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烈火真金 (1)

苦难辉煌 金一南 11896 字 2024-10-10

红十军团隐蔽得非常好。王耀武的前卫第二团经过乌泥关、潭家桥时,路旁百姓有的在砍柴,有的在种地,有的在公路上行走,如平常一样。前卫团长周志道以为没有可疑情况,也未派部队严密搜索,部队浩浩荡荡继续前进。

机会很好,但开火却提前了。敌人团指挥部还未进入伏击地域,二十师、二十一师部分干部战士过分紧张,提前开火。敌人立即警觉,马上开始抢占路边高地,整个伏击战斗被迫提前。否则待敌团指挥部进入伏击范围后,首先打掉指挥机关,那么整个战局就会大不一样了。

王耀武、周志道等人,事后想起来惊出一身汗的,就是基于此种设想。

野战经验不足、特别是打硬仗经验和思想准备皆不足的二十师、二十一师连续向敌前卫团发起猛冲,企图一举将敌人压垮。攻势很猛,几次开展肉搏,敌前卫团团长周志道都被打伤。但两个师动作不一致,连冲4次也攻不下来。未放在主攻位置的十九师在山峡里一时又出不来,局势很快由伏击的主动变成被敌反击的被动。王耀武一面命令部队不许后退,一面调加强营和第三团的三营增加到第二团的正面作战,同时令第三团团长李天霞率该团主力向红十军团的左侧背猛烈反击,令第一团团长刘保定立派一部占领乌泥关,并坚决守住。

补充旅本来曾经是寻淮洲指挥的十九师的手下败将,此番红军三个师伏击它,最初它被打得措手不及,最后红十军团反被它打得措手不及。

乌泥关制高点的争夺战成为胜败的关键。十九师终于抽出来发动为时已晚的攻击。寻淮洲亲自领头奋勇冲锋。王耀武后来回忆这场战斗说:“红军三次冲锋虽都受到挫折,但斗志仍盛,其打败补充第一旅的决心并未动摇,又发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冲锋。这次红军出动了七八百人,分三路冲过来,一路针对加强营,两路对着第二团中伤亡较重的第一、第二两个营。大有一鼓作气击溃补充第一旅之势,情况紧张、危急。”

王耀武亲到第一线督战,令各部集中迫击炮、机关枪的火力,向冲过来的红军猛烈射击,战斗极为激烈。他回忆说:“据第二团团长周志道报称,在敌人第四次冲锋中,发现红军有十几个人冒着炮火的危险去抢救一个人,抬着向后方走去,看样子,被抬走的这个人可能是敌人的高级军官。”

被抢救下来的,是在猛烈的冲击中身负重伤的寻淮洲。

人们都以为25岁当军团长的林彪是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其实寻淮洲1933年出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时,还不满22周岁。寻淮洲是湖南浏阳的青年学生,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与陈伯钧、王良同为红四军三十一团三个有名的青年知识分子连长。三人当中陈伯钧、王良都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算黄埔六期,唯有寻淮洲没有进过军校。但他一直是红四军战将、黄埔四期生伍中豪的下级。从这位与林彪齐名的红军将领身上,寻淮洲学到了很多东西,进步极快。他19岁当师长,20岁当军长,1933年2月在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战斗中,率红二十一军直插敌后截断蒋军第五十二师归路,为全歼该敌创造了条件,获二等红星奖章,受到中革军委的特别嘉奖。

粟裕回忆说:寻淮洲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

粟裕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中极有造诣的一员青年战将,当时尚年长寻淮洲5岁。

寻淮洲曾经5次负伤,谭家桥成为最后一次,因伤过重,在转移途中牺牲。

方志敏后来在囚室中写《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样评价寻淮洲:“十九师师长寻淮

洲同志,因伤重牺牲了!他是红军中一个很好的指挥员,他指挥七军团,在两年时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缴获敌枪6000余支,并缴到大炮几十门。他还只有24岁。”一位优秀将领,陨落在谭家桥战场。

险遭歼灭的王耀武在谭家桥战斗中反败为胜,所获甚丰。他派出一个步兵连寻找寻淮洲的遗体,捉到一个参加埋葬的人,便由此人带路到茂林,把寻淮洲遗体挖出来照相,以作为寻淮洲确实被打死的证据。他们发现遗体尚完好,但上身无衣,由此认识到红军处境已极度困难。王耀武判断说:“共军官兵所穿的衣服破烂不堪,难以护体,因被服奇缺,在掩埋其阵亡的官兵时,顺手将死者的衣服脱下,以供活人穿用。”

王耀武领到了5000块大洋的犒赏。

谭家桥战斗的失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选敌不当、指挥不当所至。后来红十军团在怀玉山的失败,基因已经潜伏在了这里。

谭家桥战斗失利,皖南便无法立足。红十军团由方志敏、刘畴西率领,南下返回闽浙赣边。谭家桥战斗前那样自信的刘畴西,又变得如此优柔寡断。到达闽浙赣苏区边缘时,敌情已十分紧急。粟裕坚决要求部队不能停留,连夜行动突破敌人封锁线,但刘畴西觉得部队刚刚到齐,人员十分疲劳,当晚不能再走。方志敏担心刘畴西犹豫迟疑,叫粟裕率先头部队先走,他留下来等刘畴西一起行动。

一留便成永诀。

粟裕率少数先头部队行动坚决,当晚就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刘畴西率领的军团主力却行动拖沓犹豫,前面一打枪便改换前进方向。转来转去,耽误了几天时间,在怀玉山陷入赶上来的国民党军14个团的包围。方志敏本可跟着粟裕突围,就为了等刘畴西,最后二人双双被俘,并肩走向了刑场。

浙赣边界的怀玉山成为红十军团最后的战场。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红军战士拿枪向敌人射击,但冻僵的手扣不动扳机;挣扎着向围上来的敌人投弹,又投不了多远;王耀武发现他所俘虏的红军人员,都面黄肌瘦,手脚冻裂,因喝不到水,嘴上起泡的很多,很多人数日不得饮食,冻饿交加,躺在地上动弹不了。

红十军团终遭失败。1935年1月底,军团主要指挥者方志敏、刘畴西在程家湾被俘。

国民党随即将他们解往南昌,沿途召开“庆祝大会”。到达南昌后,又在市内豫章公园召开“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美联社一名记者报道了当时的情景:

豫章公园周围都排列着警察队伍,街上架着机枪……戴着脚镣手铐而站立在铁甲车上的方志敏,其态度之激昂,使观众表示无限敬仰,周围是大队兵马戒备着。观众看见方志敏后,谁也不发一言,大家默默无声,即蒋介石参谋部的官兵对此气魄昂然之囚犯,也表示无限敬佩及同情……

方志敏、刘畴西被浮后,蒋介石密令国家党驻赣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尽力劝说方、刘“归诚”,特别是针对黄埔一期毕业、第一次东征在棉湖之役任教导一团第三连党代表的刘畴西。那是奠定国民党党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蒋介石一直记得当时奋不顾身、因伤被锯掉左臂的刘畴西。无当年棉湖的胜利,便无后来的蒋介石。他命顾祝同对刘畴西要特别关照,一定要设法争取过来。

顾祝同是军校战术教官,管理部代主任,在黄埔既是刘畴西的教官,又是他的上司。但顾祝同怕自己一个人说不动,又借蒋介石任黄埔同学会会长时,刘畴西担任过总务科长,以此为由头联络来更多的黄埔同学做工作。于是从怀玉山到上饶,从上饶到南昌,押解方志敏、刘畴西二人的路上,来劝降之人络绎不绝。仅顾祝同本人就亲自来了三次。

今天回头仔细品味那段历史时,我们可以指责刘畴西在谭家桥战斗前听不进寻淮洲和粟裕的意见刚愎自用,可以叹息刘畴西在怀玉山突围中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但在敌人以友情、以官爵、以监禁、以死亡的利诱和威胁面前,我们只有衷心叹服刘畴西的意志之坚韧不拔。

对蒋介石、顾祝同的劝说和纷纷前来的黄埔同学,他丝毫不为之所动。

刘畴西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方志敏一样刚强。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用“田寿”这个名字,记述了刘畴西在狱中的不屈斗争。

1935年8月6日凌晨,方志敏、刘畴西被秘密杀害于南昌。

蒋介石把消灭红十军团归功于俞济时、王耀武,尤其是在第一线大打出手的王耀武。王耀武参加追击红十军团的作战时,赣东北“剿匪”总指挥赵观涛曾对他说过一席话:共军装备虽差,但作战很机动、很顽强;闽北的部队及俞济时的保安团都受到了很大损失,俞济时本人还因此受了处分;你一定不能大意,大意必定遭受挫败。

赵观涛也是蒋介石的嫡系悍将,多次参加对江西苏区的“围剿”。王耀武牢牢记住了赵观涛的叮嘱,同时生出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一定要面对面见识一下这些装备又差、供应几乎没有的红军将领,凭什么本事令一个又一个国民党骄将如此头痛。

他在谭家桥战斗

中打死了红军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失去了与这个暗中叹服的红军将领见面的机会,但在怀玉山却捕获了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

王耀武立刻利用了这个机会,但第一次见面就让他呆住了。他回忆说:“这位师长的上身穿着三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磁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

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若不是被别的被俘战士指认出来,王耀武绝对不相信面前这个人就是红军师长胡天桃。

他压下震惊,与胡天桃展开如下对话:

王: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

胡: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

王:我们也希望国家好,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你说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有什么根据?

胡:国民党掌握着军队不抗日,却来打内战,还请帝国主义的军官当顾问,这不是勾结帝国主义是什么?

王: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你们硬要在中国实行,这样必然会失败的。

胡: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王:你知道方志敏现在什么地点?

胡:不知道。

王:方志敏对未突入封锁线的部队有什么指示?

胡:不知道。

王: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们,可以保护你的眷属。

胡:我没有家,没有人,不要保护。

胡天桃后来被押解到王耀武的上司俞济时那里,也无多余的话。俞济时说:你是红军的高级人员,不会不知道红十军团的情况。胡答:我不知道,你把我枪毙了吧。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前夕,王耀武被作为首批特赦战犯释放出来,仍然清清楚楚记得25年前与胡天桃那次谈话。

王耀武当年一身戎装,与寒冬中衣衫褴褛、脚穿两只颜色各异的草鞋、干粮袋内只有一个破洋磁碗的红军师长胡天桃谈论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死。

思想交锋中,王耀武不是胜者。

胡天桃被枪杀了。那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意志与决心,却令王耀武想了几十年。

红十军团三个师一万余人,最后冲出包围圈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只有粟裕率领的一个无炮弹的迫击炮连、一个无枪弹的机关枪连和二十一师第五连,以及一些轻伤病员及军团机关工作人员,共400余人。

对丧魄落魂者来说,这是一支残兵。

对前仆后继者来说,这是一堆火种。

以这支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成挺进师,粟裕为师长。

新中国著名的音乐家劫夫有一首歌:“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

中国工农红军就是这样的队伍。伍中豪牺牲了,带出了寻淮洲;寻淮洲牺牲了,又带出了粟裕。革命的理想、战斗的意志像一支不熄的火炬,从一个人的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

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重兵合围济南城。以济南战役为转折点,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开始了惊天动地的战略决战。

指挥15个纵队共32万大军发起济南战役的,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当年从怀玉山冲出去的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

率14个旅共10万守军防守济南城的,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当年追击红十军团的补充第一旅旅长王耀武。

14年前的生死对手再度交锋。济南战役发起时,粟裕一定想到了掩埋在茂林的寻淮洲,被枪杀于南昌的方志敏、刘畴西和慷慨饮弹的胡天桃。

他亲自拟定攻城部队的战斗口号:“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9月24日,济南全城解放。王耀武化装出逃,在寿光县被民兵查获。

“捷报飞来做纸钱。”

那些在天英灵,可能有知?

三、风火来去一陈毅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斗争最杰出的代表,是陈毅。

中央红军出发前一个半月,陈毅在三军团六师的兴国老营盘前沿阵地被弹片击中,身负重伤,开始采取保守治疗。待发现粉碎性骨折的右胯骨必须动手术时,医疗器械和药品都装箱准备出发长征了。

后来还是三人团中的组织者周恩来干预,取出电台的汽油发电机做电源,重新开箱为陈毅做了手术。他不能参加长征了。周恩来告诉他,中央让他留下来与项英一道坚持根据地斗争,负责军事。

1934年10月22日,转移中的中革军委来电,指示中央军区从22日起正式成立,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

陈毅没有职务。

叫他负责军事

却又不给军事职务,他被晾在了一边。

这才明白周恩来也不能做主。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做了这个主。

1934年2月5日,新中央发来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

项转中央局:

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认为:

(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而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

(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

(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中共中央书记处

就是这封电报和后来收到的“决议详情续告”电报,陈毅感觉到毛泽东很可能回到领导岗位了。这种电文是博古等人写不出来的。

陈毅对毛泽东有太深的了解。

陈毅为人独特,了解人的方式也独特。他是通过分歧完成对毛泽东的认识的。

他历史上两次被推举代替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第一次是1928年7月中旬,毛泽东不同意红四军主力按湖南省委的布置去湘南,于是在有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出席的沔渡会议上,陈毅被推选担任前委书记,指挥二十八、二十九团去湘南,毛泽东只能以党代表的名义指挥余下的部队。

去湘南一路连连碰壁。先一鼓作气打下郴州,理发洗澡逛街道,天擦黑敌人一个反击打来,二十九团士兵枪上挑着郴州发的“洋财”,成连成排朝家乡跑,挡都挡不住。一个团最后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团部零星人员和萧克的一个连。若不是副营长萧克在混乱中严令率领的那个连坐下不准动,这连人也将跑散。

碰了壁也不想马上回井冈山。陈毅起草《告湘南人民书》,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武装力量,仍然把目标定在湘南,还派出二十八团二营和团直机炮连去沙田以及湘粤赣边区先期探路。

结果又是一次打击:探路的二营营长袁崇全率队叛变。

湘南之行先跑散了二十九团,后又反叛了袁崇全,在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主持召开的党员代表大会上,陈毅与朱德一起受到尖锐批评。前委委员、特务营营长宋乔生更直接要求将朱德、陈毅撤职查办。会议最后决定分别给予朱德、陈毅以留党查看三个月的处分。

失败使得陈毅第一次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8月24日召开前委扩大会,决定一起回井冈山,取消前委,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

第二次是1929年6月22日的红四军七大。这次代表大会上,陈毅被大会选为前委书记,再次取代毛泽东。

大会前,红四军内部因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职权和军委职权等问题发生激烈争论。在6月8日召开的白沙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掉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