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西装、白手套，倒也不突兀。

九月的北京，秋老虎持续逞凶，天气十分闷热。车库里我那辆红色的法拉利早已落满积灰，扬着一股不好闻的腐朽味。

大舅为官亦有二十余载，尽管事出突然已尽量低调发丧，但来吊唁者依然源源不绝，黄白相杂的花圈里三层外三层，几乎要从殡仪馆堆到大街上。我随意一看，上头挽的全是“公心丰碑永在，正气天地长存”“英名留千古，国魂照万年”这类与逝者本人南辕北辙、让人笑掉大牙的话，再留一个落款在白色挽条的末尾，毫不夸张地讲，全北京的jg单位都在上头了。

现任两位大老板虽未出席，却也派人送来了花圈，这两个花圈被摆在了悼念厅最醒目的位置，很符合我们老爷子一生好面子的调性。但老爷子本人却缺席了这场追悼会，听说是病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其实难怪。

据说门口这些奠物中也有不少老百姓自发送来的（不知是真是假），我绕着一堆大同小异、品相不佳的花圈转了一圈，突然发现了一只与众不同的花篮，以白色的玫瑰和百合为主，以莲蓬、枯枝为辅，花枝旁逸斜出，审美十分独到。

挽条上也没有挽辞，只有一个与其人同样秀逸清雅的落款：

卫苒。

心头的猜测被多印证了几分，我盯着这两个大字发愣，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我：“骆优，你从英国回来了？”

我循声回头，见是一个也来吊唁的三代，正亮着一双眼睛朝我迎过来。我很快反应过来，骆家人原来对外放风我是去英国了。

“骆少，有阵子没见你了！你去哪儿了？”又一个纨绔跟着一道过来了，我与他们都谈不上相熟，相识而已。

“原本是打算去英国读书的，但在利物浦、曼彻斯特都住了一阵子后突然发现，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又决定到世界各地旅游去了。”我与在场的这些二代三代们一一寒暄，又堆了一脸惯常的得体的笑。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我这一年的遭遇，但既然他们都没主动触碰这段伤痛的纽结，我也可以权当它从未发生过。

“还回明珠台吗？”其中一个问我。

“不回了。”

“那太可惜了，你离开以后，明珠台的节目都没法看了，都跟上政法课似的——”

“明珠台”三个字还是扎疼我了，我不愿再与他们就这话题应付下去，遂一一道“失陪”告别，往吊唁厅里头去了。

骆家人到了不少。

我的大舅妈叫薛红羽，也是与骆家实力相当的将门之女，年轻时是个豁口爬牙的丑丫头，不爱红装爱武装，老来却挺会扮俏，天天擦胭粉梳盘发，笑起来牙都不肯多露一颗，那么矜重，那么优雅。她与我大舅膝下只有骆子诚一个孩子，但骆子诚这会儿多半还躺在病床上，肯定是没法儿露面的。

于是，二表哥骆翟便赫然有了骆家的长孙风范，不管是发讣告、选墓地，还是准备祭品、安排酒席，我大舅的一切后事都由他料理得条理井井。这会儿他穿着丧服，系着白布，垂目立在吊唁厅内侧的门前，朝每一个前来的宾客鞠躬答礼；小舅舅的女儿骆芷雯也来了，陪着大舅妈站在一起，两个女人同样穿黑衣，戴白花，哭哭啼啼，肝肠寸断。但与其他亲眷那种拼了命似的哭法不同，骆芷雯哭也哭得很秀气，泪流归流，但她不时用手指点一点眼角，捋一捋睫毛，就怕妆花了。

我在这群骆家人里梭巡半晌，发觉我妈没有现身这场追悼会，顿感十分失望。这是一个冒失的决定，我更该跟她约好了再一起出席。

“小优，你来了？”骆翟擦擦红通通的眼睛迎上来，见我两手空空，又瞪目嗔怪道，“你怎么空手来了？”

我“哦”了一声，环顾四周，抬手就从别人的花篮上折下了一枝白玫瑰。见我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骆翟无可奈何地撇撇嘴，又领着我去瞻仰我大舅的仪容。

手持那支白玫瑰，我走到大厅中央的灵柩前，停下献了花，姿态草率地像卖菜的撂下一把葱，又朝里头瞟了一眼——

我很少能像现在这样俯视这个男人，毕竟骆家的男人在我面前永远都是趾高气扬的。棺材里，骆其钧原先一张儒雅方正的面孔完全脱了形，几层厚粉都盖不住那股灰败的死气，他的头顶也光了一片，上头几缕滑稽又顽强的毛发，像一块荒地上的几株残苗。

事实证明，与骆家人化解矛盾的念头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

薛红羽原先已经哭得死去活来，一见我现身在她老公的棺材前，立马又来了精神。她戗着人群，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我的面前，扬手就甩了我一记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