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花刚到这里的时候，只有九岁。

她每一夜都在喊疼，后来就不喊了，因为护士姐姐给她讲，总是喊疼，爸爸妈妈就不会来了。

她闭上了嘴，开始和深入骨髓的疼痛相依相伴。慢慢地，她发现自己也适应了这种疼，如果哪天没有了那种让她脊背冒冷汗的疼，她反而觉得全身的骨子都轻飘飘的，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病床旁的吊瓶架是她在这里的朋友，即便如此，她也不允许自己太放肆——她只容许自己每周问吊瓶架一次“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来”。

失去左脚的前一晚，她一直因一个问题而无法入睡：如果爸爸妈妈明天来了，发现自己没有了左脚，该如何带自己回家呢？

她想了很久，然后告诉吊瓶架：“我可以单脚跳着和爸爸妈妈走。你可能不知道，在学校我单脚跳皮筋可厉害啦！”

只是，她从麻醉中苏醒过来时，病床旁边依旧只有吊瓶架。

“来啦！你的爸爸妈妈都来啦！刚才你睡得好香，他们说不要吵醒你，让你好好睡。明天还会来的。”那个一直冷言冷语的护士姐姐忽然变得好温柔。

每次手术前后，小花都能得到这样的温柔。

“哎呦，真是不巧。你爸爸妈妈刚走，我去看看，他们要是还没到车站，我就叫他们赶快回来！”又一次手术结束后，护士姐姐仿佛比小花还要懊恼。她拍着自己的脑袋，跺着脚，赌咒发誓下次一定要早些叫小花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