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我把洛丽·彼得森的样本存在冰箱里，就和其他星期六的案子放在一起。我清楚地记得，星期一一早我亲自交到检验室，其中包括一个硬纸夹，里面装着上面有肛门、阴部、口腔样本的棉花棒。我确定当时只用了一个硬纸夹。我绝不可能送出空夹子——它总是包括一个装了棉花棒的塑料袋、装了头发的信封、试管和所有其他东西。

“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我强调。

他不安地将身体重心转移到另一只脚上，眼睛也望向别处。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把事情搞砸了，而他不愿意直接指出来。

出错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自从玛格丽特在解剖室的电脑里安装了制作卷标的程序后，温格与我就把整个作业流程想过很多遍。

病理学家在动刀解剖之前，可先将有关死者的数据输入电脑，然后印出一串标签，用来贴在所有可能采集的样本上，比如血液、胆汁、尿液、胃部的残留物，和其他个人证据。只要每个病理学家谨慎地把正确的标签贴在正确的试管上，而且记得签名，便能节省很多时间，大家也都可以接受。

但这点小小的自动化有一样特性让我紧张。无可避免，会有标签剩下来，因为没有必要收集所有可能的样本，特别是当检验室工作繁忙、人手又不足的时候。譬如，如果有个八十岁老翁在除草时心脏病发，我何必要收集他的指甲？

那些剩下的标签该怎么办？当然不能随处搁置，以免贴错试管。大多数病理学家会撕掉那些标签，我则把它们放进死者的档案夹。这样，我就知道做了哪些检验，哪些没做，以及我到底送了多少试管到楼上去。

温格踱到另一头，伸出一指翻阅验尸间的记录。我可以感到马里诺在那边瞪着我，他在等着拿他办的一个凶杀案的子弹。他向我走来，此时温格刚好也走回来。

“那天我们有六个案子，”温格好像当马里诺不在场般的提醒我，“星期六，我记得。台面上有很多标签，说不定有一个——”

“不，”我大声说，“怎么可能？我没有把她的标签留在那里。它们和我的文件放在一起，夹在我的档案夹里。”

“该死！”马里诺一脸惊讶，从我肩后探出头来问道，“你们在说的事跟我想的一样吗？”

我发狂般甩掉手套，从温格手里夺过硬纸夹，用指甲划开胶带。里面有四个玻片标本，其中三片上绝对涂有东西，但并没有照规定注明从哪一部分采集而来。事实上，除了硬纸夹上的电脑卷标，没有任何其他标志。

“也许你以为你会用得上，但后来改变了主意？”温格试着解释。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记不得了。

“你最后一次用冰箱是什么时候？”我问他。

他耸耸肩。“上星期，说不定是上星期一。我拿东西出来给楼上的医生。我这星期一没来，今天是我这星期第一次用冰箱。”

我慢慢记起温格星期一补假。是我自己把洛丽·彼得森的证据拿出冰箱，然后再上楼去收集其他证据。我会没有注意到这个硬纸夹吗？还是因为太累、心思太乱，以至于把她的证据与那天处理的另五组证据混杂起来了？如果真是这样，哪一个硬纸夹的证据才是她的？我已经拿上楼的那一组，还是这一组？我无法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我一向都非常小心。

我很少穿着罩袍走出验尸房，几乎从来没有，就连火警演习也不例外。几分钟后，当我穿着血迹斑斑的绿袍快步走在三楼走廊时，检验室的工作人员不免好奇地盯着我看。贝蒂正在她拥挤的办公室喝咖啡休息。她只看了我一眼，眼神就僵住了。

“我们有麻烦。”我马上说。

她瞪着硬纸夹，注视着上面的标签。

“温格刚才清理冰箱里的证据时发现的。”

“噢，上帝！”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我跟着她走进血清检验室。我对她解释，我不记得曾经采集过两组洛丽·彼得森的证据，也无法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她戴上手套，从柜子里拿出一些瓶子。她试着安慰我：“我想你上次送来的应该是正确的，凯。那些显微镜与棉花棒都一致，与其他证据也一致。所有证据都指出是非分泌者。这一定是你多采集到的一组，只是你忘了。”

又多了一个疑问。我只采集了

一组，是不是？我能发誓吗？上星期六已经是遥远的记忆，我不能确定我当时的每一个动作。

“里面没有棉花棒，对吗？”她问。

“没有，”我回答，“就只有这个装了玻片标本的硬纸夹。温格就只发现了这个。”

“嗯。”她在思考，“让我们看看会显示什么。”她依次把每个玻片放在显微镜下。长长的沉默后，她说：“我们有大的鳞片形细胞，可能是口腔或阴部的细胞，但不是肛门的。而且，”她抬头看我，“我没有看到任何精子。”

“上帝！”我闷哼一声。

“我们再试一次。”她回答。

她撕开一包消毒棉花棒，拿出一根，用水蘸湿，轻轻将棉花棒滚过玻璃片上的样本，接着以相同的方法依次采样——一共有三片。之后她用采好样的棉花棒去擦白色滤纸上的小圆圈。

她拿出滴管，开始熟练地在滤纸上滴磷酸萘，再滴快蓝b盐。我们瞪着滤纸，等待它们变成紫色。

一点反应也没有。那洼湿湿的小痕迹在折磨着我。虽然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会出现反应，但我还是继续瞪着，好像我可以凭意志力让它们起反应，以证实有精子的存在。我真希望相信这是多出来的一组样本，而我的确采集了两组洛丽的证据，只是不记得了。除了显而易见的结论外，我愿意相信任何事。

这些玻片上的样本不是洛丽·彼得森的。不可能。

贝蒂面无表情的脸告诉我她也在担忧，只是尽量不表现出来。

我摇摇头。

她被迫下结论。“那么，这些不像是从洛丽的案子来的。”她停了一下，“当然，我会尽力去分类，看有没有别的因素。”

“拜托你了。”我深吸一口气。

她再度试着安慰我。“我从凶手体液中分离出来的液体与洛丽的血液样本一致。你不需要担心。我一点也不怀疑第一次送来的证据……”

“有人会提出疑问。”我悲惨地说。

律师会乐歪嘴。上帝！他们一定高兴死了。他们会激起陪审团的疑心，让他们怀疑所有样本，甚至怀疑试管里装的是不是洛丽的血液。他们会质疑所有送到纽约作dna检验的样本。谁能保证那不是从其他尸体上采来的？

我以几近颤抖的声音告诉她：“我们那天有六个案子，贝蒂。其中三个需要采证，都可能是强奸。”

“全是女人？”

“是，”我低声说，“全是女人。”

星期三晚上，比尔在神经紧绷、舌头又被酒精麻痹时所说的话深深烙在我心上。如果我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将对案子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只是洛丽的案子会受影响，所有案子都会。我无法假装这个夹子不存在，而它的存在让我不能在法庭坦然发誓所有的证据都一致。

我没有第二次机会重新采证。洛丽的样本已由信差送到纽约的检验室，她经化学药品处理过的尸体已在星期二下葬。要起出她的尸体根本免谈，而且也不会有太大的好处，反而会耸动视听，引起大众好奇。每个人都想知道为什么。

贝蒂跟我同时望向门口，马里诺走了进来。

“我有个可笑的想法，大夫。”他停下来说道。他脸色凝重，目光转到台面的玻璃片与滤纸上。

我麻木地瞪着他。

“让我带这组证据到范德那里去。说不定是你把它留在冰箱，但也许不是你。”

在我会意之前，一种可能有事发生的感觉流遍全身。

“什么？”我问，好像他疯了，“别人？”

他耸耸肩。“我只是建议你考虑所有可能性。”

“谁？”

“我不知道。”

“怎么可能？这人必须进入解剖室，还得用到冰箱。而且这档案上有标签……”

那标签！我想起来了。洛丽经解剖后，有些标签没用到，剩下的标签归在她案子的卷宗里。除了我，还有埃伯格、坦纳与比尔曾经看过她的档案。

那三个男人星期一晚上离开我的办公室时，前门已经用链条锁了起来。他们三人都是从停尸间出去的。埃伯格与坦纳先走，比尔稍晚离开。

解剖室锁起来了，但冷冻室并没有。我们必须让它开着，以便下班后，殡仪馆与急救人员可以把尸体送来。冷冻室有两扇门，一扇对着走廊，一扇可以进入解剖室。他们之间有人从冷冻室进入了解剖室？在第一张桌子旁的架子上有一堆采证袋，温格总是把它放满，供应齐全。

我打电话给罗丝，要她开启我桌子的抽屉，打开洛丽·彼得森的卷宗。

“里面应该有些证据标签。”我告诉罗丝。

在她检查的时候，我试着回忆。应该有六个或七个剩下来的标签。这并不表示我没有采集很多样本，而是我采了太多……比平常几乎多出一倍。我用电脑印出了两份标签。剩下的标签应该是标示心、肺、肾脏和其他内脏，另外还多了一个可以贴在采证袋的外面。

“斯卡佩塔医生？”罗丝回来了，“标签

还在。”

“有多少？”

“我看看。五个。”

“贴什么的？”

“心、肺、脾、胆与肝。”

“就只这些？”

“是的。”

“你确定没有一个是贴在采证袋外面的？”

她停了一会儿。“我确定，只有五个。”

马里诺说：“你在这个采证袋上贴标签，那么你的指纹应该就在上面，对不对？”

“如果她戴了手套就不会有指纹。”贝蒂说，她一脸愁容地旁观。

“我贴标签时通常并不戴手套。”我喃喃道，“手套上都是血，通常是这样。”

马里诺平板地继续：“哦，所以你并没有戴手套，而文蛤……”

“温格，”我恼怒地说，“他的名字是温格！”

“管他叫什么。”马里诺转身就走，“我是说你的手碰了采证袋，所以你的指纹会在上面。”他从走廊加了一句，“但其他人的指纹说不定不该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