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曹操，太也可羞。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自称奉袁崇

焕之命通敌，送信去给清军。这七名奸细交给锦衣卫押管。崇

祯命诸大臣会审，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诸大臣会齐审讯，锦

衣卫报称：七名奸细都逃走了。众大臣相顾愕然，心中自然

雪亮，皇上决心要杀袁崇焕。锦衣卫是皇帝的御用警察，放

走这七名“奸细”，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猜想起来，那御

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

但不知如何，部署无法周密，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

脚。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杀了

灭口。

对于这件事，负责监察查核军务的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向

皇帝指出了严重责问。崇祯难以辩驳，只得敷衍他说，待将

袁崇焕审问明白后，便即派去边疆办事立功，还准备升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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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崇祯这个答复，其实已等于承认袁崇焕无罪。

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军政，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

职方司郎中（司长）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与兵部尚书

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

名有两条，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议”。所谓叛逆，惟

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去敌所忌。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手

续上固有错误，可是毛死之后，崇祯明令公布毛文龙的罪状，

又公开嘉奖袁崇焕杀得对，就算当真杀错，责任也是在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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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已不能作为袁崇焕的罪名。

嘉靖年间，曾有过一个类似的有名例子：在徐阶的主持

下，终于扳倒了大奸臣严嵩、严世蕃父子。严世蕃十分工于

心计，在狱中设法放出空气，说别的事情我都不怕，但如说

我害死沈炼、杨继盛，我父子就难逃一死。三法司听到了，果

然中计，便以此定为他的主要罪名。徐阶看了审案的定稿之

后，说道：“这道奏章一上去，严公子就无罪释放了。”三法

司忙问原因。徐阶解释理由：杀沈杨二人，是嘉靖皇帝下的

特旨，你们说沈杨二人杀错了，那就是指责皇上的不是。皇

上怎肯认错？结果当然释放严世蕃，以证明皇帝永远正确。三

法司这才恍然大悟，于是胡乱加了一个“私通倭寇”的罪名，

就此杀了严世蕃。

但崇祯对于这样性质相同的简单推论，竟是完全不顾。

至于“擅主和议”，也不过是进行和平试探而已，并非

“擅缔和约”。袁崇焕提出缔和建议而给朝廷否决，崇祯如果

认为他“擅主和议”是过失，当时就应加以惩处，但反而加

他太子太保的官衔，自二品官升为从一品，又赐给他蟒袍、玉

带和银币。又升又赏，“擅主和议”这件事当然就不算罪行了。

这时关外的将吏士民不断到总督孙承宗的衙门去号哭，

为袁崇焕呼冤，愿以身代。孙承宗深信袁崇焕是无罪的，极

力安抚祖大寿，劝他立功，同时上书崇祯，盼望以祖大寿之

功来赎袁崇焕之“过”。崇祯不予理睬。

有一个没有任何功名职位的布衣程本直，在这时候显示

了罕有的侠义精神。这样的事，纵然在轻生重义的战国时代，

也足以轰传天下。

程本直与袁崇焕素无渊源，曾三次求见都见不着，到后

来终于见到了，他对袁钦佩已极，便投在袁部下办事，拜袁

为老师。袁被捕后，程本直上书皇帝，列举种种事实，为袁

崇焕辩白，请求释放，让他带兵卫国。这道白冤疏写得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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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天，最后申请为袁崇焕而死。崇祯大怒，将他下狱，后来

终于将他杀了，完成他的志愿。

大学士韩爌是袁崇焕考中进士的主考官，是袁名义上的

老师，因此而被迫辞职。御史罗万爵申辩袁崇焕并非叛逆，因

而削职下狱。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详细讨论过五年平辽的

可能性，因此而罢官充军。

当时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附和

皇帝的意思，其中主张杀袁崇焕最力的是首辅温体仁和兵部

尚书梁廷栋。

温体仁是浙江乌程（吴兴）人，在《明史》中列于《奸

臣传》。他和毛文龙是大同乡，一心要为毛报仇。梁廷栋和袁

崇焕是同年，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又曾在辽东共事。当

时袁崇焕是他上司，得罪过他。他心中记恨，既想报仇，又

要讨好皇帝。

崇祯身边掌权的太监，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

清兵攻到，焚烧劫掠，众太监损失很大，大家都说袁崇焕引

敌兵进来。毛文龙在皮岛当东江镇总兵之时，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