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何玲是个话少的人，周末会坐在客厅的藤椅上翻文件。

我跌跌撞撞扑到她脚边，她会放下文件，牵着我的手绕着茶几走，声音很轻：“言言慢些，别摔了。”

那时，母亲总在晚饭后翻医学期刊，父亲则对着电脑里的设备图纸皱眉。

我趴在地毯上搭积木，把红色方块当成听诊器，往秦昭胳膊上按假装自己是个医生，秦昭会配合地“咳嗽”两声。

那时的家，像台精准的仪器，每个人守着自己的齿轮，沉默地咬合着，倒也安稳。

直到十岁那年的冬天，父亲把我叫到书房，暖气开得很足。

“言言，我和你妈妈要分开了。”

他声音很轻，“你和姐姐可能…”我没等他说完我往外跑，听见他在身后叹气。

后来秦昭跟着母亲回了何家，搬家那天她背着书包从楼上下来，经过我身边时停顿了半秒，把一本《人体解剖图》塞给我。

“里面画得很清楚，你不是总问心脏长什么样吗？”

书页里夹着张她画的简笔画，两个小人举着听诊器，旁边写着“秦昭、秦言。”

父母分开后日子，像被切成两半的苹果。

平时住秦家，父亲会陪我看纪录片、带我射箭、骑马，我有时候会去何家，母亲会带我去粤州的长隆玩。

他们从不在我面前说对方坏话，甚至会在我生日时一起出现，像从前那样笑着看我吹蜡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