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下。”珍妮站起来，和大卫比了个手势，走出奶茶店。

她快步走到商场内的转角处，向后靠去，全身重量卸在墙上，心想，多嘴的莎莎。

她在脑子里组织好语言，用尽量平淡的语气对电话说：“噢，想等回家的时候跟你们说。”

还没开始解释，母亲抢过话头，声音出奇温柔：“别难过，本来你爸和我也觉得不是太合适。”

珍妮刚有点感动，却听到母亲一声叹气，语气介于哀怨与愤怒之间：“哎，只可惜时间被他浪费了。”

珍妮没说话。

母亲那边停顿了一会儿：“妈妈有个老顾客，她儿子也是海归，刚从美国回来，在上海当大学老师，三十三岁，条件很好……要不要，见一见？”

原来是为了这个。

母亲音调一转，语气高亢起来：“年纪不小了，接下来可要看准、抓紧。”

珍妮在电话这头无声地笑，母亲一分钟内几句话就把起承转合演了个全套，开理发店真是屈才，应当去指导现实主义戏剧。

珍妮听明白母亲的意思，女儿眼看就要三十岁，在安市，一个女的三十岁还不结婚，是要拖累全家被人说闲话的。

她突然想起以前陪母亲逛菜市场。安市靠海、盛产海鲜，早市运到的新鲜黄鱼，下午八折，傍晚一过六点便打对折只求脱手。珍妮知道，她在母亲眼里已是案板上一条逐渐失去鲜嫩血色的老鱼，必须争分夺秒，再不卖出去就要接受被剖开肚子晒成鱼干的悲惨命运。

电话里母亲急迫的语气只差拿大喇叭上街叫卖：有女一枚，温婉秀丽，清仓甩卖，待价而沽！

回到奶茶店，大卫背靠座位、翘着二郎腿，一派悠闲模样：“电话讲这么久，新男友？”