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几年，法庭绝大多数案件，都是所得税征收案件，很多人被判社区服务或判刑，对比鲜明的是，收入处于最下层的农民报税非常自觉，他们潜意识中把交纳所得税，当成对政府免除农业税和诸多苛捐杂税的回报。直到下层民众当年六月得到全额退税，人们才明白，为什么政府称所得税为良税，简而言之，所得税是拨富人毛，贴补穷人孩子上学、看病、养老。

而且所得税对根治腐败起到很好的作用，一直以来政府官员都要定期公布收入和纳税证明，总统、总理也不例外，让公众监督。由于收入和纳税同时公示，当公众发现公务员的收入、纳税与其消费不相符时，即可举报。有关部门立即调查，偷税、收入来源不明都是犯法。

“公示”的警戒作用就像 “紧箍咒”一样，时刻提醒公务员做任何事都有人民监督，要为自己的不规行为付出巨大成本、高昂代价。腐败或许没能得到根除，但却因所得税的征收得到惩治。

“总理，单就所得税征收，就在中国形成了 “领薪就纳税”制度，更能增进公民意识。因为国家所有开支都与纳税人息息相关，纳税人有权知道自己的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同时使政府工作人员知道，他们只是公民出资雇佣的员工。

最重要的是，个税起到财富二次再分配作用，虽然对所有有收入的人征税，但由于实行多税级累进税率，让低收入者少纳税，高收入者多纳税，以此弥合第一次分配差距。由此可见，当年总理您在提出所得税时，是具有高瞻远瞩的目光，并不仅仅是为了增加税收，缓解财政压力。”

宋子文不声不响的吹捧了一下总理，马屁是要有技巧的，总理脸上果不其然的流露出得意之色。尽管当时身在美国，但宋子文也知道，当年总理高呼：所得税是良税，所得税是公民意识的显现等种种美好言辞，说服议员和代表，最终让他们脑子一热，把个税征收写进了宪法，成为中央政府的税收支柱。

“提高个税！”宋子文的意图呼之欲出，宋子文喝口茶，接着说， “尽管所得税成为税收支柱，但，总理，一直以来所得税都没有作为一项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来使用，我们应该制定以所得税政策为主的税收政策，才能将其作为国家调节宏观经济的备选工具之一，以供政府实施了 “补偿性”财政政策。”

一系列财政专业词汇，让司马晕头转向。当年开征所得税，就是为了增税，扩大中央政府税收，至于作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想都没想过。但司马隐约觉察宋子文的意图，无非是增加富人所得税额度，大幅增长税收。中产阶级尤其富人才是所得税主要来源。劫富济贫，就是要用所得税抢劫富人，用富人的钱去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减少赤字。

“总理，曾有人如此描述税收：税收是战争机器的润滑油、经济复苏的强心剂、社会福利的摇钱树、社会稳定的调琴师，我们必要充分发挥所得税财富二次再分配作用，对富人，比如像总理你这样的人征收重税。

27对于像你这样的富豪，实在太少，您交纳80的所得税都不过分，对您的生活品质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不是吗？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富人从事慈善事业的热情不是吗？毕竟慈善捐款可以退税，他们向学校、医院捐赠一百万，政府就可以少投资一百万。”

宋子文说到让总理交纳80所得税时，语气中带着浓浓的调侃之意。面对总理的惊讶，宋子文更希望

为总理专门制定95个税，这才是财富再分配。宋子文的调侃，让司马颇为无奈，地主家也没余粮啊！

“我知道了，你是想抢劫我。” “当然，说到肥羊，中国有几个比您更肥的，不抢您，天理何在！更准确的来说，只要是年收入超过二十万的富豪，我就想抢他们。至于穷人家里的一两百块钱，我宋子文还不放在眼里。”无视总理的尴尬，宋子文依然调侃的回答。

司马不得不承认，所得税的确是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手段，社会保障法的实施也是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在国家养老保险中，高收入者的养老金替代率只有20左右，而低收入者的养老金替代率可以达到60左右，最重要的是可以缓解政府赤字压力。

“那么你认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调整多少才合理？” “以美国为例，罗斯福总统为实施：复兴经济、救济穷人、改革体制的新政，个税最高边际税率由25提高到81，增幅为324。我们的个税最高边际税率至少应该提高到80。不过我个人看来，国会议员能接受的税率最高55，不过总理出面力争的话，争取到65至67，还是有可能的！”

宋子文期待的看着总理，没有人愿意增税，尤其是在经济危机已经趋于消弥的时候，最佳的增税时机已经渡过。司马沉思半晌，65吧！我相信他们会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