本身就是一俗物”。网络上，便出现了七七八八的说法。人们愿意怎么说话与我无关。我只想把我说这句话的完整意思表达清楚。文学到底是什么？我以为，文学不是哲学，不是数学，不是政治学，就连划归人文科学，也很勉强。但凡科学，首先的是严谨，重要的是规则，关键的是逻辑，而文学，是必须反叛所有集体制约和条文成规的。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字艺术，高度的个性是它的立身之本，社会生活是它唯一的创作来源。

什么是俗？人和谷子在一起就是俗。什么是俗世？生老病死，五谷杂粮就是俗世；滚滚红尘，芸芸众生就是俗世。文学在俗世之中摸爬滚打，用文字捏造、提炼出一些形象来，让人欢喜让人忧。由此，文学就是俗的艺术俗的物了。尤其是小说，从它古今中外的老祖宗那里开始，它就是社会生活的写照，《金瓶梅》是，《红楼梦》也是；托尔斯泰是，福克纳也是。小说的形式可以阳春白雪，诗词的形式更可以阳春白雪，作者的姿态也可以阳春白雪，甚至赤身裸体地写作的作家也大有人在。但是，与外在的一切形式和姿态都无关的是：文学就是俗世的艺术。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个文学常识。而“雅”呢，则是一种艺术欣赏的客观发生。所谓大俗即大雅，所谓雅就是俗，俗就是雅，早有智者彻悟和教导我们，不是我要说的话了。只是我不明白，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我们还是回不到常识本身呢？所以，我不想再说什么了。还是躲进我的书房，为我的读者静心写作去吧。各位记者，恕我直率，从今以后，不要和我谈什么文学了。

中年危机——读《来来往往》

最近读了池莉的《来来往往》、何顿的《丢失了自己的女人》，这也许是目前描写“中年危机”文学作品中的代表作吧。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事业上的成功人士，又都同样面临着爱情、家庭的危机，但这只是表面的问题，实际是每当人在日复一日地向前走的时候突然停下脚步来，看看过去，看看未来，会有一种茫然。

现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正如爱情一样是脆弱的。生活中戏剧性

的东西其实并不一定是最具有说服力的，我想大多数婚姻在最初缔结的时候，总也应该是真心诚意的吧，是因为爱情的吧，然而，世界每天在变化，不可阻挡，但无论岁月如何流淌，我们每个人内心的童话，总会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冒出来，也或者有了合适的温度、湿度，她就滋生出来了，让你我对现实本身产生不满并开始憧憬和向往，我们无法摆脱可心又不甘。

多年前，人们说“懒得离婚”，时至今日，虽然更多的人更直截了当地抛开过去迎向崭新，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种生活和感情的中间状态的存在，是介于好和坏，喜欢和讨厌，过得下去和过不下去之间的，是介于勇敢有力地去改变和折腾疲惫地不想改变，不得不改变而改变后又未必如何之间的……

想到《廊桥遗梦》，想到佛朗西斯卡……也许爱有残缺才美丽，人生有遗憾才真实吧。

写作是一种愉快

写作对于我，似乎挺简单，我和我的作品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我从小就喜欢写，喜欢文字，像小孩作游戏一样玩儿文字，其他的方面我似乎都不行；数学不行，逻辑思维不行，还经常犯一些低智商的错误。但唯独文字，醉心于它，希望把它用得炉火纯青，希望用它展示出生活中隐蔽的那些部分，这些部分在我们的生活中潜伏着煷蠹胰床槐闼得鳎牐实际上就是我们生活的另外一面。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另外的一种生活，就像是阳光下有我们的阴影一样——这种感觉有时候非常地美妙，非常地扣人心弦。用文字表达这种感觉，让人们读起来很有意趣，我想这就是我的目标。

我是外省作家，这个地理位置让我对很多热闹的事儿可以抱着很逍遥的态度。这是一种心态，一种比较适合从事文字写作和研究的状态。这种心态并不妨碍我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体验，甚至有时候我觉得有距离才更清晰。小说的文字是一定要美的，因为它是艺术品，因为艺术品的属性就是要美、要好看。如果你能牵引着读者一口气读下去，如果你能让他觉得内心深处有些什么东西在涌动，这就是一种美感。作品要有美感，但作品的美感和花的美不一样，和雕塑的美也不同，它不是靠视觉直观的。你的小说的好看不在于词藻的华丽、语言的惊人，而在于它的字里行间，它的文路里隐藏着的有质感的某种东西。读者读后，心动了，或者勾起了读者的感慨和经验，那么你就成功了，你的作品就具备了一种美感。

一个作家，一方面是文字功夫，另一方面就是生活功夫了。生活并不是看起来的那样简单，你要留心视线之内的一切。多少年来，我养成了过目不忘的习惯，倒不是因为我记忆力好，而是因为但凡我看见的，只要对方给我一种新鲜感，或者因为其中的哪一点触动了我，我就不会忘记。比如写康伟业这种人，我没做过生意，又少跟生意人来往，但我经常会在饭店或其他什么场合里看他们一眼，听上那么一耳朵，就那么一瞬间，他们的形象全在我心里了。我思考，思考现阶段以及以前、以后在他身上应该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深圳有一个老板，在播放《来来往往》最火爆的时候来到武汉，一定要见我。他对我说，他做了20年生意，自己都不知道他是谁了，看过《来来往往》后他一夜没睡着，他说“那就是我，太像了，这促使我去想今后该怎么办。”我觉得他的感觉和我的预期是一致的，我希望我的作品有这样的“抓觉感”。应该说，一个作者和外界的任何接触都是有用的。

阅读有利于文字的表述，有利于研究人、琢磨事儿。史书上记载，孔子非常讲究吃，讲究穿，吃肉越细越好，穿要剪裁得体，华服盛装。我欣赏孔子的大度，欣赏他的临危不惧，就是战火烧到了门前也要把酒喝完。其实，你要想把一个人琢磨得透彻，就得要学会阅读和思考，你还要学会融汇贯通，那么你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新出炉的好东西。有人说，现在的小说不好看，已经没人读了，我就没这么想过。我始终以为小说是好看的，而且一定会有人看，只要你写得好，怎么会没人看呢熜∷凳俏幕艺术，不是一种大众消费，不是一件花衣服，买来就能穿上。好的小说一定要好的读者读，这样作者和读者才能共同完成一种审美。

一个人，无论先天的资质是厚还是薄，后天的学习都非常重要。悟性从哪里来熤腔鄞幽睦锢础煻祭醋院筇斓男扪。我写过一部小说叫《你以为你是谁》，这句话常被引用。你不要以为自己是谁，你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读书，任何时候，都不要被外界给你的光环、夸奖、赞赏所诱惑。你抵挡住了诱惑，你就会获得智慧，你的心灵才会彻底地安静，你的作品也才会找到一个安静的、赋予个性的角落。一个人，他的生命价值何在熅驮谟谒生命的愉快——写作使我愉快，读书使我愉快，和小动物在一起使我愉快，那么我就会去写去读。我的一本再版书的后记是我女儿写的，题目叫《我的妈妈有点怪》，她说我觉得妈妈特别怪，很长时间不去商店，一去就买几件衣服；经常是一点儿都不打扮，有时又很讲究，所以我觉得她很怪。小孩子不懂，只看表面现象，她哪里知道，一切都源于我在体验一种生命的愉快啊

关于我的作品的“触电”，我觉得这很好，反正是他们找我，不是我找他们。我这个人怕“事”，但别人要来找我，我也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只要他们真心实意地想做事情，我就会把版权给他们。只是，但凡热闹的事情，我一概不参与，我也不会说他们篡改了什么，或者要求他忠实于原著什么的。我生性比较慵懒，我为什么佩服孔子，因为希望能像他那样，在任何时候都能悠闲和自在。你不用和任何人去争，你不用说任何人不好，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与己无关，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善待自己的人生。

像爱情一样没有理由

——池莉答程永新先生

程永新：八十年代，中国当代作家对文学的形式进行了全面的试验，你认为你的创作与那个时期的试验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记得，你的成名作《烦恼人生》就发表在那个时期，那时候，批评家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新写实主义”，你的写作就被归于这面大旗下，你对这种归纳认同吗？

池莉：我的写作，一直都只是与自己天生的热爱，自己生命的成长，自己的内心情感，自己的思想变化和自己世界观的变化密切相关，与中国文坛所发生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想当年，面对八十年代文坛流行的各种形式的探索，我都觉得可笑，觉得有一点小儿科，觉得外国文艺思潮及其文本形式和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文学思想脉络有着本质的差距。当时我也如饥似渴地阅读许多翻译作品，也觉得人家的东西，像“等待戈多”什么的，的确有点意思。我承认和欣赏别人的精彩，但是一旦面对自己的写作，我就非常冷静了。因为我的个人经历使我成为了一个热不起来的人，怀疑一切的人。童年时代穿羊毛衫牛皮鞋抱洋娃娃吃丹麦奶粉，人民群众都朝你巴结地微笑，文化大革命一来，整个生活天翻地覆，人们一定要把你置于死地。谢谢漫长的文化大革命，谢谢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倍受歧视的生活，是它们引发了我对我们生活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怀疑与思考。冷眼看着别人时尚的外衣穿在我们骨瘦如柴的身上，勾起的是辛酸和感伤。别人的精神生活、文本结构与语言形式都产生于别人的现实生活，即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活，而我们中国人呢？可怜的，被紧紧约束在狭窄如一线天的意识形态之下，温饱都还没有解决，猪狗一样拥挤地居住在狭小的空间里，购买豆制品和火柴都还要购物票。所以，我当时的文学意识的是：摆脱了漫长文革环境的中国文学，至少首先应该有一个对于假大空话语的反动和纠正，有一个对于中国人个体生命的承认，尊重，歉意和抚慰，有一个对于中国人本身七情六欲的关切，有一个对于在逼窄的意识形态下的窘迫且贫困的现实生活的检讨和指责。

所以，我特别有冲动揭示我们自己的疮疤并抚慰我们自己，所以我就激动地写了《烦恼人生》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小说，像《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什么的。在当时，我的小说与整个文坛的文学气氛很不协调，是一种孤立的另外的从芸芸众生中发出的声音，看似写实，其实是用显微镜放大疮疤，许多人本能地护疼：难道我活得这么卑贱和平庸吗？这么多年来，我们对于小说的欣赏，已经习惯正面照“风月宝鉴”，就是《红楼梦》中道士送给贾瑞的风月宝鉴，突然你将反面给我们照，里面是一个骷髅儿，我们自然就难免与贾瑞的反应一样，要骂人了：“混帐，如何吓我！”所以我的小说从一开始就不讨文学庙堂的喜欢，被批评为苟活和小市民，幸而我早有预料和心理准备，我一点不生气也不着急甚至从来不反驳，因为我与一些人看世界的视点完全不一样，我是从下开始的，他们是从上开始的，用文学界时兴的话说，我是从形而下开始的，他们是从形而上开始的，认识的结果完全不同。批评界说我是“新写实主义”，我没有什么反应。我不太明白什么是“新写实”。我也没有花时间去研究。大家说我什么就是什么罢了。时间一长，形成了语言事实，有一些公开场合，人们也这么介绍我，我也就默认。解释自己多累呀。

八十年代，对我震撼最大的是读者对我的接受和认可，《烦恼人生》发表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