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你的意思。”我的舌头变钝，讲出的话含糊不清，就像快要睡着的人那样。

“异常，”他又说了一遍，“以性行为来说。”

我没说话。

“他有没有对你动粗？强迫你？”他停了停，又问，“他怎么样？是不是像艾比·特恩布尔描述的野兽？你可以想象他会做那种事吗？”

我听见他说的话，但又像什么也没听到。我的思潮起伏流转，意识时有时无。

“……像攻击性，我是说，他是不是有攻击性？你有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的地方？”

那个印象。比尔。他的手在压迫我，撕我的衣服，一把将我推倒在沙发上。

“像那样的男人有他们的模式。他们要的不是性，他们必须要夺取。你知道，要征服……”

他粗暴地弄痛了我，他的舌头逼进我的嘴，使我不能呼吸。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不是我认识的他。

“不论他是否长得英俊潇洒，只要他想，他就能搞到女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像那样的人，他们是异类……”

东尼喝醉了又生我气时，就会动粗。

“……他是个强奸犯，大夫。我知道你不想听这个。但天杀的，这是事实。看起来你可能有所知觉……”

比尔太爱酒了。只要一喝多情况就更糟。

“……这种事可说是家常便饭。你一定不会相信我收到的那些报告，有些年轻女孩几个月后才终于鼓起勇气报警，可能是有朋友说服她们讲出来。银行家、商人、政客等心怀不轨的男人在酒吧碰

到女人，请她们喝酒，趁她们不注意偷偷在里面放迷药。第二天她们醒来，发现那个野兽就躺在床上，突然间觉得好像有卡车冲过了她们……”

他永远不会对我做那种事。他关爱我，我不是一个物体，一个陌生人……但说不定他只是谨慎。我懂得太多，他不可能逍遥法外。

“……那些杂种多年来从没被抓，有些人一辈子也没被逮到。等他们进坟墓的时候，他们腰上的刻痕多到可以和宰杀巨人的杰克相比……”

我们在红灯前停下。我不知道我们坐在那里有多久了，一直都没有动。

“那是正确的暗喻，对吗？那个兔崽子杀苍蝇，每杀一只就在腰带上刻一道……”

街灯像明亮的红眼珠。

“他有没有这样对待你，大夫？鲍尔斯有没有强奸过你？”

“什么？”我缓缓地转向他。他直瞪前方，在红灯的亮光下，他的脸色显得苍白。

“什么？”我又问了一遍，心怦怦直跳。

信号灯由红转绿，我们再度前进。

“他有没有强奸过你？”马里诺逼问道，好像我只是个陌生人，那种去向他求救的女人。

我可以感到血管从脖颈处胀起。

“他有没有伤害过你，让你无法呼吸，任何这类的——”

愤怒从我的身体中爆发出来。我看到闪闪的亮光，像电线短路，又像我因脑子里有血液在敲打而盲目。我叫道：“没有！我已经告诉你我知道的一切！我要说的话都说了，说完了！”

马里诺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我不知道我们要去何方。

那个大白钟面在前方浮动，阴影与轮廓逐渐转化为一辆辆有检验装备的车辆，它们都停在后面的停车场外。马里诺将车停在我的车旁，没人在附近。

我解开安全带，全身仍抖个不停。

星期二是个雨天。雨水从灰色的天空倾泻下来，车上的雨刷甚至来不及把冲下的雨刷掉。我同其他人一样在高速公路上如蜗牛般前行。

我的心情就像天气一般。与马里诺打交道让我觉得连身体都出了毛病，好像酒醉后的头痛。他知道这件事多久了？他多少次看到那辆白色奥迪在我的车道上？他开车经过我家，只因无事可干和好奇吗？还是他想知道那个一本正经的女首席法医怎么过日子？他可能知道我的薪水有多少，每个月付多少房贷。

前面的指示灯要我转入左线，我慢慢经过救护车，一个警察在一辆撞烂的旅行车旁指挥交通。我不愉快的想法被收音机打断。

“……汉娜·耶伯勒被强奸勒死，普遍认为杀她的凶手与过去两个月内在里士满杀死四个女人的凶手是同一人……”

我调高音量，听着这则从出门到现在已听过多次的新闻报道。最近在里士满似乎只有谋杀的新闻。

“……最新的发展。根据内幕消息，洛丽·彼得森医生在死前可能拨过九一一。”

这个耸动的新发现当然会占据早报的头版。

“……公共安全处处长坦纳在家……”

显然，坦纳念了一段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警方正在评估形势。因为案子的敏感性，我无法作更进一步的评论。”

“你知道消息来自哪里，坦纳先生？”记者问。

“我无法置评……”

他不能置评，因为他不知道。

但我知道。

所谓的内幕消息来源一定是艾比。报上没有她具名的报道，显然，编辑没有列出她的名字。现在她没在报道新闻，而是制造新闻。我当然记得她的威胁：“有人要付出代价……”她要比尔付，警方付，里士满付，甚至上帝亲自付。我在等电脑遭人侵入及采证袋卷标出错的消息上报。下一个要付代价的人将是我。

我到办公室时已接近八点半，整间屋子充斥着电话铃声。

“一堆记者。”罗丝拿了一沓粉红色留言纸，搁在我的记事簿上，“有线电视新闻，杂志，刚才还有个新泽西州的家伙说要写书。”

我燃起一根烟。

“关于洛丽·彼得森报警的事，”她加了一句，脸上写满焦虑，“如果是真的，那可真槽——”

“把所有来问问题的人都送到街对面，”我插嘴道，“任何人来问这些案子，都要他们去问埃伯格。”

他已经发给我好几封邮件，要我“立刻”把汉娜·耶伯勒的解剖报告送给他。在最新发出的备忘录里，“立刻”两个字下还画了线，又丢下一句侮辱的话：“准备解释报告迟迟无法送交的原因。”

他在暗示是我走漏消息给新闻界？指责是我告诉记者那通被打断的九一一求救电话？

埃伯格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任何解释。今天不会有任何东西给他，就算他发来二十个备忘录，或本人亲自来也不成。

“马里诺警官在这里。”罗丝的问话让我紧张起来，“你要见他吗？”

我知道他想要什么。事实上，我已经为他准备了一份报告的副本

。我希望他晚点来，至少等我走了之后再来。

我在一沓病毒报告上签字时，听到他沉重的脚步声。他走了进来，穿着件正在滴水的深蓝色雨衣，疏落的头发糊在头上，面容憔悴。

“关于昨晚……”他朝我的桌子走过来，试着解释。

我的眼神让他闭了嘴。

他解开雨衣，一面不安地环顾四周，一面伸进口袋摸出一包烟。“下雨下出狗和猫。（注：英文中以“ra cats and dogs”指“倾盆大雨”）”他喃喃道，“鬼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仔细想想，一点道理也没有。”他暂停片刻，“据说中午会停。”

我一语不发，递给他一份汉娜·耶伯勒的解剖报告，里面包括贝蒂给出的初步血清检验结果。他并没有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就那么站在那里阅读，一身水全滴在我的地毯上。

当他读到那些恐怖的描述时，我可以看到他的眼睛钉牢了下半页。他抬头看我，脸色凝重地问：“还有哪些人知道？”

“几乎没有其他人。”

“局长看过没？”

“没有。”

“坦纳呢？”

“他来过电话。我只告诉他她的死因，没提她受的伤。”

他又仔细看了一会儿。“还有没有其他人？”他头也不抬地问。

“没有。”

“报纸上没登，”一阵沉默后，他说，“收音机与电视也没有。换句话说，走漏消息的人还不知道这些细节。”

我像石头般瞪着他。

“该死！”他折好报告，放进口袋。“那家伙活生生就像开膛手杰克。”他望了我一眼，“我猜鲍尔斯还没有找过你。如果他来找你，别理他，让他找不到你。”

“什么意思？”光是听到比尔的名字就让我有被咬了一口的感觉。

“不要接他的电话，不要见他。不论你怎么处理都行。我不希望他现在拿到这份报告，也不希望他看到这份报告，或知道得更多。”

“你仍认为他是犯罪嫌疑人？”我尽量平静地问。

“哼，我已经不确定我在想什么了。”他回了一句，“问题是他是检察官，有权做他想做的事。不过就算他是州长，我也不在乎。我不要他拿到任何报告。请你尽量躲避他，别让他找到你。”

比尔不会来。我心里有数，不会见到他。他知道艾比说的话，也知道她说的时候，我就在旁边。

“还有件事，”他一边说，一边扣起雨衣纽扣，竖起衣领，“如果你要对我发火，就发好了。但昨天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如果你以为我喜欢那样做，你就完全错了。”

有人在清喉咙，他转过身。温格迟疑地站在门口，手插在考究的白色亚麻裤的口袋里。

马里诺脸上露出憎厌的表情，粗鲁地与温格擦肩而过。

温格紧张地把玩着零钱，走到我的桌旁。“嗯，斯卡佩塔医生，走廊又来了一组摄影记者……”

“罗丝在哪里？”我摘下眼镜问。我的眼皮下好像砂纸一般。

“在洗手间或其他地方。嗯，你要我叫他们离开吗？”

“叫他们到对面去，”我不悦地加上一句，“就像我们对付上批人马，还有再上一批那样。”

“好的。”他喃喃道，但没有动，再次紧张地把玩零钱。

“还有什么事吗？”我逼迫自己耐心地问。

“嗯，”他说，“我对一件事很好奇。关于他，嗯，关于埃伯格。嗯，他不是反对吸烟的吗？而且在这点上大做文章。我有没有把他跟其他人搞混了？”

我的眼睛在他严肃的脸上来回扫视。我想不出这有什么重要，便说：“不错，他强烈反对抽烟，而且常常公开表示意见。”

“我也这样想。我好像在报纸上看过，也听他在电视上谈过。据我所知，他计划明年全面禁止在我们办公大楼里抽烟。”

“不错，”我回答，不悦的情绪再次加剧，“明年此时，你的老板就要站在外面的寒风凄雨里抽烟，活像个充满罪恶感的小孩。”我不解地看着他。“你问这个干吗？”

他耸肩。“只是好奇。”又一耸肩。“我猜他原来也抽烟，但戒掉了。”

“据我所知，他从来不抽。”我告诉他。

我的电话铃又响了。当我再抬起头时，温格已悄然离开。

别的不说，马里诺的天气预告倒很准确。那天下午我开车去夏洛茨维尔时，头上顶着一片耀眼的蓝天，今早暴风雨留下的唯一证据，是在路边绵延不尽的草原上升起的一层层水气。

埃伯格对我的控诉一直咬噬着我，所以我决定亲自去听他与斯皮罗·弗特西斯的讨论，至少这是我与那个法庭心理学家订约的理由。事实上，那不是唯一理由。我一出道就认识他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早年参加那些冰冷的全国法学会议时，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但他愿意与我做朋友。我可以放心地对他尽情倾诉，就像去看心理医生差不多。

他在他部门所在的那栋大楼的四楼等我。他站在昏暗的走廊上，脸上绽开微笑，像父亲那样拥抱我，在我头顶亲了一下。

他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医学与心理学教授，比我大十五岁。他的白发像翅膀般盖住耳朵，无框眼镜后是一双仁慈的眼睛。他照旧穿着一套深色西装、白衬衫，还有一条沉寂多年后再度流行的条纹窄领带。我总觉得他像插画家诺曼·洛克维尔画笔下的小城医生。

“他们正重新粉刷我的办公室，”他打开一扇深色木门，向我解释，“如果你不介意被当成病人，我们就去这一间。”

“现在我觉得很像你的病人。”他关起我们身后的门，我说。

这间宽敞的房间像客厅一样舒适，只是感觉很中庸，没有什么感情倾向。

我坐进一张黄褐色皮沙发。房间内散放着很多浅色的抽象水彩画和几盆绿叶盆栽，没有杂志、书和电话。小桌上的灯没有打开，特别设计的白色百叶窗调节好了，阳光可以柔和地透进来。

“你母亲怎么样，凯？”弗特西斯拖过一把黄白色的安乐椅。

“还活着，我想她会比我们活得更长。”

他微笑。“我们总以为我们的母亲会长生不死，很不幸，那很少发生。”

“你太太与女儿呢？”

“都很好。”他的目光停在我身上，“你看起来很累。”

“我想我的确很累。”

他静默片刻。“你在弗吉尼亚医学院教书，”他用那种温和的、没有任何威胁性的讲话方式开始，“我在想以前你认不认识洛丽·彼得森？”

他没有多问，我却禁不住告诉他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起的事情。我有种非倾诉不可的需要。

“我见过她一次，”我说，“至少我相当确定见过她一次。”

我早已仔细回忆过以前是否见过她，特别是在开车上下班的途中，或在院子里照顾玫瑰时那种安静内省的时刻，我会看到洛丽·彼得森的脸，然后把她拼在医学院无数实验室或课堂中聚在我身边的学生脸上。一想再想之下，现在我已经说服自己，当我在她家看到她的照片时，便认出她了，她看起来很熟悉。

上个月我发表过一系列演讲，主题为“女性在医学界”。我记得站在讲台后，看到一片年轻的面孔占满了整个大礼堂。学生们带了午餐，舒适地坐在有红色椅垫的椅子上，边听边享受美食。就像过去相似的演讲，那次没有什么特别，或发生过值得回忆的事，当然，现在回想又不同了。

我不能确定，但我认为洛丽是演讲结束后前来提问的女学生之一。我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像，一个穿实验罩袍、引人注目的金发女子。我唯一记得很清楚的是她的眼睛，深绿色，充满疑问。她问我是否相信女人可以拥有家庭，同时又能兼顾像医学这样富有挑战性的事业。我会特别记得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一时之间张口结舌，回答不出。就我来说，家庭事业并不两全。

我一遍又一遍地重新想过，好像如果我想得够多，那张脸就会变得清楚起来。是她，或不是她？现在每次我走在医学院的走廊，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金发医生。我不认为能找到她。我想那个女子就是洛丽，她短暂地出现在我面前，就像从未来的恐怖中走出的鬼魂，永远只能存在于过去。

“有意思。”弗特西斯以他一贯深思熟虑的口吻回答，“为什么你觉得你在那时候，或过去别的时候遇见她，会有任何重要性？”

我瞪着袅袅升起的烟雾。“我不知道，只是让她的死亡更为真实。”

“如果可以重回那一天，你想重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