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军事专家，他们自信是十分“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心理的，他们早就想藐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智识的，却不能把握政治战略的主动地位以获得东亚战局的决断力。在这一点上，他们显示了一种几乎使人不能相信的愚鲁。从政治的立场上来看，他们像一个生手一样的在从事着

运动，不但对于目前的政治环境全不熟悉，而且根本不了解中国内部实力均衡的各种特点，以及最近二十年来的教训。

结果，日本差不多失去了所有内部分裂，地域观念，敌对和嫉妒等等的良好机会。这种机会在战事开始时是任凭一种完美的政治战略所支配的。它又被迫着不得不改变战略，不时改变它的目标，增加它的困难，以及扩大它最后失败的范围。假使有人要为日本陆军目前所遇到的悲剧找出一个单独的理由，他便可以这样说：他甚至完全不能接受南京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华南作战的教训，更不能在蒋氏克服苏维埃区域的战略中得到什么好处。委员长曾经再三的说过：和中国红军的战事，“只能用三分军事，却需七分政治。”中日战事中的政治成分正和这一样的大；但是日本的参谋机关在计划它的战略的时候，几乎不把这政治的因素看在眼里。

日本政治战略的主要错误根源于一种先见；这便是对于中国人民目前正在推行着的统一，士气，爱国心，——和抗日思想——的深化和普遍性估计得太低。它在和一个不再存在的敌人作战——和军阀时代的中国。对于中国内部的分化里，腐败，叛逆，地域观念和不抵抗等自动的成分估计得太大，它在实际上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步骤来使这些阻力尖锐化，但是却因为它的军事行动使每件事情都促成了他们内部的紧张。由于它推测的谬误，对于这些得到一个及时胜利所必需的希望，它已是悲惨的失败了。

所以，即使在华北，它的预料也是毫无根据的。三个北方的行政长官中——河北省的主席宋哲元，陕西省的老督军阎锡山，或山东省意志薄弱的首领韩复榘——一个都没有变为傀儡。日本在这几省中几百万元的贿赂都白白的牺牲了。日本原需要征服他们每一呎土地的，现在却仍旧寸步未动。像北方这样弱的民族精神尚且足够驱策所有当地重要的中国领袖出来抵抗，并且用这惊人的力量来抵抗那种多数中国人都怕他们会出卖领土给人本的人。

一

论日本的战略（下）

在上海尤其在南京，日本在政治和经济的战略方面曾造成了它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一般都承认它的进犯扬子江，尤其是进犯南京即使在侵略成功的时候，也是它在军事上时间方面的大错误。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这或许会铸成历史上一次断然的错误。它的结果和它所希望的颇相径庭。日本希望靠着这次对于华中一个实业，经济，和政治的中心的致命打击能够在表面上“叫中国屈膝”。但是不然，它却使他们站得更稳了。它攻击扬子江下游时的那种恐怖的震动，中国政府往日的经济基础的全部毁灭——所有这些恐怖的和极端主义的计划，产生了在空间上扩展这次冲突的变化，因此，日本才知道在时间上去限制这次战争——这些事实不但没有破坏抗战，却反大大的鼓起了抗战的朝气。

由于它在上海和南京的种种暴行，日本完成了几件它所应该竭力避免的事。它给予当时中国政府里的官僚们以一种经济上的破坏。那些官僚们在客观上都是反对战争的——上海的“买办阶级”，银行家，实业家，大地主的家族，和麕集在上海外国租界里的富商们，他们经济的兴旺大抵都依靠和各帝国主义间的妥协。它竟死命地暗损了他们在南京有力的政治活动，这种活动常是在赞成和日本“合作”的一方面的，并且这种活动仍是继续地存在，直到战事发生时为止，始终想把华南和华北的往来继续维持一个相当时期。

排斥了这些人以后，中国政权的基础便开始迅速地转移到青年人和激进的爱国分子身上——这些认识是誓死反对和解的。并且他们是把这一次战事看作争取独立的一个长期奋斗的开始的。因此，日本便破坏了曾失去每件事的人的权利，而把它转让于相信能战胜别一民族——甚至全世界——的人的身上。

所有日军认为足以促成中国内部分化和阻碍一致抗战的地方封建势力，都给他在华中的暴行所大大的破坏了。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方面，它又摧毁了他们所梦想着的世界的最后憧憬，在这世界里他们曾梦想过和日本共存的可能性。在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方面，它又打破了他们和解的幻想。最严重的，它更分散了南京的政治力和经济力，这种统治着全国的力量，使日本达到了它的军事目标以后，实行它和解的条件所绝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