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苏维埃活动的地方，就在中国这条最容易闹灾的河流的这个大河套里——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和宁夏东南部。这个区域同中国诞生地的最初疆界差不多相符，真可谓历史的巧合。数千年前，中国人当初就是在这一带形成统一的民族的。

第二天早晨，我观察一下我的旅伴，看见一个青年人和一个面目端正、留着一绺花白胡子的老人，坐在我对面呷着浓茶。那个青年很快就跟我攀谈起来，先是客套一番，后来就不免谈到了政治。我发现他妻子的叔叔是个铁路职员，他是拿着一张免票证乘车的。他要回到离开七年的四川老家去。不过他不能肯定究竟能不能到家。据说他家乡附近有土匪在活动。

“你是说红军吗？”

“哦，不，不是红军，虽然四川也有红军。我说是土匪。”

“可是红军不也就是土匪吗？”我出于好奇心问他。“报纸上总是把他们称为赤匪或共匪的。”

“啊，可是你一定知道，报纸编辑不能不把他们称作土匪，因为南京命令他们这样做，”他解释说。“他们要是用共产党或革命者的称呼，那就证明他们自己也是共产党了。”

“但是在四川，大家害怕红军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样吗？”

“这个么，就要看情况了。有钱人是怕他们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税的，都是怕的。可是农民并不怕他们。有时候他们还欢迎他们呢。”说到这里，他不安地望了那老人一眼，那老人坐在那里留心地听着，却又显得并不在听的样子。“你知道，”他接着说，“农民太无知了，他们不懂得红军不过是要利用他们。他们以为红军说话是当真的。”

“那末他们说话不是当真的了？”

“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重新分配了那里的土地。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他们有主义，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是坏人。他们杀人太多了。”

这时，那花白胡子忽然抬起他那温和的脸孔，十分心平气和地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杀得不够！”我们两人听了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不巧火车这时已经快到郑州，我在那里得换乘陇海路的车，因而不得不中断讨论。可是，从那时起，我心里一直在纳闷，这位模样儒雅的老先生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他那骇人听闻的论点呢。在这第二天的旅途上，火车（这列火车还心，很舒适）在河南和陕西的景象奇异、层层重叠的黄土山中缓慢地爬行，最后开进西安府新建的漂亮车站，我却整天都在纳闷这件事。

我到西安府不久，就去拜访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杨将军在一两年以前，在陕西那些未被红军控制的地区，还是个唯我独尊的土皇帝。他当过土匪，后来经由中国那条许多极有才能的领导人由此上台的途径而掌握了权势，据说也在这条大道上照例发了大财。但是在最近，他不得不同西北的其他几位先生分享他的权利了。因为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满洲的统治者张学良“少帅”，带着他的东北军开到了陕西，在西安府就任这一带的最高红军征剿者——全国剿匪总部副司令。而为了监视这位少帅，又派来了蒋介石总司令的侍从邵力子。这位邵先生便是陕西省的省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