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七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发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不接受。当然，武汉的大失败，后来成了俄国国内在世界革命性质问题上的斗争的焦点，在这个阶段以后，俄国反对派被摧毁，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被弄臭，苏联开始认真“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它由此出发，今天成了世界和平砥柱的地位。

即使共产党

在和国民党分裂以前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政策，从工人和农民中创建了党的军队，毛泽东也并不认为反革命在一九二七年会被打败，“但是，苏维埃就可能在南方大规模展开，就可能有一个后来无论如何不会被消灭的根据地……”

毛泽东的自述现在已经谈到苏维埃的开端。苏维埃是从革命的废墟上兴起的，它要赤手空拳从失败中斗争出一个胜利的结果来。他接着说：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贺龙、叶挺率领的第二十军，同朱德合作，领导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红军的前身组织起来了。一星期以后，即八月七日，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非常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自从一九二四年广州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我就是党的政治局委员，对于这个决定，我是积极出了力的。出席会议的其他十位委员中，有蔡和森、彭公达和翟秋白。党采取了新的路线，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暂时是放弃了，因为国民党已经无可救药地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了。长期的公开夺取政权的斗争现在开始了。

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运动。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实现下面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除了大地主以外也没收中、小地主的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政权；(五)组织苏维埃。第五点当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反对，后来它才把这一点作为—个口号提出来。

九月间，我们通过湖南的农会已经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起义，工农军队的第一批部队建立起来了。新战士有三个主要来源：农民本身汉阳矿工，起义的国民党部队。这个早期的革命军事力量称为‘工农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由汉阳矿工组成。第二团是由平江、浏阳、醴陵和湖南其他两县的部分农民赤卫队组成。第三团来自反叛了汪精卫的武汉警卫团的一部分。这支军队经湖南省委批准建立，但湖南省委和我军的总纲领，却为党中央委员会所反对，不过后者似乎只是采取观望的政策，而不是积极反对的政策。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略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新师成立以后，我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原武汉警卫团的一个指挥员余洒度，任第一军军长。余多少是因部下的态度而被迫就任的，不久他就逃到国民党那里去了。现在他在南京给蒋介石工作。

这支领导农民起义的小小队伍，穿过湖南向南转移。它得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经受多次挫折。当时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余洒度逃跑以后，部队到达宁都时进行了改编。陈浩被任命为剩下来大约一团兵力的部队的指挥员；后来他也‘叛变’了。但是，在这个最早的部队中，有许多人始终忠心耿耿，直到今天还在红军中，例如现任一军团政委的罗荣桓，现任军长的杨立三。这支小队伍最后上井冈山2的时候，人数总共只有一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