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苏轼和晏几道都不懂。张载没在朝堂上待过,也拿不定主意。家中有人做官的范纯仁和曾巩对视了一眼,都点了下头。
曾巩在“官营”二字上画了个圈。
“几日一刊发?定价如何呢?”
扶苏说:“军队里免费人手一份,这是原先就定好的。若是百姓们购买的话……”
他比了个手势:“三文?五文?”
“……有点高了。”
“那就两文吧。”扶苏也没多纠结:“每七日一刊发,一个月刊发四次。这个频率你们觉得怎么样?”
“不更频繁一点么?”
“频繁了的话,内容和质量恐怕跟不上。倘若这个报纸以十年计算,每七日一份,一年五十二份,十年就是五百二十份。再频繁一倍的话,就是一千多份。《诗三百》都不够登的,我怕我们以后真的要拿《尚书》《礼记》充数了。”
还有一个隐性的问题,扶苏没有宣之于口。那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化产品总量。他的第二世信息发达、世界联通。光是报纸登载各国要闻、轶事就足够水一期了。但现在在大宋,有能力从事文化创造的总人口就不多。
如果报纸能顺利办下去,肯定要从外部引入投稿的。不过那是以后的事,前面几期的内容肯定得打个样。
那么问题来了,报纸上该登载什么内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